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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光水色叠楼台,细柳成丝菡萏开;
空有前朝残景在,风流散尽剩余哀。
天外狼烟久未消,僧王马队已多骄;
名园失落伤心事,欲寄清吟旧梦飘。
南疆痛史话从头,碧海鲸波震九州;
漫道圆明劫后火,且凭记忆写琼楼。
——汪荣祖《追寻失落的圆明园》书成三题
天下国家与皇家园林
古代中国将国家叫天下,皇帝执政叫坐江山。皇帝坐江山,不仅是威仪森严地坐在都城的皇宫里,为了显示皇上和天下的关系,还要经常到各地巡视,体察民情,巡幸山水,甚至还要在京城以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等弄出一个象征性的天下世界。在皇家居住的地方,也要以园林的方式浓缩山水的精华,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中国传统的绘画主要是山水画,因此,中国的文化精神曾经被概括为山水文化。这种文化在其最精致的时候成为了皇家或士大夫园林中的盆景:假山、池水、闲云、楼台亭阁——一个缩微的天下被置诸达官贵人的掌股与把玩之中。其实这样一种文化心理及皇家或私家园林在中国的历史极其悠久,但是以有清一代最为登峰造极。不仅在紫禁城中有御花园,在其他地方也大修离官别苑,其中尤以圆明三园最为奢华,而其命运遭际也最令后世中国人心痛不已。
1644年,在吴三桂的引领下,清兵入关,撵走了取代明朝、仅仅做了42天大顺皇帝的农民军领袖李自成,进占北京。尽管李白成撤出北京时为了发泄心中的恼恨将紫禁城付之一炬,但在多尔衮的摄政下,顺治皇帝当年就从沈阳故宫搬进了残破的北京故宫,又花费14年的时间将其大致修复,一如明时旧制,成为清朝的皇宫。中国历史大致每二、三百年一改朝换代,为显示皇权正统,风水流转,德治转移,对于前朝庙堂无不犁庭扫穴,损毁殆尽,而在封建王朝的顶峰时期,作为满人的清廷却愿意保存并继承汉族明朝的旧制,是殊为难得的。这一举措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集中国数千年建筑技艺与成就之大成、存世已590年的辉煌宏大的皇宫建筑群。
其实清朝皇上的居住与生活比任何一个朝代都更加风光,也相对开放和包容。他们尽管没有毁坏和超越明故宫的旧制,但是作为入主中原王朝的塞外民族,他们更怀念草原,喜欢避暑,纵情山水,因此他们放弃了秦始皇以来时修时废的长城营造工程,而是以更大的规模大修离宫别苑和皇家园林,为了在避暑的同时达到笼络其他少数民族、练兵修武和巡行东北老家,亲近草原,保持八旗子弟戎马烈性等目的,他们特别在农牧交汇的承德建设了避暑山庄和外八庙,俨然是帝国的夏都。这些离宫往往在一园之中将宫室庭院、江南风光以及草原、山地、湖泊、平原等融汇一起。针对避暑山庄在清朝政治、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学者余秋雨曾经感慨,从避暑山庄可以看到清朝这个王朝的背影。
有清一代的文化包容性也相当有胸襟。尽管在建朝初期曾经发生过嘉定屠城、留发留人的争论与血腥,但是清朝前半期的几位领袖和皇帝几乎都是非常杰出的政治家,他们相对开放地对待华夏的文化传统,开明地对待汉族的知识分子,不仅完整地继承了明朝的皇宫及朱家皇帝留下的物质性遗产,大概也是唯一一个没有大肆进行焚烧重建的王朝。王朝安定下来后,乾嘉学派即以音韵、文字、训诂之学,对经史子集等典籍进行校勘、辑佚、辨伪,并留意金石、地理、天文、历法、数学、典章制度的考究,取得了超迈前代的成就,这是中国历史上对传统文化进行的最系统的整理。乾隆时期还组织浩大人力纂修了世界上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并缮写七部分别藏于北京内廷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沈阳故宫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以及民间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杭州西湖圣因寺文澜阁。这几乎可以称为是现代科技与印刷、信息技术诞生之前最宏伟的文化壮举。
乾隆皇帝曾六次南巡江浙,也曾多次西巡五台,东巡岱岳,游热河、盛京(即满族的沈阳老家)和盘山等地,大概是中国历史上下江南、阅山河最多的一位皇帝,其所见所闻在避暑山庄、圆明园等园林构造中也有体现。早期的几位皇帝也还有开疆拓土的雄心,对分裂祖国的活动坚决予以痛击。因此,清朝疆域广阔,除了松散短命的元朝之外,中国历史上的版图也以清代最大。
从中国自身的历史来看,清朝的前半期实际上完全是一种风火向上的氛围。这个源自东北的马背上的皇族,与中原稳定的农业社会传统的有机结合,显示出空前的生机。因此,从各个方面看,康乾盛世应该是中国封建时代的顶峰。
但是,清朝同样没有逃脱中国历史的兴旺律。尽管骑马民族的血性、辽阔的草原赋予了他们更多的开放与宽容精神,但是他们在继承明朝的宫城、旧制与其他遗产的同时,也同样继承了中国文化与社会数千年间所形成的惯性和结构性矛盾,它们也同样是其兴也忽,其衰也速。到了清朝的后半段,不仅国内冲突加剧,与西方文明也发生了直接的冲突,更从民族历史与文化角度为后世留下了更多哀叹和惋惜。
从15世纪起,在西方诸航海贸易国的推动下,世界逐步进入全球化的新时代。而此前与此后,对富庶的东方的向往,向东、向东一直是西方贸易中一个突出的主题。蒙元时期的马可波罗已经开了先河,他的一本游记,勾起了西方社会各阶层对一个充满丝绸、瓷器等奇珍异宝的国度的向往,到明朝晚期时,渐渐脱离阿拉伯等中间商的与东方的贸易体系已经形成规模,更有不少传教士直接来到中国,追寻这些奇珍异宝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天主及其教义,带来西学以及西方的文化与科技,更重要的是,他们反馈的信息在西方营造起对东方的富贵与文明的梦幻般渴望。到英帝国崛起时,试图建立新的贸易体系和世界格局,以一种全新的、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架势开始了对东方的探索、征服和掠夺,包括试探性地通商遣使,军舰和大炮叩门,最后是瓜分和殖民。
从此,天朝上邦开始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两个文明的顶峰对决
对于19世纪前后古老中国屡受欺凌的痛心历史,已经有人正确地指出,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所遇到的西方拥有坚船利炮并侵略成性,落后就要挨打,所以中国必然败北。
这话有道理,但并不是全部的道理。
19世纪的中国,无论从自身的历史还是绝对的国力来看,都不能说是弱小,甚至可以说很强大。美国著名学者保罗-肯尼迪等曾经对1870年时几个影响东西方关系的关键性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即GDP)进行过估算,按其所占世界份额的比例排队,中国是17.3%,日本是2.3%,英国是9.1%,美国仅为0.9%。他们按照同样的方式估算,中国份额在最高时达曾经到全世界的30%-40%。从对于国力至关重要的占世界制造业产量的相对份额来看,1860年时中国仍然是与英国相当的,两国分别占19.7%和19.9%,远高于美国(7.2%)和日本(2.6%),直 到1880年时,英国制造业总份额才将中国甩在了后面。
但是,当时中国的这种GDP是没落的GDP,吃饭的GDP,仅仅勉强维持生存的GDP。从清朝乾隆年间起,中国人口突破三亿大关,占当时世界人口三分之一强,因此GDP也占世界三分之一左右,正好达到人均的平均数。作为遥遥领先的人口大国,维持如此的GDP水平,在当时世界上从某种角度称为全方位的第一大国也不为过。但是,如果从平均的角度看,中国的人均GDP从工业革命起其实一直是在下降的,而且像煤炭、钢铁、机械等代表当时先进生产力水平的,则根本无法可比。
从对决定战争胜负极其重要的军事力量方面看,中国从某些方面看也是名副其实的大国。1890年时,英国、美国、日本的兵员总数分别为42万、3.9万、8.4万,而中国兵员则长期维持在百万左右。大家认为关键是中国的武器很落后,其实也不尽然。当时才从冷兵器时代全面进入火器时代不久,中国是火药的发明者,在战场上也早有应用,但主要则是用于焰火、鞭炮等娱乐与节庆之中。只要农民没有揭竿而起,皇帝高枕无忧,就没有人愿意打破这稳定和平衡。而且西方最初谋求与中国接触时,向皇帝和天朝奉送的礼物中不仅有通天气表(温度计)、千里眼(望远镜)等最新科技产品,也包括有当时西方最先进的火炮等武器。但是,皇帝们虽然很喜欢来自西方器物和玩意儿,并将它们作为在圆明园和故宫等住所的陈列品,但是也仅仅是将它们当做个人的玩物而已,压根儿就没有想让其他人分享和把它们派上用场的意思。据说英法联军抢劫圆明园时还看到早期传教士和它们的使臣送给皇帝们作为礼品的这些东西。联军的随军牧师麦基曾记载:“在金库旁边,有一座较大的库房,里面放着马车和大量的器物,这些器物都是成套的,几乎不是镀金,就是镀银,非常精美。蒙托邦将军一眼看出,这是一个车马库,存放的都是欧洲货,有豪华大马车,还有英国伍尔维奇皇家军事学院制造的杀伤力极高、制作精致的榴弹炮以及炮弹、炮架和牵引马车等全套装备。令众人惊讶的是,这些进献之物,竟然全都原封未动,丝毫没有碰过的,上面落满了灰尘。”英军趁机又把它们运回伦敦,安放在大英博物馆里。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一些有识之士痛定思痛,下决心搞洋务运动,到1880年代,经过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的苦心经营,中国海军战舰吨位曾达到7.8万吨,虽落后于英国的89万吨、美国的12万吨,但仍领先于日本的4.4万吨。虽然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不能与英国等西方列强相比,但通过进口和自制,也拥有不少先进的武器,总体上是领先于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的。
但是,正如历史上弱国不一定总打败仗,强国也不一定总打胜仗。中国的失败完全是综合国力的问题,是历史的大趋势所致,其中体制和文化的问题至关重要。武器的背后是操控武器的人,是他们的欲望、目的、观念信仰以及组织方式,等等。
新航线开辟之后中国所遭遇的这些新兴国家力量已经不再是两千年来帝国在陆上所面对的游牧民族或者蛮夷的周期性骚扰,而是一种经过了工业革命,整合农业、游牧和航海贸易文明成就之后的强大的新型文明。他们不再是简单地抢夺地盘或者发泄文化与民族仇恨,而是拥有理性与科技,充分动员和组织起来,瞄着资源、市场甚至是劳动力,欲以一种新的方式要将整个世界都聚敛进他们的财富机器。当他们来到中国时,已经在世界各地攻城掠地——黑非洲被征服了,新大陆被殖民了,伊斯兰陷落了,印度被占领了,日本转变了,连大洋之中大大小小的岛屿也已经尽数被这个文明据为己有。现在,他们气势如虹,面对只剩下的东方这个大堡垒。更重要的是,它们不仅不是天朝天下国家世界格局中需要用财富安抚的蛮夷,而是迷信拳头、刀剑与炮火等科技的力量,信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渴望征服自然与异己。
因此,中西方之间在19世纪的较量可以称为是两个文明的顶峰对决,它将深深地影响各自乃至整个世界今后的走向。同时,它也是新兴的精锐力量与一个庞然大物的空架子的对决。后者的架子初一接触可以很吓人,但是倒下来时也有摧枯拉朽之势。
当时的中国虽然貌似强大,甚至也有表示强大的所有东西——有引起西方社会各阶层觊觎的茶叶、丝绸、瓷器等贵重贸易品;有强大的可以远洋的船队;有勤劳的人民和庞大的人口;有持续了数千年的文明和文化传统;有稳定的儒家的天地君亲师的差序格局的超级社会组织。但是,在这一切的背后,却是一个凝固了差不多两千余年的文化灵魂——皇帝视天下为己物,臣民视世道如轮回,大家都渴望升平、稳定,缺乏适应现实、开疆拓土、强国富民的愿望。因此,郑和的船队在海上正像中国的军队在路上一样,主要是炫耀天朝的威仪,是国泰民安时期的出游,当国内形势和皇家的命运或需要发生变化时,自然也就偃旗息鼓了。尤其是,一旦面对内忧或者外患,除了对威权习惯性的恐惧或者忠贞,以及传统的道德与价值约束,中国社会往往缺乏能够兼顾两者的共同利益凝聚力和同仇敌忾的应对机制。虽然每当国家危亡时也不乏林则徐、关天培、邓世昌那样的热血英雄,但同样有对上阿谀献媚对英雄则背后施放冷箭的异己分子,更多的则是在圆明园趁火打劫、筛土三遍捡拾遗宝的苟且偷生的麻木群氓。真是如元代诗人张养浩在《潼关怀古》的总结:“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有学者认为,鲁迅先生的小说《药》中描写的革命者被砍头却用烈士鲜血蘸馒头医治自己儿子痨病的华老栓,不仅是一个文化的象征,更具有文化传统上的普遍性。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廷并没有汲取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教训,仍然是战和不定,稍有胜利即再次将英人视同英夷,一有失利即迁使求和,“总须以抚局为要”,以免“兵连祸结,迄无了期”。第二次谈判破裂时,仍以不肯行三跪九叩大礼为名掳去联军前来洽谈停火的谈判代表巴夏礼等39人。
在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即将火烧圆明园这个特殊的时刻,皇帝首先跑掉了,只留下恭亲王作为全权代表处理后事。曾格林沁的部队做了尽可能甚至是颇具悲壮意味的抵抗,但却于事无补,并徒然增加一些炮灰,大多数普通的百姓则仍做麻木观望状。与此同时,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正在南中国闹着天翻地覆的革命,也吸引着不少人的注意并消耗着大量的清兵。当然,因为洪秀全在天主信仰和洋务问题上的出尔反尔,结果反而引起洋人帮助清政府剿匪。
无论是紫禁城中的皇帝还是天国的洪秀全,所希望的只是皇权永固,代代传承,西人的双边贸易只能是一厢情愿,根本不为所动。明朝后期就已经干脆地实施闭关锁国的政策,清朝更加变本加厉,更下令除广州一地外,停止所有港口的对外贸易。1792年英政 府派出以马戛尔尼勋爵为首、由数百余人组成的庞大使团前往中国,借向乾隆皇帝祝寿的机会向清政府正式提出以下通商要求:(1)英国在北京开设使馆;(2)允许英商在舟山、宁波、天津等处贸易;(3)允许英商在北京设一货栈;(4)请于舟山附近指定一个未经设防的小岛供英商居住使用;(5)请于广州附近,准许英产同获得上述同样权利;(6)由澳门运往广州的英国货物请予免税或减税;(7)请公开中国海关税则;乾隆皇帝则坚决地拒绝了马戛尔尼使团的全部要求。原因除了我天朝上国“物产丰盈,无所不有,远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之外,还因为这个外夷竟然不肯按照天朝三跪九叩的大礼拜见大清皇上。
马戛尔尼离开北京时,心中异常气愤。他回忆到:“我们像要饭的一样进入北京,像囚犯一样被监禁在那里,而离开时简直像是盗贼。”此后,英国等仍有过几次遣使谋求通商的尝试,均被坚决拒绝。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道光皇帝还曾气冲冲地将英国使节麦都思驱逐出境。第二次鸦片战争初期面对带着坚船利炮来的英使巴夏礼,清政府仍然坚持三跪九叩的大礼,双方争执不下,清政府一怒之下即扣押了巴夏礼等谈判代表一行39人,在圆明园里收监做为人质,并将其中27人虐待致死。这也是后来导致火烧圆明园的原因之一。
因此,十九世纪前后中西之间的接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明体系的对话,双方都想把对方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中,像打着哑语,南辕北辙。中国是你肯不肯行不行三跪九叩的大礼,西方是你开不开通商的大门并接受他们的贸易条件。
但是,碰了一鼻子灰尘的马戛尔尼对中国从满腔的热情转到极端的蔑视,并从皇帝与官员之高傲背后老百姓的贫穷麻木看出了清朝的外强中干,读出了“盛世”背后的败亡之兆。他做了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
1840年,马戛尔尼的预言得以应验!但是丧权辱国并没有使天朝上国因此而惊醒。1860年再次得到应验时,联军直接兵临北京,刀剑直接悬在了皇帝与权贵的头上,则无论是皇帝还是百官都被吓破了胆。这正是埃尔金所希望的,因为,他不仅要打开帝国的大门,而且要让你从内心里没有违拗,哪怕是害怕,哆哆嗦嗦地开门迎客,他要的是可以放心地进来和进门之后的横行无阻。
为了制造更恐惧的威吓,他们炮制了火烧圆明园的惨剧。
万园之园罹劫
圆明园在临火之前,首先受到疯狂的劫掠。抢劫的盛宴、文明被践踏的惨景及其在有识之士心头引发的创痛在很多记录和图书中都有描写。不管是英国人埋怨法国人首先开抢,还是法国人将罪名推到联军中的非洲兵、锡克兵、阿富汗人、印度人乃至中国苦力等替罪羊身上,按照法国人图洛奇的回忆,当时感觉好像就是“一个男孩突然被告知可以在糕点店拿走任何他喜欢的点心。”英军副官弗雷德里克·斯蒂文森在写给他哥哥的信中说:“接受拜谒的厅堂……特别是皇帝的卧室,放满了你能想象到的最漂亮的小装饰品。真高兴,就像免费在白金汉宫乱逛,可以拿走任何你想要的一切……偌大的仓库里,满是镶有白鼬和紫貂等昂贵皮草的锦绣长袍,士兵们从架子上将它们无情地扯下来,那些不入眼的就扔在一边,踩在脚下。还有很多储物间堆满了扇子、官帽和各种式样的衣服,其他的一些房间仍然是堆到天花板的丝绸,都绣有花,数量不可胜数……这些要么被抢走了,要么被扯成了碎片,真是遍地皮袍、玉饰、瓷器、蜜饯和美丽的树雕”。
国人多信从强盗以火烧掩盖抢劫的罪名,其实并不是事情全部的真相。
在殖民扩张的战争中,抢夺战利品并让战败者赔款是西方列强一贯的做派。远征一胜利一荣耀一发财是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内在逻辑。而英国人则将其做到了极致。他们尽管稍晚加入对圆明园的抢劫,但是却让官兵将抢劫所得悉数上交,挑出留给女王陛下的礼品之后举行公开的拍卖,然后将拍卖所得作为奖金奖给不同军级的官兵。这样,不仅将中国皇帝的财宝变成了英军官兵的财富,而且将强盗行为转化为英国道德与法律的勇敢的果报行为。
尤其是,在占领北京后,英国全权公使和联军最高统帅埃尔金就一直在琢磨如何向那个曾经“羞辱”过一代又一代英国使臣、而今又公然下令扣押和虐待联军使节与战俘并将其中的27人处死的中国皇帝行使最直接的报复,以达到羞辱皇帝、威吓人民的目的。在埃尔金看来,皇帝是帝国的象征,只有征服了神圣的皇帝,才标志着征服了庞大的帝国。现在,皇帝已经逃跑了,士兵溃散了,百官吓破了胆,人民在麻木地观望,整个北京都是刀下之俎,可以任意宰割。埃尔金一直在掂量着到底毁坏点什么教训才足够深刻,他希望这捅下去的一刀一定要造成心理上的毁灭性打击,要让皇帝所代表的中国感到足够的痛和怕——他们不仅要战胜中国,要瓜分足够的战利品,更要获得市场,让中国驯服地进入他们安排的世界体系。
紫禁城本来也曾经是考虑的对象,但是,最后他选择了圆明园。
报复行动的前几天,埃尔金命令在北京全城张贴公告,宣示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目的:“任何人——哪怕地位再高——犯下欺诈和暴行以后,都不能逃脱责任和惩罚;圆明园将于(1860年10月)18日被烧毁,作为对中国皇帝背信弃义的惩罚;只有清帝国政府应该对此负责,与暴行无关的百姓不必担心受到伤害。”
显然,埃尔金希望通过烧毁圆明园传递这样一个信息:联军是道德、秩序和法律的代表;应该为逮捕公使和劣待俘虏等暴行负责的是中国皇帝和他的走卒,而不是中国老百姓。埃尔金希望以此显示自己的公正,他得意忘形地宣称:“此举将使中国与欧洲惕然震惊,其效远非万里之外之人所能想象者”。
埃尔金为什么要选择圆明园?圆明园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园子?除了前边的介绍,这里还要再次说到皇帝,还有乾隆皇帝接见马戛尔尼的避暑山庄。这时皇帝已经逃到避暑山庄了,圆明园不仅同样是皇家园林,而且马戛尔尼也是在这里出发去避暑山庄碰了一鼻子灰。埃尔金不可能追到避暑山庄去,而圆明园就在眼前,它不仅和避暑山庄性质类似,其辉煌程度有过之无不及,而且正是审讯关押和虐待联军使节和战俘的地方。
圆明园作为清朝皇家园林的杰出代表,号称万园之园。它由圆明园、长春园、万春园三园组成,建筑面积逾16万平方米,有园林风景百余处,是清朝前期几代帝王在150余年间不断营构的结果。它最初是康熙皇帝赐给皇四子饲囟(即后来的雍正皇帝)的花园,18世纪初的康熙年间已初具规模。据记载,“圆明园”的名字其实就是由康熙皇帝命名的。雍正皇帝即位后,大肆拓展原赐园,将其作为帝国正式的离宫。他在园子西北堆起象征昆仑的假山,在东部挖出象征东海的湖泊,并在湖中建起传说住有神仙的蓬莱三 岛。围绕另一个形状和大清帝国版图相像的人工湖的南北,兴建了皇帝办公与居住的宫殿,皇帝与后妃们的住所被湖中象征天下九洲的九个岛屿环抱,起名叫九洲清宴,每天晚上,雍正就在这天下太平的祈愿中进入梦乡。
对圆明园的定名,雍正皇帝曾有解释,他说“圆明”二字的含义是:“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意思是说,“圆”是指个人品德圆满无缺,超越常人;“明”是指政治业绩明光普照,完美明智。因此,圆明园正代表了大清皇帝天下国家与明君贤相的理想统治标准。
康熙、雍正、乾隆几朝皇帝在位时,可以说对圆明园是岁岁营构,日日修华,挖湖叠山,浚水移石。在平地上人工开凿大小水面,由回环萦流的河道串联为一个完整的河湖水系。又堆筑大大小小的土山250座,与水系相结合,水随山转,山因水活,构成了山重水复、层层叠叠的园林空间。又在各风景处精制园林建筑,广植天下名木异卉。这样,完全以人工劳动叠山理水,以断续的山丘、曲折的水面及亭台、曲廊、洲岛、桥堤等,将广阔的五千余亩的空间分割成百余处山水环抱、意趣各不相同的风景群。园内水面约占三园总面积的十分之四,山起西北,水流东南,使整个园林宛如天下之缩影。
特别是,圆明园大量仿建了全国各地尤其是江南的许多名园胜景。乾隆皇帝巡游各地时,每至一地,凡所中意的名山胜水、名园胜景,就让随行画师摹绘成图,回京后在园内仿建。据不完全统计,圆明园的园林风景,有直接摹本的不下四五十处。杭州西湖十景,连名称也一字不改地在园内全部仿建。除具有中国风格的庭院外,还在西方传教士郎世宁等的帮助下在长春园北部建设了一区欧式园林建筑群,俗称“西洋楼”,由谐奇趣、线法桥、万花阵、养雀笼、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大水法、观水法、线法山和线法墙等十余个建筑和庭园组成。西洋楼的主体是人工喷泉,时称“水法”,它们数量多、气势大、构思奇恃,主要形成谐奇趣、海晏堂和大水法三处大型喷泉群。近年被高价从境外竞拍回归、媒体吵得沸沸扬扬的几个十二生肖铜兽首,就是当时部分喷泉的喷水头。因此,圆明园被誉为“万园之园”,内集国内外名胜,收藏着难以计数的艺术珍品和图书文物,以满足清帝多方面的享受和乐趣。
晚期的清朝皇帝们已不像其祖宗那样常下江南或者到承德的山庄中避暑,因此,北京的园林便愈显重要,成为不出京城就可以消夏纳凉的好去处,皇帝在此居住办公的时间甚至比故宫还要长,为此他们不惜动用巨额国费不断进行增修与维护。嘉庆朝曾对绮春园进行修缮和拓建,使之成为主要园居场所之一。道光朝时,虽国事日衰,财力不足,但宁撤万寿、香山、玉泉“三山”的陈设,罢热河避暑与木兰秋弥,仍不放弃对圆明三园的维护、改建和装饰。
今天,避暑山庄和慈禧太后在同时被联军焚毁的清漪园废墟上重修的颐和园已经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号称万园之园的鼎盛时期的圆明园当然够得上是世界性的文化遗产。曾有一位看过西洋楼西欧的传教士说:圆明园者,中国之凡尔赛宫。也有欧洲人感叹,将欧洲所有皇宫和园林的珍宝加在一起,也赶不上中国的一个圆明园。
但是,圆明园不仅至今没有列入世界遗产,反而在持续不断的劫难和争论中成为中国人乃至全世界有识之士心头挥之不去的伤痛。
江山破碎 文明迷失
圆明园是皇家园林,也是大清朝天下和江山的缩影。圆明园一开始就是按照这样的思路营构的。圆明园的焚毁,是埃尔金等对皇帝及其所代表的帝国的野蛮的报复,也是大清朝江山沦落的昭示,而从此开始,神州大地也真的慢慢地支离破碎了。
从两次鸦片战争起始,每一次和列强的争战,结局总是赔款割地,一再地赔款割地。皇家的江山辽阔,他们不是非常在乎,只要列强并不真的打算要他们的命,因此,他们甚至可以拿着海军的军费继续在残剩的园子里游乐。但是要命的是,整个中华在渐渐地沦入半殖民地的世界体系,剩下的领土又被瓜分为不同的势力范围,被要求按照列强希望的方式运行,封建之外又加上殖民的压迫和盘剥,双重枷锁之下愈加显得民不聊生,中国形势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
圆明园是一个象征,也是一个分界点。圆明园辉煌地存在了150多年,毫无疑问是中国园林的顶峰之作和中国文化的杰出代表;圆明园被焚毁于一瞬,然后以一个缓慢的过程在劫宝、劫木、劫石以及土劫、水劫之后漫漶成一片废墟,这个过程正好伴随着一个古老的文明体系的渐渐坍塌、解体。被焚之后的150年,圆明园在人为与自然的折磨中痛不欲生,而中国文化的灵魂与骨架也在渐渐迷失、沦落,并在与自身的疾病及西方列强的抗争中艰难地寻求解脱与自强的道路。
150年又150年,圆明园的命运就是与之同时的大约300余年的中国文化的缩影。
埃尔金烧掉了圆明园,并如愿以偿地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获得了大批的珍宝和赔款,却没有像历朝历代改朝换代那样犁庭扫穴,而是保留着清帝的皇权及完整的国家机器——在没有找到新的可以确定秩序的替代品之前,列强一直扶植着满清政府这个飘摇的政权,包括组建洋枪队帮助剿灭危害秩序的天平天国,因为他们需要市场,需要秩序,需要受盘剥的对象,他们试图摧毁的只是抵抗,是与他们不同的信仰、文化与文明,以及一种传承了数千年的生活方式。因此,他们只是在中国的要穴上狠狠地痛刺了一下,然后开始试图将其纳入符合自己意愿的新的世界体系,包括维持原有的社会秩序。
列强们的这种做法让皇帝与权贵既害怕又顺从,让先觉者既屈辱又痛苦,而更多人的心是麻木的,无所谓的。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崩溃了,持续了数千年的文化迷茫了,但是它只是一种慢性病,并没有像改朝换代那么激烈,那么迅捷,对权力、财富的分配那么立竿见影。中国只是陷入了一种慢慢堕落、腐烂的不可逆转的过程,人民受到封建和殖民的双重盘剥。
因此,面对列强在圆明园的暴行,除了零星的出于责任和义愤的抗争,更多的国人选择沉默,还有一些人甚至加入到对圆明园的损毁行列。当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疯狂地进行洗劫时,就有土匪和国人参与哄抢和打劫。英法联军选择最贵重的东西抢劫,土匪掠夺剩余的精华,小民则捡拾委弃于道途的零碎,甚至守园太监也有趁火打劫者。容易得到的值钱物品被搜罗干净了,有人又把希望寄托在散落、埋没于尘土中的细碎宝物上,他们操起扫帚和簸箕,在园中道路上飞沙扬尘翻检搜寻。当时京城流传着一句谚语:“筛土,筛土,一辈子不受苦”。
1960年火劫之后的圆明园像一个伫立风中的残烛老人,脸上流露着无奈与往昔的风华,却难以返老还童。皇帝和大臣们也的确动过修复圆明园、重进园子里享乐的念头,但无奈清政府江河日下、国力不济,只能望园兴叹,仅仅在为慈禧庆寿时靠挪用大量的海军军费修 复了园子西南同时被焚毁的清漪园——现在改名叫颐和园——有专家认为正是这挪用直接导致了中国海军从1880年代晚期开始大约10年没有更新一艘舰船,并最终导致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的彻底覆没。
1900年,八国联军再次蹂躏京城时,社会秩序大乱,趁火打劫的人已不再满足于抢劫洋人劫余的财富,他们跑到圆明园中大拆大卸,把园内火劫之余零星分散的建筑和木桥上的柱子、桩子锯断,用绳子拉倒,将园内大小树木滥伐殆尽。据记载,一时间清河镇上来自圆明园的木材堆积如山,交易繁忙,而园内则炭厂林立,剩下的树枝、树根也全被烧成木炭变卖。
民国初期走马灯一样更迭的军阀,都把圆明园当做取之不尽的高等建筑材料场,末代皇帝溥仪面对皇家家产流失,档案中曾留下了无奈的记录:“军人押车每日10余大车拉运园中太湖石。”实际上,拆卖的情况远比档案中记载的严重得多。大总统徐世昌拆走圆明园属鸣春园与镜春园的木材;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为修建其私园——达园,拆毁园中安佑官大墙及西洋楼石料;连建设燕京大学、创设中山公园这样的社会工程也到圆明园遗址拣选材料。从此,圆明园废墟凡能作建筑材料的东西,从地面的方砖、屋瓦、墙砖、石条,到地下的木钉、木桩、铜管道等全被拆除搜罗干净,变成达官贵人免费的建材,这种情况一直断断续续持续了20多年!
至此,圆明园在火劫之后又经历了木劫、石劫,院内的建筑、林木、砖石基本上荡然无存,残烛老人的骨架也倒下了,圆明园沦为彻底的废墟。
从宣统末年开始,已有守园者和当地旗人召集亲朋在园内的宫殿旧址上筑屋开田,将废墟辟为村合麦垅。到1940年以后的日寇占领时期,北京城内粮食紧张,于是大力提倡开荒,更有大批的农户陆续入园平山填湖,利用优良的水资源条件辟田种稻。这是圆明园又复经历的土劫和水劫。至此,山水的脉搏停止了跳动,圆明园这处在清初盛世历经150余年苦心经营的湖山之胜,从视觉上也变得面目全非。
唐代诗圣杜甫诗云:“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是政权更易,家国败亡,但文脉不断,国运总有重新兴盛、江山总有重新收拾的机会。而近世的中国,则是国家仍然徒有其名,但是却江山破碎,领土主权不复完整,尤其是与国家共生同命的民生、文化不断沦落。与江山破碎相伴的,是饿殍遍野,文化的孤魂野鬼在中外列强势力的追剿下拼命呐喊求索,左右突围。150年来一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求新图强的文化心路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历程:
1、最初的接触时和皇帝大人一样以天朝大国自居,认为不过是遇到了又一批蛮夷,从心底里瞧不起西洋文化,这种态度以康乾时期为典型;
2、愿意学习其长处,但主要只承认其技术领先,可以“师夷长技以制夷”,内心里并不承认中国文化的落后,这是鸦片战争之后洋务运动的典型态度;
3、甲午海战被一直落后于中国的东洋小国日本打败之后,开始意识到中国文明在制度上亦不如人,于是有仁人志士试图进行君主立宪,重塑国体,以戊戌维新运动为代表;
4、承认中国文化的落后性,主张引进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精神以救其弊,甚至主张全盘西化,对主宰中国文化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儒家文化等进行彻底清算,这种思想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之后曾一度成为主流。
但是,这些觉悟、学习、引进包括文化与社会的改良实践,似乎没有一步踩在鼓点上,都没有内外形势变化与革命的速度来的快,最后是玉石俱焚,彻底地来一个天翻地覆慨而慷,以总决算的方式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封建主义、殖民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掀翻在地,中国社会与文化重新回到百废待兴、一穷二白的素地。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的反思、批评、批判乃至扬弃尽管都是必要的,但文化的自大、自戕以及过分的麻木和矫枉过正,尤其是三座大山有意的压制、追剿及误导,使得无数生灵涂炭,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及其遗产已被糟蹋的一塌糊涂。
火烧圆明园的那场大火及其扬起的遮天蔽地的尘烟,照亮了强盗们欢欣的笑脸,同时也迷蒙了所有人的眼睛,震惊或遮蔽了人类的灵魂。火光升起的一瞬间,所有文明的成就也碎裂成片,如烟尘一般纷纷坠地,人类又回归到其最原始的野蛮与争抢之中。
记忆责任与圆明梦醒
一个被野蛮所充斥的世界,注定是一个无法整合的世界。羞辱别人者和被羞辱者、剥削别人者和被剥削者不可能按照同一逻辑永远相安无事地共处下去。不平等条约可以在刺刀的逼迫下签订,也可以在蛮力稍长的情况下被推翻。中国暂时屈服了,但是被火光与阴影扭曲的文化灵魂仍然指引着两个文明快速地沿着自己的轨道跌跌撞撞地行进着,纠缠与厮咬仍然继续着。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爆发了全面的革命,皇帝被永远地赶出了紫禁城和自家的园林,天下的性质发生了两千年未有的大变化。而资本主义的贪婪与血腥,在整个世界都被作为市场和殖民地瓜分完备之后,其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性又一再地引发惨烈的重新洗牌。一场一场革命、一次比一次残酷的战斗并没有解决马克思毕生思考的劳动价值问题,不劳而获的贪欲仍然一再地在文明社会的内部垒砌起新的阶级金字塔,直至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血流成河,资本主义内部才在原子弹爆炸新的光影下催生了较为温和的中产阶级和民主制度,其内部的矛盾与问题开始有所缓解,然而资本与自然、宗教与文明等关系仍然紧张,漫长历史上蕴蓄已久的内心的仇恨与焦灼仍然在此起彼伏地积蓄着,公平、信仰、理想以及生活方式等在不同文明分界线上引发的冲突仍然没有止息。由商贸引发的经济全球化依然到来,但是人类文化与观念上的支离破碎仍然恐慌着,人们仍然担心,有朝一日,那些非我族类会突然回归“野蛮”,因为圆明园上空升起的爆裂和扭曲的烟火一再地提醒,人类的确是会常常在一瞬间就回归野蛮的,一切文明成果顷刻之间就可以化为尘泥踩在脚下。
人类至今还没有能力建设可以容纳所有文化与文明的万园之园。
在人类历史上,伤害道德和文明是非常容易的,因为它们缺乏强制性,没有谁是它们真正的代理人,包括民族与国家,因此也没有谁能够追究对道德和文明的伤害。但是,这样的伤害也最容易制造误解和仇恨。正如上述,伤害文明的结果往往是所有的人都回归最原始的野蛮。文明一旦失落,被羞辱的一方因羞辱而丧失了尊严,羞辱别人的一方因为羞辱而回归野蛮,野蛮和没有尊严的人们会因为任何理由——生存、财富、仇恨、抽象的信念的冲突而战斗,至今,大大小小这样的战斗仍然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中。这种心灵的鸿沟与惯性可以跨越千年。
2000多年前古希腊的先哲亚里士多德就已经指出:“人由于追求至善可以成为最好的动物,但是一旦脱离了法律和正义,他就会堕落为最恶劣的动 物……一旦失去美德,人就成为最不讲道德、最为凶残的野兽。”
下令焚毁圆明园的埃尔金的父亲、第七代埃尔金男爵任驻奥斯曼帝国大使时,曾在土耳其人默许下将希腊帕特农神庙里的大理石雕塑拆掉运回苏格兰老家,被其同胞英国诗人拜伦痛斥为太无天理与可恶的文物强盗。拜伦一生崇拜希腊,并曾为希腊的自由独立而奋身战斗,故对埃尔金的所作所为痛恨之至,诅咒要让“让仇恨(永远)追索他(埃尔金)的贪念”(Mayhatepursuehissacrilegiouslust!)。半世纪后,儿子在另一个文明古国里重走父亲的老路并走得更远,更加决绝,不仅抢走圆明园里的珍贵文物,而且将抢不走的一把火烧掉。毫无疑问,第八代埃尔金男爵也已成为中国灵魂仇恨与追索的对象。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诗人们也反复不断地吟咏着这样一种情感:
“两个强盗从另一个半球坐着文明的船来
一只手抢东西,一只手放火
血盘大嘴,凛冷铁手
如一只饿狼按着圆明园的啃
原始的凶狠,原始的狰狞
穿衣服的人,活在二三百万年前的吃腥时代
兵甲,是另一种兽皮”
(引自诗人飘海《圆明园》)
这种心情与观念已经成为每一个中国中小学生的标准的心音。
2009年,蔡铭超恶意高价购买法国人拍卖的圆明园流失铜鼠首、兔首却拒绝付钱,以图羞辱法国卖主并自取其辱,2010年,中国世界纪录协会将英国、法国当选为世界最大的两个文物强盗,将英国法国火烧圆明园列入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世界最大的文物毁灭罪行。
冤冤相报何时了?难道真的是两个文明、两种文化沿着自己的路径数千年一路走来,已经没有了对话的可能?真的是文明的冲突会如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的预言而不幸成为现实和人类未来的命运?当然不是。人类原本就共有一个起源,只因分隔太久而形成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但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强烈的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的愿望以及技术、交通和方兴未艾的全球化,正在重新将我们拉近。特别是,文明总有强烈的自我修复、自我更新的机制。类似火烧圆明园那样的一瞬间的野蛮可以让人类回归原地,但是也是彻底地将文明的衣服相互脱给对方看——这会使人类有机会认清自己在极端的情况下可能有多么丑陋和可恶,会帮助文明克服自身的弊病与弱点。
圆明园被英法联军一把火烧掉了,被中国自己的无知的犯罪一木一石地拆掉了,被风霜雨雪残蚀了,但是在中国乃至世界一切正义人民的心中,圆明园却从来没有倒掉。多少人一直在梦中刻画并重温着它当年的辉煌与美妙。然而,圆明园更是一种挥之不去的痛,它时时碰触人类的记忆,构成一个永恒的文明对话、砥砺、探讨的话题。
针对法国历史学家兼记者伯纳·布立赛(BernardBrizay)撰写的《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法国前总统德斯坦曾经说:“在法国,我们有我们所著称的‘记忆责任’。这意味着必须承认和不忘记过去的罪行,不论它们是他人还是自己所犯的。”圆明园以及1860年10月18日,就是这样一个对所有法国人、英国人、中国人还有其他的人而言都有着“记忆责任”的地点和时间,它应该如绞索一般追逐人类的记忆与梦想。面对圆明园的废墟,我们必须抑制单纯的感情冲动,抑制重现辉煌的善良愿望,不断强化理性的历史记忆与反思的责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只有被记忆才能被反思,只有被反思才能确保梦想立足于理性的地基上。
新中国成立后,不少人为此做出了努力,但也引起无数的争议。
解放初期,人民政府就将圆明园遗址列为公园用地和文物保护单位,开始征收园内旱地进行绿化;1976年文革结束后又正式成立圆明园管理处,加快园区的遗址保护和园林绿化工作,并对西洋楼地区进行局部清理和整理,在遗址东半部进行园林道路和服务设施建设,吸引游客来园参观凭吊;1977年,将弃置在北京大学朗润园的观水法上的五块石雕围屏和两个汉白玉石鼎运回圆明园;1979年,将圆明园遗址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并在园中开设园史展览馆;1980年,包括国家副主席宋庆龄等上千名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联名发出“保护、整修及利用圆明园遗址倡议”,呼吁将圆明园确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83年,国务院批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明确把圆明园规划为遗址公园。北京市政府拨出专款,修复了长春园的东北南三面2300米虎皮石围墙;1984年,“中国圆明园学会”成立。圆明园管理处与海淀乡园内农民联合,采取民办公助形式,依靠社会力量,共同开发建设遗址公园,以挖湖补山的方式整修福海和绮春园山形水系,修复福海中心蓬岛瑶台东岛的“瀛海仙山”亭和西岛庭院、绮春园的新宫门,以及西洋楼的欧式迷宫(万花阵);1986年,北京市政府成立“圆明园遗址公园建设委员会”;1988年,圆明园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公园正式也向社会售票开放。
在国家规划与政策中,圆明园作为遗址公园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定位是明确的,它应该向公众开放,任人凭吊。但是,这个遗址应该是哪个时期的遗址?雍正和乾隆盛世的?仰或是火劫乃至木劫、石劫、土劫、水劫之后的?进入新世纪,随着国力渐强,修复圆明园的呼声日渐高涨。甚至有企业家宣布要在浙江横店按照原样重建一个最辉煌的圆明园,并有人投入巨资回购流失海外的圆明园文物,圆明园管理处也启动了“寻找圆明园流失海外文物系列活动”,派员赴海外访求圆明园流失文物。在这种背景下,民族主义情绪渐渐高涨,发生了蔡铭超诈买圆明园流失铜兽首的历史性闹剧。
其实,遗址公园的遗址是历史地形成的。就遗址的保护与展示来说,应该尊重的是整个的历史过程。作为遗产行业权威的指导性文件《威尼斯宪章》强调古迹遗址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强调要尊重形成遗址的原初状态及历史性贡献。因此,圆明园遗址的原状应该是其作为历史结果的原状,不仅应该可以让人想象其鼎盛时期的样貌,更应该反映其遭受毁坏的过程。因此,对于圆明园,无论是复原也罢,任其荒芜甚至隐形匿迹也罢,都不是对待历史的科学的态度。
因此,圆明园遗址应该保护而不是重建,对局部的展示性复原也应该强调历史的真实性与科学性;圆明园也买不回来,再多的金钱都无法换成历史的过程与记忆。圆明园随火光扬起的灰尘与飘逝的碎片,应该凝固成一尊永恒的反文明的雕塑,应该像钉子一样钉在人类的记忆深处。这些文明的碎片、文化的碎片可以用想象来拼接,但是绝对不可以复原,更不能再用蛮力和金钱去干扰,因为它们只应该成为人们历史记忆的物证与校准。
对于圆明园遗址,应该让历史就那么残酷地裸露着,剔除一切虚假的装饰和想像,凝固于脱光的那一刻,任凭时光和风雨的洗礼。圆明园应该成为一种记忆,一种想像,成为人类梦想辉煌、走向辉煌的一阶踏梯,一座桥梁,一个线索——历史进步过程不能缺失这些必要的环节。
圆明园曾经是皇帝的安乐窝,曾经是额尔金等劫掠和报复的对象,曾经是无知的民族败家子的表演场,但是它不应该成为今天的民族虚荣心与财富炫耀场。我们的记忆和思绪需要在废墟与辉煌之间来来回回地穿梭,在不同时期的这个万园之园上空逡巡。
历史会教育未来,或许有朝一日,人类的心胸中就会矗立起一座新的能够容纳文化多样性的万园之园。
空有前朝残景在,风流散尽剩余哀。
天外狼烟久未消,僧王马队已多骄;
名园失落伤心事,欲寄清吟旧梦飘。
南疆痛史话从头,碧海鲸波震九州;
漫道圆明劫后火,且凭记忆写琼楼。
——汪荣祖《追寻失落的圆明园》书成三题
天下国家与皇家园林
古代中国将国家叫天下,皇帝执政叫坐江山。皇帝坐江山,不仅是威仪森严地坐在都城的皇宫里,为了显示皇上和天下的关系,还要经常到各地巡视,体察民情,巡幸山水,甚至还要在京城以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等弄出一个象征性的天下世界。在皇家居住的地方,也要以园林的方式浓缩山水的精华,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中国传统的绘画主要是山水画,因此,中国的文化精神曾经被概括为山水文化。这种文化在其最精致的时候成为了皇家或士大夫园林中的盆景:假山、池水、闲云、楼台亭阁——一个缩微的天下被置诸达官贵人的掌股与把玩之中。其实这样一种文化心理及皇家或私家园林在中国的历史极其悠久,但是以有清一代最为登峰造极。不仅在紫禁城中有御花园,在其他地方也大修离官别苑,其中尤以圆明三园最为奢华,而其命运遭际也最令后世中国人心痛不已。
1644年,在吴三桂的引领下,清兵入关,撵走了取代明朝、仅仅做了42天大顺皇帝的农民军领袖李自成,进占北京。尽管李白成撤出北京时为了发泄心中的恼恨将紫禁城付之一炬,但在多尔衮的摄政下,顺治皇帝当年就从沈阳故宫搬进了残破的北京故宫,又花费14年的时间将其大致修复,一如明时旧制,成为清朝的皇宫。中国历史大致每二、三百年一改朝换代,为显示皇权正统,风水流转,德治转移,对于前朝庙堂无不犁庭扫穴,损毁殆尽,而在封建王朝的顶峰时期,作为满人的清廷却愿意保存并继承汉族明朝的旧制,是殊为难得的。这一举措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集中国数千年建筑技艺与成就之大成、存世已590年的辉煌宏大的皇宫建筑群。
其实清朝皇上的居住与生活比任何一个朝代都更加风光,也相对开放和包容。他们尽管没有毁坏和超越明故宫的旧制,但是作为入主中原王朝的塞外民族,他们更怀念草原,喜欢避暑,纵情山水,因此他们放弃了秦始皇以来时修时废的长城营造工程,而是以更大的规模大修离宫别苑和皇家园林,为了在避暑的同时达到笼络其他少数民族、练兵修武和巡行东北老家,亲近草原,保持八旗子弟戎马烈性等目的,他们特别在农牧交汇的承德建设了避暑山庄和外八庙,俨然是帝国的夏都。这些离宫往往在一园之中将宫室庭院、江南风光以及草原、山地、湖泊、平原等融汇一起。针对避暑山庄在清朝政治、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学者余秋雨曾经感慨,从避暑山庄可以看到清朝这个王朝的背影。
有清一代的文化包容性也相当有胸襟。尽管在建朝初期曾经发生过嘉定屠城、留发留人的争论与血腥,但是清朝前半期的几位领袖和皇帝几乎都是非常杰出的政治家,他们相对开放地对待华夏的文化传统,开明地对待汉族的知识分子,不仅完整地继承了明朝的皇宫及朱家皇帝留下的物质性遗产,大概也是唯一一个没有大肆进行焚烧重建的王朝。王朝安定下来后,乾嘉学派即以音韵、文字、训诂之学,对经史子集等典籍进行校勘、辑佚、辨伪,并留意金石、地理、天文、历法、数学、典章制度的考究,取得了超迈前代的成就,这是中国历史上对传统文化进行的最系统的整理。乾隆时期还组织浩大人力纂修了世界上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并缮写七部分别藏于北京内廷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沈阳故宫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以及民间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杭州西湖圣因寺文澜阁。这几乎可以称为是现代科技与印刷、信息技术诞生之前最宏伟的文化壮举。
乾隆皇帝曾六次南巡江浙,也曾多次西巡五台,东巡岱岳,游热河、盛京(即满族的沈阳老家)和盘山等地,大概是中国历史上下江南、阅山河最多的一位皇帝,其所见所闻在避暑山庄、圆明园等园林构造中也有体现。早期的几位皇帝也还有开疆拓土的雄心,对分裂祖国的活动坚决予以痛击。因此,清朝疆域广阔,除了松散短命的元朝之外,中国历史上的版图也以清代最大。
从中国自身的历史来看,清朝的前半期实际上完全是一种风火向上的氛围。这个源自东北的马背上的皇族,与中原稳定的农业社会传统的有机结合,显示出空前的生机。因此,从各个方面看,康乾盛世应该是中国封建时代的顶峰。
但是,清朝同样没有逃脱中国历史的兴旺律。尽管骑马民族的血性、辽阔的草原赋予了他们更多的开放与宽容精神,但是他们在继承明朝的宫城、旧制与其他遗产的同时,也同样继承了中国文化与社会数千年间所形成的惯性和结构性矛盾,它们也同样是其兴也忽,其衰也速。到了清朝的后半段,不仅国内冲突加剧,与西方文明也发生了直接的冲突,更从民族历史与文化角度为后世留下了更多哀叹和惋惜。
从15世纪起,在西方诸航海贸易国的推动下,世界逐步进入全球化的新时代。而此前与此后,对富庶的东方的向往,向东、向东一直是西方贸易中一个突出的主题。蒙元时期的马可波罗已经开了先河,他的一本游记,勾起了西方社会各阶层对一个充满丝绸、瓷器等奇珍异宝的国度的向往,到明朝晚期时,渐渐脱离阿拉伯等中间商的与东方的贸易体系已经形成规模,更有不少传教士直接来到中国,追寻这些奇珍异宝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天主及其教义,带来西学以及西方的文化与科技,更重要的是,他们反馈的信息在西方营造起对东方的富贵与文明的梦幻般渴望。到英帝国崛起时,试图建立新的贸易体系和世界格局,以一种全新的、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架势开始了对东方的探索、征服和掠夺,包括试探性地通商遣使,军舰和大炮叩门,最后是瓜分和殖民。
从此,天朝上邦开始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两个文明的顶峰对决
对于19世纪前后古老中国屡受欺凌的痛心历史,已经有人正确地指出,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所遇到的西方拥有坚船利炮并侵略成性,落后就要挨打,所以中国必然败北。
这话有道理,但并不是全部的道理。
19世纪的中国,无论从自身的历史还是绝对的国力来看,都不能说是弱小,甚至可以说很强大。美国著名学者保罗-肯尼迪等曾经对1870年时几个影响东西方关系的关键性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即GDP)进行过估算,按其所占世界份额的比例排队,中国是17.3%,日本是2.3%,英国是9.1%,美国仅为0.9%。他们按照同样的方式估算,中国份额在最高时达曾经到全世界的30%-40%。从对于国力至关重要的占世界制造业产量的相对份额来看,1860年时中国仍然是与英国相当的,两国分别占19.7%和19.9%,远高于美国(7.2%)和日本(2.6%),直 到1880年时,英国制造业总份额才将中国甩在了后面。
但是,当时中国的这种GDP是没落的GDP,吃饭的GDP,仅仅勉强维持生存的GDP。从清朝乾隆年间起,中国人口突破三亿大关,占当时世界人口三分之一强,因此GDP也占世界三分之一左右,正好达到人均的平均数。作为遥遥领先的人口大国,维持如此的GDP水平,在当时世界上从某种角度称为全方位的第一大国也不为过。但是,如果从平均的角度看,中国的人均GDP从工业革命起其实一直是在下降的,而且像煤炭、钢铁、机械等代表当时先进生产力水平的,则根本无法可比。
从对决定战争胜负极其重要的军事力量方面看,中国从某些方面看也是名副其实的大国。1890年时,英国、美国、日本的兵员总数分别为42万、3.9万、8.4万,而中国兵员则长期维持在百万左右。大家认为关键是中国的武器很落后,其实也不尽然。当时才从冷兵器时代全面进入火器时代不久,中国是火药的发明者,在战场上也早有应用,但主要则是用于焰火、鞭炮等娱乐与节庆之中。只要农民没有揭竿而起,皇帝高枕无忧,就没有人愿意打破这稳定和平衡。而且西方最初谋求与中国接触时,向皇帝和天朝奉送的礼物中不仅有通天气表(温度计)、千里眼(望远镜)等最新科技产品,也包括有当时西方最先进的火炮等武器。但是,皇帝们虽然很喜欢来自西方器物和玩意儿,并将它们作为在圆明园和故宫等住所的陈列品,但是也仅仅是将它们当做个人的玩物而已,压根儿就没有想让其他人分享和把它们派上用场的意思。据说英法联军抢劫圆明园时还看到早期传教士和它们的使臣送给皇帝们作为礼品的这些东西。联军的随军牧师麦基曾记载:“在金库旁边,有一座较大的库房,里面放着马车和大量的器物,这些器物都是成套的,几乎不是镀金,就是镀银,非常精美。蒙托邦将军一眼看出,这是一个车马库,存放的都是欧洲货,有豪华大马车,还有英国伍尔维奇皇家军事学院制造的杀伤力极高、制作精致的榴弹炮以及炮弹、炮架和牵引马车等全套装备。令众人惊讶的是,这些进献之物,竟然全都原封未动,丝毫没有碰过的,上面落满了灰尘。”英军趁机又把它们运回伦敦,安放在大英博物馆里。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一些有识之士痛定思痛,下决心搞洋务运动,到1880年代,经过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的苦心经营,中国海军战舰吨位曾达到7.8万吨,虽落后于英国的89万吨、美国的12万吨,但仍领先于日本的4.4万吨。虽然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不能与英国等西方列强相比,但通过进口和自制,也拥有不少先进的武器,总体上是领先于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的。
但是,正如历史上弱国不一定总打败仗,强国也不一定总打胜仗。中国的失败完全是综合国力的问题,是历史的大趋势所致,其中体制和文化的问题至关重要。武器的背后是操控武器的人,是他们的欲望、目的、观念信仰以及组织方式,等等。
新航线开辟之后中国所遭遇的这些新兴国家力量已经不再是两千年来帝国在陆上所面对的游牧民族或者蛮夷的周期性骚扰,而是一种经过了工业革命,整合农业、游牧和航海贸易文明成就之后的强大的新型文明。他们不再是简单地抢夺地盘或者发泄文化与民族仇恨,而是拥有理性与科技,充分动员和组织起来,瞄着资源、市场甚至是劳动力,欲以一种新的方式要将整个世界都聚敛进他们的财富机器。当他们来到中国时,已经在世界各地攻城掠地——黑非洲被征服了,新大陆被殖民了,伊斯兰陷落了,印度被占领了,日本转变了,连大洋之中大大小小的岛屿也已经尽数被这个文明据为己有。现在,他们气势如虹,面对只剩下的东方这个大堡垒。更重要的是,它们不仅不是天朝天下国家世界格局中需要用财富安抚的蛮夷,而是迷信拳头、刀剑与炮火等科技的力量,信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渴望征服自然与异己。
因此,中西方之间在19世纪的较量可以称为是两个文明的顶峰对决,它将深深地影响各自乃至整个世界今后的走向。同时,它也是新兴的精锐力量与一个庞然大物的空架子的对决。后者的架子初一接触可以很吓人,但是倒下来时也有摧枯拉朽之势。
当时的中国虽然貌似强大,甚至也有表示强大的所有东西——有引起西方社会各阶层觊觎的茶叶、丝绸、瓷器等贵重贸易品;有强大的可以远洋的船队;有勤劳的人民和庞大的人口;有持续了数千年的文明和文化传统;有稳定的儒家的天地君亲师的差序格局的超级社会组织。但是,在这一切的背后,却是一个凝固了差不多两千余年的文化灵魂——皇帝视天下为己物,臣民视世道如轮回,大家都渴望升平、稳定,缺乏适应现实、开疆拓土、强国富民的愿望。因此,郑和的船队在海上正像中国的军队在路上一样,主要是炫耀天朝的威仪,是国泰民安时期的出游,当国内形势和皇家的命运或需要发生变化时,自然也就偃旗息鼓了。尤其是,一旦面对内忧或者外患,除了对威权习惯性的恐惧或者忠贞,以及传统的道德与价值约束,中国社会往往缺乏能够兼顾两者的共同利益凝聚力和同仇敌忾的应对机制。虽然每当国家危亡时也不乏林则徐、关天培、邓世昌那样的热血英雄,但同样有对上阿谀献媚对英雄则背后施放冷箭的异己分子,更多的则是在圆明园趁火打劫、筛土三遍捡拾遗宝的苟且偷生的麻木群氓。真是如元代诗人张养浩在《潼关怀古》的总结:“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有学者认为,鲁迅先生的小说《药》中描写的革命者被砍头却用烈士鲜血蘸馒头医治自己儿子痨病的华老栓,不仅是一个文化的象征,更具有文化传统上的普遍性。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廷并没有汲取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教训,仍然是战和不定,稍有胜利即再次将英人视同英夷,一有失利即迁使求和,“总须以抚局为要”,以免“兵连祸结,迄无了期”。第二次谈判破裂时,仍以不肯行三跪九叩大礼为名掳去联军前来洽谈停火的谈判代表巴夏礼等39人。
在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即将火烧圆明园这个特殊的时刻,皇帝首先跑掉了,只留下恭亲王作为全权代表处理后事。曾格林沁的部队做了尽可能甚至是颇具悲壮意味的抵抗,但却于事无补,并徒然增加一些炮灰,大多数普通的百姓则仍做麻木观望状。与此同时,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正在南中国闹着天翻地覆的革命,也吸引着不少人的注意并消耗着大量的清兵。当然,因为洪秀全在天主信仰和洋务问题上的出尔反尔,结果反而引起洋人帮助清政府剿匪。
无论是紫禁城中的皇帝还是天国的洪秀全,所希望的只是皇权永固,代代传承,西人的双边贸易只能是一厢情愿,根本不为所动。明朝后期就已经干脆地实施闭关锁国的政策,清朝更加变本加厉,更下令除广州一地外,停止所有港口的对外贸易。1792年英政 府派出以马戛尔尼勋爵为首、由数百余人组成的庞大使团前往中国,借向乾隆皇帝祝寿的机会向清政府正式提出以下通商要求:(1)英国在北京开设使馆;(2)允许英商在舟山、宁波、天津等处贸易;(3)允许英商在北京设一货栈;(4)请于舟山附近指定一个未经设防的小岛供英商居住使用;(5)请于广州附近,准许英产同获得上述同样权利;(6)由澳门运往广州的英国货物请予免税或减税;(7)请公开中国海关税则;乾隆皇帝则坚决地拒绝了马戛尔尼使团的全部要求。原因除了我天朝上国“物产丰盈,无所不有,远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之外,还因为这个外夷竟然不肯按照天朝三跪九叩的大礼拜见大清皇上。
马戛尔尼离开北京时,心中异常气愤。他回忆到:“我们像要饭的一样进入北京,像囚犯一样被监禁在那里,而离开时简直像是盗贼。”此后,英国等仍有过几次遣使谋求通商的尝试,均被坚决拒绝。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道光皇帝还曾气冲冲地将英国使节麦都思驱逐出境。第二次鸦片战争初期面对带着坚船利炮来的英使巴夏礼,清政府仍然坚持三跪九叩的大礼,双方争执不下,清政府一怒之下即扣押了巴夏礼等谈判代表一行39人,在圆明园里收监做为人质,并将其中27人虐待致死。这也是后来导致火烧圆明园的原因之一。
因此,十九世纪前后中西之间的接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明体系的对话,双方都想把对方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中,像打着哑语,南辕北辙。中国是你肯不肯行不行三跪九叩的大礼,西方是你开不开通商的大门并接受他们的贸易条件。
但是,碰了一鼻子灰尘的马戛尔尼对中国从满腔的热情转到极端的蔑视,并从皇帝与官员之高傲背后老百姓的贫穷麻木看出了清朝的外强中干,读出了“盛世”背后的败亡之兆。他做了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
1840年,马戛尔尼的预言得以应验!但是丧权辱国并没有使天朝上国因此而惊醒。1860年再次得到应验时,联军直接兵临北京,刀剑直接悬在了皇帝与权贵的头上,则无论是皇帝还是百官都被吓破了胆。这正是埃尔金所希望的,因为,他不仅要打开帝国的大门,而且要让你从内心里没有违拗,哪怕是害怕,哆哆嗦嗦地开门迎客,他要的是可以放心地进来和进门之后的横行无阻。
为了制造更恐惧的威吓,他们炮制了火烧圆明园的惨剧。
万园之园罹劫
圆明园在临火之前,首先受到疯狂的劫掠。抢劫的盛宴、文明被践踏的惨景及其在有识之士心头引发的创痛在很多记录和图书中都有描写。不管是英国人埋怨法国人首先开抢,还是法国人将罪名推到联军中的非洲兵、锡克兵、阿富汗人、印度人乃至中国苦力等替罪羊身上,按照法国人图洛奇的回忆,当时感觉好像就是“一个男孩突然被告知可以在糕点店拿走任何他喜欢的点心。”英军副官弗雷德里克·斯蒂文森在写给他哥哥的信中说:“接受拜谒的厅堂……特别是皇帝的卧室,放满了你能想象到的最漂亮的小装饰品。真高兴,就像免费在白金汉宫乱逛,可以拿走任何你想要的一切……偌大的仓库里,满是镶有白鼬和紫貂等昂贵皮草的锦绣长袍,士兵们从架子上将它们无情地扯下来,那些不入眼的就扔在一边,踩在脚下。还有很多储物间堆满了扇子、官帽和各种式样的衣服,其他的一些房间仍然是堆到天花板的丝绸,都绣有花,数量不可胜数……这些要么被抢走了,要么被扯成了碎片,真是遍地皮袍、玉饰、瓷器、蜜饯和美丽的树雕”。
国人多信从强盗以火烧掩盖抢劫的罪名,其实并不是事情全部的真相。
在殖民扩张的战争中,抢夺战利品并让战败者赔款是西方列强一贯的做派。远征一胜利一荣耀一发财是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内在逻辑。而英国人则将其做到了极致。他们尽管稍晚加入对圆明园的抢劫,但是却让官兵将抢劫所得悉数上交,挑出留给女王陛下的礼品之后举行公开的拍卖,然后将拍卖所得作为奖金奖给不同军级的官兵。这样,不仅将中国皇帝的财宝变成了英军官兵的财富,而且将强盗行为转化为英国道德与法律的勇敢的果报行为。
尤其是,在占领北京后,英国全权公使和联军最高统帅埃尔金就一直在琢磨如何向那个曾经“羞辱”过一代又一代英国使臣、而今又公然下令扣押和虐待联军使节与战俘并将其中的27人处死的中国皇帝行使最直接的报复,以达到羞辱皇帝、威吓人民的目的。在埃尔金看来,皇帝是帝国的象征,只有征服了神圣的皇帝,才标志着征服了庞大的帝国。现在,皇帝已经逃跑了,士兵溃散了,百官吓破了胆,人民在麻木地观望,整个北京都是刀下之俎,可以任意宰割。埃尔金一直在掂量着到底毁坏点什么教训才足够深刻,他希望这捅下去的一刀一定要造成心理上的毁灭性打击,要让皇帝所代表的中国感到足够的痛和怕——他们不仅要战胜中国,要瓜分足够的战利品,更要获得市场,让中国驯服地进入他们安排的世界体系。
紫禁城本来也曾经是考虑的对象,但是,最后他选择了圆明园。
报复行动的前几天,埃尔金命令在北京全城张贴公告,宣示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目的:“任何人——哪怕地位再高——犯下欺诈和暴行以后,都不能逃脱责任和惩罚;圆明园将于(1860年10月)18日被烧毁,作为对中国皇帝背信弃义的惩罚;只有清帝国政府应该对此负责,与暴行无关的百姓不必担心受到伤害。”
显然,埃尔金希望通过烧毁圆明园传递这样一个信息:联军是道德、秩序和法律的代表;应该为逮捕公使和劣待俘虏等暴行负责的是中国皇帝和他的走卒,而不是中国老百姓。埃尔金希望以此显示自己的公正,他得意忘形地宣称:“此举将使中国与欧洲惕然震惊,其效远非万里之外之人所能想象者”。
埃尔金为什么要选择圆明园?圆明园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园子?除了前边的介绍,这里还要再次说到皇帝,还有乾隆皇帝接见马戛尔尼的避暑山庄。这时皇帝已经逃到避暑山庄了,圆明园不仅同样是皇家园林,而且马戛尔尼也是在这里出发去避暑山庄碰了一鼻子灰。埃尔金不可能追到避暑山庄去,而圆明园就在眼前,它不仅和避暑山庄性质类似,其辉煌程度有过之无不及,而且正是审讯关押和虐待联军使节和战俘的地方。
圆明园作为清朝皇家园林的杰出代表,号称万园之园。它由圆明园、长春园、万春园三园组成,建筑面积逾16万平方米,有园林风景百余处,是清朝前期几代帝王在150余年间不断营构的结果。它最初是康熙皇帝赐给皇四子饲囟(即后来的雍正皇帝)的花园,18世纪初的康熙年间已初具规模。据记载,“圆明园”的名字其实就是由康熙皇帝命名的。雍正皇帝即位后,大肆拓展原赐园,将其作为帝国正式的离宫。他在园子西北堆起象征昆仑的假山,在东部挖出象征东海的湖泊,并在湖中建起传说住有神仙的蓬莱三 岛。围绕另一个形状和大清帝国版图相像的人工湖的南北,兴建了皇帝办公与居住的宫殿,皇帝与后妃们的住所被湖中象征天下九洲的九个岛屿环抱,起名叫九洲清宴,每天晚上,雍正就在这天下太平的祈愿中进入梦乡。
对圆明园的定名,雍正皇帝曾有解释,他说“圆明”二字的含义是:“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意思是说,“圆”是指个人品德圆满无缺,超越常人;“明”是指政治业绩明光普照,完美明智。因此,圆明园正代表了大清皇帝天下国家与明君贤相的理想统治标准。
康熙、雍正、乾隆几朝皇帝在位时,可以说对圆明园是岁岁营构,日日修华,挖湖叠山,浚水移石。在平地上人工开凿大小水面,由回环萦流的河道串联为一个完整的河湖水系。又堆筑大大小小的土山250座,与水系相结合,水随山转,山因水活,构成了山重水复、层层叠叠的园林空间。又在各风景处精制园林建筑,广植天下名木异卉。这样,完全以人工劳动叠山理水,以断续的山丘、曲折的水面及亭台、曲廊、洲岛、桥堤等,将广阔的五千余亩的空间分割成百余处山水环抱、意趣各不相同的风景群。园内水面约占三园总面积的十分之四,山起西北,水流东南,使整个园林宛如天下之缩影。
特别是,圆明园大量仿建了全国各地尤其是江南的许多名园胜景。乾隆皇帝巡游各地时,每至一地,凡所中意的名山胜水、名园胜景,就让随行画师摹绘成图,回京后在园内仿建。据不完全统计,圆明园的园林风景,有直接摹本的不下四五十处。杭州西湖十景,连名称也一字不改地在园内全部仿建。除具有中国风格的庭院外,还在西方传教士郎世宁等的帮助下在长春园北部建设了一区欧式园林建筑群,俗称“西洋楼”,由谐奇趣、线法桥、万花阵、养雀笼、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大水法、观水法、线法山和线法墙等十余个建筑和庭园组成。西洋楼的主体是人工喷泉,时称“水法”,它们数量多、气势大、构思奇恃,主要形成谐奇趣、海晏堂和大水法三处大型喷泉群。近年被高价从境外竞拍回归、媒体吵得沸沸扬扬的几个十二生肖铜兽首,就是当时部分喷泉的喷水头。因此,圆明园被誉为“万园之园”,内集国内外名胜,收藏着难以计数的艺术珍品和图书文物,以满足清帝多方面的享受和乐趣。
晚期的清朝皇帝们已不像其祖宗那样常下江南或者到承德的山庄中避暑,因此,北京的园林便愈显重要,成为不出京城就可以消夏纳凉的好去处,皇帝在此居住办公的时间甚至比故宫还要长,为此他们不惜动用巨额国费不断进行增修与维护。嘉庆朝曾对绮春园进行修缮和拓建,使之成为主要园居场所之一。道光朝时,虽国事日衰,财力不足,但宁撤万寿、香山、玉泉“三山”的陈设,罢热河避暑与木兰秋弥,仍不放弃对圆明三园的维护、改建和装饰。
今天,避暑山庄和慈禧太后在同时被联军焚毁的清漪园废墟上重修的颐和园已经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号称万园之园的鼎盛时期的圆明园当然够得上是世界性的文化遗产。曾有一位看过西洋楼西欧的传教士说:圆明园者,中国之凡尔赛宫。也有欧洲人感叹,将欧洲所有皇宫和园林的珍宝加在一起,也赶不上中国的一个圆明园。
但是,圆明园不仅至今没有列入世界遗产,反而在持续不断的劫难和争论中成为中国人乃至全世界有识之士心头挥之不去的伤痛。
江山破碎 文明迷失
圆明园是皇家园林,也是大清朝天下和江山的缩影。圆明园一开始就是按照这样的思路营构的。圆明园的焚毁,是埃尔金等对皇帝及其所代表的帝国的野蛮的报复,也是大清朝江山沦落的昭示,而从此开始,神州大地也真的慢慢地支离破碎了。
从两次鸦片战争起始,每一次和列强的争战,结局总是赔款割地,一再地赔款割地。皇家的江山辽阔,他们不是非常在乎,只要列强并不真的打算要他们的命,因此,他们甚至可以拿着海军的军费继续在残剩的园子里游乐。但是要命的是,整个中华在渐渐地沦入半殖民地的世界体系,剩下的领土又被瓜分为不同的势力范围,被要求按照列强希望的方式运行,封建之外又加上殖民的压迫和盘剥,双重枷锁之下愈加显得民不聊生,中国形势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
圆明园是一个象征,也是一个分界点。圆明园辉煌地存在了150多年,毫无疑问是中国园林的顶峰之作和中国文化的杰出代表;圆明园被焚毁于一瞬,然后以一个缓慢的过程在劫宝、劫木、劫石以及土劫、水劫之后漫漶成一片废墟,这个过程正好伴随着一个古老的文明体系的渐渐坍塌、解体。被焚之后的150年,圆明园在人为与自然的折磨中痛不欲生,而中国文化的灵魂与骨架也在渐渐迷失、沦落,并在与自身的疾病及西方列强的抗争中艰难地寻求解脱与自强的道路。
150年又150年,圆明园的命运就是与之同时的大约300余年的中国文化的缩影。
埃尔金烧掉了圆明园,并如愿以偿地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获得了大批的珍宝和赔款,却没有像历朝历代改朝换代那样犁庭扫穴,而是保留着清帝的皇权及完整的国家机器——在没有找到新的可以确定秩序的替代品之前,列强一直扶植着满清政府这个飘摇的政权,包括组建洋枪队帮助剿灭危害秩序的天平天国,因为他们需要市场,需要秩序,需要受盘剥的对象,他们试图摧毁的只是抵抗,是与他们不同的信仰、文化与文明,以及一种传承了数千年的生活方式。因此,他们只是在中国的要穴上狠狠地痛刺了一下,然后开始试图将其纳入符合自己意愿的新的世界体系,包括维持原有的社会秩序。
列强们的这种做法让皇帝与权贵既害怕又顺从,让先觉者既屈辱又痛苦,而更多人的心是麻木的,无所谓的。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崩溃了,持续了数千年的文化迷茫了,但是它只是一种慢性病,并没有像改朝换代那么激烈,那么迅捷,对权力、财富的分配那么立竿见影。中国只是陷入了一种慢慢堕落、腐烂的不可逆转的过程,人民受到封建和殖民的双重盘剥。
因此,面对列强在圆明园的暴行,除了零星的出于责任和义愤的抗争,更多的国人选择沉默,还有一些人甚至加入到对圆明园的损毁行列。当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疯狂地进行洗劫时,就有土匪和国人参与哄抢和打劫。英法联军选择最贵重的东西抢劫,土匪掠夺剩余的精华,小民则捡拾委弃于道途的零碎,甚至守园太监也有趁火打劫者。容易得到的值钱物品被搜罗干净了,有人又把希望寄托在散落、埋没于尘土中的细碎宝物上,他们操起扫帚和簸箕,在园中道路上飞沙扬尘翻检搜寻。当时京城流传着一句谚语:“筛土,筛土,一辈子不受苦”。
1960年火劫之后的圆明园像一个伫立风中的残烛老人,脸上流露着无奈与往昔的风华,却难以返老还童。皇帝和大臣们也的确动过修复圆明园、重进园子里享乐的念头,但无奈清政府江河日下、国力不济,只能望园兴叹,仅仅在为慈禧庆寿时靠挪用大量的海军军费修 复了园子西南同时被焚毁的清漪园——现在改名叫颐和园——有专家认为正是这挪用直接导致了中国海军从1880年代晚期开始大约10年没有更新一艘舰船,并最终导致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的彻底覆没。
1900年,八国联军再次蹂躏京城时,社会秩序大乱,趁火打劫的人已不再满足于抢劫洋人劫余的财富,他们跑到圆明园中大拆大卸,把园内火劫之余零星分散的建筑和木桥上的柱子、桩子锯断,用绳子拉倒,将园内大小树木滥伐殆尽。据记载,一时间清河镇上来自圆明园的木材堆积如山,交易繁忙,而园内则炭厂林立,剩下的树枝、树根也全被烧成木炭变卖。
民国初期走马灯一样更迭的军阀,都把圆明园当做取之不尽的高等建筑材料场,末代皇帝溥仪面对皇家家产流失,档案中曾留下了无奈的记录:“军人押车每日10余大车拉运园中太湖石。”实际上,拆卖的情况远比档案中记载的严重得多。大总统徐世昌拆走圆明园属鸣春园与镜春园的木材;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为修建其私园——达园,拆毁园中安佑官大墙及西洋楼石料;连建设燕京大学、创设中山公园这样的社会工程也到圆明园遗址拣选材料。从此,圆明园废墟凡能作建筑材料的东西,从地面的方砖、屋瓦、墙砖、石条,到地下的木钉、木桩、铜管道等全被拆除搜罗干净,变成达官贵人免费的建材,这种情况一直断断续续持续了20多年!
至此,圆明园在火劫之后又经历了木劫、石劫,院内的建筑、林木、砖石基本上荡然无存,残烛老人的骨架也倒下了,圆明园沦为彻底的废墟。
从宣统末年开始,已有守园者和当地旗人召集亲朋在园内的宫殿旧址上筑屋开田,将废墟辟为村合麦垅。到1940年以后的日寇占领时期,北京城内粮食紧张,于是大力提倡开荒,更有大批的农户陆续入园平山填湖,利用优良的水资源条件辟田种稻。这是圆明园又复经历的土劫和水劫。至此,山水的脉搏停止了跳动,圆明园这处在清初盛世历经150余年苦心经营的湖山之胜,从视觉上也变得面目全非。
唐代诗圣杜甫诗云:“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是政权更易,家国败亡,但文脉不断,国运总有重新兴盛、江山总有重新收拾的机会。而近世的中国,则是国家仍然徒有其名,但是却江山破碎,领土主权不复完整,尤其是与国家共生同命的民生、文化不断沦落。与江山破碎相伴的,是饿殍遍野,文化的孤魂野鬼在中外列强势力的追剿下拼命呐喊求索,左右突围。150年来一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求新图强的文化心路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历程:
1、最初的接触时和皇帝大人一样以天朝大国自居,认为不过是遇到了又一批蛮夷,从心底里瞧不起西洋文化,这种态度以康乾时期为典型;
2、愿意学习其长处,但主要只承认其技术领先,可以“师夷长技以制夷”,内心里并不承认中国文化的落后,这是鸦片战争之后洋务运动的典型态度;
3、甲午海战被一直落后于中国的东洋小国日本打败之后,开始意识到中国文明在制度上亦不如人,于是有仁人志士试图进行君主立宪,重塑国体,以戊戌维新运动为代表;
4、承认中国文化的落后性,主张引进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精神以救其弊,甚至主张全盘西化,对主宰中国文化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儒家文化等进行彻底清算,这种思想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之后曾一度成为主流。
但是,这些觉悟、学习、引进包括文化与社会的改良实践,似乎没有一步踩在鼓点上,都没有内外形势变化与革命的速度来的快,最后是玉石俱焚,彻底地来一个天翻地覆慨而慷,以总决算的方式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封建主义、殖民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掀翻在地,中国社会与文化重新回到百废待兴、一穷二白的素地。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的反思、批评、批判乃至扬弃尽管都是必要的,但文化的自大、自戕以及过分的麻木和矫枉过正,尤其是三座大山有意的压制、追剿及误导,使得无数生灵涂炭,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及其遗产已被糟蹋的一塌糊涂。
火烧圆明园的那场大火及其扬起的遮天蔽地的尘烟,照亮了强盗们欢欣的笑脸,同时也迷蒙了所有人的眼睛,震惊或遮蔽了人类的灵魂。火光升起的一瞬间,所有文明的成就也碎裂成片,如烟尘一般纷纷坠地,人类又回归到其最原始的野蛮与争抢之中。
记忆责任与圆明梦醒
一个被野蛮所充斥的世界,注定是一个无法整合的世界。羞辱别人者和被羞辱者、剥削别人者和被剥削者不可能按照同一逻辑永远相安无事地共处下去。不平等条约可以在刺刀的逼迫下签订,也可以在蛮力稍长的情况下被推翻。中国暂时屈服了,但是被火光与阴影扭曲的文化灵魂仍然指引着两个文明快速地沿着自己的轨道跌跌撞撞地行进着,纠缠与厮咬仍然继续着。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爆发了全面的革命,皇帝被永远地赶出了紫禁城和自家的园林,天下的性质发生了两千年未有的大变化。而资本主义的贪婪与血腥,在整个世界都被作为市场和殖民地瓜分完备之后,其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性又一再地引发惨烈的重新洗牌。一场一场革命、一次比一次残酷的战斗并没有解决马克思毕生思考的劳动价值问题,不劳而获的贪欲仍然一再地在文明社会的内部垒砌起新的阶级金字塔,直至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血流成河,资本主义内部才在原子弹爆炸新的光影下催生了较为温和的中产阶级和民主制度,其内部的矛盾与问题开始有所缓解,然而资本与自然、宗教与文明等关系仍然紧张,漫长历史上蕴蓄已久的内心的仇恨与焦灼仍然在此起彼伏地积蓄着,公平、信仰、理想以及生活方式等在不同文明分界线上引发的冲突仍然没有止息。由商贸引发的经济全球化依然到来,但是人类文化与观念上的支离破碎仍然恐慌着,人们仍然担心,有朝一日,那些非我族类会突然回归“野蛮”,因为圆明园上空升起的爆裂和扭曲的烟火一再地提醒,人类的确是会常常在一瞬间就回归野蛮的,一切文明成果顷刻之间就可以化为尘泥踩在脚下。
人类至今还没有能力建设可以容纳所有文化与文明的万园之园。
在人类历史上,伤害道德和文明是非常容易的,因为它们缺乏强制性,没有谁是它们真正的代理人,包括民族与国家,因此也没有谁能够追究对道德和文明的伤害。但是,这样的伤害也最容易制造误解和仇恨。正如上述,伤害文明的结果往往是所有的人都回归最原始的野蛮。文明一旦失落,被羞辱的一方因羞辱而丧失了尊严,羞辱别人的一方因为羞辱而回归野蛮,野蛮和没有尊严的人们会因为任何理由——生存、财富、仇恨、抽象的信念的冲突而战斗,至今,大大小小这样的战斗仍然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中。这种心灵的鸿沟与惯性可以跨越千年。
2000多年前古希腊的先哲亚里士多德就已经指出:“人由于追求至善可以成为最好的动物,但是一旦脱离了法律和正义,他就会堕落为最恶劣的动 物……一旦失去美德,人就成为最不讲道德、最为凶残的野兽。”
下令焚毁圆明园的埃尔金的父亲、第七代埃尔金男爵任驻奥斯曼帝国大使时,曾在土耳其人默许下将希腊帕特农神庙里的大理石雕塑拆掉运回苏格兰老家,被其同胞英国诗人拜伦痛斥为太无天理与可恶的文物强盗。拜伦一生崇拜希腊,并曾为希腊的自由独立而奋身战斗,故对埃尔金的所作所为痛恨之至,诅咒要让“让仇恨(永远)追索他(埃尔金)的贪念”(Mayhatepursuehissacrilegiouslust!)。半世纪后,儿子在另一个文明古国里重走父亲的老路并走得更远,更加决绝,不仅抢走圆明园里的珍贵文物,而且将抢不走的一把火烧掉。毫无疑问,第八代埃尔金男爵也已成为中国灵魂仇恨与追索的对象。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诗人们也反复不断地吟咏着这样一种情感:
“两个强盗从另一个半球坐着文明的船来
一只手抢东西,一只手放火
血盘大嘴,凛冷铁手
如一只饿狼按着圆明园的啃
原始的凶狠,原始的狰狞
穿衣服的人,活在二三百万年前的吃腥时代
兵甲,是另一种兽皮”
(引自诗人飘海《圆明园》)
这种心情与观念已经成为每一个中国中小学生的标准的心音。
2009年,蔡铭超恶意高价购买法国人拍卖的圆明园流失铜鼠首、兔首却拒绝付钱,以图羞辱法国卖主并自取其辱,2010年,中国世界纪录协会将英国、法国当选为世界最大的两个文物强盗,将英国法国火烧圆明园列入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世界最大的文物毁灭罪行。
冤冤相报何时了?难道真的是两个文明、两种文化沿着自己的路径数千年一路走来,已经没有了对话的可能?真的是文明的冲突会如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的预言而不幸成为现实和人类未来的命运?当然不是。人类原本就共有一个起源,只因分隔太久而形成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但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强烈的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的愿望以及技术、交通和方兴未艾的全球化,正在重新将我们拉近。特别是,文明总有强烈的自我修复、自我更新的机制。类似火烧圆明园那样的一瞬间的野蛮可以让人类回归原地,但是也是彻底地将文明的衣服相互脱给对方看——这会使人类有机会认清自己在极端的情况下可能有多么丑陋和可恶,会帮助文明克服自身的弊病与弱点。
圆明园被英法联军一把火烧掉了,被中国自己的无知的犯罪一木一石地拆掉了,被风霜雨雪残蚀了,但是在中国乃至世界一切正义人民的心中,圆明园却从来没有倒掉。多少人一直在梦中刻画并重温着它当年的辉煌与美妙。然而,圆明园更是一种挥之不去的痛,它时时碰触人类的记忆,构成一个永恒的文明对话、砥砺、探讨的话题。
针对法国历史学家兼记者伯纳·布立赛(BernardBrizay)撰写的《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法国前总统德斯坦曾经说:“在法国,我们有我们所著称的‘记忆责任’。这意味着必须承认和不忘记过去的罪行,不论它们是他人还是自己所犯的。”圆明园以及1860年10月18日,就是这样一个对所有法国人、英国人、中国人还有其他的人而言都有着“记忆责任”的地点和时间,它应该如绞索一般追逐人类的记忆与梦想。面对圆明园的废墟,我们必须抑制单纯的感情冲动,抑制重现辉煌的善良愿望,不断强化理性的历史记忆与反思的责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只有被记忆才能被反思,只有被反思才能确保梦想立足于理性的地基上。
新中国成立后,不少人为此做出了努力,但也引起无数的争议。
解放初期,人民政府就将圆明园遗址列为公园用地和文物保护单位,开始征收园内旱地进行绿化;1976年文革结束后又正式成立圆明园管理处,加快园区的遗址保护和园林绿化工作,并对西洋楼地区进行局部清理和整理,在遗址东半部进行园林道路和服务设施建设,吸引游客来园参观凭吊;1977年,将弃置在北京大学朗润园的观水法上的五块石雕围屏和两个汉白玉石鼎运回圆明园;1979年,将圆明园遗址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并在园中开设园史展览馆;1980年,包括国家副主席宋庆龄等上千名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联名发出“保护、整修及利用圆明园遗址倡议”,呼吁将圆明园确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83年,国务院批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明确把圆明园规划为遗址公园。北京市政府拨出专款,修复了长春园的东北南三面2300米虎皮石围墙;1984年,“中国圆明园学会”成立。圆明园管理处与海淀乡园内农民联合,采取民办公助形式,依靠社会力量,共同开发建设遗址公园,以挖湖补山的方式整修福海和绮春园山形水系,修复福海中心蓬岛瑶台东岛的“瀛海仙山”亭和西岛庭院、绮春园的新宫门,以及西洋楼的欧式迷宫(万花阵);1986年,北京市政府成立“圆明园遗址公园建设委员会”;1988年,圆明园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公园正式也向社会售票开放。
在国家规划与政策中,圆明园作为遗址公园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定位是明确的,它应该向公众开放,任人凭吊。但是,这个遗址应该是哪个时期的遗址?雍正和乾隆盛世的?仰或是火劫乃至木劫、石劫、土劫、水劫之后的?进入新世纪,随着国力渐强,修复圆明园的呼声日渐高涨。甚至有企业家宣布要在浙江横店按照原样重建一个最辉煌的圆明园,并有人投入巨资回购流失海外的圆明园文物,圆明园管理处也启动了“寻找圆明园流失海外文物系列活动”,派员赴海外访求圆明园流失文物。在这种背景下,民族主义情绪渐渐高涨,发生了蔡铭超诈买圆明园流失铜兽首的历史性闹剧。
其实,遗址公园的遗址是历史地形成的。就遗址的保护与展示来说,应该尊重的是整个的历史过程。作为遗产行业权威的指导性文件《威尼斯宪章》强调古迹遗址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强调要尊重形成遗址的原初状态及历史性贡献。因此,圆明园遗址的原状应该是其作为历史结果的原状,不仅应该可以让人想象其鼎盛时期的样貌,更应该反映其遭受毁坏的过程。因此,对于圆明园,无论是复原也罢,任其荒芜甚至隐形匿迹也罢,都不是对待历史的科学的态度。
因此,圆明园遗址应该保护而不是重建,对局部的展示性复原也应该强调历史的真实性与科学性;圆明园也买不回来,再多的金钱都无法换成历史的过程与记忆。圆明园随火光扬起的灰尘与飘逝的碎片,应该凝固成一尊永恒的反文明的雕塑,应该像钉子一样钉在人类的记忆深处。这些文明的碎片、文化的碎片可以用想象来拼接,但是绝对不可以复原,更不能再用蛮力和金钱去干扰,因为它们只应该成为人们历史记忆的物证与校准。
对于圆明园遗址,应该让历史就那么残酷地裸露着,剔除一切虚假的装饰和想像,凝固于脱光的那一刻,任凭时光和风雨的洗礼。圆明园应该成为一种记忆,一种想像,成为人类梦想辉煌、走向辉煌的一阶踏梯,一座桥梁,一个线索——历史进步过程不能缺失这些必要的环节。
圆明园曾经是皇帝的安乐窝,曾经是额尔金等劫掠和报复的对象,曾经是无知的民族败家子的表演场,但是它不应该成为今天的民族虚荣心与财富炫耀场。我们的记忆和思绪需要在废墟与辉煌之间来来回回地穿梭,在不同时期的这个万园之园上空逡巡。
历史会教育未来,或许有朝一日,人类的心胸中就会矗立起一座新的能够容纳文化多样性的万园之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