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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传播学经典理论为框架，援引符号学与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知识，试从文化生产与受众心理两个层面对媒介创造的足球文化的本质进行一番梳理与解读。
关键词：大众文化 狂欢化 世界杯 足球文化
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2010年南非足球世界杯使亿万人为之痴迷。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都市空间的日益狭小，人类的生存压力不断加大，政治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新的、纯民间的狂欢诉求悄然酝酿。正是这样的社会背景开拓了空间，大量隐藏商业动机的狂欢活动渐次登场，世界杯无疑是这样的舞台。而电视通过对世界的剪辑、戏剧化和曲解，给我们塑造了一种“超现实”，由于它们本身来源于电视的“表象”，使它们显得比现实更加真实：它们有条不紊地并置构成媒介的推论模式、信息、意义，从而造成了一个完整的对世界进行剪辑和诠释的系统。
时至今日，西方的户外集体狂欢只剩下了两大阵营——
足球与音乐，其他的形式因为政治的、社会的含义先后退出，反倒越来越接近巴赫金所说的自由与不羁，狂欢者在舞台下成为自己的英雄。巴赫金认为两狂欢节是民间的节庆生活，是他们以诙谐的因素组成的第二种生活，快乐与自由是民间狂欢的本质。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官方组织下的狂欢活动，在巴赫金眼中，官方意志下的狂欢与“制度、秩序和等级”有关，它的目的正是营造不平等与神圣化，这样的宗旨与民间狂欢的本质截然相反，自发的民间狂欢追求的是自由、平等、奔进，而成为狂欢行为的对象与主体被公众捧上了天，这是泛娱乐时代难以逾越的鸿沟。那么，这种在足球盛宴背后有着怎样的文化蕴含呢？接下来笔者将从几个角度来予以论析。
二 大众传播领域中的足球文化
每逢加冕、足球胜战这样的欢庆时刻，集体狂欢行为被赋予了大量的政治意义。而大众传播领域的足球，在文化工业的流水线生产和标准化操作下，更成为一种大众文化和娱乐性产业。媒介提供的镜像世界代替了本质的真实，文化外壳掩盖了商业牟利的动机，而作为受众的球迷则在媒介精心营造的虚假氛围中沉醉和狂欢。
传播学的议题设置理论认为，传媒虽然不能决定人们怎么想，却能决定人们想什么。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则认为，文化工业以组织的形式结合先进技术，如工厂装配线一般地制造了大量标准化产品，其内容与结构大多雷同，这些产品复制了现存的社会关系，且以休闲娱乐麻痹大众意识，满足虚假的需要。足球运动的对抗与偶然性造就了戏剧般的冲突与悬念，同时由于它的产业化模式与竞技规则统一的特质，为大众媒介公式化的文本制作提供了绝佳的素材。媒介通过设置公共议题，通过对梦幻的营造，把足球运动建构成一个现代神话。球赛实际上场场雷同，所感受的刺激悬疑与发泄一如往昔，文本制造的原材料也好比“旧瓶”里装人的“新酒”，但足球的偶然性掩盖了这一切，受众仍然认为自己解读的是个性化、自主化的媒介文本，依旧如痴如狂。在这一点上，足球媒介文本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其他文化形式如出一辙。它仍然是在文化工业的流水线上通过标准化的操作生产出来的产品。
不管是达官显贵，还是下里巴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在为进球而呐喊。打开啤酒、泡沫横飞，所有的人都变成了狂欢者，大家没有区别、没有距离，我们在享受着进球的刺激所带来的快感时，也享受着与足球相关的一切文化形式，它们成了一種象征，一种我们融入到世界杯这个欢乐海洋的象征，这就是大众文化带来的民主化效应。大众传媒下的世界杯，就像转动的漩涡，让所有的人都消失在这个漩涡之中；大众文化就像是社会水泥，使各色人等紧紧地依附于这个世界。但一种完全没有差别的民主化并不是大众所需要的，因为完全的民主化使得大众感受不到身份晋升空间，所以，大众文化在通过打破传统的等级，实现平民化的同时，也以大众自觉认同的方式重构社会等级的区分原则。
大众文化并不只是提供一个两极对立的空间，在两极之间还建造了一个不断上升的链条，使我们能从低点上升到高点，使人感到有机会从现在所有的地位向更高的社会地位跃升，而在不同的台阶上，你都能找到相应的文化支持力。当平民化与社会区分原则结合在一起时，就构成了大众文化的内在运行规则。在我们的心灵深处，都会向往着一种神话的境界。大众文化就有着神话般的功能，它能使灰姑娘在一夜之间变成美丽的公主，使丑小鸭变成漂亮的天鹅。正是大众文化留给我们的神话，满足着我们心灵深处的潜意识需要。大众文化虽然形式多样，但在其运作方式上，都体现出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形成一个空洞的所在，让每个大众根据自己的需要去进行填充。在这个意义上，大众文化就像是一个黑洞，让大众作为主体自觉地进入到黑洞中。
鲍德里亚认为，在消费社会中，人们对商品的消费不一定是对商品的实用性消费，而主要是一种具有意识形态意义的文化符号消费。消费成为一种文化，突出了消费的符号性质。资本想要从大众手中掏出更多的钱，必然要采取各种手段。将消费符号化是消费时代资本运作的基本机制。当文化艺术完全沦为消费品之后，销量、收视率、排行榜成为唯一指标，不得不以大众的趣味、习惯作为坐标，而强调刺激震撼、感官愉悦则是文化消费的核心趣味，文化领域中的物质主义、感官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不能免俗地成为风尚。鲍德里亚指出，随着商品化程度的加剧，人类的消费行为由产品消费演变为符号消费、欲望消费、拟像消费，时尚化、娱乐化、商品化成为文化消费的特征。于是，文化的意义和符号之间产生的距离是难以逾越的，文化消费完全进入了对符号的追求。人之异于动物的特性之一，就在于满足匾乏的方式不同，动物需要现实性满足才算满足，而人却可以通过虚幻的、象征的或是替代性的方式获得满足。法兰克福学派就认为大众文化是以虚幻的假象来满足观众的欲求。足球运动充满了冲突与悬念、对抗与偶然性、力量与速度的美感。受众通过电视屏幕看到球员们猛烈的、具有原始美感的、近乎兽性般灵活的动作，获得极大的感官满足。
与此同时，媒体文化营造另一种梦幻给予受众心理补偿。似乎永不停止的攻城拔寨、单骑救主的绿林故事，满足着人们内心深处的英雄情结，使每日生活在平凡的现实世界的芸芸众生身心愉悦、压力顿消。球赛的过程与结果引动受众的自主幻觉，场上球星与障碍之间的对立冲突实际上成为了现实生活中自我与外在障碍的幻化。煽情主义文风在体育报道中大行其道，以刺激人性与情感的共鸣为能事，成为媒介营造梦幻的主要手段之一。罗兰·巴尔特认为符号意义的生产制造了神话，意义即神话本身，文化符号把形式和概念联接起来。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认为符号可以分为“能指”和“所指”两个部分。当球迷看到进球庆祝的画面，此时作为媒介符号已经超越了其能指的表象载体，以历史文化经验作为通道，而进人所指的象征层面：这是一个英雄与征服的故事。受众从中获得了极大的快感与心理满足。梦幻也因此赋予了足球无穷的魅力。罗兰·巴尔特把这种过程称之为“自然化”，即把原本属于文化范畴的东西变成物的自然属性。
在电视和当代大众传媒的情形中，被接受、吸收、消费的，与其说是某个场景，不如说是所有场景的潜在性。电视将不同文化、习俗、品味、阶层的人连结在传媒系统中，并在多重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将不同人的思想、体验、价值认同和心理欲望都“整流”为同一频道、观念模式和价值认同。因为现代文化工业的运作方式是一种与市场条件下的物质生产类同的文化运作。因而操纵与策划有了根本性的意义。足球媒介的这种操纵功能与现代商业主义结合，媒介的复制、包装与推销成为造就球星的主要渠道。当然，这种塑造必须要球星的特殊素质配合才行，如巴西球星梅西之所以成为万人迷，是因为他的非凡球艺、英俊容貌以及标新立异的性格特质，才使之成为风靡全球的足球偶像；他已经超越了足球运动员的身份，而成为一个品牌，一个时尚、娱乐与商业的符号。从使用与满足理论的角度考虑，大众传媒对足球文化的制造迎合了受众的需要。使用与满足理论与议题设置理论相结合，可以完整地解释和揭示传播的整个过程。
三 足球文化是制造梦幻快乐的短暂栖所
社会学家大卫·理斯曼认为，在人类发展历史上，贯穿着三种不同的社会性格类型：传统导向、内在导向、他人导向。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这三种社会性格所占的地位不同。在近代工业化以前，传统导向性格占主流地位。在这个时期，每个人都必须理解和遵从传统的行为模式。在工业化社会，原来的社会体系逐渐崩溃，有许多新形势出现，仅仅依靠遵从已经解决不了生活中的新问题，这时传统导向的主流地位让给了高度个性化且稳定的内在导向。内在导向者通常具有吃苦耐劳精神和进取心，他们的行为原则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第三产业的兴盛，闲暇时间日益增多，消费主义也随之兴起。他人导向性格在大都市的年轻人、高收人群体中开始出现并越来越占据主流地位，他人导向者喜欢享乐、敏感、重视人际关系，希望博得别人的赞同，以他人导向来确立自我的行为模式。于是，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个性逐渐丧失，虽然适应社会的人越来越多，但是他们的心灵却越来越孤独。由于现代社会中人们的孤独感，大部分时候他们把时光消磨在电视、电影、杂志、报刊等大众传媒上，人们从传媒获得的信息远超过直接从人际交往中得到的。在这层意义上，传媒扮演了一个“泛他人化”的角色，而现代社会中的他人导向究其本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传媒导向。人们需要共同的话题来融入彼此的人际交往圈，处于潜意识里对人际交往中被孤立的恐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一般人感兴趣的话题”，由于传媒扮演了“泛他人化”角色，与足球有关的话题理所当然成为了大众话题。
在全球化、一体化、多元化趋势的影响下，文化符号消费正从一种地方性现象扩散到世界各个角落，发展为世界性的现象。而在这种扩展的过程中，人的自我意识被大众文化媒介所裹挟，那么自我本性的恢复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何找到这种出口，让自我可以控制外在世界事物，随心所欲，洒脱自然。这个境界的通道就是媒介营造的梦幻。人们倾听和注目于两支球队之间的厮杀，引动了迷离的自主幻觉，暂时从生活现实中解脱出来。技艺高超的球星在场上所向披靡，自我形象为之强化。球星在场上遇到的困难与阻碍，成为了现实生活中障碍的外化。一旦对方球门被攻破，受众的障碍也被排除，自然畅快满足。反之，则易激起同仇敌汽之心。这就是足球受到人们喜爱的原因。正如一位球迷在网上的评论：
“也许，荧屏上的那块绿色的弹丸之地已经在我们的眼中幻化成上层建筑里的左冲右突，在英雄怆然倒下的那一刻，我们找到了一个聊以自慰的影子。足球是男人的童话。”
公正地说，拥有大众传媒一般性质的足球媒体仍然部分地履行了传递信息与监测环境的功能。但无庸讳言，在现代大众社会走向市场的绝大多数媒介文本生产都带有商业性牟利的动机。从这一点来说，传媒与足球行业是共谋的。问题在于，媒介文本同时也是一种社会信息资源，是社会舆论与文化价值观的载体。出于商业性牟利动机制造的镜像世界，究竟会对现实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自从法兰克福学派指出大众文化的欺骗性以来，今天的媒体文化提供的仍旧是短暂的心理满足，而大众也基本明了自己在媒体文化中获得快乐的缘由，在这一点上，双方也是共谋的，即将受蒙蔽的快乐转换成梦幻的快乐或象征性的快樂。或许，为现代社会里疲惫不堪的理论提供一个短暂栖息的场所，才是足球媒体与足球文化存在的真正意义与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 鲍德里亚，刘成富、全志刚译：《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 本·阿格尔，慎之译：《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3] 陈昕：《救赎与消费——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4] 乔治·瑞泽尔，谢立中译：《后现代社会理论》，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简介：刘永浩，男，1977—，陕西西安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体育教学与训练，工作单位：西安工业大学体育部。
关键词：大众文化 狂欢化 世界杯 足球文化
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2010年南非足球世界杯使亿万人为之痴迷。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都市空间的日益狭小，人类的生存压力不断加大，政治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新的、纯民间的狂欢诉求悄然酝酿。正是这样的社会背景开拓了空间，大量隐藏商业动机的狂欢活动渐次登场，世界杯无疑是这样的舞台。而电视通过对世界的剪辑、戏剧化和曲解，给我们塑造了一种“超现实”，由于它们本身来源于电视的“表象”，使它们显得比现实更加真实：它们有条不紊地并置构成媒介的推论模式、信息、意义，从而造成了一个完整的对世界进行剪辑和诠释的系统。
时至今日，西方的户外集体狂欢只剩下了两大阵营——
足球与音乐，其他的形式因为政治的、社会的含义先后退出，反倒越来越接近巴赫金所说的自由与不羁，狂欢者在舞台下成为自己的英雄。巴赫金认为两狂欢节是民间的节庆生活，是他们以诙谐的因素组成的第二种生活，快乐与自由是民间狂欢的本质。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官方组织下的狂欢活动，在巴赫金眼中，官方意志下的狂欢与“制度、秩序和等级”有关，它的目的正是营造不平等与神圣化，这样的宗旨与民间狂欢的本质截然相反，自发的民间狂欢追求的是自由、平等、奔进，而成为狂欢行为的对象与主体被公众捧上了天，这是泛娱乐时代难以逾越的鸿沟。那么，这种在足球盛宴背后有着怎样的文化蕴含呢？接下来笔者将从几个角度来予以论析。
二 大众传播领域中的足球文化
每逢加冕、足球胜战这样的欢庆时刻，集体狂欢行为被赋予了大量的政治意义。而大众传播领域的足球，在文化工业的流水线生产和标准化操作下，更成为一种大众文化和娱乐性产业。媒介提供的镜像世界代替了本质的真实，文化外壳掩盖了商业牟利的动机，而作为受众的球迷则在媒介精心营造的虚假氛围中沉醉和狂欢。
传播学的议题设置理论认为，传媒虽然不能决定人们怎么想，却能决定人们想什么。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则认为，文化工业以组织的形式结合先进技术，如工厂装配线一般地制造了大量标准化产品，其内容与结构大多雷同，这些产品复制了现存的社会关系，且以休闲娱乐麻痹大众意识，满足虚假的需要。足球运动的对抗与偶然性造就了戏剧般的冲突与悬念，同时由于它的产业化模式与竞技规则统一的特质，为大众媒介公式化的文本制作提供了绝佳的素材。媒介通过设置公共议题，通过对梦幻的营造，把足球运动建构成一个现代神话。球赛实际上场场雷同，所感受的刺激悬疑与发泄一如往昔，文本制造的原材料也好比“旧瓶”里装人的“新酒”，但足球的偶然性掩盖了这一切，受众仍然认为自己解读的是个性化、自主化的媒介文本，依旧如痴如狂。在这一点上，足球媒介文本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其他文化形式如出一辙。它仍然是在文化工业的流水线上通过标准化的操作生产出来的产品。
不管是达官显贵，还是下里巴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在为进球而呐喊。打开啤酒、泡沫横飞，所有的人都变成了狂欢者，大家没有区别、没有距离，我们在享受着进球的刺激所带来的快感时，也享受着与足球相关的一切文化形式，它们成了一種象征，一种我们融入到世界杯这个欢乐海洋的象征，这就是大众文化带来的民主化效应。大众传媒下的世界杯，就像转动的漩涡，让所有的人都消失在这个漩涡之中；大众文化就像是社会水泥，使各色人等紧紧地依附于这个世界。但一种完全没有差别的民主化并不是大众所需要的，因为完全的民主化使得大众感受不到身份晋升空间，所以，大众文化在通过打破传统的等级，实现平民化的同时，也以大众自觉认同的方式重构社会等级的区分原则。
大众文化并不只是提供一个两极对立的空间，在两极之间还建造了一个不断上升的链条，使我们能从低点上升到高点，使人感到有机会从现在所有的地位向更高的社会地位跃升，而在不同的台阶上，你都能找到相应的文化支持力。当平民化与社会区分原则结合在一起时，就构成了大众文化的内在运行规则。在我们的心灵深处，都会向往着一种神话的境界。大众文化就有着神话般的功能，它能使灰姑娘在一夜之间变成美丽的公主，使丑小鸭变成漂亮的天鹅。正是大众文化留给我们的神话，满足着我们心灵深处的潜意识需要。大众文化虽然形式多样，但在其运作方式上，都体现出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形成一个空洞的所在，让每个大众根据自己的需要去进行填充。在这个意义上，大众文化就像是一个黑洞，让大众作为主体自觉地进入到黑洞中。
鲍德里亚认为，在消费社会中，人们对商品的消费不一定是对商品的实用性消费，而主要是一种具有意识形态意义的文化符号消费。消费成为一种文化，突出了消费的符号性质。资本想要从大众手中掏出更多的钱，必然要采取各种手段。将消费符号化是消费时代资本运作的基本机制。当文化艺术完全沦为消费品之后，销量、收视率、排行榜成为唯一指标，不得不以大众的趣味、习惯作为坐标，而强调刺激震撼、感官愉悦则是文化消费的核心趣味，文化领域中的物质主义、感官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不能免俗地成为风尚。鲍德里亚指出，随着商品化程度的加剧，人类的消费行为由产品消费演变为符号消费、欲望消费、拟像消费，时尚化、娱乐化、商品化成为文化消费的特征。于是，文化的意义和符号之间产生的距离是难以逾越的，文化消费完全进入了对符号的追求。人之异于动物的特性之一，就在于满足匾乏的方式不同，动物需要现实性满足才算满足，而人却可以通过虚幻的、象征的或是替代性的方式获得满足。法兰克福学派就认为大众文化是以虚幻的假象来满足观众的欲求。足球运动充满了冲突与悬念、对抗与偶然性、力量与速度的美感。受众通过电视屏幕看到球员们猛烈的、具有原始美感的、近乎兽性般灵活的动作，获得极大的感官满足。
与此同时，媒体文化营造另一种梦幻给予受众心理补偿。似乎永不停止的攻城拔寨、单骑救主的绿林故事，满足着人们内心深处的英雄情结，使每日生活在平凡的现实世界的芸芸众生身心愉悦、压力顿消。球赛的过程与结果引动受众的自主幻觉，场上球星与障碍之间的对立冲突实际上成为了现实生活中自我与外在障碍的幻化。煽情主义文风在体育报道中大行其道，以刺激人性与情感的共鸣为能事，成为媒介营造梦幻的主要手段之一。罗兰·巴尔特认为符号意义的生产制造了神话，意义即神话本身，文化符号把形式和概念联接起来。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认为符号可以分为“能指”和“所指”两个部分。当球迷看到进球庆祝的画面，此时作为媒介符号已经超越了其能指的表象载体，以历史文化经验作为通道，而进人所指的象征层面：这是一个英雄与征服的故事。受众从中获得了极大的快感与心理满足。梦幻也因此赋予了足球无穷的魅力。罗兰·巴尔特把这种过程称之为“自然化”，即把原本属于文化范畴的东西变成物的自然属性。
在电视和当代大众传媒的情形中，被接受、吸收、消费的，与其说是某个场景，不如说是所有场景的潜在性。电视将不同文化、习俗、品味、阶层的人连结在传媒系统中，并在多重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将不同人的思想、体验、价值认同和心理欲望都“整流”为同一频道、观念模式和价值认同。因为现代文化工业的运作方式是一种与市场条件下的物质生产类同的文化运作。因而操纵与策划有了根本性的意义。足球媒介的这种操纵功能与现代商业主义结合，媒介的复制、包装与推销成为造就球星的主要渠道。当然，这种塑造必须要球星的特殊素质配合才行，如巴西球星梅西之所以成为万人迷，是因为他的非凡球艺、英俊容貌以及标新立异的性格特质，才使之成为风靡全球的足球偶像；他已经超越了足球运动员的身份，而成为一个品牌，一个时尚、娱乐与商业的符号。从使用与满足理论的角度考虑，大众传媒对足球文化的制造迎合了受众的需要。使用与满足理论与议题设置理论相结合，可以完整地解释和揭示传播的整个过程。
三 足球文化是制造梦幻快乐的短暂栖所
社会学家大卫·理斯曼认为，在人类发展历史上，贯穿着三种不同的社会性格类型：传统导向、内在导向、他人导向。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这三种社会性格所占的地位不同。在近代工业化以前，传统导向性格占主流地位。在这个时期，每个人都必须理解和遵从传统的行为模式。在工业化社会，原来的社会体系逐渐崩溃，有许多新形势出现，仅仅依靠遵从已经解决不了生活中的新问题，这时传统导向的主流地位让给了高度个性化且稳定的内在导向。内在导向者通常具有吃苦耐劳精神和进取心，他们的行为原则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第三产业的兴盛，闲暇时间日益增多，消费主义也随之兴起。他人导向性格在大都市的年轻人、高收人群体中开始出现并越来越占据主流地位，他人导向者喜欢享乐、敏感、重视人际关系，希望博得别人的赞同，以他人导向来确立自我的行为模式。于是，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个性逐渐丧失，虽然适应社会的人越来越多，但是他们的心灵却越来越孤独。由于现代社会中人们的孤独感，大部分时候他们把时光消磨在电视、电影、杂志、报刊等大众传媒上，人们从传媒获得的信息远超过直接从人际交往中得到的。在这层意义上，传媒扮演了一个“泛他人化”的角色，而现代社会中的他人导向究其本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传媒导向。人们需要共同的话题来融入彼此的人际交往圈，处于潜意识里对人际交往中被孤立的恐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一般人感兴趣的话题”，由于传媒扮演了“泛他人化”角色，与足球有关的话题理所当然成为了大众话题。
在全球化、一体化、多元化趋势的影响下，文化符号消费正从一种地方性现象扩散到世界各个角落，发展为世界性的现象。而在这种扩展的过程中，人的自我意识被大众文化媒介所裹挟，那么自我本性的恢复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何找到这种出口，让自我可以控制外在世界事物，随心所欲，洒脱自然。这个境界的通道就是媒介营造的梦幻。人们倾听和注目于两支球队之间的厮杀，引动了迷离的自主幻觉，暂时从生活现实中解脱出来。技艺高超的球星在场上所向披靡，自我形象为之强化。球星在场上遇到的困难与阻碍，成为了现实生活中障碍的外化。一旦对方球门被攻破，受众的障碍也被排除，自然畅快满足。反之，则易激起同仇敌汽之心。这就是足球受到人们喜爱的原因。正如一位球迷在网上的评论：
“也许，荧屏上的那块绿色的弹丸之地已经在我们的眼中幻化成上层建筑里的左冲右突，在英雄怆然倒下的那一刻，我们找到了一个聊以自慰的影子。足球是男人的童话。”
公正地说，拥有大众传媒一般性质的足球媒体仍然部分地履行了传递信息与监测环境的功能。但无庸讳言，在现代大众社会走向市场的绝大多数媒介文本生产都带有商业性牟利的动机。从这一点来说，传媒与足球行业是共谋的。问题在于，媒介文本同时也是一种社会信息资源，是社会舆论与文化价值观的载体。出于商业性牟利动机制造的镜像世界，究竟会对现实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自从法兰克福学派指出大众文化的欺骗性以来，今天的媒体文化提供的仍旧是短暂的心理满足，而大众也基本明了自己在媒体文化中获得快乐的缘由，在这一点上，双方也是共谋的，即将受蒙蔽的快乐转换成梦幻的快乐或象征性的快樂。或许，为现代社会里疲惫不堪的理论提供一个短暂栖息的场所，才是足球媒体与足球文化存在的真正意义与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 鲍德里亚，刘成富、全志刚译：《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 本·阿格尔，慎之译：《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3] 陈昕：《救赎与消费——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4] 乔治·瑞泽尔，谢立中译：《后现代社会理论》，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简介：刘永浩，男，1977—，陕西西安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体育教学与训练，工作单位：西安工业大学体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