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官懒政”顾名思义就是指这样一种现象，即在地方官场中，不少人持“不做事也不出事”的消极态度，懒政怠治，不思进取，占着位子，混着日子。其不但对正常的行政生活产生负面效应，更为严重的是，这种“为官不为”的官场现象催生官场恶生态。
　　针对这一问题，《法制日报》日前曾刊文指出，“庸官懒政”说白了就是贪图享乐不作为，其危害之处不仅体现在影响民生与发展，同时也助长“四风”，极易滋生官场腐败。“庸官懒政”严重贻误党的事业和社会的发展，人民的利益也必将遭到严重损害，而“庸官懒政”在官场的表现更是令人咂舌。
　　维度一：不思进取，乐于守成型
　　从心理学上来讲，不少人之所以乐于守成，倾心于维持现状而不想做任何改变，甚至抗拒改变，究其原因在于恐惧——内在的恐惧、对未知世界的恐惧。改变后的未知世界似乎更让许多人惧怕，而守成对于不少人来说成本低，收益稳定，且不用承担风险，颇有不劳而获之感。因此，这种对于未知世界的不确定性以及已知世界的安逸与闲适，“守成”何乐而不为。
　　人的思维惯性尚且如此，官场又怎能例外？难怪社会上有人评论党员领导干部中得“守旧病”的不在少数，更有甚者称其为“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疲疲沓沓混日子、年年都是老样子”的“南郭先生”。长期以来，我们党的官员遴选机制虽然为社会主义建设输送了大量的社会精英，使得不少有能力、有魄力、有经验的优秀党员得到了提拔和晋升。但是，由于一些地方的组织部门在官员晋升中，还残留着论资排辈的想法，组织部门思想过于陈旧，缺乏魄力与勇气，进而导致一些官员心中形成了“墨守成规、不思进取”，只要按部就班，混够资历就升迁的错误想法。
　　他们更多的不是按照党中央的政策、方针、精神办事情，也不学习新的理论知识，更不愿意深入群众，了解群众所需，体察群众的实际困难和问题，而只是一味地习惯于老方法、老规矩，并且乐于按照惯例办事。只要不出乱子，年度部门或者地方考核不落在最后几名就可以，混到任期满后，组织部门依照“论资排辈”式的晋升惯例便可以获得步步高升。
　　诚然，如果我们仔细留意周围一些党政部门的部分公务人员，就会发现有些人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总能在过去中的老思路中找到“灵丹妙药”，要么拖延，要么推诿，甚至欺上瞒下。
　　他们习惯于“抱残守缺”，也习惯于“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的“拍脑袋”决策。“以前就是这么做”的思维惯性，总能给他们的“奇思妙想”找到充分的论据。而对于部门中有想法，敢于实干，勇于担当的年轻人，他们要么抱着不很信任的态度，总认为年轻人“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缺乏经验、缺乏能力，要么搁置一边，甚至予以打压。岂不知，正是自己这种源于“别出事”“别动乱子”的“守旧病”稀释了积极向上的行政运作氛围，也恶化了官场生态。
　　“不少干部都认为，不学习照样能够干工作，整天沉迷在灯红酒绿中，穿梭于人际关系里，精于钻营，或者巴结领导，为升迁铺路，从中渔利。一谈到学习就自我开脱，我忙！我累！我没有精力！就是不愿意用心学习。有些干部就算是参加政府部门的学习班，也借口工作忙不去或者敷衍了事。”据媒体报道，广西钦州市一位教师向媒体反映，其接触过不少机关的干部，能够坚持学习的很少。这种现象，就是庸官懒政的典型事例。
　　维度二：混日子、混光景，习以为常型
　　如果说不思进取，乐于守成型是“庸官懒政”现象在领导干部思想观念上的顽疾，那么，混日子、混光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式的慵懒行为则属于行为举止上的陋习。
　　如今，在一些地方官场，混日子的人不在少数。有的认为自己年龄到头了，政治前景已经终结，不可能有晋升机会了，所以抱着破罐子破摔的想法，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唠嗑；要么无精打采，无所事事，要么敷衍、应付，得过且过；即便是参加部门会议也是会上鼓掌叫好，会下爱咋咋地，完全将自己置身事外，有的甚至在会上睡觉、玩手机。
　　日前有媒体报道，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出了个“睡觉哥”，竟然是县政府的副县长。据陕西神木县网友发帖称，当时神木县一近200人上访团，为反映政府限价房问题，前往县信访局上访。业主代表在与县领导开会时，一位姓刘副县长“竟然在人声吵闹中睡着了”。虽说该县委宣传部一位负责人称，睡着的并非副县长，而是县长助理，但是无论是副县长或者是县长助理，这种解释显然难以平息人们心中的愤慨。
　　其次，还有一类官员，认为自己不被领导重用，仕途到尽头了，于是白天进会场，晚上走会所，吃拿卡要。应酬回来后，则更是把办公室当休息室，酒醒之后，到了应酬时间便又继续“酒肉穿肠过”。
　　《人民日报》曾报道，内蒙古某县城以温泉著称，这里分管外宣工作的副县长对记者说，年底了，很多部门要过来参观考察、检查验收。有一天，他接待了十来批客人，大多数来的人都要体验一下当地的温泉，他一天陪洗了八次，整个人都快泡虚脱了。最后一次他都没有更换衣服，直接就在洗澡池子里等客人到来。
　　笔者发现，庸官混日子、混光景除了个人思维观念出了偏差之外，似乎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升迁无望。在这些官员中，他们无视组织的培养与教育，无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只是想着如何才能升迁，如何才能使手中的权力更大一些，职务更高一些。在这种官本位思想的长期侵蚀下，“晋升”就如同鸦片，只要能吸一口就精神百倍，而如果得不到就如同行尸走肉般萎靡不振。
　　一些地方官员或者部门一把手平日里忙吃喝、忙应酬，口上说是基层调研，实则是下去吃喝，使得“下基层如同吓基层”，而实际工作则极尽敷衍。工作报告千篇一律，形式主义的机关文风陋习并不少见，交差了事、以旧翻新的工作总结成为了欺上瞒下的“杀手锏”。
　　混日子、混光景的慵懒习气如果长期得不到根治很容易脱离人民，对待群众颐指气使。笔者曾去西北某省采访，由于情况特殊，只能采取暗访手段。当记者与村民去某局询问退耕还林补助发放的相关政策时，该局工作人员右手端着茶杯，左手夹根烟说：“政策都在墙上写着，你们自己看。”当村民表示看不懂，需要帮忙解释时，对方提高嗓门说：“去，先把政策背下来再说。”试问，如此的官僚作风，又如何提高行政运作效率。 　　联想近年来，媒体报道的关于公务人员上班网购、网上聊天、炒股、玩游戏等诸多机关单位办公室乱象，更是令人担忧。如此慵懒闲散又如何不让人气愤？难怪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要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对实绩突出的要大力褒奖，对工作不力的，要约谈诫勉，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要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
　　维度三：吃喝玩乐，享乐安逸型
　　吃喝玩乐，追求安逸是“庸官懒政”的又一大突出表现。对于一些“四风”问题严重的官员而言，这点表现尤为突出。在官本位依然残存的今天，官员之中贪图享乐，生活奢靡的人大有人在。他们习惯了大鱼大肉海吃海喝，酒桌上称兄弟、喊大哥，私底下进行权钱交易，拉帮结派，搞“小圈子”，拉“山头”，就是不把人民群众的事情放在心里。
　　不少官员平日里信奉所谓的人生苦短及时行乐，整天想的不是如何尽心竭力地工作，而是如何潇洒享受。在生活上贪图安逸，吃讲档次、穿讲名牌、住讲华丽、行讲舒适、玩讲潇洒，表现出令人震惊的奢靡风气，即便是纪检监察部门三令五申，却依旧我行我素。
　　据河南省纪委发布的《2014年河南省党员干部工作作风状况分析报告》称，一些党员干部不敢公开大吃大喝了，但吃喝从高档餐馆向内部食堂、小饭馆、农家乐、私人会所、企业转移；在高档餐馆吃饭不敢开税控发票了，全部开成定额发票，分解入账报销；将吃喝产生费用开具办公用品发票，化整为零在单位财务报销。
　　作为国家公务人员，其担负着国家和人民赋予的职责。手握公权力的党员领导干部，拿着国家的俸禄，却在平日里不去琢磨如何服务人民，又如何治理一方水土？“在其位，不谋其政”，铺张浪费、挥霍无度，甚至腐化堕落，势必会影响地方官场的正常运转，势必会遭受群众诟病。
　　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发生了动摇，价值观念畸变，以致极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享乐主义抬头，在工作和生活上习惯于讲排场、比阔气、铺张浪费。多吃点亏，待遇稍差点就心生抱怨、满腹牢骚。职务不高，架子却不小，即便是外出走访，也是不忘“排场”二字。
　　据媒体报道，四川省凉山州州委常委，州国资委党委书记胡坤带队的工作组到下面两个县督导工作。工作组15个人竟然开了10辆越野车，加上县里陪同车辆形成了一个绵延一两公里的车队。陪同的车辆越来越多，人员也越来越多，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就餐的人数达到了60人。事后相关人员受到了处分。
　　试问，如此调研究竟意义在哪里？官员吃喝享乐，相互之间攀比只能使官民之间的隔阂更加突出，最终透支党的公信力。领导干部外出的一言一行并不是只是代表着自己，他还代表着党组织，如果自己昏庸懒散，贪图享乐，那么正常的工作谁来做，一些长期积压的问题又由谁处理？
　　维度四：玩忽职守，碌碌无为型
　　随着十八大以来反腐风暴的袭来，执纪问责力度逐渐加大，一批“四风”问题突出的党员领导干部受到处分，一批“苍蝇”、“老虎”被拿下，这给地方长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得到了社会的称赞。然而与此同时，“官不聊生”论也在一些地方官场传开，不少官员认为只要不出事就好，于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错误观念成了他们安身立命的人生信条。
　　在“枪打出头鸟”的生存逻辑之下，如何做到不显山、不露水成了不少官员思考的核心命题。于是在苦苦寻思之后，一些官员选择了“不作为”，遇到事情能躲则躲，能推则推。处理问题，要么“不偏不倚”，要么“各打五十大板”，谁都不得罪。于是乎造就了不少“官场好人”——什么事都不管，什么责任也都不负，这种极端利己型的官场生存法则不仅给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了严重危害，更为严重的是，它产生了极为恶劣的示范效应。
　　这点在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身上体现的最为透彻。与十八大以来落马的其他省部级官员不同，童名谦的落马并不是因为其贪污受贿，也不是因为其生活作风出现问题，而是因为玩忽职守。认识童名谦的湖南政商界人士对其评价相当一致：谨小慎微的老实人，有“官德”而无官威。根据《南方周末》此前报道，在一些邵阳官员看来，童名谦属于继承“儒家传统缺陷”的代表人物：明哲保身，绝不多事，且缺少担当精神。
　　童名谦式的官员被查意义绝不低于其他因为贪污受贿或者经济问题被查的官员，它宣示着“玩忽职守、碌碌无为”式的官场生存法则终结的开始。我们党和党所肩负的社会主义事业，不需要“老好人”，不需要昏官、庸官，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尤其是作为地方或者部门一把手，如果平时什么都不做，只是等着升官，那么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又怎么得以落实？
　　如果说，瞎指挥害人，那么不指挥则误人，然而，与瞎指挥比起来，不指挥的害处则似乎比较隐蔽，一般很难被人们关注。童的结局，也给那些习惯于推诿扯皮、遇到矛盾问题绕道走、怕得罪人、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的“庸官”敲响了丧钟。
　　什么是庸官，笔者认为，不能仅仅将其定义在为官不为，贪图享乐，故步自封，混日子。诚然，这些行为的存在的的确确导致了懒政、怠政的发生，然而不能忽略的是，仇和式的能力型官员也是庸官，也是代表着一拨怠政、懒政官僚群体，只不过方向不同，但结果都是大同小异。如果说童名谦是为官不为的典型代表的话，那么仇和则是为官乱为的标志性人物，只是他们代表了两种官场生存逻辑，但无论哪一种，其都是庸官，都会懒政，都值得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