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盛顿特区最近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美国前财长萨默斯说，决策者应该关注在美国进行生产和雇佣本国员工的本土企业，而不是在美国合法注册却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展生产活动的公司。他引述了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曾经进行的某项研究，20多年前赖克警告说，美国跨国公司将就业和生产转移到国外的做法会带来其公司经济利益与国家经济利益背道而驰的后果。
　　萨默斯和赖克都认为，国家经济政策的重点应该是提高美国的竞争力，而不是个别公司的利益。但是，认为国家的经济利益和跨国公司的经济利益有显著区别的观点容易使人误解。
　　目前，我们能够获得的最新、最全面的数据是2009年美国的企业总数近3000万，其中跨国公司仅有2226家。但这些跨国公司往往是大型的资本、研究及贸易密集型企业，它们对于美国经济活动严重失调难辞其咎。
　　事实上，2009年美国的跨国公司占美国私人（非银行）部门创造附加价值的23%，资本投资的30％，研发投入的69％，员工薪酬的25％，就业的20％，出口的51％，进口的42％。同年，美国跨国公司2.2亿员工的平均工资为68118美元，这比美国全国平均工资高出25％左右。
　　同样重要的是，这些公司在美国本土的业务占其全球销售额的63％，占其全球就业的68％，全球资本投资的70％，员工薪酬的77％，全球研发的84％。国内研发及员工薪酬所占比重甚大，表明美国跨国公司有强劲的动力以保持它们在美国待遇丰厚的研究密集型活动，这对于美国的熟练工人和创新能力来说是个好消息。
　　尽管如此，数据也呈现出令人担忧的趋势。首先，尽管从1999年到2009年，美国跨国公司在美国私人部门研发和薪酬中所占的份额没有改变，但其在附加价值、资本投资和提供就业方面都出现下滑。此外，它们的出口增长速度比总出口增长缓慢，其进口增长速度比总进口迅速，跨国公司总体从1999年的净贸易顺差朝着2009年的净贸易赤字的方向转化。
　　其次，2000年以后，美国跨国公司在国外扩张的速度比在国内更快。从1999年到2009年，其全球业务的美国市场份额在附加值、资本投资和就业方面下降了约7～8个百分点，在研发和薪酬方面下降了约3～4个百分点。这些公司的国内就业人数在全球总就业人数中比例下降，这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人们担心它们一直在将工作岗位转移到海外附属公司。
　　但数据揭示的信息更为复杂。从1999年到2009年，美国制造业跨国公司国内裁员人数达到210万（23.5％），而海外附属公司员工只增加了23万（5.3％）——很难解释为什么它们在美国本土的雇员就业降幅更大。
　　越来越多的研究机构认定，劳动力节约技术变革及業务外包，是本世纪初期美国跨国公司和其他公司制造业就业人数出现大幅周期性调整的重要因素。
　　因此，虽然美国的跨国公司不可能把工作岗位转移到其海外附属公司，但是它们和其他美国公司一样，也可能更多地将其生产外包给那些没有股权的外国承包商。这种大规模的外包可能是造成1999年到2009年间美国跨国公司进口增长84％，私营部门进口增长52％的重要因素。
　　要理解美国跨国公司的国内外就业趋势，仔细观察服务业非常重要。1999年到2009年，美国跨国公司海外附属公司的就业人数增加了280万（36.2％），但制造业仅占这一增长的8％，服务业占的份额最大。此外，美国跨国公司在国内外的服务业都增加了雇员人数——国内业务雇员人数增加近120万，这是许多海外附属公司人数增加的两倍。
　　2000年以后，新兴市场的快速增长带来商业和消费等服务业需求的大爆发，导致美国跨国公司的繁荣。由于许多服务性业务需要与客户进行面对面互动，所以美国跨国公司必须增加国外就业，以满足这些市场的需求。这些公司的海外销售增长也在广告、设计、研发、管理等活动上推动了美国国内的就业。
　　以往研究发现，美国跨国公司海外附属公司的就业增长与美国国内业务的就业人数增加呈正相关。换句话说，国外就业补充了国内就业，而不是取代了国内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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