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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杜牧咏史诗最突出的特色是立论新颖，表达俊快，发前人所未发，表现了独到的胆识。他以深刻的情感内蕴、博大的情感气度、清旷的情感格调以及高卓的情感智慧，选择最典型的重大事件，褒贬俱在其中，寓意深远，意境雄浑。诵读杜牧的咏史诗，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诗人从历史的回顾中审视晚唐现实的那种深沉的感慨。这是他对唐代咏怀诗的重要发展，于晚唐独树一帜。
关键词：杜牧；咏史诗；立论新颖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2-0214-02
咏史之诗自古有之。诗人借咏史抒发自己的胸怀，以古人自况，或对前人往事进行讽刺与称颂，历代均有佳作。而杜牧于诗，堪称晚唐翘楚；就其咏怀诗而言，则为整个唐代屈指可数的大家之一。他的咏史诗运用史料去重新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把历史、现实和个人思想融合在一起，不受传统观念的影响，阐发自己对历史的独特见解，十分有新意。杜牧的咏史诗有60余首，这是他创作中最有特色、成就最高的一部分。
杜牧的咏史诗多为题咏古迹之作。他见古迹、思古人，往往注重的是对人事的思考与评价，尤其是以七绝体论列古今，更为其所擅长。潘德舆说：“七言绝句_，易作难精盛唐之兴象，中唐之情致，晚唐之议论，途有远近，皆可循行。”晚唐咏史怀古诗正是以“议论”为特色而与盛唐之兴象、中唐之情致相区别的。而晚唐议论体咏史怀古诗的杰出作者，就是杜牧。
他的咏史诗，一般都有较强的思想内容，有较强的史论色彩。如著名的《过华清官绝句》第一首：“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首诗以小见大，通过送鲜荔枝这一小事，深刻地揭露了唐玄宗和杨贵妃不恤民情，只图一己享乐的腐败政治与靡烂生活，这正是导致安史之乱的内在原因，又如《汴河怀古》，诗人途经汴河，想起曾经在此动用几万艘以锦为缆的大船游幸扬州，以及更早的西汉大造宫室的梁孝王，他们当年不可一世，如今岂不是烟消云散了吗?
见微知著，通过一件小事却反映了历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一滴水映现出大千世界，融写景、怀古、论政为一炉，给读者以极深刻的印象。
杜牧咏史诗中最具特色的是诗人敢于发前人所未发，独具慧眼，表现了独到的胆识。咏史诗须鉴古知今，要求作者情致与理性兼容并美。杜牧的独到之处，不仅在于他的好发议论，而且——也是更重要的是他的议论之颖异。他超越了传统的以讽喻为目的的道德定性与伦理评价，而以思辨的方式对历史事件进行态势分析，具有兵家战略眼光和纵横家的意气。比如他不满足于对已然的事实进行解释，而更感兴趣对历史的或然性进行假设，从而揭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偶然性因素的影响。这实际上已在咏史怀古诗的创作中使用了历史哲学的思维方式。如著名的《赤壁》和《题乌江亭》二诗：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子弟名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已经发生的事实是“必然的”前提下，为历史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发展阐释理由。而杜牧却用大胆的假设与推理来揭示，历史的发展原本可以是另外一种情形，“已然的”未必就是“当然的”。在《赤壁》詩中，他设想如果不假东风之便，江东二乔都可能成为曹操的战利品，强调了一个偶然性的因素往往可以决定历史的走向。
《题乌江亭》却正好相反，他强调项羽如果能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东山再起不是没有可能。项羽的兵败自杀，历来被视为英雄壮举。一般咏项羽的诗，不外乎或赞其英雄气概，或同情其英雄末路，或总结其失败教训，独杜牧从“胜败乃兵家常事”立论，认为项羽本来可以有生机，可惜他过早地放弃了努力，一念之差也许就改写了历史。这又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于历史发展的作用。这与《赤壁》一首似乎存在矛盾，但二者又统一在都是强调没有绝对的事物。可以肯定的是，杜牧对待失败的态度是积极的、辩证的。他所宣扬的是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同时也寄托着对当政者振兴武力以挽救危局的期望。全诗立论卓奇，议论精警，气势振奋。
因而我们说杜牧咏史怀古诗的议论之“异”包含两层意思：一者是“新”能发前人所未发；一者是“高”，能道人所难道。杜牧睥睨世俗，以武略自负，议论中很少平庸肤浅的道德论调，却有一种叛逆精神和进取意识。其指陈利弊，既包含儒家式的良史之忧，又明显具有兵家的审时度势、法家的理治之术，这些再配合以纵横家的气度与言辞，使他的咏史怀古诗气俊思活、雄姿英发。
杜牧咏史怀古诗之议论，在表达上的特点就是“俊快发露”。冯集梧《樊川诗集注》说“牧之语多直达”。当然，针对他议论发露这一特点，历来论者也是褒贬不一的。尤其是崇尚咏史怀古诗须含蓄寄托的，不免嫌杜牧过于“露圭角”。其实，“露”与“不露”不是评价咏史怀古诗的唯一标准。露不等于浅，意高又何妨爽朗直陈。相反一个平庸的见解无论以多么曲折的方式传达，也依然是平庸。沈德潜《说诗琳语》卷下说：“人谓诗主性情，不主议论，似也而亦不尽然……但议论须带情韵以行，勿近枪父面目耳。”杜牧诗中横放无羁之议论，原以其思想、性情、学养为底蕴，并非搜索枯肠琢磨所致，其内在的情绪是饱满的，所体现的个性是鲜明的。构思之灵活与意蕴之丰饶，使其咏史怀古诗风虽不以深婉蕴藉取胜，然在俊快自然中别有风华流美之致。因而他所表达的对于古今成败的理解与对人类自身生存困境的感悟，并没有因发露而变得平庸，理亦未尝碍诗之妙。
杜牧在诗歌创作上不模仿前人，不追逐时尚，独立特行，有其独特的艺术特点。对诗歌创作，杜牧有着明确的目的和追求。《新唐书·杜牧传》说杜牧“刚直有奇节，不为靛靛小谨，敢论天下事，指陈病利尤切至”。他的祖父是唐代著名史书《通典》的作者，他继承了祖父杜佑的经世致用之学，又曾身兼史职，因而很注意研究“治乱兴亡之迹，财赋甲兵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他尝自言“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郡斋独酌》)，足见杜牧是一个有着深切现实关怀的诗人。杜牧的咏史诗，深为古今读者喜爱。宋《陈氏书录》曾评价杜牧：“杜紫微才高，俊迈不羁，其诗有气概，非晚唐人所能及。”总之，杜牧以自觉的创作意识和多方面的艺术探索，丰富了咏史诗的题材及表现手法，成为晚唐咏史诗集大成者。
责任编辑：孙莉艳
关键词：杜牧；咏史诗；立论新颖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2-0214-02
咏史之诗自古有之。诗人借咏史抒发自己的胸怀，以古人自况，或对前人往事进行讽刺与称颂，历代均有佳作。而杜牧于诗，堪称晚唐翘楚；就其咏怀诗而言，则为整个唐代屈指可数的大家之一。他的咏史诗运用史料去重新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把历史、现实和个人思想融合在一起，不受传统观念的影响，阐发自己对历史的独特见解，十分有新意。杜牧的咏史诗有60余首，这是他创作中最有特色、成就最高的一部分。
杜牧的咏史诗多为题咏古迹之作。他见古迹、思古人，往往注重的是对人事的思考与评价，尤其是以七绝体论列古今，更为其所擅长。潘德舆说：“七言绝句_，易作难精盛唐之兴象，中唐之情致，晚唐之议论，途有远近，皆可循行。”晚唐咏史怀古诗正是以“议论”为特色而与盛唐之兴象、中唐之情致相区别的。而晚唐议论体咏史怀古诗的杰出作者，就是杜牧。
他的咏史诗，一般都有较强的思想内容，有较强的史论色彩。如著名的《过华清官绝句》第一首：“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首诗以小见大，通过送鲜荔枝这一小事，深刻地揭露了唐玄宗和杨贵妃不恤民情，只图一己享乐的腐败政治与靡烂生活，这正是导致安史之乱的内在原因，又如《汴河怀古》，诗人途经汴河，想起曾经在此动用几万艘以锦为缆的大船游幸扬州，以及更早的西汉大造宫室的梁孝王，他们当年不可一世，如今岂不是烟消云散了吗?
见微知著，通过一件小事却反映了历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一滴水映现出大千世界，融写景、怀古、论政为一炉，给读者以极深刻的印象。
杜牧咏史诗中最具特色的是诗人敢于发前人所未发，独具慧眼，表现了独到的胆识。咏史诗须鉴古知今，要求作者情致与理性兼容并美。杜牧的独到之处，不仅在于他的好发议论，而且——也是更重要的是他的议论之颖异。他超越了传统的以讽喻为目的的道德定性与伦理评价，而以思辨的方式对历史事件进行态势分析，具有兵家战略眼光和纵横家的意气。比如他不满足于对已然的事实进行解释，而更感兴趣对历史的或然性进行假设，从而揭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偶然性因素的影响。这实际上已在咏史怀古诗的创作中使用了历史哲学的思维方式。如著名的《赤壁》和《题乌江亭》二诗：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子弟名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已经发生的事实是“必然的”前提下，为历史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发展阐释理由。而杜牧却用大胆的假设与推理来揭示，历史的发展原本可以是另外一种情形，“已然的”未必就是“当然的”。在《赤壁》詩中，他设想如果不假东风之便，江东二乔都可能成为曹操的战利品，强调了一个偶然性的因素往往可以决定历史的走向。
《题乌江亭》却正好相反，他强调项羽如果能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东山再起不是没有可能。项羽的兵败自杀，历来被视为英雄壮举。一般咏项羽的诗，不外乎或赞其英雄气概，或同情其英雄末路，或总结其失败教训，独杜牧从“胜败乃兵家常事”立论，认为项羽本来可以有生机，可惜他过早地放弃了努力，一念之差也许就改写了历史。这又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于历史发展的作用。这与《赤壁》一首似乎存在矛盾，但二者又统一在都是强调没有绝对的事物。可以肯定的是，杜牧对待失败的态度是积极的、辩证的。他所宣扬的是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同时也寄托着对当政者振兴武力以挽救危局的期望。全诗立论卓奇，议论精警，气势振奋。
因而我们说杜牧咏史怀古诗的议论之“异”包含两层意思：一者是“新”能发前人所未发；一者是“高”，能道人所难道。杜牧睥睨世俗，以武略自负，议论中很少平庸肤浅的道德论调，却有一种叛逆精神和进取意识。其指陈利弊，既包含儒家式的良史之忧，又明显具有兵家的审时度势、法家的理治之术，这些再配合以纵横家的气度与言辞，使他的咏史怀古诗气俊思活、雄姿英发。
杜牧咏史怀古诗之议论，在表达上的特点就是“俊快发露”。冯集梧《樊川诗集注》说“牧之语多直达”。当然，针对他议论发露这一特点，历来论者也是褒贬不一的。尤其是崇尚咏史怀古诗须含蓄寄托的，不免嫌杜牧过于“露圭角”。其实，“露”与“不露”不是评价咏史怀古诗的唯一标准。露不等于浅，意高又何妨爽朗直陈。相反一个平庸的见解无论以多么曲折的方式传达，也依然是平庸。沈德潜《说诗琳语》卷下说：“人谓诗主性情，不主议论，似也而亦不尽然……但议论须带情韵以行，勿近枪父面目耳。”杜牧诗中横放无羁之议论，原以其思想、性情、学养为底蕴，并非搜索枯肠琢磨所致，其内在的情绪是饱满的，所体现的个性是鲜明的。构思之灵活与意蕴之丰饶，使其咏史怀古诗风虽不以深婉蕴藉取胜，然在俊快自然中别有风华流美之致。因而他所表达的对于古今成败的理解与对人类自身生存困境的感悟，并没有因发露而变得平庸，理亦未尝碍诗之妙。
杜牧在诗歌创作上不模仿前人，不追逐时尚，独立特行，有其独特的艺术特点。对诗歌创作，杜牧有着明确的目的和追求。《新唐书·杜牧传》说杜牧“刚直有奇节，不为靛靛小谨，敢论天下事，指陈病利尤切至”。他的祖父是唐代著名史书《通典》的作者，他继承了祖父杜佑的经世致用之学，又曾身兼史职，因而很注意研究“治乱兴亡之迹，财赋甲兵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他尝自言“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郡斋独酌》)，足见杜牧是一个有着深切现实关怀的诗人。杜牧的咏史诗，深为古今读者喜爱。宋《陈氏书录》曾评价杜牧：“杜紫微才高，俊迈不羁，其诗有气概，非晚唐人所能及。”总之，杜牧以自觉的创作意识和多方面的艺术探索，丰富了咏史诗的题材及表现手法，成为晚唐咏史诗集大成者。
责任编辑：孙莉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