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术厅，一面墙壁上镶嵌着大幅的“横渠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已故大书家顾廷龙先生的篆体书法，高古苍劲，不可一世。凡莅临本所的承学之士，无不抬头默念此教。我平时当所内学人例聚之时，也每以此教相勖勉。
张载和《西铭》
张载，字子厚，号横渠，就是宋儒濂、洛、关、闽四大家的“关”，因生于陕西而以地望名。另外三家，周敦颐是湖南道州濂溪人，以地望称濂溪。程灏、程颐为河南洛阳人，故称“洛学”。朱熹原籍徽州婺源，他本人生于福建龙溪县，学者因此以“闽学”括概。年辈周敦颐最长，张载次之，周比张大三岁。张比二程的明道大12岁，比伊川大13岁，张是二程子父尊程珦的表弟，两家有亲缘关系。但张载对二程子的学问非常钦服，嘉祐初年他在京师讲《易经》，以虎皮为座垫，可是听了明道和伊川的见解之后，他撤掉虎皮，停止讲论，对听讲的人说：“比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二程子对张载的学问也深具了解之同情。明道说：“只是须得佗子厚有如此笔力，佗人无缘做得。孟子以后，未有人及此。”伊川说：“横渠道尽高，言尽醇，自孟子后，儒者都无他见识。”
张载最被二程子等同时诸大儒称许的是他的《西铭》。其实是他的著作《正蒙》最后第十七篇“乾称”中的一段文字，他自己视为可以张之墙牖的座右铭，曾以《订顽》为题录之于书室，程颐改称《西铭》，学者悉宗之。《正蒙》中的另一段文字，张载以《砭愚》为题也曾书于墙牖，伊川改为《东铭》。但《西铭》影响最著，全文只有二百五十二个字，兹全录以共飨。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之。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唯肖者也。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颖封人之锡类。不弛劳而底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存，吾顺事；殁，吾宁也。”
《西铭》为人类描画出一幅仁慈博爱的世界图景，其基本假设是天地、家国、圣贤、老幼、病残、孤寡共为一家，仁孝为准绳，彼此相互友爱，交信和睦，体用不二。而且推而扩之，由人及物，“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民胞物与，这一放着光辉的哲学思想由此诞生。
《西铭》的语言词气也别具文简、意永、气醇、理深的特色。所用都是成典，从《周易》《诗经》《左传》《礼记》，到《论语》《孟子》《中庸》和《颜氏家训》，均有所取义，的确如朱熹所言“大抵皆古人说话集来”。但往圣昔贤之故实，已化作新思巧构之美文，似述犹创，虽旧弥新。《孟子》里多处记载关于舜的发迹和他的一家的故事，包括他的弟弟象试图加害于他，却仍然善待其弟，以及他的父亲鼓瞍如果杀了人，他应该如何处置，等等。但舜又是以至孝著称的，孟子以此发为议论：“舜尽事亲之道而鼓瞍底豫，鼓瞍底豫而天下化，鼓瞍底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西铭》对此只用“不弛劳而底豫，舜其功也”一句概括之。“底豫”就是想尽办法让他的父亲高兴，凸显舜是以孝闻于天下的典范。“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颍封人之锡类”两句，尤清通隽永。崇伯子是夏禹，禹的父亲鲧因封于崇而称崇伯。《孟子·离娄下》对禹有“恶旨酒而好善言”的称誉。
“育英才”来自《孟子》的君子有“三乐”：一是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二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三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育英才”至今还是一个活着的充满生命力的词汇。颖封人则指《左传》隐公元年记载的颍考叔的故事，所谓“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并引《诗》赞其“孝子不匮，永锡尔类”。故《西铭》的引成典，述旧句，并不是述而不作，而是以古为新，增加义理的原典力量。而结尾“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更堪称文简意永的修辞范例。
宋儒的集体文化纲领
现在我们回到“横渠四句教”。须是了解了《西铭》，方能理解“四句教”。此“四句教”一般依据的是黄宗羲、黄百家父子编纂的《宋元学案》，百家在卷十七“横渠学案”所加的按语中写道：“先生少喜谈兵，本跅驰豪纵士也。初受裁于范文正，遂翻然知性命之求，又出入于佛老者累年。继切磋于二程子，得归吾道之正。其精思力践，毅然以圣人之诣为必可至，三代之治为必可复。尝语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自任自重如此。”这四句话既是张载一生为学的归宿，也可以看作是宋儒的集体文化纲领。
何谓“为天地立心”？天地岂有心乎？《周易》“复“卦的“彖传”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这应该是“天地之心”一语的最早出处。盖天地本无心，有心在人耳。张载在《诗书》一篇里就是这样写的：“天无心，心都在人之心。”他还说：“大抵言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大德曰生，则以生物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程灏、程颐二先生也说：“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明道则说：“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伊川解《易》时写道：“天地无心而成化，圣人有心而无为。”伊川还曾说过：“合而听之则圣，公则自同。若有私心便不同，同既是天心。”伊川又说：“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尔。人能至公，便是仁。”陆九渊也说：“在天者为性，在人者为心。”这也即是张载《西铭》里说的“乾称天，坤称母”，亦即天地乃万事万物的父母，而天地之心，就是“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仁民爱物之心。换言之，为天地所立之心，就是使生之为人能够秉具博爱济众的仁者之心，和廓然大公的圣人之心。
所以孟子说：“仁，人心也。”所以，马一浮解释“为天地立心”的义涵，特别标举孟子的“四端”说，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提出：“天地以生物为心，人心以恻隐为本。孟子言四端，首举恻隐，若无恻隐，便是麻木不仁，漫无感觉，以下羞恶、辞让、是非，俱无从发出来。”实则，恻隐之心，就是不忍人之心，也就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仁所由出的起点。以此马一浮先生总结道：“学者之事，莫要于识仁求仁，好仁恶不仁，能如此，乃是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句，直接来源于孟子的“立命”的思想。《孟子·尽心上》有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这段话中所涉及的心、性、天、命，在孟子的思想中居于核心位置。中国哲学的“心性论”思想，孟子所阐发最见完备精微。人心即“仁心”，这是孟子的“性善论”假设。因此“尽心”，就是让心体之“仁”得到充分发挥。“知性”就是明白心性的义理。而能够明心性的义理，也就知道天命了。所以《中庸》说“天命之谓性”。二程子也说：“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而只有“知天”，才能“事天”，亦即知道怎样做才能履行对天的承顺不违的使命。但“性”不是凝固不变的，它可得可聚，也可失可散。只有进之于“道”的境界，才不致散失。故二程子说：“顺其性而不失，是所谓道也。”而“道”需要修为，需要学习，需要教育。这就是《中庸》讲的“修道之谓教”。通过修身致教，最后如果能而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即不管一个人的寿命是长是短，都能保持自己的性体全德，那么这个生命个体就可以说已经安身立命了。
（编辑 遐飞）
张载和《西铭》
张载，字子厚，号横渠，就是宋儒濂、洛、关、闽四大家的“关”，因生于陕西而以地望名。另外三家，周敦颐是湖南道州濂溪人，以地望称濂溪。程灏、程颐为河南洛阳人，故称“洛学”。朱熹原籍徽州婺源，他本人生于福建龙溪县，学者因此以“闽学”括概。年辈周敦颐最长，张载次之，周比张大三岁。张比二程的明道大12岁，比伊川大13岁，张是二程子父尊程珦的表弟，两家有亲缘关系。但张载对二程子的学问非常钦服，嘉祐初年他在京师讲《易经》，以虎皮为座垫，可是听了明道和伊川的见解之后，他撤掉虎皮，停止讲论，对听讲的人说：“比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二程子对张载的学问也深具了解之同情。明道说：“只是须得佗子厚有如此笔力，佗人无缘做得。孟子以后，未有人及此。”伊川说：“横渠道尽高，言尽醇，自孟子后，儒者都无他见识。”
张载最被二程子等同时诸大儒称许的是他的《西铭》。其实是他的著作《正蒙》最后第十七篇“乾称”中的一段文字，他自己视为可以张之墙牖的座右铭，曾以《订顽》为题录之于书室，程颐改称《西铭》，学者悉宗之。《正蒙》中的另一段文字，张载以《砭愚》为题也曾书于墙牖，伊川改为《东铭》。但《西铭》影响最著，全文只有二百五十二个字，兹全录以共飨。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之。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唯肖者也。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颖封人之锡类。不弛劳而底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存，吾顺事；殁，吾宁也。”
《西铭》为人类描画出一幅仁慈博爱的世界图景，其基本假设是天地、家国、圣贤、老幼、病残、孤寡共为一家，仁孝为准绳，彼此相互友爱，交信和睦，体用不二。而且推而扩之，由人及物，“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民胞物与，这一放着光辉的哲学思想由此诞生。
《西铭》的语言词气也别具文简、意永、气醇、理深的特色。所用都是成典，从《周易》《诗经》《左传》《礼记》，到《论语》《孟子》《中庸》和《颜氏家训》，均有所取义，的确如朱熹所言“大抵皆古人说话集来”。但往圣昔贤之故实，已化作新思巧构之美文，似述犹创，虽旧弥新。《孟子》里多处记载关于舜的发迹和他的一家的故事，包括他的弟弟象试图加害于他，却仍然善待其弟，以及他的父亲鼓瞍如果杀了人，他应该如何处置，等等。但舜又是以至孝著称的，孟子以此发为议论：“舜尽事亲之道而鼓瞍底豫，鼓瞍底豫而天下化，鼓瞍底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西铭》对此只用“不弛劳而底豫，舜其功也”一句概括之。“底豫”就是想尽办法让他的父亲高兴，凸显舜是以孝闻于天下的典范。“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颍封人之锡类”两句，尤清通隽永。崇伯子是夏禹，禹的父亲鲧因封于崇而称崇伯。《孟子·离娄下》对禹有“恶旨酒而好善言”的称誉。
“育英才”来自《孟子》的君子有“三乐”：一是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二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三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育英才”至今还是一个活着的充满生命力的词汇。颖封人则指《左传》隐公元年记载的颍考叔的故事，所谓“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并引《诗》赞其“孝子不匮，永锡尔类”。故《西铭》的引成典，述旧句，并不是述而不作，而是以古为新，增加义理的原典力量。而结尾“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更堪称文简意永的修辞范例。
宋儒的集体文化纲领
现在我们回到“横渠四句教”。须是了解了《西铭》，方能理解“四句教”。此“四句教”一般依据的是黄宗羲、黄百家父子编纂的《宋元学案》，百家在卷十七“横渠学案”所加的按语中写道：“先生少喜谈兵，本跅驰豪纵士也。初受裁于范文正，遂翻然知性命之求，又出入于佛老者累年。继切磋于二程子，得归吾道之正。其精思力践，毅然以圣人之诣为必可至，三代之治为必可复。尝语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自任自重如此。”这四句话既是张载一生为学的归宿，也可以看作是宋儒的集体文化纲领。
何谓“为天地立心”？天地岂有心乎？《周易》“复“卦的“彖传”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这应该是“天地之心”一语的最早出处。盖天地本无心，有心在人耳。张载在《诗书》一篇里就是这样写的：“天无心，心都在人之心。”他还说：“大抵言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大德曰生，则以生物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程灏、程颐二先生也说：“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明道则说：“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伊川解《易》时写道：“天地无心而成化，圣人有心而无为。”伊川还曾说过：“合而听之则圣，公则自同。若有私心便不同，同既是天心。”伊川又说：“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尔。人能至公，便是仁。”陆九渊也说：“在天者为性，在人者为心。”这也即是张载《西铭》里说的“乾称天，坤称母”，亦即天地乃万事万物的父母，而天地之心，就是“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仁民爱物之心。换言之，为天地所立之心，就是使生之为人能够秉具博爱济众的仁者之心，和廓然大公的圣人之心。
所以孟子说：“仁，人心也。”所以，马一浮解释“为天地立心”的义涵，特别标举孟子的“四端”说，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提出：“天地以生物为心，人心以恻隐为本。孟子言四端，首举恻隐，若无恻隐，便是麻木不仁，漫无感觉，以下羞恶、辞让、是非，俱无从发出来。”实则，恻隐之心，就是不忍人之心，也就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仁所由出的起点。以此马一浮先生总结道：“学者之事，莫要于识仁求仁，好仁恶不仁，能如此，乃是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句，直接来源于孟子的“立命”的思想。《孟子·尽心上》有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这段话中所涉及的心、性、天、命，在孟子的思想中居于核心位置。中国哲学的“心性论”思想，孟子所阐发最见完备精微。人心即“仁心”，这是孟子的“性善论”假设。因此“尽心”，就是让心体之“仁”得到充分发挥。“知性”就是明白心性的义理。而能够明心性的义理，也就知道天命了。所以《中庸》说“天命之谓性”。二程子也说：“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而只有“知天”，才能“事天”，亦即知道怎样做才能履行对天的承顺不违的使命。但“性”不是凝固不变的，它可得可聚，也可失可散。只有进之于“道”的境界，才不致散失。故二程子说：“顺其性而不失，是所谓道也。”而“道”需要修为，需要学习，需要教育。这就是《中庸》讲的“修道之谓教”。通过修身致教，最后如果能而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即不管一个人的寿命是长是短，都能保持自己的性体全德，那么这个生命个体就可以说已经安身立命了。
（编辑 遐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