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时代的文学

来源 :留学生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woai894781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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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龚古尔奖刚刚在11月上旬颁给了马迪亚斯·埃纳尔(Mathias Enard)的新作《指南针》(Boussole)。 龚古尔奖本身只有50法郎(现在是10欧元)的奖金,但获奖的小说据我这些年观察,总可以卖到几十万册,作者在收获法国文学最高奖的同时,也能获得不菲的版权收入,可谓是名利双收的美事,获奖者埃纳尔以左拉姿势摆拍的照片在网上也很是火了一把。这本书本来已经在大大小小的书店乃至超市里热卖,前段时间巴黎发生的袭击事件又把它推到了大众关注的新的聚焦点。
  这当然是因为埃纳尔的小说本身关注的问题实在太切合当下的境况,《指南针》一书呼吁的是东西方的视域融合,可以说,这个主题是埃纳尔所有小说的核心:受到苏丹邀请前往君士坦丁堡的米开朗琪罗(《和他们说说战争、国王和大象》,中文版刚刚出版),“阿拉伯之春”时在西班牙游荡的摩洛哥青年(《小偷街》),这些想象的旅行让西方读者在东西方日益隔绝的当下重新反思,东方这个“他者”,究竟对西方来说意味着什么。“他性”(ALTERITE)这个词也正是这本小说的关键词,女主人公萨拉的博士论文题目是《西方与东方之间的他者观种种》,研究的是一位伊朗作家和翻译家海达亚特,比较了他和卡夫卡以及他在巴黎的同时代人于连·格拉克(JULIEN GRACQ),而她本人对于男主人公来说代表着东方,男主人公最后也意识到,他对萨拉的精神渴望源自他对自身中他性的探索欲望。正在死亡的古典音乐研究者,不正是西方的绝佳象征?这位音乐学家研究的是西方古典音乐中的东方,通过他,作者埃纳尔其实想要表达,西方无法真正离开东方,只有探索、认出并接受西方自身中的东方,病重的西方才能真正痊愈。
  埃纳尔的小说都涉及东方以及东西方的交流和阻滞,这和他的学术背景有关,虽然后来他成了职业小说家,但埃纳尔最初曾在法国国立东方语言学院(INALCO)学习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之后他又在中东地区住过很久,也可以算是个科班出身的东方学门徒,而他之前的五部小说虽说都和东方以及波斯-阿拉伯世界有关,但像这次这样直接以东方学家的世界为主要线索,还是头一回。
  这本书的获奖有不少人认为和年初《查理周刊》遇袭事件有些关系,那时候法国内部移民和土生土长居民的关系以及法国和“东方”信仰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这本书能压倒写法国前殖民地的小说获得大奖,有点出人意料,有人还因此批评龚古尔奖的评奖带上了政治考虑的色彩。不过,在我看来,这本小说是近几年来获得龚古尔文学奖的作品中文学性最高的一部,这样的指责未免有失偏颇。
  全书第一句话写到的“我们是两个鸦片吸食者,每个都在自己的云烟中,外界的什么都看不到,孤立着,永远不理解对方”,其实写的也是西方和东方。两者都在自己的幻象和对对方永恒的误解中孤独存在着,东西方如何走出宗教、政治等种种精神鸦片的迷雾真正看到对方,恐怕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严峻的问题之一。但文学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可能文学也是某种鸦片,如波德莱尔诗中所说,可以让我们的灵魂进入某种无限,赋予灵魂莫大的能力,但一旦醒来,也许会发现这不过是一场幻象。埃纳尔非常清楚这一点,但他还是对理解存有希望,就此而言,他还是一位乐观的理想主义者。
  塞利纳在他名作《长夜行》的序曲中把人生比作冬夜的旅行,人向天空中寻找路径,天上却一片漆黑,没有指路的明星,埃纳尔则认为还是有这样的指南针,他在全书的开头和结尾都引用了舒伯特《冬之旅》中的歌词,给出了希望,但先前发生的袭击事件让不少人走向报复和不宽容,这也引起了许多法国人的警惕,他们在悲悼的同时表示,以暴制暴并不能获得真正的和平,现代政治需要新的角度和思路,也许文学能给普通的公民和决策者照亮一些新的可能,用新的思想和行动打破东西方之间的壁垒与隔阂。
其他文献
1 1937年7月7日,日军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全国性抗战也由此开始。中国共产党从国共联合抗战大局出发,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左权任八路军副参谋长。  2 左权有着对国家和民族的深情、对日寇的刻骨仇恨。1937年12月,他在写给母亲的一封长信中表示“为了民族和国家利益要血战到底”。  3 左权十九岁入黄埔军校学习,二十岁前往苏联,先后就读于莫斯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