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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建股票交易所？要建资本市场？这对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言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尤其是1990年，“伟大的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刚刚解体，改革开放被严重质疑，姓资姓社争论不绝于耳，那个被长期冠以资本主义特有标识的股票和股票交易所，居然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上海外滩的标志性建筑群中悄然启动。
尉文淵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建者之一。1990年至1995年，任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也是首任总经理。
2018年金秋十月的一个下午，沪上桂花沁人，满街飘香。在上海市郊的一座院落里，当年在一线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并担任首任总经理的尉文渊先生，和《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畅谈了4个小时，讲述了1990年筹建交易所的那段故事。
28年风云变幻，尉文渊虽早已离开交易所，但他的人还在资本市场，心还惦记着中国股市。
1989年年中，30多岁的尉文渊放弃了国家审计署处长的身份，从北京回到上海，这个消息被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时任行长龚浩成知晓后，他让人捎信给尉文渊，“让他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捎信的这个人叫刘波，是尉文渊在上海财大的低一届校友，后来与尉搭档任上交所副总经理。
龚浩成与尉文渊的交集是在上海财经学院（现上海财经大学）。那时，尉文渊在财政金融系读书，是学生骨干，深得时任上海财经学院副院长的龚浩成喜爱。毕业时，龚浩成曾力邀尉文渊留校，无奈尉文渊一心想出去闯荡。也许是机缘所致，尉文渊重回上海，而龚浩成第一时间抓住了这位爱徒。
“老师召唤，岂敢怠慢”。尉文渊于是就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行政管理处。什么是金融行政管理处？这也是尉文渊当时向龚浩成提出的问题。但龚浩成并未详尽介绍，等进入这个处室工作，尉文渊才意识到其权力之大。现在社会所熟知的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都是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金融行政管理司分离出去的，当时的证券业务监管工作也是由金融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的。或许正是因为这层原因，筹建上交所的具体执行机构就是尉文渊所在的金融行政管理处。
筹建上交所还有一个重要背景：浦东开发。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朱镕基向邓小平汇报：“小平同志，我们想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邓小平当时说：“好啊，你们干嘛。”1989年12月，朱镕基召开上海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在当时背景下的金融改革问题，其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要不要和如何建立上交所。正是那次会议上，朱镕基拍板，确定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并由龚浩成和李祥瑞（交通银行行长）、贺镐圣（上海体改办主任）组成“上交所筹建小组”。三人小组办事机构设立在人行上海分行，而具体执行机构则是金融行政管理处。
“那时金融行政管理处在业界是个硬邦邦的实权机构，而交易所是个啥？能不能建成？建成后能不能长久？前途未卜。”尉文渊对《中国经济周刊》回忆说。然而上交所的设立已经迫在眉睫。1990年6月8日，朱镕基宣布：上交所将在年内开业。因为香港贸发局主席邓莲如将在1990年12月率领一个大型贸易代表团访问上海，朱镕基希望代表团出席上交所开业典礼。
筹备时间只有半年，1990年6月下旬，尉文渊向人行上海分行的领导透露一个愿望，是不是可以让我去筹建上交所？一拍即合，时年35岁的尉文渊挑起了这副前途未卜的担子，1990年7月3日，他从人行上海分行金融行政管理处副处长摇身变为上交所筹备小组组长。
“我大学毕业论文写的就是股份制，现在看真不像样子，不过是马克思《资本论》的大段摘抄而已，但从思想上看，我对股份制这种生产组织形式是肯定的。但知道股份制就能建好交易所？这可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尉文渊说，刚接手上交所筹建之时，交易所在尉文渊的脑子里只是电影《子夜》中的片段，它究竟该怎样运行？怎样管理？用怎样的规则构建怎样的机制？一切都是空白，但尉文渊心中有个基本准则：要建交易所，就要建一个高标准的交易所。
“不上手不知道，一开始了就睡不着觉了。”尉文渊描述自己刚接手这项工作时必须面对的千头万绪和无穷无尽的压力。毛泽东形容新中国建设基础时，用了“一穷二白”一词，而新中国证券交易所建立实际也是如此，穷的是硬件，白的是软件。
交易所的交易运行和管理机制到底什么样？当时全中国恐怕也找不到一个懂的人。按尉文渊的说法，刚接手筹备工作后好多天不知道该干什么。在经历过一段迷茫之后，他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建交易所无论如何首先要有一个物理场所——交易大厅。按尉文渊的说法，有了这个物理场所，我就会有各种场景的想象，各种设备的需求，就会使所有问题都变得更加具象。所以，上交所的筹建就从交易大厅的寻找开始了。
按照龚浩成的要求，这个交易大厅应当放在黄浦区。龚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尉文渊心知肚明，这里不仅是上海金融聚集区，而且有外滩这个标志性的时代印记。当然，在尉文渊的心中，交易大厅应当是个什么样子，说不清。
但就是这个虚幻的形象和标准折磨着尉文渊，让他跑遍上海这一区域所有可能带有大厅的场地，包括卖火车票、卖船票、卖邮票的地方，他甚至考察过当时上海南外滩、55路公交车终点站对面商业储运公司的仓库，那个地方离十六铺的粪码头不远。“我们筹备小组就在附近办公，一到夏天，上海爱刮东南风，办公室空气就很不好，必须关窗。” 尉文渊说。
也许又是机缘巧合。上海大厦一位副总经理听说尉文渊正在满外滩寻找大房子，便托人带信。当时，上海大厦旗下的浦江饭店经营非常困难，希望能找到大客户物尽其用。尉文渊刻不容缓地去看了，“真够破烂的，又黄又旧，穹顶像块破席子都快塌下来了。” 但是尉文渊仔细一看，墙是大理石和汉白玉构件，孔雀厅作为中堂精致典雅，圆形穹顶残破中暗透气派。原来，浦江饭店原名叫礼查饭店，1846年由英国商人礼查所建。上海开埠后，它是全国第一家现代化的、由西方商人经营的饭店，是全上海最早使用煤气、最早安装电灯、最早使用自来水的地方，罗素、爱因斯坦、卓别林、斯诺夫妇等一批国际名流都曾下榻于此。
“就是它了。”尉文渊一阵兴奋，“没见到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的‘梦中情人’长啥样子，直到你见到了，才知道就是她。”28年后对《中国经济周刊》讲起这段经历，尉文渊仍是满脸兴奋，但当时他还是有点忐忑，因为浦江饭店不在黄浦区，而在与黄浦区一河之隔的虹口区，自己相中的“媳妇”，“婆婆”会认账吗？
尉文渊向龚浩成汇报时，先是把“媳妇”好一通赞美，同时又把找“媳妇”的难处强调了一溜够，问题就是这个“媳妇”不在黄浦区，龚浩成沉吟良久后说“也可以”，龚浩成这三个字一出口，尉文渊如释重负。浦江饭店，尉文渊踏破铁鞋要找的那个她，成为新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诞生之地。
接下来的工作则是该如何装点她，让一个破败的饭店不仅变成自己的“梦中情人”，也变成千千万万中国证券投资者的“大众情人”。
场地有了，交易体系如何构建？用怎样的方式构建？其实，在尉文渊的脑子里已经有了计算机自动交易的设想，但如何完成？当时，从世界范围看，只有美国的纳斯达克使用了计算机，但它只限信息传输，真正的资金和股票之间的划转（交割结算）还不能由电脑系统自动完成，而尉文渊试图超越纳斯达克，建立一个电脑系统，一并完成三项任务：行情信息传输、公司信息披露、交易双方的交割清算。不到半年时间，要完成如此之大的创新谈何容易。
尉文渊为什么力排众议，坚持要做电脑交易系统？这得益于他在审计署教育处做处长的那段工作经历，这让他看到了科学技术的前沿。其实，了解那个时代的金融人恐怕都会对手工作业的效率有所了解。比如银行每天下班之后都必须轧清当日发生的每筆交易，手工清点的钱款和手工记账的数字必须分毫不差。为此，银行每天不得不很早就停止营业，而所有工作人员不得不为轧清账款加班加点;网点结完报支行，支行结完报分行，分行结完报总行，一层一层轧账苦不堪言，一到年终那更是成万上亿笔交易堆积如山，轧清需要很长时间。
如果证券交易所采用传统人工申报、撮合、交易、记账、交割等交易流程，那不仅交易效率低下、交易成本畸高，而且会严重限制市场容量。市场规模小的时候也许还凑合，一旦规模大了，加之中国证券市场又多为散户投资者，那就不是出不出错的问题，而是当日交易根本无法当日完成清算的问题。
“直到开业的前一天，我们还在做用户界面。”回忆至此，尉文渊感慨地仰起头轻轻地皱了一下眉头，仿佛当年的压力又回到了现实。他说：“是我决定从500万元筹办经费中拿出100万元做电脑交易系统。”
也许又是巧合，就在这个时候尉文渊偶遇上海财院信息系的朱快蕾老师，正是朱老师组织信息系的老师和同学，包括上海财院助教谢玮和刘兰娟夫妇，一起开发了上交所第一套计算机交易撮合系统。
做这种前无古人的事，如果失败了怎么办？“做不好，我负责。”回忆中尉文渊朗声大笑，“现在想想，我怎么负责？就我那点工资？”不过，记者从这席话中却感悟到一群改革先行者的历史担当，“我非常感激当时市政府和人民银行领导的支持，他们放手信任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去干，最终也成就了上交所电脑撮合系统成功上线。”
“‘时间优先，价格优先’的基本交易规则是明晰的，但人家做编程之前我需要向人家提供整个交易流程的设计规划，我哪懂这些？”尉文渊举了一个例子，负责编程的谢玮问：股票代码如何设置？编码规则是什么？字段宽度是多少？尉文渊不懂，搞了半天才明白，原来是股票代码需要几位数？哪个数字打头儿？具体如何编排？这有什么关系吗？当然，这些具体问题都要有规则，如果开始不为未来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那交易所走不了几步就需要回头解决“历史问题”。
尉文渊对《中国经济周刊》回忆说，6开头、6位数是受上海电话号码升位的启发，这样的股票代码编制一直延续到现在。“当然，还有标准化的证券买卖委托单、交割单也是我们借鉴当年的银行储蓄单据设计出来的。”改革早期，尉文渊他们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拼，一点一滴地凑，在极其短暂的时间里，硬是在一张白纸上描绘出他们自己都不曾想象过的图画。
面对开业日期倒计时的压力，面对每天都会冒出来、必须而又极难解决的问题，筹备组那些没日没夜工作的先行者也会有自怜形孤之时。“那时，大家经常坐在地毯上开会直至深夜，感觉就像一叶小舟在海浪中无力地漂泊。”
1990年，中国还处在物资短缺的时期，很多东西都是定量供应。当时筹备上交所的时候，电话号就是一个极难解决的问题。按照当时的交易规则，分布于全国各地的证券交易营业部，都需要把投资者买入或卖出的交易信息通过电话报到上交所的交易席位上，然后券商出市代表再把交易信息输入电脑，进行自动撮合交易。所以，电话终端的数量对交易所非常重要，但当时上交所只申请到了30个电话号码。
怎么办？朱镕基来了，距离上交所开市还有16天。1990年12月3日，朱镕基来到浦江饭店视察交易所的筹建情况。据尉回忆，朱镕基下车看到正在搭建雨棚的浦江饭店门前乱糟糟的，皱起了眉头，但当他看到原来的孔雀厅已经变成灯火通明的交易大厅时眉头展开了，正是这次视察，朱镕基责令上海政府全力以赴支持交易所建设，包括申请电话号码等等。“多亏是12月3日朱镕基来视察，很多事情就好办了。”尉文渊说。
按照初始设计，上海证券交易所应当只是个地方改革试点，但尉文渊可不这样想。最初上市的“老八股”中，就有浙江凤凰这样上海之外公司的股票，而初始参与的16家交易会员单位中，包括了中信和所有大银行的信托投资公司，使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之日就已经突破了地方限制，这也为其日后成为全国性交易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典礼如期举行，朱镕基以及北京赶来的人民银行领导出席，而那个如约前来的香港大型贸易代表团也站在出席典礼的人群当中，当开市的锣声敲响，全球唯一的股票电脑撮合系统跳出第一笔成功交易的结果之后，“电脑技术人员都跳起来了”，而尉文渊却因为一双不合脚的鞋磨破了他的一只脚，发着烧鸣响了开市第一锣。
现在，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为代表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正在不断丰富，成为中国经济创新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成为中国企业建立有效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当然，它也变成社会公众获取投资收益、分享改革开放红利的普惠金融市场。在这里，数以千亿计的资金、股票、债券每天流入流出、你来我往，同时它也向全世界发布着中国资本价格的信息，成为中国经济的晴雨表。
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骤然提速，2014 年4月10 日，总额度为5500 亿元人民币的“沪港通”正式起航;2018 年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进博会开幕式上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增设科创板并同时试点注册制，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立再下一城。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孙庭阳采访报道）
责编：曹煦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50期）
2018年金秋十月的一个下午，沪上桂花沁人，满街飘香。在上海市郊的一座院落里，当年在一线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并担任首任总经理的尉文渊先生，和《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畅谈了4个小时，讲述了1990年筹建交易所的那段故事。
28年风云变幻，尉文渊虽早已离开交易所，但他的人还在资本市场，心还惦记着中国股市。
是机缘巧合还是时势所赐
1989年年中，30多岁的尉文渊放弃了国家审计署处长的身份，从北京回到上海，这个消息被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时任行长龚浩成知晓后，他让人捎信给尉文渊，“让他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捎信的这个人叫刘波，是尉文渊在上海财大的低一届校友，后来与尉搭档任上交所副总经理。
龚浩成与尉文渊的交集是在上海财经学院（现上海财经大学）。那时，尉文渊在财政金融系读书，是学生骨干，深得时任上海财经学院副院长的龚浩成喜爱。毕业时，龚浩成曾力邀尉文渊留校，无奈尉文渊一心想出去闯荡。也许是机缘所致，尉文渊重回上海，而龚浩成第一时间抓住了这位爱徒。
“老师召唤，岂敢怠慢”。尉文渊于是就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行政管理处。什么是金融行政管理处？这也是尉文渊当时向龚浩成提出的问题。但龚浩成并未详尽介绍，等进入这个处室工作，尉文渊才意识到其权力之大。现在社会所熟知的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都是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金融行政管理司分离出去的，当时的证券业务监管工作也是由金融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的。或许正是因为这层原因，筹建上交所的具体执行机构就是尉文渊所在的金融行政管理处。
筹建上交所还有一个重要背景：浦东开发。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朱镕基向邓小平汇报：“小平同志，我们想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邓小平当时说：“好啊，你们干嘛。”1989年12月，朱镕基召开上海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在当时背景下的金融改革问题，其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要不要和如何建立上交所。正是那次会议上，朱镕基拍板，确定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并由龚浩成和李祥瑞（交通银行行长）、贺镐圣（上海体改办主任）组成“上交所筹建小组”。三人小组办事机构设立在人行上海分行，而具体执行机构则是金融行政管理处。
“那时金融行政管理处在业界是个硬邦邦的实权机构，而交易所是个啥？能不能建成？建成后能不能长久？前途未卜。”尉文渊对《中国经济周刊》回忆说。然而上交所的设立已经迫在眉睫。1990年6月8日，朱镕基宣布：上交所将在年内开业。因为香港贸发局主席邓莲如将在1990年12月率领一个大型贸易代表团访问上海，朱镕基希望代表团出席上交所开业典礼。
筹备时间只有半年，1990年6月下旬，尉文渊向人行上海分行的领导透露一个愿望，是不是可以让我去筹建上交所？一拍即合，时年35岁的尉文渊挑起了这副前途未卜的担子，1990年7月3日，他从人行上海分行金融行政管理处副处长摇身变为上交所筹备小组组长。
“我大学毕业论文写的就是股份制，现在看真不像样子，不过是马克思《资本论》的大段摘抄而已，但从思想上看，我对股份制这种生产组织形式是肯定的。但知道股份制就能建好交易所？这可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尉文渊说，刚接手上交所筹建之时，交易所在尉文渊的脑子里只是电影《子夜》中的片段，它究竟该怎样运行？怎样管理？用怎样的规则构建怎样的机制？一切都是空白，但尉文渊心中有个基本准则：要建交易所，就要建一个高标准的交易所。
白纸上的“梦中情人”
“不上手不知道，一开始了就睡不着觉了。”尉文渊描述自己刚接手这项工作时必须面对的千头万绪和无穷无尽的压力。毛泽东形容新中国建设基础时，用了“一穷二白”一词，而新中国证券交易所建立实际也是如此，穷的是硬件，白的是软件。
交易所的交易运行和管理机制到底什么样？当时全中国恐怕也找不到一个懂的人。按尉文渊的说法，刚接手筹备工作后好多天不知道该干什么。在经历过一段迷茫之后，他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建交易所无论如何首先要有一个物理场所——交易大厅。按尉文渊的说法，有了这个物理场所，我就会有各种场景的想象，各种设备的需求，就会使所有问题都变得更加具象。所以，上交所的筹建就从交易大厅的寻找开始了。
按照龚浩成的要求，这个交易大厅应当放在黄浦区。龚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尉文渊心知肚明，这里不仅是上海金融聚集区，而且有外滩这个标志性的时代印记。当然，在尉文渊的心中，交易大厅应当是个什么样子，说不清。
但就是这个虚幻的形象和标准折磨着尉文渊，让他跑遍上海这一区域所有可能带有大厅的场地，包括卖火车票、卖船票、卖邮票的地方，他甚至考察过当时上海南外滩、55路公交车终点站对面商业储运公司的仓库，那个地方离十六铺的粪码头不远。“我们筹备小组就在附近办公，一到夏天，上海爱刮东南风，办公室空气就很不好，必须关窗。” 尉文渊说。
也许又是机缘巧合。上海大厦一位副总经理听说尉文渊正在满外滩寻找大房子，便托人带信。当时，上海大厦旗下的浦江饭店经营非常困难，希望能找到大客户物尽其用。尉文渊刻不容缓地去看了，“真够破烂的，又黄又旧，穹顶像块破席子都快塌下来了。” 但是尉文渊仔细一看，墙是大理石和汉白玉构件，孔雀厅作为中堂精致典雅，圆形穹顶残破中暗透气派。原来，浦江饭店原名叫礼查饭店，1846年由英国商人礼查所建。上海开埠后，它是全国第一家现代化的、由西方商人经营的饭店，是全上海最早使用煤气、最早安装电灯、最早使用自来水的地方，罗素、爱因斯坦、卓别林、斯诺夫妇等一批国际名流都曾下榻于此。
“就是它了。”尉文渊一阵兴奋，“没见到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的‘梦中情人’长啥样子，直到你见到了，才知道就是她。”28年后对《中国经济周刊》讲起这段经历，尉文渊仍是满脸兴奋，但当时他还是有点忐忑，因为浦江饭店不在黄浦区，而在与黄浦区一河之隔的虹口区，自己相中的“媳妇”，“婆婆”会认账吗？
尉文渊向龚浩成汇报时，先是把“媳妇”好一通赞美，同时又把找“媳妇”的难处强调了一溜够，问题就是这个“媳妇”不在黄浦区，龚浩成沉吟良久后说“也可以”，龚浩成这三个字一出口，尉文渊如释重负。浦江饭店，尉文渊踏破铁鞋要找的那个她，成为新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诞生之地。
接下来的工作则是该如何装点她，让一个破败的饭店不仅变成自己的“梦中情人”，也变成千千万万中国证券投资者的“大众情人”。
领先全球的电脑交易
场地有了，交易体系如何构建？用怎样的方式构建？其实，在尉文渊的脑子里已经有了计算机自动交易的设想，但如何完成？当时，从世界范围看，只有美国的纳斯达克使用了计算机，但它只限信息传输，真正的资金和股票之间的划转（交割结算）还不能由电脑系统自动完成，而尉文渊试图超越纳斯达克，建立一个电脑系统，一并完成三项任务：行情信息传输、公司信息披露、交易双方的交割清算。不到半年时间，要完成如此之大的创新谈何容易。
尉文渊为什么力排众议，坚持要做电脑交易系统？这得益于他在审计署教育处做处长的那段工作经历，这让他看到了科学技术的前沿。其实，了解那个时代的金融人恐怕都会对手工作业的效率有所了解。比如银行每天下班之后都必须轧清当日发生的每筆交易，手工清点的钱款和手工记账的数字必须分毫不差。为此，银行每天不得不很早就停止营业，而所有工作人员不得不为轧清账款加班加点;网点结完报支行，支行结完报分行，分行结完报总行，一层一层轧账苦不堪言，一到年终那更是成万上亿笔交易堆积如山，轧清需要很长时间。
如果证券交易所采用传统人工申报、撮合、交易、记账、交割等交易流程，那不仅交易效率低下、交易成本畸高，而且会严重限制市场容量。市场规模小的时候也许还凑合，一旦规模大了，加之中国证券市场又多为散户投资者，那就不是出不出错的问题，而是当日交易根本无法当日完成清算的问题。
“直到开业的前一天，我们还在做用户界面。”回忆至此，尉文渊感慨地仰起头轻轻地皱了一下眉头，仿佛当年的压力又回到了现实。他说：“是我决定从500万元筹办经费中拿出100万元做电脑交易系统。”
也许又是巧合，就在这个时候尉文渊偶遇上海财院信息系的朱快蕾老师，正是朱老师组织信息系的老师和同学，包括上海财院助教谢玮和刘兰娟夫妇，一起开发了上交所第一套计算机交易撮合系统。
做这种前无古人的事，如果失败了怎么办？“做不好，我负责。”回忆中尉文渊朗声大笑，“现在想想，我怎么负责？就我那点工资？”不过，记者从这席话中却感悟到一群改革先行者的历史担当，“我非常感激当时市政府和人民银行领导的支持，他们放手信任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去干，最终也成就了上交所电脑撮合系统成功上线。”
“‘时间优先，价格优先’的基本交易规则是明晰的，但人家做编程之前我需要向人家提供整个交易流程的设计规划，我哪懂这些？”尉文渊举了一个例子，负责编程的谢玮问：股票代码如何设置？编码规则是什么？字段宽度是多少？尉文渊不懂，搞了半天才明白，原来是股票代码需要几位数？哪个数字打头儿？具体如何编排？这有什么关系吗？当然，这些具体问题都要有规则，如果开始不为未来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那交易所走不了几步就需要回头解决“历史问题”。
尉文渊对《中国经济周刊》回忆说，6开头、6位数是受上海电话号码升位的启发，这样的股票代码编制一直延续到现在。“当然，还有标准化的证券买卖委托单、交割单也是我们借鉴当年的银行储蓄单据设计出来的。”改革早期，尉文渊他们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拼，一点一滴地凑，在极其短暂的时间里，硬是在一张白纸上描绘出他们自己都不曾想象过的图画。
面对开业日期倒计时的压力，面对每天都会冒出来、必须而又极难解决的问题，筹备组那些没日没夜工作的先行者也会有自怜形孤之时。“那时，大家经常坐在地毯上开会直至深夜，感觉就像一叶小舟在海浪中无力地漂泊。”
上交所不是上海的证券交易所
1990年，中国还处在物资短缺的时期，很多东西都是定量供应。当时筹备上交所的时候，电话号就是一个极难解决的问题。按照当时的交易规则，分布于全国各地的证券交易营业部，都需要把投资者买入或卖出的交易信息通过电话报到上交所的交易席位上，然后券商出市代表再把交易信息输入电脑，进行自动撮合交易。所以，电话终端的数量对交易所非常重要，但当时上交所只申请到了30个电话号码。
怎么办？朱镕基来了，距离上交所开市还有16天。1990年12月3日，朱镕基来到浦江饭店视察交易所的筹建情况。据尉回忆，朱镕基下车看到正在搭建雨棚的浦江饭店门前乱糟糟的，皱起了眉头，但当他看到原来的孔雀厅已经变成灯火通明的交易大厅时眉头展开了，正是这次视察，朱镕基责令上海政府全力以赴支持交易所建设，包括申请电话号码等等。“多亏是12月3日朱镕基来视察，很多事情就好办了。”尉文渊说。
按照初始设计，上海证券交易所应当只是个地方改革试点，但尉文渊可不这样想。最初上市的“老八股”中，就有浙江凤凰这样上海之外公司的股票，而初始参与的16家交易会员单位中，包括了中信和所有大银行的信托投资公司，使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之日就已经突破了地方限制，这也为其日后成为全国性交易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典礼如期举行，朱镕基以及北京赶来的人民银行领导出席，而那个如约前来的香港大型贸易代表团也站在出席典礼的人群当中，当开市的锣声敲响，全球唯一的股票电脑撮合系统跳出第一笔成功交易的结果之后，“电脑技术人员都跳起来了”，而尉文渊却因为一双不合脚的鞋磨破了他的一只脚，发着烧鸣响了开市第一锣。
现在，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为代表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正在不断丰富，成为中国经济创新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成为中国企业建立有效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当然，它也变成社会公众获取投资收益、分享改革开放红利的普惠金融市场。在这里，数以千亿计的资金、股票、债券每天流入流出、你来我往，同时它也向全世界发布着中国资本价格的信息，成为中国经济的晴雨表。
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骤然提速，2014 年4月10 日，总额度为5500 亿元人民币的“沪港通”正式起航;2018 年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进博会开幕式上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增设科创板并同时试点注册制，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立再下一城。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孙庭阳采访报道）
责编：曹煦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5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