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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笔下的斯巴达人害怕雅典崛起将使其失去盟友，他们选择了发动战争；从1652年开始的130多年英荷争霸则是由1651年的《航海条例》所诱发。这些都不是针对柏拉图所说蛮族这种“天然敌人”的战争，但基于对“能力”和“意图”的考察，一个企图增殖权势的竞争者可能被旨在维持现状的另一个国家判定为敌人。
在20世纪著名的“一战”和“冷战”前夕，德国和苏联因各自能力的骤增和扩张意图的暴露而成为英美等国的遏制对象。英、美这种盎格鲁-萨克逊式安全观，集中体现在两份由各自智囊向国内示警的经典外交文件中。
克劳备忘录和凯南电报
1907年元旦，英国外交部智囊、出生于德国的埃尔·克劳在题为《论英法与英德关系现状》的24页备忘录中断言，“将让步视为抚慰德国或促其向善唯一希望的想法无异于白日做梦”。伦敦自此摒弃之前的“相互让步”（Give-and-Take）政策，将全部战略资源和目标调整为遏制德国这个头号假想敌。备忘录呈递的同一年，英德海军竞赛进入高潮；7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到了1946年2月22日，另一位同样是出身盎格鲁-萨克逊国家外交系统的智者乔治·凯南则以一封8000字的长电报重新奠定了美国对苏政策的基础。这篇策论和随后的《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即“×文章”）断言，苏联的行为方式很难自外部加以影响，美国纵然节节让步，也“不可能与苏联结成政治友好关系”；华盛顿唯有“极大地增加压力，限制苏联政策的推行”，才能促成苏联政权自内部瓦解或软化。这两份文件随后成为对苏“遏制战略”的思想源泉，而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美苏“冷战”也在“×文章”发表的当年正式开始。
审视克劳备忘录与“长电报”这两份同样具备“对历史和当代政治的见识、敏锐的判断、很有说服力的表述和炽热的激情”的文件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将看到，竞争者在发展增殖权力的手段（实力）时如何引起了主导性强国的恐惧，又是依据何种经验和分析逻辑，这些竞争者的最终目标（意图）被判定为具有对抗性。更重要的是，盎格鲁-萨克逊国家的权力观念，他们对均势和若干地理政治要素的倚重，在过去100多年里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他们的安全观念始终具有某些共性，而这类共性在判断一个新的挑战者是否应当被界定为“敌人”时也将继续发挥作用。
为什么德国是敌人
克劳爵士在“一战”结束后官至英国外交部常务副大臣，但在1907年，他只是西方司一位小小的书记官。然而受惠于不列颠帝国深厚的外交积淀以及早年在德国的亲身体验，这位观察家在那份著名的备忘录里精准地概括了整个19世纪英国的外交理念，它的核心利益及其护持手段，德国推行“世界政策”的出发点和方式，以及英德冲突为何具有必然性。相比较而言，克劳对德国人的动机不甚关心，他坚信柏林发展的实力本身就造成了敌对。
从字面上看，克劳备忘录需要同时探讨英法关系和英德关系两个方面，但前者在1904年已经形成了协约，不必赘述，后者则是一个历史过程。回顾历史，英国外交政策的总体特点是由其核心利益与力量来源决定的，这两端都不可能脱离先天的地理位置—“英国是一个岛国，它位于欧洲侧翼的大洋之中，拥有大量的海外殖民地和从属国，它们的存在和独立是与英国所拥有的海上霸权紧密联系的。”与陆上霸权相比，海上霸权的威力在于“能够遍及舰队所能到达并实现其存在的一切地方”，这种远程打击和威慑能力当然会“引起全世界的嫉妒和担心，而且一直要面对整个世界联合起来推翻它的危险”。英国在历史上之所以能避免这种危险，关键就在于它的国家政策总是“与全人类的整体诉求和共同理想相一致……或者说是与尽可能多的其他国家相一致”。具体来说，伦敦一向在政治上扮演“危及他国独立自主的侵略者的敌人”和“弱势群体的保护者”，在经济上则维护了世界市场中自由贸易与交往的原则。
国际关系史家德约把英国的这种作用概括为“中介者”。在19世纪的部分时间，欧陆强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上处于均势，此所谓“大陆体系”；而在世界范围内，又有一个以（形式上的）民族独立和贸易自由为原则的洲际远程贸易体系，此所谓“大洋体系”。英国凭借海上霸权，在这两个体系间充当着中介：对大洋体系而言，皇家海军不仅确保了英国投资者拥有进入世界市场和取得原料的通道，而且为一切遵循通行贸易规则的商业主体提供了“公利”，违背规则者将遭到驱逐和禁绝。这样一来，各国如果自己没有能力或机会建立海上霸权，那么他们宁可让英国而不是某个“支配性的保护主义强国”来掌握这种力量。至于大陆体系，英国无意直接介入或干预，但倘若出现了某个企图攫取欧陆霸权、继而觊觎全球性地位的挑战者，皇家海军就是最好的力量投送工具，可以把英国从大洋体系里收获的经济和政治优势用于恢复均势的斗争。是以英国并不以取得本身的最大权力为目标，它更像一个调控者。
德国的目标则截然不同。马克斯·韦伯在1895年断言，“统一若不能成为德意志世界强国政策的起点，那就毫无意义”，言下之意俾斯麦时代的“欧洲强国”目标已是明日黄花，德国应当成为“世界强国”，追求绝对权力的最大化。克劳忧心忡忡地看到，柏林“有意建立德国霸权，首先是在欧洲，最终是在全世界”，这意味着大陆体系的平衡（欧陆均势）和大洋体系的开放会相继受到威胁。德国外交界还充满了“职业敲诈者”，他们“把对英强硬视为政策本身而非外交手腕，将借助无礼恐吓与持续性挑衅获得英国的让步视为终极目标”，根本不可能接受相互让步的妥协。
最重要的是，无论德国采取和缓的还是激进的路线来推行其“世界政策”，他们“都会尽己之力建立一支尽可能强大的海军力量”，这等于彻底剥夺英国维持中介地位的工具，使其既无力确保经济命脉，又无力干预欧陆均势，甚至连本土安全都受影响。目标和手段的双重冲突使得英德两国在当时不可能以利益交换来求得妥协，伦敦只有以缔结反德同盟的方式来恢复均势，“使整个世界为摆脱（德国）梦魇而团结起来”。这也是“一战”爆发前英国外交的重心。
如何遏制苏联
勒特韦克在分析罗马帝国的大战略时指出，主导人们关于权力的认知的关键要素不是物质，而是心理。换言之，大多数国际行为体不必要也不可能总是依据一国实际行使权力的结果来度量其权力多寡，他们只关心自己能够“感知”到的力量，并基于本身的利益关切和可取手段作出回应。或许因为如此，乔治·凯南的“长电报”和“×文章”给人的第一印象都更像心理学论文，而不是克劳备忘录那样的典型策论。不过，凯南和克劳在最根本的问题上并无分歧：他们都从权力政治角度辨明了本国的核心利益，并且确认了在敌意和能力上构成唯一假想敌的国家。 在凯南看来，苏联与西方在心理上的敌对首先并不是因为西方的政策偏差或强硬而产生，而是苏联国内政治的需要。这样一来，罗斯福时代美国推行的“普遍主义”外交政策—假定各国愿意遵守某些共同的善意行动规则，排斥权力政治，从而把国际事务简化为联合国领导下的议会程序—就行不通了。战后初期美国采取的“相互让步”路线也不可靠，因为它依旧假定可以从外部影响苏联的行为方式。美国应当抱着“耐心和坚定”，奉行一种“特殊主义”的外交政策，才能确保本国的安全。
特殊主义的实质是重新发现和恢复均势。凯南认为，“能够到达美国本土、并且对我们的国内权力提出挑战的大规模军事力量只能在世界上少数地区生产出来”，因此北美、日本、英国、德国和苏联这5个工业-军事潜力区就成为战后世界的权力中心。美国未必要直接控制或占领所有这些中心，但必须对其权力分布进行调控，避免它们被某个单一大陆强国所控制。鉴于除美国外的另4个中心都分布在欧亚大陆及其周边，这一主张实际上又回到了克劳的逻辑：盎格鲁-萨克逊海洋国家是调控者，它不需要攫取排他性的绝对权力（因为成本太高），只需要维护国际秩序内部的固有平衡，即恢复欧亚大陆的均势，确保苏联不可能同时控制除美国外的其他四个权力中心。
苏联本身的力量当然足够强大，它占据着麦金德所说的“枢纽地带”，拥有一支数量惊人的常规武装力量，但它的经济结构和领导者素质都存在重大缺陷，这使得苏联领导层不会像拿破仑和希特勒那样采取直接的侵略政策，他们更希望借助心理优势—例如意识形态和战略威慑—来达成对美苏以外其他3个权力中心的瓦解。他们将最大程度地利用西方社会的分裂、混乱和短视，使其不复成为莫斯科扩张世界影响的障碍。相应地，美国也应当以“非对称战略”对苏联进行遏制，即把重点放在另外3个权力中心，而不是宽泛地铺张到全球，重点通过经济措施恢复日本、英国和德国的工业军事潜力以及政治自信，从而达成重建均势的目标。这是日后美国在西欧推行“马歇尔计划”以及杜鲁门时代全球“要点防御”的指导方针，也是整个“遏制政策”的起点。
恐惧与嬗变
在看到这两份经典文献对英美两国的外交政策产生的重大意义之余，另一个悖论也是我们无法忽视的：克劳期待英国通过对法和对俄结盟来干预欧陆均势，使德国知难而退，最低限度放弃危险的海军计划；但两个集团的对抗却不断升级，最终使英国投入到一场成本巨大、糜费不赀的大陆战争中去。凯南的“要点防御”反对不计成本地扩大“遏制政策”的范围，也认为经济而非军事手段才是遏制的主线，但日后的“冷战”在规模和手段上都大大超出了这一预计。
如果说一战前的英国更多是因为政党斗争的加剧和外务主导者的不作为，使得整个外交局面为僵化的联盟体制所左右，那么美国“遏制政策”在范围和规模上的急剧攀升，则又回到了修昔底德笔下的老路—为恐惧所左右。说到底，美国永远无法完全精确度量苏联的意图，诸如莫斯科会不会使用武力、这种对武力的偏好会不会因领导人更迭发生变化之类的情况很难预先加以判断（古巴导弹危机中美方的决策困难即与此有关）。相比较而言，军方更愿意依据清晰可见的对手实力而非模糊的意图做出回应，这使得经济和思想领域的“遏制”逐步为更硬性的军事遏制所取代。更重要的是，凯南强调对苏联的遏制首先是一场心理战，但专注重点地区、放弃其他部分的策略可能导致苏联在外围和边缘的优势，这反过来又会造成美方的心理压力和恐慌。
说到底，尽管恐惧本身乃是一种心理效应，但国与国之间的恐惧恰恰是基于对利益和实力的理性计算而产生的，因此并不能以理性手段本身加以消解。我们可以宽泛地认为，造成盎格鲁-萨克逊国家警惕和敌意的是一个大陆强国破坏均势的前景，但这种“破坏”有时甚至不必是实际的，单那一种可能性就足以令一大批现代斯巴达人动员起来了。
在20世纪著名的“一战”和“冷战”前夕，德国和苏联因各自能力的骤增和扩张意图的暴露而成为英美等国的遏制对象。英、美这种盎格鲁-萨克逊式安全观，集中体现在两份由各自智囊向国内示警的经典外交文件中。
克劳备忘录和凯南电报
1907年元旦，英国外交部智囊、出生于德国的埃尔·克劳在题为《论英法与英德关系现状》的24页备忘录中断言，“将让步视为抚慰德国或促其向善唯一希望的想法无异于白日做梦”。伦敦自此摒弃之前的“相互让步”（Give-and-Take）政策，将全部战略资源和目标调整为遏制德国这个头号假想敌。备忘录呈递的同一年，英德海军竞赛进入高潮；7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到了1946年2月22日，另一位同样是出身盎格鲁-萨克逊国家外交系统的智者乔治·凯南则以一封8000字的长电报重新奠定了美国对苏政策的基础。这篇策论和随后的《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即“×文章”）断言，苏联的行为方式很难自外部加以影响，美国纵然节节让步，也“不可能与苏联结成政治友好关系”；华盛顿唯有“极大地增加压力，限制苏联政策的推行”，才能促成苏联政权自内部瓦解或软化。这两份文件随后成为对苏“遏制战略”的思想源泉，而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美苏“冷战”也在“×文章”发表的当年正式开始。
审视克劳备忘录与“长电报”这两份同样具备“对历史和当代政治的见识、敏锐的判断、很有说服力的表述和炽热的激情”的文件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将看到，竞争者在发展增殖权力的手段（实力）时如何引起了主导性强国的恐惧，又是依据何种经验和分析逻辑，这些竞争者的最终目标（意图）被判定为具有对抗性。更重要的是，盎格鲁-萨克逊国家的权力观念，他们对均势和若干地理政治要素的倚重，在过去100多年里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他们的安全观念始终具有某些共性，而这类共性在判断一个新的挑战者是否应当被界定为“敌人”时也将继续发挥作用。
为什么德国是敌人
克劳爵士在“一战”结束后官至英国外交部常务副大臣，但在1907年，他只是西方司一位小小的书记官。然而受惠于不列颠帝国深厚的外交积淀以及早年在德国的亲身体验，这位观察家在那份著名的备忘录里精准地概括了整个19世纪英国的外交理念，它的核心利益及其护持手段，德国推行“世界政策”的出发点和方式，以及英德冲突为何具有必然性。相比较而言，克劳对德国人的动机不甚关心，他坚信柏林发展的实力本身就造成了敌对。
从字面上看，克劳备忘录需要同时探讨英法关系和英德关系两个方面，但前者在1904年已经形成了协约，不必赘述，后者则是一个历史过程。回顾历史，英国外交政策的总体特点是由其核心利益与力量来源决定的，这两端都不可能脱离先天的地理位置—“英国是一个岛国，它位于欧洲侧翼的大洋之中，拥有大量的海外殖民地和从属国，它们的存在和独立是与英国所拥有的海上霸权紧密联系的。”与陆上霸权相比，海上霸权的威力在于“能够遍及舰队所能到达并实现其存在的一切地方”，这种远程打击和威慑能力当然会“引起全世界的嫉妒和担心，而且一直要面对整个世界联合起来推翻它的危险”。英国在历史上之所以能避免这种危险，关键就在于它的国家政策总是“与全人类的整体诉求和共同理想相一致……或者说是与尽可能多的其他国家相一致”。具体来说，伦敦一向在政治上扮演“危及他国独立自主的侵略者的敌人”和“弱势群体的保护者”，在经济上则维护了世界市场中自由贸易与交往的原则。
国际关系史家德约把英国的这种作用概括为“中介者”。在19世纪的部分时间，欧陆强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上处于均势，此所谓“大陆体系”；而在世界范围内，又有一个以（形式上的）民族独立和贸易自由为原则的洲际远程贸易体系，此所谓“大洋体系”。英国凭借海上霸权，在这两个体系间充当着中介：对大洋体系而言，皇家海军不仅确保了英国投资者拥有进入世界市场和取得原料的通道，而且为一切遵循通行贸易规则的商业主体提供了“公利”，违背规则者将遭到驱逐和禁绝。这样一来，各国如果自己没有能力或机会建立海上霸权，那么他们宁可让英国而不是某个“支配性的保护主义强国”来掌握这种力量。至于大陆体系，英国无意直接介入或干预，但倘若出现了某个企图攫取欧陆霸权、继而觊觎全球性地位的挑战者，皇家海军就是最好的力量投送工具，可以把英国从大洋体系里收获的经济和政治优势用于恢复均势的斗争。是以英国并不以取得本身的最大权力为目标，它更像一个调控者。
德国的目标则截然不同。马克斯·韦伯在1895年断言，“统一若不能成为德意志世界强国政策的起点，那就毫无意义”，言下之意俾斯麦时代的“欧洲强国”目标已是明日黄花，德国应当成为“世界强国”，追求绝对权力的最大化。克劳忧心忡忡地看到，柏林“有意建立德国霸权，首先是在欧洲，最终是在全世界”，这意味着大陆体系的平衡（欧陆均势）和大洋体系的开放会相继受到威胁。德国外交界还充满了“职业敲诈者”，他们“把对英强硬视为政策本身而非外交手腕，将借助无礼恐吓与持续性挑衅获得英国的让步视为终极目标”，根本不可能接受相互让步的妥协。
最重要的是，无论德国采取和缓的还是激进的路线来推行其“世界政策”，他们“都会尽己之力建立一支尽可能强大的海军力量”，这等于彻底剥夺英国维持中介地位的工具，使其既无力确保经济命脉，又无力干预欧陆均势，甚至连本土安全都受影响。目标和手段的双重冲突使得英德两国在当时不可能以利益交换来求得妥协，伦敦只有以缔结反德同盟的方式来恢复均势，“使整个世界为摆脱（德国）梦魇而团结起来”。这也是“一战”爆发前英国外交的重心。
如何遏制苏联
勒特韦克在分析罗马帝国的大战略时指出，主导人们关于权力的认知的关键要素不是物质，而是心理。换言之，大多数国际行为体不必要也不可能总是依据一国实际行使权力的结果来度量其权力多寡，他们只关心自己能够“感知”到的力量，并基于本身的利益关切和可取手段作出回应。或许因为如此，乔治·凯南的“长电报”和“×文章”给人的第一印象都更像心理学论文，而不是克劳备忘录那样的典型策论。不过，凯南和克劳在最根本的问题上并无分歧：他们都从权力政治角度辨明了本国的核心利益，并且确认了在敌意和能力上构成唯一假想敌的国家。 在凯南看来，苏联与西方在心理上的敌对首先并不是因为西方的政策偏差或强硬而产生，而是苏联国内政治的需要。这样一来，罗斯福时代美国推行的“普遍主义”外交政策—假定各国愿意遵守某些共同的善意行动规则，排斥权力政治，从而把国际事务简化为联合国领导下的议会程序—就行不通了。战后初期美国采取的“相互让步”路线也不可靠，因为它依旧假定可以从外部影响苏联的行为方式。美国应当抱着“耐心和坚定”，奉行一种“特殊主义”的外交政策，才能确保本国的安全。
特殊主义的实质是重新发现和恢复均势。凯南认为，“能够到达美国本土、并且对我们的国内权力提出挑战的大规模军事力量只能在世界上少数地区生产出来”，因此北美、日本、英国、德国和苏联这5个工业-军事潜力区就成为战后世界的权力中心。美国未必要直接控制或占领所有这些中心，但必须对其权力分布进行调控，避免它们被某个单一大陆强国所控制。鉴于除美国外的另4个中心都分布在欧亚大陆及其周边，这一主张实际上又回到了克劳的逻辑：盎格鲁-萨克逊海洋国家是调控者，它不需要攫取排他性的绝对权力（因为成本太高），只需要维护国际秩序内部的固有平衡，即恢复欧亚大陆的均势，确保苏联不可能同时控制除美国外的其他四个权力中心。
苏联本身的力量当然足够强大，它占据着麦金德所说的“枢纽地带”，拥有一支数量惊人的常规武装力量，但它的经济结构和领导者素质都存在重大缺陷，这使得苏联领导层不会像拿破仑和希特勒那样采取直接的侵略政策，他们更希望借助心理优势—例如意识形态和战略威慑—来达成对美苏以外其他3个权力中心的瓦解。他们将最大程度地利用西方社会的分裂、混乱和短视，使其不复成为莫斯科扩张世界影响的障碍。相应地，美国也应当以“非对称战略”对苏联进行遏制，即把重点放在另外3个权力中心，而不是宽泛地铺张到全球，重点通过经济措施恢复日本、英国和德国的工业军事潜力以及政治自信，从而达成重建均势的目标。这是日后美国在西欧推行“马歇尔计划”以及杜鲁门时代全球“要点防御”的指导方针，也是整个“遏制政策”的起点。
恐惧与嬗变
在看到这两份经典文献对英美两国的外交政策产生的重大意义之余，另一个悖论也是我们无法忽视的：克劳期待英国通过对法和对俄结盟来干预欧陆均势，使德国知难而退，最低限度放弃危险的海军计划；但两个集团的对抗却不断升级，最终使英国投入到一场成本巨大、糜费不赀的大陆战争中去。凯南的“要点防御”反对不计成本地扩大“遏制政策”的范围，也认为经济而非军事手段才是遏制的主线，但日后的“冷战”在规模和手段上都大大超出了这一预计。
如果说一战前的英国更多是因为政党斗争的加剧和外务主导者的不作为，使得整个外交局面为僵化的联盟体制所左右，那么美国“遏制政策”在范围和规模上的急剧攀升，则又回到了修昔底德笔下的老路—为恐惧所左右。说到底，美国永远无法完全精确度量苏联的意图，诸如莫斯科会不会使用武力、这种对武力的偏好会不会因领导人更迭发生变化之类的情况很难预先加以判断（古巴导弹危机中美方的决策困难即与此有关）。相比较而言，军方更愿意依据清晰可见的对手实力而非模糊的意图做出回应，这使得经济和思想领域的“遏制”逐步为更硬性的军事遏制所取代。更重要的是，凯南强调对苏联的遏制首先是一场心理战，但专注重点地区、放弃其他部分的策略可能导致苏联在外围和边缘的优势，这反过来又会造成美方的心理压力和恐慌。
说到底，尽管恐惧本身乃是一种心理效应，但国与国之间的恐惧恰恰是基于对利益和实力的理性计算而产生的，因此并不能以理性手段本身加以消解。我们可以宽泛地认为，造成盎格鲁-萨克逊国家警惕和敌意的是一个大陆强国破坏均势的前景，但这种“破坏”有时甚至不必是实际的，单那一种可能性就足以令一大批现代斯巴达人动员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