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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嵇康是魏晋时期的重要作家，他的诗歌和文章在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就中国诗歌发展而言，到了嵇康所处的魏晋时期，五言诗已经盛行，而他现存的作品却独树一帜地以四言诗居多，占据其流传诗歌总数的大半。并且，就嵇康四言诗的内容、思想和手法来看，也颇能代表其诗歌创作。可见嵇康是偏爱四言诗创作的。因此，可从嵇康的作品、思想和人格入手，对其四言诗作简要探讨，分析嵇康偏爱四言诗创作的原因。
关键词：嵇康；四言诗；创作偏好
作者简介：刘再展（1990-），男，河南平顶山人，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1--02
作为中国古代的重要作家之一，嵇康的诗歌文章和思想人格都备受后人尊崇。作为魏晋名士，他的思想深受老庄哲学的影响，富于思辨精神，故在诗文中亦有所反映。虽然嵇康的散文更能充分体现其思想内涵和人格魅力，但是他的诗歌亦能充分展现其思想、精神和艺术审美。并且，诗歌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也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和艺术特点。嵇康作为魏晋时期的重要作家，其诗歌上承先秦两汉、下启六朝隋唐。因此，将嵇康诗歌置于中国诗歌发展史当中，并结合其自身的思想人格，便能发现其诗歌独有的特点。
据戴明扬的《嵇康集校注》来看，嵇康诗歌主要存于第一卷，共计60首。现就其诗体统计如下表1：
由表1可知，嵇康现存的60首诗歌中，四言诗共计37首，此外还在其赋、赞类文章中有部分四言诗句。而在四言诗外，其五言诗有12首，六言诗10首，骚体诗1首。可见，嵇康的诗歌创作中，四言诗占据总数的大半。因此，仅从数量上来看，嵇康的四言诗较能代表嵇康的诗歌创作。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四言诗是中国古代诗歌最古老的文学形式之一。从中国四言诗的发展历程来看，四言诗是从古老的二言诗歌发展演进而来的，它是上古时期诗歌的重要体式，在西周至春秋中叶而臻成熟。我国首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也代表着四言诗的鼎盛。而此后，随着诗歌的进一步发展，五言诗日趋兴盛，四言诗逐渐势微。至嵇康所处的魏晋时期，五言诗已经成为主流诗体，作为文人抒情达意的主要载体，而四言诗已不再是主流的诗歌体式。《文心雕龙》云：“置建安之初，五言腾涌。”并且，在这一时期与嵇康交游较为密切的友人，比如同为“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的诗歌创作也皆为五言体。然而在这种五言诗兴盛的时代背景之下，嵇康如此大比例地创作四言诗，其中应有他自身钟情于四言诗创作的原因。
嵇康偏爱四言诗创作，他是继《诗经》、曹操之后大力创作四言诗的作家。同时，嵇康又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和艺术修养，对四言诗的思想内容、精神内涵和艺术形式上也有所创新。并且与其五言、六言诗相比较，嵇康的四言诗成就为最高，颇能代表其诗歌风格和思想性情。现根据嵇康四言诗的内容特点，以及嵇康本人的思想人格，探究嵇康偏爱四言诗的原因，简要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嵇志清峻。前人评论嵇康诗歌的艺术风格，多概括为“清峻”。这一评论源于刘勰的《文心雕龙》。《文心雕龙·明诗》曰：“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惟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 “清峻”之意，《说文解字》释“清”云：“朖也。澂水之皃。”段玉裁注云：“朖者，明也。澂而後明，故云澂水之皃。引伸之，凡潔曰清，凡人洁之亦曰清。”《说文解字》释“峻”云：“从山，高耸为峻。”所以，“清峻”反应在人的品格上即是心志清刚、风骨高峻之意。
既然嵇志“清峻”，那么反应在诗歌创作上，乃是倾向于诗风峻洁直切，表现在诗歌文字上，即是体现出简约严明、高古俊峭的特点。就字数上来看，四言诗比五言诗少了一字，虽不及五言诗句的表现能力和丰富程度，但却比其更适合体现清峻高雅的风格。嵇康的四言诗，主要体现了他“清峻”的风格。其内容或表达他对兄长的深切情感，如《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有云：“我友焉之，隔兹山梁。谁谓河广，一苇可航。徒恨永离，逝彼路长。瞻仰弗及，徙倚彷徨。”或抒发对自身遭遇的愤懑不平，如其《幽愤诗》云：“嗟我愤叹，曾莫能俦。事与愿违，遘兹淹留。穷达有命，亦又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时恭默，咎悔不生。万石周慎，安亲保荣。世务纷纭，祗搅余情。”或寄情山水，表达淡远高邈的情思，如其《四言诗十一首其四》云：“淡淡流水，沦胥而逝。泛泛柏舟，载浮载滞。微啸清风，鼓檝容裔。放棹投竿，优游卒岁。”或寄托玄言，抒发清思，如《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其十八》云：“流俗难悟，逐物不还。至人远鉴，归之自然。万物为一，四海同宅。与彼共之，予何所惜。”这些诗歌多抒发他的深切情感或激烈情怀，用四言的句式来表达，更能显得简约清峻，高古深雅。
第二，老庄为师。《晋书·嵇康传》说嵇康“长好老庄”。嵇康也在其名文《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老子、庄周，吾之师也”。嵇康在思想上十分推崇老庄哲学，同时他也受到魏晋玄学的影响，因此在诗中也会带上玄言之意和方外之情，如其《赠兄秀才入军》其十八云：“生若浮寄，暂见忽终。世故纷纭，弃之八戎。泽雉虽饥，不愿园林。安能服御，劳形苦心。”这种摒弃世间流俗，回归纯真自然的感情，以四言句式来表达，颇具清远玄妙的韵味。既不拖沓，又很耐人回味。
第三，笃好雅乐。我国诗歌素与音乐之关系至为密切。盖乐以诗为本，而诗以乐为用。二者相依，不可或缺。而四言诗尤其如此。《诗经》特别是其中的《大雅》，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诗经》多是配乐而唱。四言句式更加适合古乐中正典雅的曲调。《诗经》所确立的典雅规范的四言体式对后代的四言诗提供了规范。刘勰在《文也雕龙》中言：“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四言诗更能体现了回归高古雅正的特性。
就嵇康本人而言，他虽然反对礼教，但实际上他反对的是虚伪的礼法。虽为狂士，但他是真正回歸古雅纯真的传统。因此，《诗经》作为雅正传统的四言体代表，也就会影响到嵇康的诗歌创作。虽然魏晋时期五言诗己经占诗坛的主导地位，但是嵇康更钟情于四言体式。同时，嵇康也是一位著名的音乐家，善弹古琴，尤好古乐。他的文章《声无哀乐论》便是讨论其对音乐审美的认识。相传嵇康所最喜欢弹奏的古琴曲《广陵散》也是由“古人”所授，晋代葛洪《嵇中散孤馆遇神》一文对此有所讲述。因此，嵇康的音乐观也是他选择四言诗的重要原因。五言诗最初从民歌发展而来，而嵇康作为一位高明的音乐家，偏好雅乐，不喜民乐。二言一拍的四言诗配以雅正的古乐，确实更有节奏感。所以，这或许也是作为音乐家的嵇康偏爱四言诗的一大原因。
总之，嵇康以其“清峻”的品格，“长好老庄”的思想，和笃好雅乐的态度，从而在五言诗已经蔚然成风的汉魏晋时期独树一帜地钟爱四言诗的创作，是为中国诗歌值得关注的一点。嵇康的四言诗，上承《诗经》的传统，下启晋宋文人四言诗的创作，也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位居承前启后的关键之位。所以明代胡应麟称嵇康四言诗“开晋宋四言诗之门户”。
参考文献：
[1]（三国魏）嵇康著，戴明扬校注.嵇康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5.
[2]（南朝梁）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汉）许慎著，（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4]（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5.
[5]崔宇锡.魏晋四言诗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5.
[6]龚斌.嵇康诗歌简论[J].中国韵文学刊，1990（02）：12-18.
[7]袁济喜，迟文颖.风雅与玄思的天合——嵇康四言诗融汇问题新探[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44（03）：273-284.
关键词：嵇康；四言诗；创作偏好
作者简介：刘再展（1990-），男，河南平顶山人，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1--02
作为中国古代的重要作家之一，嵇康的诗歌文章和思想人格都备受后人尊崇。作为魏晋名士，他的思想深受老庄哲学的影响，富于思辨精神，故在诗文中亦有所反映。虽然嵇康的散文更能充分体现其思想内涵和人格魅力，但是他的诗歌亦能充分展现其思想、精神和艺术审美。并且，诗歌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也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和艺术特点。嵇康作为魏晋时期的重要作家，其诗歌上承先秦两汉、下启六朝隋唐。因此，将嵇康诗歌置于中国诗歌发展史当中，并结合其自身的思想人格，便能发现其诗歌独有的特点。
据戴明扬的《嵇康集校注》来看，嵇康诗歌主要存于第一卷，共计60首。现就其诗体统计如下表1：
由表1可知，嵇康现存的60首诗歌中，四言诗共计37首，此外还在其赋、赞类文章中有部分四言诗句。而在四言诗外，其五言诗有12首，六言诗10首，骚体诗1首。可见，嵇康的诗歌创作中，四言诗占据总数的大半。因此，仅从数量上来看，嵇康的四言诗较能代表嵇康的诗歌创作。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四言诗是中国古代诗歌最古老的文学形式之一。从中国四言诗的发展历程来看，四言诗是从古老的二言诗歌发展演进而来的，它是上古时期诗歌的重要体式，在西周至春秋中叶而臻成熟。我国首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也代表着四言诗的鼎盛。而此后，随着诗歌的进一步发展，五言诗日趋兴盛，四言诗逐渐势微。至嵇康所处的魏晋时期，五言诗已经成为主流诗体，作为文人抒情达意的主要载体，而四言诗已不再是主流的诗歌体式。《文心雕龙》云：“置建安之初，五言腾涌。”并且，在这一时期与嵇康交游较为密切的友人，比如同为“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的诗歌创作也皆为五言体。然而在这种五言诗兴盛的时代背景之下，嵇康如此大比例地创作四言诗，其中应有他自身钟情于四言诗创作的原因。
嵇康偏爱四言诗创作，他是继《诗经》、曹操之后大力创作四言诗的作家。同时，嵇康又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和艺术修养，对四言诗的思想内容、精神内涵和艺术形式上也有所创新。并且与其五言、六言诗相比较，嵇康的四言诗成就为最高，颇能代表其诗歌风格和思想性情。现根据嵇康四言诗的内容特点，以及嵇康本人的思想人格，探究嵇康偏爱四言诗的原因，简要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嵇志清峻。前人评论嵇康诗歌的艺术风格，多概括为“清峻”。这一评论源于刘勰的《文心雕龙》。《文心雕龙·明诗》曰：“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惟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 “清峻”之意，《说文解字》释“清”云：“朖也。澂水之皃。”段玉裁注云：“朖者，明也。澂而後明，故云澂水之皃。引伸之，凡潔曰清，凡人洁之亦曰清。”《说文解字》释“峻”云：“从山，高耸为峻。”所以，“清峻”反应在人的品格上即是心志清刚、风骨高峻之意。
既然嵇志“清峻”，那么反应在诗歌创作上，乃是倾向于诗风峻洁直切，表现在诗歌文字上，即是体现出简约严明、高古俊峭的特点。就字数上来看，四言诗比五言诗少了一字，虽不及五言诗句的表现能力和丰富程度，但却比其更适合体现清峻高雅的风格。嵇康的四言诗，主要体现了他“清峻”的风格。其内容或表达他对兄长的深切情感，如《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有云：“我友焉之，隔兹山梁。谁谓河广，一苇可航。徒恨永离，逝彼路长。瞻仰弗及，徙倚彷徨。”或抒发对自身遭遇的愤懑不平，如其《幽愤诗》云：“嗟我愤叹，曾莫能俦。事与愿违，遘兹淹留。穷达有命，亦又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时恭默，咎悔不生。万石周慎，安亲保荣。世务纷纭，祗搅余情。”或寄情山水，表达淡远高邈的情思，如其《四言诗十一首其四》云：“淡淡流水，沦胥而逝。泛泛柏舟，载浮载滞。微啸清风，鼓檝容裔。放棹投竿，优游卒岁。”或寄托玄言，抒发清思，如《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其十八》云：“流俗难悟，逐物不还。至人远鉴，归之自然。万物为一，四海同宅。与彼共之，予何所惜。”这些诗歌多抒发他的深切情感或激烈情怀，用四言的句式来表达，更能显得简约清峻，高古深雅。
第二，老庄为师。《晋书·嵇康传》说嵇康“长好老庄”。嵇康也在其名文《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老子、庄周，吾之师也”。嵇康在思想上十分推崇老庄哲学，同时他也受到魏晋玄学的影响，因此在诗中也会带上玄言之意和方外之情，如其《赠兄秀才入军》其十八云：“生若浮寄，暂见忽终。世故纷纭，弃之八戎。泽雉虽饥，不愿园林。安能服御，劳形苦心。”这种摒弃世间流俗，回归纯真自然的感情，以四言句式来表达，颇具清远玄妙的韵味。既不拖沓，又很耐人回味。
第三，笃好雅乐。我国诗歌素与音乐之关系至为密切。盖乐以诗为本，而诗以乐为用。二者相依，不可或缺。而四言诗尤其如此。《诗经》特别是其中的《大雅》，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诗经》多是配乐而唱。四言句式更加适合古乐中正典雅的曲调。《诗经》所确立的典雅规范的四言体式对后代的四言诗提供了规范。刘勰在《文也雕龙》中言：“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四言诗更能体现了回归高古雅正的特性。
就嵇康本人而言，他虽然反对礼教，但实际上他反对的是虚伪的礼法。虽为狂士，但他是真正回歸古雅纯真的传统。因此，《诗经》作为雅正传统的四言体代表，也就会影响到嵇康的诗歌创作。虽然魏晋时期五言诗己经占诗坛的主导地位，但是嵇康更钟情于四言体式。同时，嵇康也是一位著名的音乐家，善弹古琴，尤好古乐。他的文章《声无哀乐论》便是讨论其对音乐审美的认识。相传嵇康所最喜欢弹奏的古琴曲《广陵散》也是由“古人”所授，晋代葛洪《嵇中散孤馆遇神》一文对此有所讲述。因此，嵇康的音乐观也是他选择四言诗的重要原因。五言诗最初从民歌发展而来，而嵇康作为一位高明的音乐家，偏好雅乐，不喜民乐。二言一拍的四言诗配以雅正的古乐，确实更有节奏感。所以，这或许也是作为音乐家的嵇康偏爱四言诗的一大原因。
总之，嵇康以其“清峻”的品格，“长好老庄”的思想，和笃好雅乐的态度，从而在五言诗已经蔚然成风的汉魏晋时期独树一帜地钟爱四言诗的创作，是为中国诗歌值得关注的一点。嵇康的四言诗，上承《诗经》的传统，下启晋宋文人四言诗的创作，也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位居承前启后的关键之位。所以明代胡应麟称嵇康四言诗“开晋宋四言诗之门户”。
参考文献：
[1]（三国魏）嵇康著，戴明扬校注.嵇康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5.
[2]（南朝梁）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汉）许慎著，（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4]（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5.
[5]崔宇锡.魏晋四言诗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5.
[6]龚斌.嵇康诗歌简论[J].中国韵文学刊，1990（02）：12-18.
[7]袁济喜，迟文颖.风雅与玄思的天合——嵇康四言诗融汇问题新探[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44（03）：273-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