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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李剑阁：农村微型金融樱桃好吃树难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日前指出，农村微型金融对农民摆脱贫困、增加就业、帮助创业意义重大。但按照银行现行经营模式、成本结构、人员结构和内部风险控制机制，成本和收益将不成比例，必须在体制上有颠覆性突破。
他进一步指出，放宽市场准入、放开利率水平，是在中国发展微型金融服务亟须解决的两个基本前提。他认为，利率让市场决定、满足这部分人的小额信贷需求，恰恰有利于穷人摆脱贫困，创造社会财富。监管部门不妨降低准入门槛，允许包括外资、民营资本、社会资金在内的各种资本，进入微型金融领域，以弥补政府资本的不足。
李剑阁认为，微型金融只有在网点铺到一定程度、客户达到一定程度，才能达到收支平衡。因此，在初期，必须要有一个类似淡马锡这样，具有雄厚资金实力的机构投资者，来承担市场开发的成本。（摘自：《财经时报》2008年3月11日）
点评：农村微型金融的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中国作为“转轨”国家也有可能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其中网点铺建以及初期注资的重任，也许可以由正在改制中的邮储以及新近成立的中投来分别担当。毕竟前者独一无二的网点资源与后者强大的资金力量具备栽好这棵樱桃树的实力。
二、叶檀：国有资本收益不能成为另类金库
财经评论家叶檀日前撰文表示，国有资本收益是个难以厘清、却必须厘清的重大政治经济事项。目前缺乏一套针对国有企业利润与国有产权处置收益临时化、非制度化的行之有效的制度。
她认为，制度的匮乏导致如下积弊：国有资本收益遭到漠视，政府没有代表全民分享到应得的收益，国有资产存在隐性流失现象；作为财政非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国企独占垄断资源，而收益却没能应收尽收，既无法体现“同股同权”的市场法则，也使不同的企业处于不公平的竞争环境，由此导致不同企业存在先天性的分配不公。一句话，国有资本收益制度架构的缺失，既违背市场法则，也有违国资收益全民分享的准则，使得国企身份模糊，以公益性与公众公司、竞争性企业等不同的身份，对抗消费者、股东收益与公益等诸多责任。
她指出，必须以国有资本收益权为突破口，摒弃企业性质之争，统一按照市场原则，按照同股同权的方针，让所有的股东包括国有股东在内，分享合理收益，行使法律所赋予的监管权力。（摘自：《新京报》2008年3月5日）
三、钟南山：医改重要 搞医改的人更重要
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工程学部副主任钟南山日前就医改问题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除了关心医改方案，我更关心谁来搞医改！”他指出，新的医改方案要真正实现，先要把行政体制理顺，最低限度要把医疗服务，公共卫生，医疗保险，药物等几方面的管理整合到一起，有一个共同的管理机制。
钟南山说，医改涉及多个部门，“现在卫生部搞卫生部的，药监局搞药监局的，医疗保险搞医疗保险的，公共卫生搞公共卫生的，这样各搞各的，没有心，搞不起来。”他觉得，这次国家机构调整，实行大部制，卫生部门也应该有大的改变，最低限度要把医疗服务、公共卫生、医疗保险、药物等几方面管理整合到一起，有一个共同的管理机制。据他了解，大部制中没有涉及到这一块，“大部制里面有大交通，也应该有个大卫生，体制不解决，就很难真正的实现医改！”（摘自：《南方都市报》2008年3月3日）
四、巴曙松：银行业今年将面临更大的市场风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日前指出，银行业在2008年将面临更大的风险。由于金融市场活跃，银行活期存款比重加大，中长期贷款的比例在上升，这对银行的流动性风险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
巴曙松说，国内市场的大幅调整，究竟是牛市的一个调整还是熊市的起点，现在还很难确定。其中主要的不确定性是股权分置改革后锁定的股份陆续进入流通，会使市场逐步成为真正的全流通市场。这个市场的价值中枢在什么位置较为合理，现在还很难确定。
巴曙松认为，在牛市中得益最大的是处于锁定期的所谓“大非”与“小非”，这些“大非”与“小非”的市场行为对2008年的市场将会形成非常巨大的影响。“大非”“小非”在判断是否减持时，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投资收益率的比较是重要的参考指标。
巴曙松预计，全流通之后，以股票为代表的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之间的套利行为会更为顺畅和活跃。如果金融资产的持有者，例如“大非”和“小非”，获利丰厚，同时在实物资产市场有更好的投资机会，那么大规模的减持就可能成为必然。（摘自：《中国证券报》2008年2月25日）
五、左小蕾：现在是进行汇率改革最好的时机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晓蕾日前表示，此时可能是中国进行汇率改革的最好时机。左晓蕾说，目前中美利率倒挂、人民币升值，可能压力不会很大，热钱的流入问题可能压力也会减少。这个时候很可能就是我们进行汇率改革，进行结构调整的最好的时机，如果等到一年两年以后美国的经济开始恢复，又会开始重复新危机带来的问题。如果我们现在不抓紧这个时间赶紧进行我们必要的改革，等到那个时候我们可能重复我们现在的问题。因为华尔街是买预期的，它预期你经济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它马上就会提前调整，这是它的机制。所以大家要注意，它是在调节经济，而不是在直接调节市场。（摘自：东方财富网2008年2月15日）
六、王占阳：国企改革不能套用私有产权的逻辑
中国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日前撰文表示，套用私有产权的逻辑设计国企改革的方案，这是我们的一个很深的理论误区。事实上，由于国企和私企在所有权性质方面根本不同，它的原则、职能、效能和机制自然也各不相同。国企源于税收和财政支出，财政资金是公共资金，公共资金必须用于满足公共需要，因而国企也必须是满足公共需要的企业，而不能是以盈利为首要目的或惟一目的的企业。
因此，国企的公共性与按照私企逻辑设想的理想化的国企市场性，实际是根本矛盾的。由此就决定，国企改革的最终结果只能是：一方面，国企因其天然缺乏制度性的竞争力而不得不普遍退出市场竞争领域，从而使市场经济和私营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它又使国企愈益退守到了垄断领域，而当国企利用其垄断地位与民争利时，它的公共性就消失得更加严重，它的负价值也更加凸显，因而它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和所激起的社会矛盾自然也就越来越尖锐。（摘自：《南方周末》2008年2月29日）
七、刑普：建议给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
上海市政协委员刑普日前建议：给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他表示，可以通过向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的方式让人民直接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作为CPI高增长的补贴，以快速刺激内需。
刑普认为，每人发放1000元的好处，在于改变行政投放中的寻租，防止投放管道上的滴漏，让人民直接享受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舒缓通货膨胀带来的民怨；还能迅速刺激国内消费市场；而且，这对每个行业的机会也将是均等的，可以去除行业游说和资本利益集团的偏袒受益；还能够“劫富救穷”，1000 元的边际效益，对于广大农村地区和城市低收入者来说，大大高于中产阶级等高收入人群。
同时，每人发放1000元的政策及相应机制也将改变投机者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增加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每人发放1000元，实际也是提高了货币供应，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将下降，自然会使汇率的基础发生改变。根本改变汇率预期，将使外国投机者却步。（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2月29日）
点评：“给全国人民每人发放（退还）一千元”，多么质朴、有力而又简单易行的建议。某些人在做出“荒唐”、“不切实际”等评语的时候，可曾试着去体会刑普先生的一片良苦用心？在社会贫富差距如此悬殊，边远的欠发达地区人民收入如此之低、普通国民消费需求又是如此之低的现实情况下，每人一千元无疑会大大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与生活水平。这一千元给他们生活所能带来的变化之巨大是城市中产阶层所无法理解的。同样，对于收入一般却要承受较高个税的普通工薪族来说，这一千元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的补偿都是必要的。但最终的问题是，政府能否认识到“还富于民”的重要性，以及目前的体制是否具备充分的可操作性。
八、哈继铭：中国宏观调控是“摸着美国过海”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师哈继铭日前指出，目前的经济有许多的不确定性，美国经济毕竟还没有看到一季度是不是已进入衰退，只是从一些指标来看进入衰退的可能性比较大。在这种不确定性下，政府可能会强调保持从紧的货币政策，但同时会密切关注国际环境的变化，会重视调控的节奏和力度，这就会使货币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有很大的灵活弹性空间。
货币政策短期来看，他认为，就灵活性而言，财政政策的空间更大，如果说美国经济大幅下滑对于中国出口造成巨大的影响，那中国应当是在紧货币的前提下宽财政，这个过去在中国发生过，所以，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来抵御外部环境骤然恶化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
基于对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判断，哈继铭认为，政府的宏观调控态势暂时难以改变，不过会走一步看一步，或者说是 “摸着美国过海”。一旦出现经济大幅下滑，调控政策肯定需要放松，因为管理层不愿看到失业人口大幅增加，如果光调控放松还不够，那则需要先抑后扬，用刺激性的财政政策把经济推上去。（摘自：《中国证券报》2008年3月3日 编辑：李毅）
九、秋风：推广“样板戏”凸显官员价值混乱
著名独立学者秋风日前撰文指出，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为让学生接触中华优秀文化,却阴差阳错地推荐了一大堆“样板戏”唱段。这提醒人们注意一个当今很常见的现象:部分官员的价值混乱。 ( http://www.tecn.cn )
他认为，在整个文化、教育体制内,似乎有一种强大的惯性,推动着各级官员去做种种让人莫名其妙的事情。这是中国社会处于转轨中间状态的典型病症之一。当今中国处于转轨过程中,扩展民众的自由空间、建立法治、自治、市场等制度已是社会的主流共识,政府也认可这些价值,并致力于此。不过,转轨中间状态的基本特征就是新旧混杂,尤其是在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演进严重失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在思想、文化等领域,似乎是越旧越好,越旧越正确。最奇怪的是,倡导的官员本是这种秩序的净得益者,但他们仍然勤奋地推动着那些拆毁这种秩序墙脚的价值的传播。究其原因,目前的秩序本身就是混杂的,而缺乏向社会新主流共识认可的方向演进的意愿。（摘自：《南方都市报》2008年3月7日 编辑：李毅）
点评：当代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任何稀奇古怪的事情都可能产生的社会，而任何稀奇古怪的事情背后又都有着一样或极为相似的成因：政治体制落后。落后的政治体制造就了落后的官场文化和不科学的仕途逻辑。而这些就成了打开潘多拉盒子的钥匙——无论何种“精彩纷呈”，皆可为您一一展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日前指出，农村微型金融对农民摆脱贫困、增加就业、帮助创业意义重大。但按照银行现行经营模式、成本结构、人员结构和内部风险控制机制，成本和收益将不成比例，必须在体制上有颠覆性突破。
他进一步指出，放宽市场准入、放开利率水平，是在中国发展微型金融服务亟须解决的两个基本前提。他认为，利率让市场决定、满足这部分人的小额信贷需求，恰恰有利于穷人摆脱贫困，创造社会财富。监管部门不妨降低准入门槛，允许包括外资、民营资本、社会资金在内的各种资本，进入微型金融领域，以弥补政府资本的不足。
李剑阁认为，微型金融只有在网点铺到一定程度、客户达到一定程度，才能达到收支平衡。因此，在初期，必须要有一个类似淡马锡这样，具有雄厚资金实力的机构投资者，来承担市场开发的成本。（摘自：《财经时报》2008年3月11日）
点评：农村微型金融的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中国作为“转轨”国家也有可能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其中网点铺建以及初期注资的重任，也许可以由正在改制中的邮储以及新近成立的中投来分别担当。毕竟前者独一无二的网点资源与后者强大的资金力量具备栽好这棵樱桃树的实力。
二、叶檀：国有资本收益不能成为另类金库
财经评论家叶檀日前撰文表示，国有资本收益是个难以厘清、却必须厘清的重大政治经济事项。目前缺乏一套针对国有企业利润与国有产权处置收益临时化、非制度化的行之有效的制度。
她认为，制度的匮乏导致如下积弊：国有资本收益遭到漠视，政府没有代表全民分享到应得的收益，国有资产存在隐性流失现象；作为财政非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国企独占垄断资源，而收益却没能应收尽收，既无法体现“同股同权”的市场法则，也使不同的企业处于不公平的竞争环境，由此导致不同企业存在先天性的分配不公。一句话，国有资本收益制度架构的缺失，既违背市场法则，也有违国资收益全民分享的准则，使得国企身份模糊，以公益性与公众公司、竞争性企业等不同的身份，对抗消费者、股东收益与公益等诸多责任。
她指出，必须以国有资本收益权为突破口，摒弃企业性质之争，统一按照市场原则，按照同股同权的方针，让所有的股东包括国有股东在内，分享合理收益，行使法律所赋予的监管权力。（摘自：《新京报》2008年3月5日）
三、钟南山：医改重要 搞医改的人更重要
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工程学部副主任钟南山日前就医改问题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除了关心医改方案，我更关心谁来搞医改！”他指出，新的医改方案要真正实现，先要把行政体制理顺，最低限度要把医疗服务，公共卫生，医疗保险，药物等几方面的管理整合到一起，有一个共同的管理机制。
钟南山说，医改涉及多个部门，“现在卫生部搞卫生部的，药监局搞药监局的，医疗保险搞医疗保险的，公共卫生搞公共卫生的，这样各搞各的，没有心，搞不起来。”他觉得，这次国家机构调整，实行大部制，卫生部门也应该有大的改变，最低限度要把医疗服务、公共卫生、医疗保险、药物等几方面管理整合到一起，有一个共同的管理机制。据他了解，大部制中没有涉及到这一块，“大部制里面有大交通，也应该有个大卫生，体制不解决，就很难真正的实现医改！”（摘自：《南方都市报》2008年3月3日）
四、巴曙松：银行业今年将面临更大的市场风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日前指出，银行业在2008年将面临更大的风险。由于金融市场活跃，银行活期存款比重加大，中长期贷款的比例在上升，这对银行的流动性风险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
巴曙松说，国内市场的大幅调整，究竟是牛市的一个调整还是熊市的起点，现在还很难确定。其中主要的不确定性是股权分置改革后锁定的股份陆续进入流通，会使市场逐步成为真正的全流通市场。这个市场的价值中枢在什么位置较为合理，现在还很难确定。
巴曙松认为，在牛市中得益最大的是处于锁定期的所谓“大非”与“小非”，这些“大非”与“小非”的市场行为对2008年的市场将会形成非常巨大的影响。“大非”“小非”在判断是否减持时，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投资收益率的比较是重要的参考指标。
巴曙松预计，全流通之后，以股票为代表的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之间的套利行为会更为顺畅和活跃。如果金融资产的持有者，例如“大非”和“小非”，获利丰厚，同时在实物资产市场有更好的投资机会，那么大规模的减持就可能成为必然。（摘自：《中国证券报》2008年2月25日）
五、左小蕾：现在是进行汇率改革最好的时机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晓蕾日前表示，此时可能是中国进行汇率改革的最好时机。左晓蕾说，目前中美利率倒挂、人民币升值，可能压力不会很大，热钱的流入问题可能压力也会减少。这个时候很可能就是我们进行汇率改革，进行结构调整的最好的时机，如果等到一年两年以后美国的经济开始恢复，又会开始重复新危机带来的问题。如果我们现在不抓紧这个时间赶紧进行我们必要的改革，等到那个时候我们可能重复我们现在的问题。因为华尔街是买预期的，它预期你经济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它马上就会提前调整，这是它的机制。所以大家要注意，它是在调节经济，而不是在直接调节市场。（摘自：东方财富网2008年2月15日）
六、王占阳：国企改革不能套用私有产权的逻辑
中国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日前撰文表示，套用私有产权的逻辑设计国企改革的方案，这是我们的一个很深的理论误区。事实上，由于国企和私企在所有权性质方面根本不同，它的原则、职能、效能和机制自然也各不相同。国企源于税收和财政支出，财政资金是公共资金，公共资金必须用于满足公共需要，因而国企也必须是满足公共需要的企业，而不能是以盈利为首要目的或惟一目的的企业。
因此，国企的公共性与按照私企逻辑设想的理想化的国企市场性，实际是根本矛盾的。由此就决定，国企改革的最终结果只能是：一方面，国企因其天然缺乏制度性的竞争力而不得不普遍退出市场竞争领域，从而使市场经济和私营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它又使国企愈益退守到了垄断领域，而当国企利用其垄断地位与民争利时，它的公共性就消失得更加严重，它的负价值也更加凸显，因而它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和所激起的社会矛盾自然也就越来越尖锐。（摘自：《南方周末》2008年2月29日）
七、刑普：建议给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
上海市政协委员刑普日前建议：给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他表示，可以通过向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的方式让人民直接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作为CPI高增长的补贴，以快速刺激内需。
刑普认为，每人发放1000元的好处，在于改变行政投放中的寻租，防止投放管道上的滴漏，让人民直接享受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舒缓通货膨胀带来的民怨；还能迅速刺激国内消费市场；而且，这对每个行业的机会也将是均等的，可以去除行业游说和资本利益集团的偏袒受益；还能够“劫富救穷”，1000 元的边际效益，对于广大农村地区和城市低收入者来说，大大高于中产阶级等高收入人群。
同时，每人发放1000元的政策及相应机制也将改变投机者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增加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每人发放1000元，实际也是提高了货币供应，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将下降，自然会使汇率的基础发生改变。根本改变汇率预期，将使外国投机者却步。（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2月29日）
点评：“给全国人民每人发放（退还）一千元”，多么质朴、有力而又简单易行的建议。某些人在做出“荒唐”、“不切实际”等评语的时候，可曾试着去体会刑普先生的一片良苦用心？在社会贫富差距如此悬殊，边远的欠发达地区人民收入如此之低、普通国民消费需求又是如此之低的现实情况下，每人一千元无疑会大大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与生活水平。这一千元给他们生活所能带来的变化之巨大是城市中产阶层所无法理解的。同样，对于收入一般却要承受较高个税的普通工薪族来说，这一千元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的补偿都是必要的。但最终的问题是，政府能否认识到“还富于民”的重要性，以及目前的体制是否具备充分的可操作性。
八、哈继铭：中国宏观调控是“摸着美国过海”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师哈继铭日前指出，目前的经济有许多的不确定性，美国经济毕竟还没有看到一季度是不是已进入衰退，只是从一些指标来看进入衰退的可能性比较大。在这种不确定性下，政府可能会强调保持从紧的货币政策，但同时会密切关注国际环境的变化，会重视调控的节奏和力度，这就会使货币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有很大的灵活弹性空间。
货币政策短期来看，他认为，就灵活性而言，财政政策的空间更大，如果说美国经济大幅下滑对于中国出口造成巨大的影响，那中国应当是在紧货币的前提下宽财政，这个过去在中国发生过，所以，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来抵御外部环境骤然恶化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
基于对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判断，哈继铭认为，政府的宏观调控态势暂时难以改变，不过会走一步看一步，或者说是 “摸着美国过海”。一旦出现经济大幅下滑，调控政策肯定需要放松，因为管理层不愿看到失业人口大幅增加，如果光调控放松还不够，那则需要先抑后扬，用刺激性的财政政策把经济推上去。（摘自：《中国证券报》2008年3月3日 编辑：李毅）
九、秋风：推广“样板戏”凸显官员价值混乱
著名独立学者秋风日前撰文指出，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为让学生接触中华优秀文化,却阴差阳错地推荐了一大堆“样板戏”唱段。这提醒人们注意一个当今很常见的现象:部分官员的价值混乱。 ( http://www.tecn.cn )
他认为，在整个文化、教育体制内,似乎有一种强大的惯性,推动着各级官员去做种种让人莫名其妙的事情。这是中国社会处于转轨中间状态的典型病症之一。当今中国处于转轨过程中,扩展民众的自由空间、建立法治、自治、市场等制度已是社会的主流共识,政府也认可这些价值,并致力于此。不过,转轨中间状态的基本特征就是新旧混杂,尤其是在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演进严重失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在思想、文化等领域,似乎是越旧越好,越旧越正确。最奇怪的是,倡导的官员本是这种秩序的净得益者,但他们仍然勤奋地推动着那些拆毁这种秩序墙脚的价值的传播。究其原因,目前的秩序本身就是混杂的,而缺乏向社会新主流共识认可的方向演进的意愿。（摘自：《南方都市报》2008年3月7日 编辑：李毅）
点评：当代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任何稀奇古怪的事情都可能产生的社会，而任何稀奇古怪的事情背后又都有着一样或极为相似的成因：政治体制落后。落后的政治体制造就了落后的官场文化和不科学的仕途逻辑。而这些就成了打开潘多拉盒子的钥匙——无论何种“精彩纷呈”，皆可为您一一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