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当代艺术:价格的晕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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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前卫艺术早已凝固为历史,二战后直到70年代欧美当代艺术持续爆发的震撼,也早过去了。八九十年代迄今,他们的当代艺术越来越干净、好看、聪明、多元,但真的缺乏“野性”,后起而迟到的中国当代艺术因此显得生猛夺目,令人兴奋,就像中国的经济奇迹一样。
  
  哪里经济繁荣,哪里艺术就繁荣。
  “中国龙”崛起。“印度妈妈”苏醒。“越南小老虎”仰天一吼,辨认自己的啸音……在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大陆,如果试图在被资本照耀的各个角落寻找传奇和童话,定能如愿。这其中,当代艺术尤其像“灰姑娘”。
  4月9日香港苏富比2008年春拍会上,刘小东的十八联油画《战地写生:新十八罗汉像》以6192.75万港元的价格成交,成为中国当代艺术仅次于蔡国强《APEC景观焰火表演十四幅草图》的第二高价。
  一位阿根廷收藏家拥有数量最多的中国当代影像作品。她说,不要误认为亚洲艺术品是静态的、老掉牙的东西,它们正在反射艺术家们所处的剧烈变动的时代。收藏家们愿意为“承载历史片断”的那些物件动用百万英镑。
  从80年代中期一路走来,中国当代艺术家从模仿西方。到发明出一套个人符号,进而将各自的符号变成巨大荣耀和巨额利润。他们试探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国际最新样式和手段,究竟能在本土刺激出怎样的创造力和怎样新鲜或者怪诞的产品;试出了商业利润和收藏家的钱袋,究竟有多惊人;更重要的也许是,在如此拥挤的这片土地上,他们中的一些人终于能将个性的触角向着远处伸展。
  仲春,上海,“仍然在野”的艺术家陈丹青与本刊记者探讨了这个话题。
  
  西方艺术家不可能得到比这规格更高的展事了
  
  人物周刊:最近,纽约某杂志在一篇介绍中国5位当代艺术家的文章里说,张晓刚是早期毕加索、马格里特和Pixar(迪斯尼之后最具影响力的动画公司)的混合体:艾未未是杜尚、杰夫·昆斯(美国前卫艺术家)和摇滚乐队“性感小子”的混合体,等等。虽然有搞笑的成分,却能启发我们思考中国当代艺术的血统问题:它是怎么来的?
  陈丹青:这番评论蛮有意思。问题是,譬如,中国目前至少有30种以上比较像样的艺术杂志,每期上市,少说也得300篇文章。多有谈及美国艺术的,然后有位美国人引述其中一篇的一小段话,对美国人说:看哪,中国人这样评价美国艺术!——你会觉得准确么?
  张晓刚确有马格里特的被稀释的影响,但和毕加索可不沾边;艾未未得自安迪·沃霍远多于杜尚,而他比杰夫-昆斯高明多了。以上也只是我的个人偏见,不足道。
  几代中国油画家的“血统”,或者说“输血管道”,当然全部来自西方,部分来自日本——日本也来自西方——我要随即纠正:输管内并不是真的“血”,而是西方各种艺术的复制品。
  人物周刊:纽约国际摄影中心策展人克里斯托弗·菲利普斯1999年在北京初见中国当代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感受到“一种野性,并且充满力量;被作品的想象力和独创性所震撼”。他意识到这样的盛况在艺术史上属于一个世纪只会出现一两次的“井喷”。您觉得这个判断言过其实,还是恰如其分?
  陈丹青:菲里普斯说得对。“野心”、“力量”、“想象力”的确是优秀中国当代艺术给予外人的印象。不过有个前提:西方前卫艺术早已凝固为历史,二战后直到70年代欧美当代艺术持续爆发的震撼,也早过去了。八九十年代迄今,他们的当代艺术越来越干净、好看、聪明、多元,但真的缺乏“野性”,后起而迟到的中国当代艺术因此显得生猛夺目,令人兴奋,就像中国的经济奇迹一样。
  人物周刊:您在《退步集》中将刘小东和方力钧称为豪杰。平心而论,今天出现在西方收藏家名单上的那些人,是被这个时代“选中”的偶然,还是一种个人特质的必然结果?
  
  陈丹青:单论写实人物油画,我不知道刘小东能否在当今世界同类画家中找到对手,他远远超越了佛洛依德和艾瑞克·费雪。部分因为小东的强悍“特质”,部分是因为世界范围内写实人物画早已没落了。
  人物周刊:这次回纽约,您有没有看到一些中国当代艺术的展览?
  陈丹青:3月间,纽约古根海姆现代美术馆为蔡国强举办大型回顾展,参观人数为该馆举办德国波依斯个展以来所仅见。同时,纽约顶级画廊玛莉·布恩上城分廊为刘小东举办个展,下城分廊为艾未未举办个展——西方艺术家不可能得到比这规格更高的展事了。我以为这三位同志恰好是最精彩的中国当代艺术家。
  人物周刊:真巧,蔡、刘两位正分坐中国当代艺术拍卖纪录的头两把交椅。这些天文数字对艺术家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陈丹青:就我与小东和国强的接触,他们不谈钱,同时正在旺盛的状态中。我没办法钻进他们肚子里考察究竟,但市场好,无论如何会增添自信,但对真正的强者,没市场照样激发自信,自信是内在的禀赋,它会伴随焦虑,但不为外界左右。困难的是初出道的新人,艺术市面外表看来太像赌博与梦境,但很少有人愿意细忖一个所谓成功艺术家背后是怎样孤单而猛烈的工作。
  
  中国艺术家只谈价格不谈艺术?
  
  人物周刊:那位菲利普斯先生还有后话,他说:“世界发现了中国当代艺术,但它改变的速度之快让人难以置信。有些艺术家。1999年我见到他们时几近贫困,但现在他们极为富有,常常雇佣大量助手来帮助完成作品。然而,金钱的席卷仅仅拉动了作品的‘价’,却没有使中国当代艺术变得更好或更有意思。令人沮丧的是,现在我去访问艺术家,已经很少听到关于艺术的谈话了,通常是最近一次拍卖的结果,或谁和谁的作品有没有被萨奇那样的百万收藏家买去(2006年,萨奇花68万英镑买下了张晓刚的一幅《大家庭》)。”您对此作何感想?
  陈丹青:不论生熟,我结识的美国艺术家大约20多位吧,其中包括来自欧洲、日本和中东的移民,几乎都有画廊。不论什么场合、氛围,各自介绍后,话题立即进入艺术,从不相互打听或谈论价格,更不谈拍卖市场。媒体报导拍卖专讯有上百年历史,早已是公众熟悉的日常新闻,所以纯资本主义社会的艺术家非常清楚市面,但不热衷谈钱。他们大约三群人,三种话题:一类是广义的艺术家,不论穷、富、著名、无闻,只谈文艺,或者政治与性;一类是画廊业人士,议论市场,但口吻绝不耸动,只是平静的信息交流;再一类就是拍卖行中人,精明锋利,高度专业谈生意,我根本听不懂。
  以我的寡陋,以上经验很可能片面。股票、拍卖,在美国是一小撮人的话题,中国市民街头巷尾谈股票,中国艺术家群相谈价格谈拍卖,人家会闹不明白。除了很年轻的艺术家,我已不太能遭遇只谈艺术的傻逼。为了不犯傻,我也学会东拉西扯,尽管除了多年师友,我和艺术圈久已不来往。
  这世道真是疯了:两群色鬼,从早到晚谈女人,或完全不谈女人。
  人物周刊:也有一些藏家认为某些当代中 国艺术家的作品被低估了。您认为50年后,会追认出几位中国的杜尚或者安迪·沃霍么?
  陈丹青:假如真有谁被埋没,那是浪漫的故事。眼下的剧情足够跌破眼镜,但并不浪漫。大欠公正的是对老前辈。民国画家、共和国第一代老画家,许多名角至今不在市场名单内。西方则除了凡·高、塞尚那一辈,此后几乎没有委屈过哪位真正的天才。
  
  当代艺术几乎无所不为,但并不自由
  
  人物周刊:据萨奇画廊统计,中国现有两万多位画家,每年至少1万名学生从美术院校毕业。但北京和上海的当代艺术画廊加起来不到200家。如果您现在刚毕业,会是什么心态?
  陈丹青:中国艺术学院的增长比画廊数增长快。如果把全国各省市非人文类大学的艺术生源算进去,再划去设计类实用美术学生,每年纯艺术毕业生不止1万名吧?我的学生求职时找的都是林业、政法、农学院等等大学属下的美术学院。我不知道当今世界哪个国家有这么多艺术学院。我要是现在毕业,心态大约就跟一条野狗一样。虽然我不确知野狗有没有“心态”,但我记得它们的眼神。
  从成才率看,千分之一的画家能卖画,能自谋生路,便是谢天谢地。目前中国年轻艺术家的机会既不太多,也很不少,我刚回国时还在上学的青年,好几位已经一幅画能卖数万元,甚至更多,当然,这些个例画得很不坏。总之,一个暧昧的成功游戏忽然降临,但一个淘汰机制还没以正常方式出现。何止艺术,太多暧昧的行业和个人在中国受惠于近年梦境般的市场,如藻类……论人口概率,西方艺术家远多于中国,论艺术家的成功概率,则中国人似乎高于西方同行,别忘了,没一个国家有如此庞大的学院系统和官方机构长期承受千万艺术家的职业“流量”,而且还会承受很久。就税收看,美国政策对艺术家优惠,因为贫穷艺术家占绝大部分,年收入往往低于交税额。
  人物周刊:巫鸿曾经提到过“作品化”的危险,他说现在的年轻人着急,没事儿就要做大作品。这很让人担忧。您怎么看这种情况?
  陈丹青:谁要画得大,请尽管大吧。绘画的驱动力部分是体能而不是智力。只是再大的画大不过广告,如今电脑喷绘广告可以大到覆盖整座摩天大楼。八九十年代欧美也作兴制作超尺寸大画,原因很简单,现代画廊和美术馆展览空间是过去的数倍甚至数十倍。近十多年大画不那么时兴了,我在纽约画廊见过邮票大小的油画,画得好极了。
  我是画大画的一代,14岁就在大型工厂制作的六七米甚至十来米大铁板上画领袖像,毛主席的眉毛就有一米多长。中国艺术家眼下兴致正高,加上着急:瞧着同班或下届毕业的哥们发迹发财,你便是菩萨投胎也难装得若无其事。往大了画吧,要是卖不了,很快你会发现没地方存放这些又大又沉布满灰尘的废物。
  人物周刊:在策展人冯博一眼里,确实有一批80后、90后的当代艺术作品新鲜、有激情、富有创造力。就您视野所及,有没有发现可以燎原的种子?
  陈丹青:青春不等于才华,但才华靠青春壮胆。青苗一拨拨窜上来,总有才华横溢的人。我所以痛恨艺术学院这一套,那是青春的屠杀。拿什么鸟学位!20岁左右就该放手创作,美术史上多数经典是25岁前后的小青年弄出来的。
  至于燎原不燎原,我可不知道。吃掉70年代生人的是80后,而今90后眼瞧着窜上来,一嘴汗毛,皮嫩肉紧。代际的紧张感是近年趋势,我在校园常遇见20来岁的女孩说:啊呀,我老了。
  整体看,每一代艺术学生的百分之九十九会成为鲁迅所谓的“一盘子绿豆芽”。人物周刊:您觉得中国当代艺术的致命问题是什么?它和现实是一种怎样的关系?陈丹青:中国当代艺术就是中国的现实。真的“当代艺术”有内在逻辑,自为自律,“中国当代艺术”则整体上是国情的肌理之一。它长期被压抑、被扭曲,因为它既来自国情又受制于国情;它骚动、富活力,竭力拱破国情;它跳跃猛进,但看不清从成长走向成熟的轨迹;它几乎无所不为,但并不自由;它对它所追赶的西方典范满怀厢愿,但始终以自己的方式滋生蔓延;它被忽然夸张放大,但总比不曾发生,或被严厉管制要好得多;它远未发作,但切忌乱来、翻船,不然很糟糕……这些症状不都是国情么?
  改革开放是条活路。中国式当代艺术如今又酷又蛮,一脸青春痘,是不是有点像计划生育政策外非法降生的孩子?怎么办呢,看来还得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看看能否“可持续发展”,虽然种种必备条件其实很可疑,但“致命”一词怕是言重了。哪个领域都和国情绑在一起,当代艺术只是其中之一,目前它正被归结为经济指标,任何清醒的意识均难抵御数据的晕眩,晕眩总不是常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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