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月在贵阳召开的第十届国际辞赋学研讨会开幕式上，全国赋学会顾问赵逵夫教授致辞时，特别提到马积高先生主编的《历代辞赋总汇》（以下简称《总汇》）是古典辞赋的集成，是赋学研究的盛举，宜刊行问世，沾溉学界。不逾岁，湖南文艺出版社刘茁松先生来宁，作为责编之一，他带来了该书即将出版的喜讯与宣传图片，煌煌两千余万言的巨帙，令人震惊，令人欣慰，更引起我一段赋学旧事的忆念。
　　我初识马先生是在1989年四川江油召开的第二届全国赋学研讨会上，最后一次见先生是1998年在南京召开的第四届国际辞赋学研讨会上，与其晤谈间知先生当时全身心投放于《总汇》的编纂。2001年学会筹办将于福建漳州召开第五届国际赋会，其间相继得龚克昌、万光治先生电闻，知马先生身体欠佳。也许是日所思而夜有梦，某天忽梦见先生拄杖来寒舍，似语赋学事，茫茫然惊觉，不知东方既白。未数日，先生讣闻至，时案头恰有先生所赠《宋明理学与文学》、《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赋史》三书，因谨撰“宋清学术，辞赋光辉”八字以彰显其学。其实马先生学识渊博，非囿于宋、清两朝与辞赋一端，而是融会贯通，并成就其专门之学。仅就赋学一途，如果说他的《赋史》具通学意识，为治赋之代表作，《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具史料价值，为治赋学者提供门径，那么《总汇》则以宏整的学术视野与全面的文献价值，将为今后的赋学研究开启新境，诚集大成之编。在《总汇》的“前言”中，马先生引孟子转述孔子语作结：“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春秋》大义，尝以一字定褒贬，而以我戋戋之识，于先生自喻《春秋》之《总汇》，安敢置片辞以品评，所以只能就该书出版的主要价值与意义，略陈管见如次：
　　《总汇》的价值之一，是首次全面而系统地展现“中国赋”的风采，其作用不仅在于标举中国文学中极具特殊性之文体“赋”的面貌与存在，而且有着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之品牌的意义。有人曾问我为什么要写赋，古人如此，今人亦然，我戏答：这是中国人的脸面。对此，可作几点说明：其一，赋是什么？对作为“一代文学之胜”的汉大赋，班固说“多识博物，有可观采”，刘勰说“体国经野，义尚光大”，魏收说“会须能作赋，始成大才士”，其中的“博物”、“包容”与“才学”，是任何文体都不能比拟的。所以我们阅读古代的大赋作品，其描写游猎、藉田、朝会、祭祀诸典礼，彰显的无不是“天子礼仪”，这就是当时的“中国形象”。其二，赋算什么？我以为是第一代冠以作者姓名的文学创作，是文学具有独立性的最初存在。刘勰《诠赋》说“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所谓“诗人”，指的是《诗经》作者，皆不知名姓，而以屈原创作为代表的楚赋，才是有文人名号创作的肇始，且至汉代“语言文学侍从”的出现，开启“献赋”之风，千年一脉，并与唐、宋以后科举“考赋”结合，成为中国文学中与国家文制结合最紧密的文体，在某种意义上，赋是国家选拔人才与彰显人才的一种需求。其三，赋干什么？功能甚多，其中一项要务，诚如近代学者刘师培《论文杂记》所说：“诗赋之学，亦出于行人之官。”刘氏所言，远指先秦藩国往来、燕飨礼仪之“赋诗言志”，然因其传统，则观历代赋章，多有外交内涵，成为对外的文学窗口。例如明朝湛若水出使安南，董越出使朝鲜，分别有《安南》、《朝鲜》赋作，至于高丽使臣来中国求购《二京赋》，桑悦因当时无人创制而感羞愧，于是奋笔铺藻，赋写好就卖给了高丽人。赋的宏阔与典雅，成为古代外交使臣的修养，也是面对外宾的光华。其四，赋的译称，成为国际汉学中未曾统一的问题。美国汉学家康达维毕生治赋，然于“赋”的翻译，因找不到对应文体与恰当词语，也几能用汉语拼音“FU”称之（包括给笔者的信），究其因，赋乃“中国特色”。综此数端，赋的特殊性与“形象”性已可见一斑。遗憾的是，由于古人“赋者，古诗之流”（班固《两都赋序》）思想的笼罩，赋始终依附于诗，赋集的编纂远不及诗集繁盛。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总汇》的问世，不仅为赋体自身存在的价值正名，更是为中国学者乃至世界友人展示了“赋”的整体形象。
　　《总汇》的价值之二，是以会通之精神完成的亘古未有的赋学成果，为赋学研究与辞赋爱好者提供了最完整的创作库存。考察古代赋集之编，自《汉志》分“赋”三类，已有汇集赋体的意识，而自魏、晋文集兴，赋集应运而生，如谢灵运《赋集》、梁武帝《历代赋》等，惜早亡佚，故萧统《文选》之“赋”成为最初的集赋榜样，后世文集选赋，如《唐文粹》、《文苑英华》等，或古或律，各有偏重。而今存最早的赋集，则是元代祝尧的《古赋辨体》，继后明、清赋集大量编纂，而赋总集推清陈元龙的《历代赋汇》与署名庐江太守所辑《赋海大观》为最，前者收战国至明代赋四千余篇，后者收录包括清赋在内计一万二千余篇。而再看《总汇》，共分六卷（分别为“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金元”、“明”、“清”），以类相从，计收赋家七千四百余人，赋作达三万余篇。其中仅清代就收录赋家四千八百一十人，赋作一万九千四百九十九篇。尽管近年也相继出版了诸如《全汉赋》、《全唐赋》、《宋代辞赋全编》等断代赋总集，但与《总汇》相比，体量仍不可同语。说实在的，当今研究辞赋的学者，所涉及能达到《历代赋汇》的四千余篇已属不易，然就其全貌而言，四千与三万的数字相差甚巨，而不能全面了解赋文献，其研究显然也是打折扣的。因此，从这层意义来看，《总汇》的出版必将对赋学研究开拓新境起到巨大的推进作用。况且，《总汇》分作品为“内编”、“外编”，具有辨体意义，而另立“作者小传”，多达七千四百余家，其史料的功用，亦不可轻估。
　　《总汇》的价值之三，是从词章学的意义对赋体的理解，这彰显于编者的理念，既有传承古人的思路，又有自我开拓的新创造。在我国文体史上，赋最具有包容性，所以诸多学者视其居诗、文之间。就其内涵看，赋或“抒下情”，或“颂上德”；就其性质看，或“体物”，或“言志”；就其风格看，或为典雅之章，或为俚俗之篇；就其形态看，或“鸿裁”，或“小制”，鸿裁则“体国经野”，小制则“随物赋形”，诸多不一。如就语言特征划分赋体，古代又有“骚体赋”、“散体赋”、“骈体赋”、“律体赋”、“文体赋”等等，也因时而变，应运而生。所以古人又有“辨体”之说，且辨赋之体，又呈示两端，一曰尊体，尊赋之固有之体；一曰破体，破旧体而创新制。落实到赋集，对此复杂现象也就有了不同的取向，例如祝尧《古赋辨体》前八卷为历朝赋，后两卷（卷九、卷十）为“外录”，收辑“后骚”、“辞”、“文”、“操”、“歌”诸体之与赋相类者；又如姚鼐《古文辞类纂》收《国策》、《史记》中三文（分别是《淳于髡讽齐威王》、《楚人以弋说顷襄王》、《庄辛说襄王》）入“辞赋类”。何谓标准，不甚明白。马先生如何区分？我想起早年他曾比较骈文与骈赋之区分，除了骈赋是文学作品，还有一条区分标准，即骈文不押韵，骈赋是韵文。由此再回到《总汇》，在以“赋”立名者之外，也兼收了“辞”、“七”、“对问”、“设论”、“文”等，其择选标准，要在两者：一是押韵（韵文），一是铺陈（修辞）。清人刘大櫆论古文之法曰“因声求气”，我以为辨赋体当“观韵见词”：以“韵”为主，以“词”为辅；倘失其韵（有少数以“赋”名篇者不押韵）之变体，则宜以词为衡，因为赋的本质，就是修辞的艺术。所谓“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骛”（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对照班固《两都赋序》论赋之兴“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兴废继绝，润色鸿业”，“辞藻”即“辞赋”之谓。所以《总汇》汇集三万余篇古代两千年之辞赋美文，不仅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也具词章学的审美价值，而且以其“全貌”展示赋体“真容”，有明辨赋体的意向，尤值重视。
　　《总汇》的价值之四，就是以科学化的研究起到表彰赋体并以为示范的作用。自二十世纪新学建立以来，对古典文化与文学的研究，形成两大特征，就是“学科化”与“体系化”。因此，在对古典文学文献的整理方面，也就出现了所谓“十全”的编纂（如《全宋诗》等）。而《总汇》作为第一部赋体创作的通代之“全”，既是赋学研究的体系化结晶，也是学科建设的重大成果。当然，这种“全”并不仅限于“学科”与“体系”，而宜着眼于实用的层面，承担“教学”之“工具化”的示范功能。这一点落实于“赋域”，也是一大传统，换言之，自汉代实行“献赋”之制，唐、宋又兴“考赋”之风，赋体就与王朝的文制紧密结合，具有实用性。于是古代赋集之编，例如宋人范仲淹编《赋林衡鉴》是为当时闱场考律赋之用，元人祝尧《古赋辨体》之编，则由元朝考赋“变律为古”所决定，至于清代陈元龙奉康熙帝之命编纂《历代赋汇》，同是当朝“博学鸿词”科与翰林院考赋示范所需。尽管“赋体”似乎离当代人们的生活已远，也不需什么“献赋”与“考赋”，但作为教学示范的意义仍存在，这主要表现于学科建设与保存最具中国特色之文体的意义。试想，近年大量的博士生以辞赋为研究对象而撰述毕业论文，了解古代赋的全貌又是何等的重要？近年大量的民间作手创写赋，尤其是本世纪初十年已呈繁盛景观，《总汇》作为一面“通鉴（镜）”，不可或阙，且意趣广远。荷兰学者佛克马、易布思论构建经典诸要素，其中有一项就是“教学的工具”，我想，有了上述双重意义的示范，《总汇》构建辞赋经典之成就以及自身成为经典，将有目共睹，又指日可待。
　　作为全国赋学会老会长的马积高先生，对赋学研究的贡献良多，而其编《总汇》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到今天出版，已近二十年的光阴，先生“知我”之心，是献身赋学之苦心，“罪我”之意，则是一种学术的担当精神。而在马先生返归道山的十余年间，诸多同仁默默耕耘，共襄这一伟大的赋学工程，将此宏篇巨帙奉献给读者，其中生命接力的书写，又非我寥寥数语所能表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