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不应只是摆放在陈列室的展览品，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汶川应被建成一座节能的经济城市
　　
　　2008年5月12日发生在中国的汶川毁灭性地震，造成整个四川省超过6万人遇难，500万人无家可归，而灾后的重建工作将需要很长时间。虽然当前救援组织和当地政府已经紧急修建了临时住房并提供饮用水，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开始考虑在救援人员离开后，国际社会应该如何有效在而合适地发挥长久的作用。
　　今日的中国已经不是30年前遭遇唐山大地震的中国。1976年，中国基本上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国家。但正如姜闻然(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中国学院院长)所指出的，当今中国已经面向全世界开放，非常乐于接受国际援助组织和医疗队的援助。
　　有一种方法能够帮助中国向世界证明她是一个新型的大国，那就是一个超同一般的重建汶川计划。这一计划将超越所需，在外界的帮助下，采取新型技术来建立一个新型城市。
　　类似这样的灾后转变其实并不罕见。1755年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地震中近6万人遇难。这场灾难除了促进了地震学的发展之外，葡萄牙国王约瑟将里斯本重建成为一个宏伟壮丽的城市，并以最早具有防震设计的建筑而闻名于世。时至今日里斯本的Pombaline King Joseph区仍是旅游热点。
　　中国可以比葡萄牙做得更好。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汶川也许可将被重建成为一座节能的经济型城市。这样的经济型城市将成为调和经济发展同能源消耗矛盾的可持续发展的模型。汶川会如同巴西的库里提巴一样，因为其优秀的公共交通和城市环境规划而受到瞩目。贯彻可以拯救地球的解决方案，是比所有牌匾或者纪念碑都更合适的对地震遇难者的纪念。
　　事实上，中国已经显示了对ECO城市(生态城市)的开放政策——上海崇明东滩岛便是一个例子。由全球性工程公司ARUP建立的东滩，将以当地广泛的自给自足的有机农业为特色。其公共交通将由氢燃料电池供给动力，没有任何的碳污染。通过在内陆地区实行类似的计划，中国可以获取的经验不仅是如何保护环境，而且对世界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具有指导作用。
　　其实，将汶川重建成为一个ECO城市可以借助一个已广泛存在的环境合作区域网。韩国、中国和日本在1993年签署了环境合作合约，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已成立十几年，特别是日本和中国正合作治理中国的空气污染问题。
　　同时，为了更好地加强技术交流，日本一些城市与中国城市成为了姐妹城市。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在5月上旬访问日本，在参观一个拥有当今最先进技术的回收工厂时，他提出了用日本最先进技术来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的殷切期望。
　　除此之外，汶川能够进一步提高区域合作水平。日本的技术、韩国的资金以及海外华人的支持都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与此同时，台湾特别指定特种基金，作为与中国大陆开展经济合作关系的一部分。
　　汶川不能只是摆放在陈列室的展品，它必须是可操作的并且可复制的。就如同非政府组织Habitat for Humanity(人类家园)在全世界为贫苦的人们修建可住得起的房屋一样，汶川要想成为模板，就必须做到不管是在荒野还是在城市中，都应该是实际可操作的。
　　为了有效地、公正地处理来自环境污染、气候变化和能源不合理利用的问题，我们必须将工作的重点放在那些经济发展的问题比其他的问题更严重的地区。在富裕的国家使用节能汽车或更有效节能的冰箱，是必须的，但是并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富裕的国家应该提供资金来帮助像汶川这样的城市以达到全球性碳排放减少的新标准。
　　如果说冷战是关乎核战争和野心家的斗争，那么当今在环境问题上的努力和挣扎则是为了自然与人类发展的和谐。肯尼迪总统曾在1961年向德国人民发表团结一致的宣言：两千年前，最自豪的夸耀是“我是罗马人”。今天，自由世界最自豪的夸耀是“我是柏林人”。所有自由人，不论他们住在何方，皆是柏林市民，所以作为一个自由人，我为“我是柏林人”这句话而感到自豪。
　　在当前关注环境的新时代的背景下，让我们重写肯尼迪这段著名的演讲。让今天的我们自豪地说“我是汶川人”。带着这样的情感，让我们重建汶川，这个自然灾害中的受害者。同时去审视，去思考重建我们的城市——那些不可持续发展的信念中的受害者。
　　
　　(Emanuel Pastreich为韩国又松大学国际商学院亚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