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的时间，我感觉不是按部就班，而是一种穿越。
　　8月16日，首届大方文学节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小剧场举办，主题为“旅行与叙事：我的文学漫游记”，作家们从各自不同的旅行故事谈起，共同探索旅行的意义，探索个体于这个广袤宇宙的存在缘由。
　　有人说“旅行是离开熟悉安全的日常生活，而往陌生的世界迈出第一步”，也有人说旅行是为了“知行合一”，鲁迅文学奖得主、小说家田耳却告诉记者自己是一个害怕旅行的深度宅男。然而，他的笔下有着最多元的故事和厚重复杂的人物，这些无不来自于他的采风经历——作家，始终是在路上的。

猜不准

　　《新民周刊》：怎么写这本新书《被猜死的人》的？
　　田耳：其实这本书写了很多年了，本来想一年一篇收录进书里，但是我是1999年开始写作，编的话就有两本了，所以我提供了十几篇自己比较满意的，中信又挑选了其中7篇集结成册，既有我的处女作《衣钵》，也有我近年写的《鸽子血》，基本上算自己的一个精选集吧。
　　说实话，有几篇入选我也很意外，其实作家把小说写出来以后，评论权就不在自己这边了。我自己觉得好的，别人不一定觉得好，比如《一个人张灯结彩》，我开始并不看好，但后来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客观上也改变了我的命运。还有我这两年写的作品，其实自己都不是很满意，但发表后反响却出乎意料。像我这种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的，有时候也挺好玩。猜不准，真的猜不准。
　　说到来参加上海书展，以前2005年、2006年那会儿我在上海学习，在青浦，很远，但我经常跑过来看书，当时泡在书里面就是很幸福的感觉。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如饥似渴的感觉，现代通信技术发达后，每天接触到海量的信息，都没有远方了。
　　特别是年纪渐长以后，对人事已经有了把握，有时候没办法进入文字本身。不仅文学作品，还有人，以前我们还有暗恋，但现在的年轻人就不再有这回事了吧？（笑）
　　我感觉我骨子里还是挺悲观的。
　　《新民周刊》：旅行是你选择题材的途径吗？
　　田耳：我其实是一个宅男，十几岁以前都没有出过县城。但我是一个喜欢下笨功夫的人，很多人讨论怎么写和写什么。我认为这二者肯定是在一起的，写什么在前面，怎么写在后头。我自己写得不多，20年，300万字，但我毫不谦虚地说，我找故事下的功夫比大多数人要多，写的东西也不一样，也因此有了自己鲜明的面目。
　　我也喜欢体验，比如写《天体悬浮》的时候，除了查阅大量资料，我真的买了天文望远镜；写精神病人，就托了各种关系去精神病院待了一个星期——你不去的话，凭空想象或者看影视作品，一点都不准确，比如很多精神病人被治愈后，回归社会存在难度，所以很多人宁愿回到精神病院当护工，照顾精神病人，而且他们大部分都照顾得比正常人更好。这些现象和感觉，一定要实地触摸的。
　　笨功夫的确费时费力，但去和不去，写出来的质地是不一样的。我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我相信找材料，要去体验生活。有一年，我找材料、听故事、去体验，在纸上写了四五十个题材，就写了一个短篇《氮肥厂》，胸有成竹，一下子就出来了。我在下功夫找资料的时候，就已经能够保证我这篇小说的质量。
　　《新民周刊》：你特别喜欢刻画人物的孤独感？
　　田耳：其实也是不刻意的。我的老家在凤凰，在那里朋友特别多，每次回去都会叫我去喝酒搞气氛，其实我早年很少说话，但喝了酒话匣子就打开了，他们叫我我就去，不叫我我就一个人在家里待很久。他们觉得我很孤独，我倒是觉得他们很孤独。
　　喝了酒聊天也是瞎聊，开玩笑的，真正能聊进心坎里只有一个人——田爱民，笔名叫努力嘎巴，他的小说写得很先锋，2000年的时候就写了十几篇小说，拿来给我看得眼花缭乱，觉得他简直是个语言天才。可惜的是，按照世俗的评判标准，他的小说全是语病，但是把语病去掉以后呢，文字又失去了它原本的味道。现在他已经不写了，但当时有很多人崇拜他，我对他的依赖也很强，隔几天一定要去找他。
　　《新民周刊》：有人把你和沈从文的写作风格相比较，你怎么看？
　　田耳：早期的确有，但现在应该已经不会这么说了。我们都是凤凰人，中国人特别相信土地，同一片土地的人是能够互相帮助的，某种意义上，我也的确是在大树下面乘凉的人，别人看到我来自凤凰，可能会高看一眼。但是沈从文先生的作品，对我影响确实不大，反而余华、王朔的东西影响我更多。

我没有变，时代在变

　　《新民周刊》：写书这些年，时代变化发展，你的心路是否有变化？
　　田耳：我觉得自己没有变，但时代确实改变了很多。我是90年代末开始写作的，20年的时间，我感觉不是按部就班，而是一种穿越。
　　以前重要的东西，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比如以前讲节约，物尽其用。但现在空间更重要，所以每次回家，我看到父母家里到处堆积的东西，都会让他们清理掉，否则家就成了垃圾场，咬着牙齿也要扔。改变，这是常态，也是必然。
　　作家也是一样，以前文学作品少，很多人写出一篇，就可以吃一辈子。而且当时的作家地位真的很高，自视也高，觉得自己是要干一番不朽之事业的人。甚至我的小学还成立了全国首个专门培养作家的特长班，我10岁就想当作家，跟这个也大有关系。
　　但现在人人都能写作，作家也成了一个普通职业。就像以前明星都是港澳台或者少少一些人，但现在海选节目都出了不知道多少明星了。其实这也挺好，因为人都有惰性，像以前好多作家一篇成名了以后就不再写了，到处讲座赚钱，但现在我们的状态，是真正可以一直写下去。
　　我也很高兴我能一直写下去。
　　《新民周刊》：作为文字工作者，如何看待现在的快餐文化？
　　田耳：“浑浑水养昏昏鱼”，什么语言都能传得下去，因为语言是每一个人都能懂的，不像音乐、美术，有些人欣赏不了。上个世纪的白话文运动，当时有人高呼文化沒有了，但其实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
　　我们那个年代，一辈子没进过县城的农村老太太很多，但现在，现代人的活动半径极大，满世界飞着就去了，我小时候憋在小县城里的那种发疯的感觉再也没有了。包括我带女儿旅行，做个旅行方案她来选，很有自己的主见。
　　所以，或许我们应该从一代看不起一代的循环中改变，相信这一代人会找到自己的阅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