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周海婴初诞，老来得子的鲁迅先生幸福兴奋，家中来客，海婴即便睡着，也要抱出来，供朋友们欣赏赞美一番。每天晚上12点过后，由他负责看护小宝宝，让许广平静心休憩。
　　他给小宝宝取名海婴，意为“在上海出生的孩子”，又从他与许广平恋爱时彼此的爱称——“白象”演变出一个对孩子的昵称：小红象。“小红，小象，小红象，小象，小红，小象红；小象，小红，小红象，小红，小象，小红红……”夜里，他唱着这首自编的安眠曲，抱着海婴，哄他入睡。
　　“幸福的生活，合理的做人”是鲁迅先生对后人的寄望，他希望海婴能够自由地成长，成为一个“敢说、敢笑、敢骂、敢打”的人。
　　7岁的时候，周海婴失去了这个爱他的慈父；1968年，许广平女士也与世长辞。
　　2011年4月7日凌晨5点36分，81岁的周海婴病逝于北京医院。一家三口暌别经年，在天堂安息相聚。
　　如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赵丽宏所言：“鲁迅之子是一个很重的头衔，作为鲁迅的儿子，他的一举一动不免受到关注。”做鲁迅的后代不容易，周海婴在青年时期就对此深有体会。
　　1948年，他同母亲许广平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取道香港，与郭沫若等人一同乘船奔赴东北“光明区域”（郭沫若语），一路上坐言立行处处小心，许广平一再叮嘱海婴“夹紧尾巴做人”，甚至明令他走路紧跟茅盾夫人孔德芷，唯恐行差踏错。然而时年19岁的海婴仍然因为年轻好奇惹了点小麻烦。他在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写道，“（惹的麻烦）让母亲尴尬。人们一定在想，鲁迅的儿子怎么能这样？但他们为什么不想想，鲁迅的儿子和他父亲一样，都是普通的人啊，我又是个初涉社会，毛手毛脚的小青年。”
　　生前他曾感慨：“别人把我放在一个框框里，觉得周海婴就应该在某一个框框中生活。别人打桥牌我看看，好像就是影响了我的学业，或者影响了当时我的这种生活。想学交际舞也不行，所以我一直到现在都不会跳舞，这都是我的禁区。”
　　周海婴先生有一个热闹幸福的大家庭，3个儿子，一个女儿。二儿子周亦斐还在妈妈马新云肚子里时，周海婴夫妇曾考虑过暂时不要那么多孩子，专心学业事业。然而，去开人流手术介绍信时，学校领导制止了他们。校领导认真商议了一番，得出结论：鲁迅先生的后代本来就少，怎可轻易打掉？
　　王元化先生生前谈及周海婴时曾说：“我不认为鲁迅的后人从事文学才算继承了鲁迅。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对鲁迅以及许广平道德人品的继承。做个空头文学家，道德人品又有问题，那是继承鲁迅吗？那是对鲁迅的背叛。我觉得海婴为人正直，这是能够安慰鲁迅和许广平在天之灵的。”
　　周海婴先生晚年的作为尤其令人称道。他的长子周令飞先生在他辞世后给本刊记者发来一封邮件，梳理了海婴先生的最后10年。
　　进入2000年，父亲已经在维护鲁迅权利的路上很辛苦地走了十几年。他尚未彻底赢得一场官司，却收获了许多白眼和骂名，比如说：周海婴爱钱；鲁迅的儿子不孝；鲁迅的儿子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怎么做这种事？他说过，“不仅仅是朋友，甚至有一些有权力的知识界的人、领导干部（也这么说）。他们也爱护鲁迅，但是他们爱护鲁迅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他们说，鲁迅这么伟大，那么你这个鲁迅的后代，就绝对不能提权或者钱。这些都不能提。提了好像就丢了脸。甚至有一位领导来找我，讲得非常，好像是亲切。他说海婴啊，你是鲁迅的儿子，又是全国人大代表，还是共产党员，你要爱惜你父亲在社会上的影响。”
　　我看到父亲维权辛苦，又经常被人家骂，觉得不应该让他一个人去承受这些，太为难他了，我就帮他。帮着帮着我们就觉得家属应该成立一个机构出面维权，来做一些事情，因为父亲在维权的过程中往往面对的就是些机构。2002年，我们成立了鲁迅文化发展中心。经过多年的努力，促成了北京、上海两个鲁迅纪念馆，整理出鲁迅捐赠物品清单；维护鲁迅权益，由单纯的稿酬案、著作权官司，延伸到肖像权系列诉讼案、名人姓名权案、商标注册权案、冠名权案、网络域名抢注案等等。
　　父亲晚年还努力还原鲁迅的本来面目。他在2001年完成并出版了《鲁迅与我七十年》，从他个人的角度，讲述鲁迅作为一个父亲的具体形象和精神品质，还原一个慈爱、温暖的人间鲁迅，彻底把“思想家、革命家”意识形态虚构的鲁迅释放出来。这本书的出版，以其真实、勇敢的回忆和敏锐的话题，激起非常强烈的社会反响。由此开始，我们又整理出版了一系列与鲁迅有关的著作，如《鲁迅家庭大相簿》、《两地书原信》、《鲁迅回忆录》原稿本、《大鲁迅全集》等等正本清源的鲁迅还原工作。
　　父亲还有几件心愿未了，一是出版首部1500万字36卷的《鲁迅大全集》，二是成立全国性的鲁迅基金会。这两件事都已经进行了5年有余，预定在今年9月25日鲁迅诞辰130周年纪念日前完成。我们现在都在努力，把鲁迅诞辰130周年纪念活动办好，这也是父亲一直挂念关心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