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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中京
辽中京故址，为今宁城县大明城。大明城又作大名城，是晚近出现的地名，系大宁城之讹。元代在此设立大宁路，明初改为大宁府，又是大宁都司的治所。其后弃守，让给兀良哈三卫，此后大宁城沦为废墟，大宁之名少为人知，故后人误称大明城或大名城，以“明”、“名”与“宁”字音相近故也。
在20世纪60年代，内蒙古考古学家曾对辽中宗故城作过勘查，对其结构布局有了深入了解。据勘查结果，辽中京是由外城、内城、皇城3部分组成。外城墙东西长4200米，南北宽3500米。内城位于外城北部居中(稍偏东)，南北宽1500米，东西长2000米。皇城在内城北部居中，长、宽均为1000米。皇城北墙即内城北墙，彼此重合。城墙夯土筑，外城部分城墙具有石地基。外城南门有瓮城，方形，边长50米，即文献中所称之朱夏门，为辽中京城的正门。由此向北有一条宽64米的大街，经内城到达皇城，全长2700米。街道两侧有石砌和木构的排水沟，设排水沟是有原因的，《辽史》记载说，中京“城池湫湿，多凿井泄之，人以为便”。
外城南北中央大街两侧发现有4个一排的夯土台基，应是宋朝使臣王曾所记的朱夏门内“夹道步廊”遗迹。大街两侧还有四周设有围墙的建筑址，应为街坊遗迹，宋人记载朱夏门内东西各三坊，是可信的。出于安全考虑，各坊有围墙和坊门。外城中保存至今的重要建筑是密檐佛塔，13级实心，高80.22米。1982年在塔中发现了“寿昌四年”题记，寿昌为辽道宗年号，寿昌四年为公元1097年，说明此塔为辽道宗时代修建，至今已有900余年。佛塔东南有建筑址，应是佛寺所在。
内城墙外有马面，军防甚严，用以保护皇城。在中央大街东西两侧各有一处建筑址，其功用不详。在皇城中央大街最前方有一殿，其东南、西南各有大型建筑遗址，有道路直通皇城左掖门、右掖门，正对左掖门、右掖门应是武功殿和文化殿，武功殿为辽圣宗所居，文化殿为其母萧太后所居。契丹人以武功取天下，故崇尚武功，受汉族影响，又尊崇文化。崇文尚武成为契丹统治者的政治理念，故有武功殿、文化殿之命名。
史载中京之修建，“拟神都之制”。有人认为神都指开封城，因为它有外城、内城、皇城，与开封城相似。其实神都是指上京，神都即神圣之都，不会指异国都城。“拟神都之制”就是模仿上京。中京模仿上京有很多证据：其一，上京选址于沙河(今白音郭勒)之北，中京选址于土河(老哈河)之北；其二，上京城西南有山冈，地势较高，中京西南也有山冈，其上建有寺院，其基础至今可见。显然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说明中京在选城址的时候参照了上京的地形特点。至于街道布局，中京与上京也有相似之处，中京的城门也是正对皇城大内的。
据史书记载，辽中京之地原是奚王牙帐驻地。辽圣宗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便授意奚王府献地，奚王府只好乖乖照办。奚王府于统和二十四年(1006年)献地，次年即动工兴建，“择良工于燕、蓟，董役二岁”，完工以后随即建立了中京大定府。
在此以前已有了上京、南京、东京，为什么辽圣宗急于修建中京?这与辽、宋关系的转变有关。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辽、宋结“澶渊之盟”，南北修好，结束了战争，双方使节往来增多。陈述先生指出：“1005年(宋景德二年、辽统和二十三年)冬十月，宋廷送来结盟后的第一次岁币。契丹习惯，冬夏捺钵，接见使节，没有固定地点，宋廷是直接继承中原文化传统的朝廷，仪节周备。契丹政府不愿示人以简朴，接待聘使特别对宋使，最低是营建新都的目的之一。”
事实证明陈述先生的论断是正确的。统和二十六年(1008年)，即辽中京营建完工的次年，宋朝先后派宋博、路振使辽.辽圣宗都是在中京接待了他们。路振《乘轺录》(轺，指小车而言)中，详细记述了虏主(指辽圣宗)和国母(指萧太后)接见他的情景。开泰元年(1012年)，王曾使辽，辽圣宗也是在中京接见。路振《乘轺录》说：“与朝廷通使以来，方议建立都邑。”其言说中了要害，根值得重视。
宋朝使者进入辽境以后，受到了辽朝廷的热情接待，派使副、馆伴同行，由士兵护送，一路花费很大。辽朝内地生长期短，气温低，水果、蔬菜产量少。沈括在《熙宁使虏图抄》中记载：“中京始有果菔，而所植不蕃。契丹之粟、果、瓜，皆资于燕。粟车转，果瓜以马，送之虏廷。”瓜果之运输相当困难，途中腐烂时有发生。从燕京至中京的里程，要比燕京至上京近得多，这也是营建中京的原因之一。
辽朝皇帝喜欢打猎，广平淀(又称白马淀)和长泊都在土河(老哈河)下游，距中京比较近，皇帝从中京前往广平淀、长泊打猎，其出行更为方便一些。上京偏在一隅，治理国家不便，而中京地处辽国之中部，从治理国家的角度考虑，在这里建都要更为合适一些。金朝将都城由黑龙江的上京迁往燕山以南的中部，也是出于此种考虑。所谓“中京”、“中都”，都是以位于辖境之中心而得名。
辽圣宗建中京，是考虑到上述各种因素的利弊以后，所作出的正确选择。《辽史》说圣宗过七金山(今九头山)、土河之滨，“南望云气，有郛郭楼阙之状，因议建都”，不过是当时史官美化帝王之言罢了，并没有说出营建中京新都的真实原因和深刻历史背景。
中京建成以后，这里就成为辽朝事实上的首都。清代学者顾祖禹最先提出此见解，他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指出：“景德四年，隆绪城辽西为中京，府日大定，自上京迁焉”，就是将首都从上京迁往中京。文中的辽西指老哈河以西，隆绪为辽圣宗之名，景德四年即统和二十五年。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时，提出辽朝后期首都在中京而不在上京。后来，他专门撰写了.一篇题为《辽后期迁都中京考实》的文章，详细介绍了他认为迁都中京的根据以及中京是辽代中后期的首都的观点。
辽中京的营建，加强了燕山南北之间的道路交通，宋朝使臣在中京的闻见有详细记载，见路振《乘轺录》、王曾《上契丹事》、宋绶《契丹风俗》等文。
辽西京
西京即今大同市，在历史上出现很早，如今被列为历史文化名城。战国时，赵武灵王在此设云中郡，后来云中成为大同的别称。秦代时称平城，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建都于此，又改称平城。唐开元年间，于此置云州。乾符三年(876年)，李克用为云州守捉使，后与耶律阿保机结盟，借兵征战，打败敌手。后晋石敬瑭割云州之地给耶律德光，于是大同变成了辽朝领土。
《辽史》记载，重熙十三年(1044年)九月，遼兴宗“亲征夏国，十月元昊上表谢罪，十一月改云州为西京。”西京作为军事重镇，是为了防御西夏而设，故《辽史》称：“辽既建都，用于重地，非亲王不得主之”。在设西京以后，又设大同府，统管山前代北二州七县之地。
西京大同城周长20里，设四门。城内有西京留守司、大同府、大同驿，大同驿用以接待西夏使者。北魏之平城宫殿，“占城之北面”。清宁八年(1062年)，“建华严寺，奉安诸帝石像、铜像”，今华严寺分为上、下二寺。辽代还建有天王寺、善化寺，善化寺至今尚存。
在西京设置的次年(1045年)，宋朝的包拯作为贺正旦使出使辽朝，他回来以后在奉使录中称：“自创云州作西京以来，添置营寨，召集军马，兵甲粮食，积聚不少”。说明西京的军防特别受重视。在临近西夏的地方，设立了天德军、河清军、金肃军，兵事通由设在丰州的西南路招讨司节制。
金朝灭辽以后，这里仍称西京大同府，为五京之一。金朝初年，北宋屡次想收回西京之地，均不成功。完颜宗翰长期驻守西京，在此捕捉了天柞皇帝，灭亡了辽朝；又两次从这里挥师南下，包围了开封城，灭亡了北宋。
西京大同城里的辽代遗址，保存至今者甚少，只有上、下华严寺和善化寺丽已，在大同西郊云冈石窟群中，第20窟前有辽代雕造的露天大佛，高13.65米，系释迦牟尼的坐像。
结语
辽朝五京中，上京、中京属于辽朝新建，而东京、南京、西京是在前代城池的基础上扩建而成。上京、中京分别是辽朝前期、后期的首都，即政治中心。辽南京是北辽的都城，是短暂的政治中心，又是燕山以南的经济文化中心，对于繁荣辽代的经济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房山雕刻石经，成为千古盛事，备受关注。辽南京使这里从方国上升为都城，奠定了金中都、元大都、明清京师的基础。今日的首都北京，可以追溯到辽南京，辽南京的历史贡献是巨大的，没有辽南京，也就没有今日的北京。东京、西京是地方重镇，东京是为统治渤海人而建，西京是为防御西夏而设，故而《辽史》称：“大抵西京多边防官，南京、中京多财赋官”。因此，辽代五京的功用是各不相同的，在了解辽代五京时，要特别注意这一点。(文章代码：1825)
责任编辑 王 凯
辽中京故址，为今宁城县大明城。大明城又作大名城，是晚近出现的地名，系大宁城之讹。元代在此设立大宁路，明初改为大宁府，又是大宁都司的治所。其后弃守，让给兀良哈三卫，此后大宁城沦为废墟，大宁之名少为人知，故后人误称大明城或大名城，以“明”、“名”与“宁”字音相近故也。
在20世纪60年代，内蒙古考古学家曾对辽中宗故城作过勘查，对其结构布局有了深入了解。据勘查结果，辽中京是由外城、内城、皇城3部分组成。外城墙东西长4200米，南北宽3500米。内城位于外城北部居中(稍偏东)，南北宽1500米，东西长2000米。皇城在内城北部居中，长、宽均为1000米。皇城北墙即内城北墙，彼此重合。城墙夯土筑，外城部分城墙具有石地基。外城南门有瓮城，方形，边长50米，即文献中所称之朱夏门，为辽中京城的正门。由此向北有一条宽64米的大街，经内城到达皇城，全长2700米。街道两侧有石砌和木构的排水沟，设排水沟是有原因的，《辽史》记载说，中京“城池湫湿，多凿井泄之，人以为便”。
外城南北中央大街两侧发现有4个一排的夯土台基，应是宋朝使臣王曾所记的朱夏门内“夹道步廊”遗迹。大街两侧还有四周设有围墙的建筑址，应为街坊遗迹，宋人记载朱夏门内东西各三坊，是可信的。出于安全考虑，各坊有围墙和坊门。外城中保存至今的重要建筑是密檐佛塔，13级实心，高80.22米。1982年在塔中发现了“寿昌四年”题记，寿昌为辽道宗年号，寿昌四年为公元1097年，说明此塔为辽道宗时代修建，至今已有900余年。佛塔东南有建筑址，应是佛寺所在。
内城墙外有马面，军防甚严，用以保护皇城。在中央大街东西两侧各有一处建筑址，其功用不详。在皇城中央大街最前方有一殿，其东南、西南各有大型建筑遗址，有道路直通皇城左掖门、右掖门，正对左掖门、右掖门应是武功殿和文化殿，武功殿为辽圣宗所居，文化殿为其母萧太后所居。契丹人以武功取天下，故崇尚武功，受汉族影响，又尊崇文化。崇文尚武成为契丹统治者的政治理念，故有武功殿、文化殿之命名。
史载中京之修建，“拟神都之制”。有人认为神都指开封城，因为它有外城、内城、皇城，与开封城相似。其实神都是指上京，神都即神圣之都，不会指异国都城。“拟神都之制”就是模仿上京。中京模仿上京有很多证据：其一，上京选址于沙河(今白音郭勒)之北，中京选址于土河(老哈河)之北；其二，上京城西南有山冈，地势较高，中京西南也有山冈，其上建有寺院，其基础至今可见。显然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说明中京在选城址的时候参照了上京的地形特点。至于街道布局，中京与上京也有相似之处，中京的城门也是正对皇城大内的。
据史书记载，辽中京之地原是奚王牙帐驻地。辽圣宗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便授意奚王府献地，奚王府只好乖乖照办。奚王府于统和二十四年(1006年)献地，次年即动工兴建，“择良工于燕、蓟，董役二岁”，完工以后随即建立了中京大定府。
在此以前已有了上京、南京、东京，为什么辽圣宗急于修建中京?这与辽、宋关系的转变有关。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辽、宋结“澶渊之盟”，南北修好，结束了战争，双方使节往来增多。陈述先生指出：“1005年(宋景德二年、辽统和二十三年)冬十月，宋廷送来结盟后的第一次岁币。契丹习惯，冬夏捺钵，接见使节，没有固定地点，宋廷是直接继承中原文化传统的朝廷，仪节周备。契丹政府不愿示人以简朴，接待聘使特别对宋使，最低是营建新都的目的之一。”
事实证明陈述先生的论断是正确的。统和二十六年(1008年)，即辽中京营建完工的次年，宋朝先后派宋博、路振使辽.辽圣宗都是在中京接待了他们。路振《乘轺录》(轺，指小车而言)中，详细记述了虏主(指辽圣宗)和国母(指萧太后)接见他的情景。开泰元年(1012年)，王曾使辽，辽圣宗也是在中京接见。路振《乘轺录》说：“与朝廷通使以来，方议建立都邑。”其言说中了要害，根值得重视。
宋朝使者进入辽境以后，受到了辽朝廷的热情接待，派使副、馆伴同行，由士兵护送，一路花费很大。辽朝内地生长期短，气温低，水果、蔬菜产量少。沈括在《熙宁使虏图抄》中记载：“中京始有果菔，而所植不蕃。契丹之粟、果、瓜，皆资于燕。粟车转，果瓜以马，送之虏廷。”瓜果之运输相当困难，途中腐烂时有发生。从燕京至中京的里程，要比燕京至上京近得多，这也是营建中京的原因之一。
辽朝皇帝喜欢打猎，广平淀(又称白马淀)和长泊都在土河(老哈河)下游，距中京比较近，皇帝从中京前往广平淀、长泊打猎，其出行更为方便一些。上京偏在一隅，治理国家不便，而中京地处辽国之中部，从治理国家的角度考虑，在这里建都要更为合适一些。金朝将都城由黑龙江的上京迁往燕山以南的中部，也是出于此种考虑。所谓“中京”、“中都”，都是以位于辖境之中心而得名。
辽圣宗建中京，是考虑到上述各种因素的利弊以后，所作出的正确选择。《辽史》说圣宗过七金山(今九头山)、土河之滨，“南望云气，有郛郭楼阙之状，因议建都”，不过是当时史官美化帝王之言罢了，并没有说出营建中京新都的真实原因和深刻历史背景。
中京建成以后，这里就成为辽朝事实上的首都。清代学者顾祖禹最先提出此见解，他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指出：“景德四年，隆绪城辽西为中京，府日大定，自上京迁焉”，就是将首都从上京迁往中京。文中的辽西指老哈河以西，隆绪为辽圣宗之名，景德四年即统和二十五年。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时，提出辽朝后期首都在中京而不在上京。后来，他专门撰写了.一篇题为《辽后期迁都中京考实》的文章，详细介绍了他认为迁都中京的根据以及中京是辽代中后期的首都的观点。
辽中京的营建，加强了燕山南北之间的道路交通，宋朝使臣在中京的闻见有详细记载，见路振《乘轺录》、王曾《上契丹事》、宋绶《契丹风俗》等文。
辽西京
西京即今大同市，在历史上出现很早，如今被列为历史文化名城。战国时，赵武灵王在此设云中郡，后来云中成为大同的别称。秦代时称平城，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建都于此，又改称平城。唐开元年间，于此置云州。乾符三年(876年)，李克用为云州守捉使，后与耶律阿保机结盟，借兵征战，打败敌手。后晋石敬瑭割云州之地给耶律德光，于是大同变成了辽朝领土。
《辽史》记载，重熙十三年(1044年)九月，遼兴宗“亲征夏国，十月元昊上表谢罪，十一月改云州为西京。”西京作为军事重镇，是为了防御西夏而设，故《辽史》称：“辽既建都，用于重地，非亲王不得主之”。在设西京以后，又设大同府，统管山前代北二州七县之地。
西京大同城周长20里，设四门。城内有西京留守司、大同府、大同驿，大同驿用以接待西夏使者。北魏之平城宫殿，“占城之北面”。清宁八年(1062年)，“建华严寺，奉安诸帝石像、铜像”，今华严寺分为上、下二寺。辽代还建有天王寺、善化寺，善化寺至今尚存。
在西京设置的次年(1045年)，宋朝的包拯作为贺正旦使出使辽朝，他回来以后在奉使录中称：“自创云州作西京以来，添置营寨，召集军马，兵甲粮食，积聚不少”。说明西京的军防特别受重视。在临近西夏的地方，设立了天德军、河清军、金肃军，兵事通由设在丰州的西南路招讨司节制。
金朝灭辽以后，这里仍称西京大同府，为五京之一。金朝初年，北宋屡次想收回西京之地，均不成功。完颜宗翰长期驻守西京，在此捕捉了天柞皇帝，灭亡了辽朝；又两次从这里挥师南下，包围了开封城，灭亡了北宋。
西京大同城里的辽代遗址，保存至今者甚少，只有上、下华严寺和善化寺丽已，在大同西郊云冈石窟群中，第20窟前有辽代雕造的露天大佛，高13.65米，系释迦牟尼的坐像。
结语
辽朝五京中，上京、中京属于辽朝新建，而东京、南京、西京是在前代城池的基础上扩建而成。上京、中京分别是辽朝前期、后期的首都，即政治中心。辽南京是北辽的都城，是短暂的政治中心，又是燕山以南的经济文化中心，对于繁荣辽代的经济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房山雕刻石经，成为千古盛事，备受关注。辽南京使这里从方国上升为都城，奠定了金中都、元大都、明清京师的基础。今日的首都北京，可以追溯到辽南京，辽南京的历史贡献是巨大的，没有辽南京，也就没有今日的北京。东京、西京是地方重镇，东京是为统治渤海人而建，西京是为防御西夏而设，故而《辽史》称：“大抵西京多边防官，南京、中京多财赋官”。因此，辽代五京的功用是各不相同的，在了解辽代五京时，要特别注意这一点。(文章代码：1825)
责任编辑 王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