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股票市场,套现都不鲜见,制度设计的完善与否,决定其表现为个案还是群体性的浪潮。
　　
　　套现对于成立于1968年的美国纳斯达克股市也并不鲜见。1985年微软上市,一年后,就有23名高管离职套现。2007年10月26日,微软股票冲到了35美元,创下了此前6年的新高,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首席执行官史蒂夫·鲍尔默以及多名微软高管纷纷通过出售股票或行使期权获利。单是盖茨和鲍尔默的资产就通过套现陡升数十亿美元。
　　2006年5月,Google股票价格稳定在345~394美元之间,Google管理层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抛售股票总价值达到65亿美元。其中Google创始人拉里·佩奇更是交易数十次,最高一笔交易了14多万股,套现5400多万美元。
　　 而在2006年8月,在思科股价不断上涨的利好下,其首席执行官约翰·钱伯斯开始大量套现,一星期内,钱伯斯通过出售股票和期权共套现1070万美元,而根据他制定的4年销售股票的计划,他将出售价值3亿美元的股票。
　　 实际上,这并不稀奇。2010年,网络零售巨头亚马逊首席执行官杰夫·贝索斯分别在2月、5月、8月以及11月连续抛售其所持亚马逊股票,套现总额则超过了7.91亿美元。
　　 但对于纳斯达克来说,高管套现只是个案,远未形成一种群体性的浪潮。因为,在1990年代的高估值并不是从来就有的。低市盈率一直在为纳斯达克的稳定成长保驾护航。
　　 更重要的是,纳斯达克在制度设计上,有周到的考虑——退市机制。纳斯达克开市以来,虽然有6000多家企业在创业板上市,但也有2000多家企业退市。因为,一旦企业被认为不再具有成长性和市场价值,就退出市场,连带效应就是经理人的职业失败记录,对于那些套现侥幸成功或未遂的管理人,其职业声誉都将会因此受损,作为道德风险影响到他以后的发展。这也是一种惩罚机制:为了套现是否愿意失去“未来”?
　　 不过,中国创业板当下只能苦苦等待退市机制,而为人诟病的“三高”,实实在在地给了高管们“落袋为安”的冲动。然而,放眼中国上市企业,套现潮从不陌生。
　　 2010年2月23日,随着上市3年锁定期结束,中国平安由员工间接持股的8.6亿限售股上市流通,1.9万名权益人套现385亿元,人均超过200万元,创造A股史上最大套现潮。而当时的认购成本仅为1.76元/股,不包括分红在内,其股权投资收益已经高达25倍。
　　 而回过头看2009年,中国上市企业更是集体出现套现狂热症。
　　 随着证券市场人气的回升,从2010年6月1日到6月29日,中小板公司高管及其亲属总共减持4600余万股,套现超过9亿元。其中,仅金风科技董事长、总裁等多名高管就合计卖出1813.91万股,总计套现金额高达6.06亿元。而董事长武钢和总裁郭健分别套现约1.42亿元和1.05亿元,更是成为当月高管“套现之王”。
　　 与此同时,回暖的股市,也让多家IT公司高管纷纷套现:网易董事长丁磊出售200万股美国存托股票,套现7316万美元;金山软件副主席雷军则连续3次共减持350万份股份,套现金额超过1500万港元;腾讯管理层则实现集体套利,其中总裁刘炽平套现1591.6万港元,高级执行副总裁张志东套现7914.5万港元。
　　 而这一年也成了多家中小板公司的控股股东的“裸退”之年。面对二级市场解禁之后令人垂涎的巨大获利空间,控股股东或是大手笔减持,或是“退位让贤”,或是“全身而退”。
　　 中路集团、中科英华、熊猫烟花、宁波韵升4家上市公司,“轮番上阵、接连减持”,上演了热闹的套利游戏;汇通集团第一大股东深圳淳大投资,则在连续4次减持之后,从汇通全身而退;大元股份的大股东大连实德投资,在经过连续9次大宗交易和二级市场减持之后,成功实现“退位让贤”;国恒铁路原大股东赤峰鑫业投资在通过多次的大宗交易减持后,持股量骤降至3万股,将控股权拱手相让。
　　 中小板公司高管的套现游戏延续至今。2010年10月,远望谷董事长徐玉锁于公司三季报公布当日一口气减持611万股,套现1.53亿元;山下湖和保龄宝两家公司以总裁为首的一批高管,也于三季报发布次日集体减持。耐人寻味的是,这3家公司的三季报全部预喜,此时高管借势大举出逃,或代表产业资本认为公司股价已经高估,而丰收的背后,或也隐藏着不为人知的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