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活动的大规模展开，需要一种或若干种被普遍认可的国际货币来充当跨国交易的媒介。由于国际体系总体上仍然呈现无政府状态，没有一个权威的、中立的世界政府根据现实的经济需要来发行和管理国际货币，因此，过去在民族国家内部流通的、有信誉的国民货币（又称主权货币或领土货币）便开始超越国界，发挥国际通货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少数国内货币能跨越国界流通形成国际货币，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国际现象，并带来重要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后果。
　　国民货币充当国际货币，能给该种货币的发行国带来超额的国际经济利益和特殊的国际政治权力，因此有能力的大国都积极推动本国货币的国际扩张，竞相谋求更高的国际货币地位，从而引发激烈的货币竞争。
　　如果单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讲，国际市场跟国内市场一样，流通的币种越少，交易的成本就越低。过多币种之间频繁的汇率波动，犹如关税一样，构成了一种新的无形的国际交易壁垒。但在无政府状态下，国际社会始终难以超越“大国政治的悲剧”、通过理想的国际制度设计来解决单一垄断的国际货币所带来的权力滥用问题。这是因为国民货币虽然跨国流通行使国际通货职能，但发行国却始终只对本国国民的福利负责（有时甚至只对本国势力强大的特殊利益负责），只会根据本国的经济状况和政治结构来制定货币政策，而不会致力于实现全球层次的最优结果。不仅如此，一个主权国家大量使用他国货币来从事国际交易，还带来了经济安全上的忧虑，给国际货币发行国的政治胁迫行为提供了可能。
　　因此，如何确保国际货币承担国际公益的职责而非滥用货币权力谋求“私利”，如何在多种货币相互竞争制衡以防权力滥用，与少数货币扮演公益以提高效率之间取得平衡，这是国际货币体系运转的经典难题。在当今美元处于绝对优势的年代，其他货币如何进行国际扩张以对美元霸权地位进行制衡，便是本书所探讨的核心主题。
　　本书的研究发现，无论是霸权货币还是崛起货币，它们作为一种重要的国际货币除了满足基本的经济条件之外，还高度仰仗坚实的国际政治基础，即支持该种货币国际地位的货币伙伴网络，特别是货币伙伴中那些具有重大而关键意义的货币支点国家，以及为该种货币国际地位提供“合法效应”和“锁定效应”的国际（区域/全球）制度体系。而目前的学界对于国际货币政治基础的研究很不充分，这主要源于学科的分立对知识生产所造成的人为壁垒。
　　对此，《制衡美元》系统而全面地提出了一种关于国际货币地位的政治学理论，它强调对国际货币政治基础的研究。本书认为，无论是崛起货币还是霸权货币，其货币地位的建立和巩固都有赖于发行国在必要的经济条件之上，有效发挥国际政治领导能力，通过积极有为的货币外交来争取货币合作伙伴和创建国际货币制度。国际货币竞争不仅仅是经济条件的竞争也是一场政治领导能力的竞争。经济大国并不必然是货币强国，货币强国必然是经济大国和政治大国的共同产物。本书在传统的关于国际货币的经济学研究之外，提供一个截然不同的研究视角。
　　根据《制衡美元》所提供的相关解释，美元霸权虽然曾先后遭遇两次重大危机，但美元的国际地位始终屹立不倒，其背后的原因在于美元背后的国际政治基础没有遭到动摇，即美元仍然有众多货币伙伴特别是货币支点国的支持，既有的国际货币制度框架也仍然有利于美元。美元之所以还没有遭遇替代者，是因为美国的政治领导力还没有遭到根本挑战。而作为经济崛起国的德国和日本，其货币扩张的历史经验进一步验证了本项研究关于国际政治领导的理论解释。德国和日本在经济方面都具有催生另一种国际货币、制衡美元的基础性条件，但两国在政治领导能力方面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两种货币的政治基础的不同，导致了两种货币在国际竞争中的截然不同的结局。
　　由此推论：未来人民币能否成功崛起为一种有能力制衡美元的国际货币，除了需要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之外，还取决于中国能否在国际体系中有效发挥政治领导作用，以争取国际货币伙伴特别是打造货币支点国和进行国际货币制度建设，进而夯实人民币崛起的政治基础。自从2009年人民币国际化大幕掀开以来，中国政府除了通过国内改革以释放人民币的市场活力之外，还在国际上展开了比较强势的货币外交为人民币崛起提供政治上的保障。人民币在不久的将来有望与美元、欧元一道发挥主要国际货币的功能，一个三分天下的国际货币格局有望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