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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历史上最沉痛的浩劫、规模最大的投降，就发生在新加坡。”太平洋战争爆发仅3个月，大英帝国苦心经营的“东方直布罗陀”，便于1942年2月15日落入日军之手，9万余名官兵沦为阶下因。获知这一噩耗，向来镇定自若的丘吉尔首相，也不禁这样哀叹。
震惊之余，当时的绝大多数英国人并不清楚，日军之所以在东南亚势如破竹，在10个星期内将驻远东英军打得一败涂地，和丘吉尔身边的“超级鼹鼠”——其好友威廉·森皮尔有很大关系。直到前不久，英国广播公司的纪录片《新加坡沦陷：大背叛》援引解密文件，揭开了这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从20世纪20年代起，森皮尔便和东京互通款曲，源源不断地向后者提供军事机密，最终，令号称固若金汤的新加坡成了大英帝国的伤心地。
英日同盟期间埋下祸根
和很多世袭的英国贵族一样，威廉·福布斯·森皮尔的履历表是从伊顿公学开始的。1910年，17岁的他前往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当学徒，一战爆发后投身行伍，很快凭借出众的天资脱颖而出，参与创建皇家飞行军团，当上了一名中队长。1919年光荣退役时，森皮尔已是空军中校，被誉为全世界最棒的航空专家之一。1930年9月4日，宝刀未老的他驾驶水上飞机从伦敦直飞斯德哥尔摩，耗时12小时便完成了1040英里的航程，一举打破世界纪录。4年后，他从父亲那里继承男爵爵位，并在上议院获得一席之地。
身为万众景仰的战争英雄兼冒险家，森皮尔为何会为野心勃勃的日本效劳?这可以追溯到一战后的英日军事合作。1920年，英国海军部派遣森皮尔率领官方代表团远渡重洋，向日方传授购自英国的先进战机的操作方法，并帮助日本同行发展海军航空兵和早期的航空母舰。彼时，一战前就和日本结盟的英国认为，这个东方的岛国永远都不会威胁自己的霸权。即便英日同盟至1921年到期，森皮尔仍然拖了两年才回国。在东京，森皮尔极受尊敬，时任日本首相加藤友三郎在一封私信中，恭维他“为日本海军开辟了新纪元”。
此后，森皮尔继续通过日本驻英使馆与日本外务省保持联系，开始私下与日方分享情报。1925年，他率领外国代表团参观位于兰开夏郡的布莱克本飞机公司时，对一款尚在保密阶段的产品表现出异常浓厚的兴趣，便是出于日方授意。
英国军事情报局逐渐发现，森皮尔与日本情报官员过从甚密，并通过监听电话和电报了解到：森皮尔的仆人居然是个日本海军士兵。不仅如此，他曾和日方人员讨论，是否应招募其他高级别英国官员加入间谍组织；同时，他还帮助日本人提高反侦查水平。
1926年3月，森皮尔被推荐出任希腊的航空顾问。军事情报局闻讯提出异议：鉴于此君以往的可疑表现，不应对其委以重任。外交部随即启动了对森皮尔的传唤调查。按照常理，外交部会问他是否对英政府忠诚、是否暗中与日本联系、向日本传递了多少情报之类问题。然而，调查者只是轻描淡写地警告说，前一年到布莱克本飞机公司参观时，他公开向外国专家谈论该公司情况的做法，涉嫌违反官员保密条例。森皮尔遂以口头认错了事。
英国官方如此“避重就轻”，显然是权衡政治利害之后的选择——首先，森皮尔之父时任英王乔治五世的助手和私人秘书，“任何审判都会给国王和政府带来尴尬”。第二，如果公开起诉森皮尔，无异于告诉日本人：英国情报部门已成功破译了你们的密码并监控了贵国外交系统的通讯。至少在当时，处罚森皮尔似乎不符合“长远利益”。
证据确凿却屡次脱罪
史料显示，从1932年到1936年，森皮尔受雇于日本主要军工企业之一三菱重工，担任后者派驻欧洲的技术和商业顾问。匪夷所思的是，1939年二战爆发后，有“前科”的他届然顺利进入英国海军部空中装备局任职，获准接触新式武器的机密信息。1941年6月，军情五处截获了伦敦和三菱之间的密电，显示森皮尔领取了日方报酬。军情五处由此怀疑他仍在传递机密情报。此事被通报到英国检察总长那里，检察长阻止了起诉，而是再度以“严厉警告”代替。
1941年8月，丘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皇家海军“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编者往：该舰随后被派往东南亚，战争爆发不久即被日军炸沉)上举行“大西洋会晤”，讨论了大量高度机密的事项，其中包括美国对英军事援助。就在当月下旬，英方截获一份来自日本的公报，上面详细记录的正是这次会议的内容。丘吉尔等闻讯后冷汗直冒，接下来的调查结果更令人不寒而栗：泄密者正是丘吉尔的好友、广受尊敬的上议院议员威廉·森皮尔爵士。
英国首相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1941年10月9日签署的一份文件中写道，“让他(森皮尔)离开吧，现在还来得及。”奇怪的是，当海军部通知森皮尔，“要么选择体面下台，要么被解职”时，此君居然表示抗议。丘吉尔随后的表态也让人意外，他说，“我还没考虑要求森皮尔爵士走人，只是让他在海军部的其他部门任职。”解密文件显示，首相的助手德斯蒙德·莫顿，曾于1941年10月17日提议，“第一海务大臣可以安排他到苏格兰北部去。我建议……通知军情五处，让他们救好预防。”
日军没有给英国人亡羊补牢的机会。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遭袭后几小时，炸弹便落到了驻远东英军的头上。6天后，“无需再忍”的情报人员突袭了森皮尔的办公室，搜出了各种各样的机密文件——据信，它们都已被泄露给日方。12月15日，森皮尔在给日本驻英大使馆报信时被逮个正着。铁证如山，他实在无法抵赖，只有辞职一条路可走。
当议会下院要求对这起间谍案进行司法调查时，丘吉尔再次出面阻止。英国华威大学教授理查德·奥尔德里奇研究了相关史料并分析称，丘吉尔担心，假如整个世界都知道他的好友将机密源源不断地传递给敌人，日本间谍渗透到了英国的心脏，最终很可能葬送他自己的政治生命，“丘吉尔和森皮尔一边把盏一边谈论战局，接着，森皮尔就把丘吉尔的话全盘转告给日本使馆。如果这种事被诉诸法律，丘吉尔将非常尴尬，这跟首相自己泄露机密差不了多少。丘吉尔特别爱喝酒，并且特别爱交际，谁知道他酒后会跟人说些啥?”
英日两国双双为他授勋
与那些见钱眼开的小角色不同，森皮尔身居高位，其间谍行为造成的危害是战略性的。
1922年，日本海军还无法和英国相提并论。到了1930年，两国军舰无论在数量还是性能上都旗鼓相当。按照理查德·奥尔德里奇的观点，由于森皮尔和另一名杰出英国飞行员弗里德里奇·鲁特兰德的背叛，日本的航母编队仅用7年就可和英国同行一决高下了。他详细解释说，“森皮尔向日本人提供了最先进的设计方案，诸如飞机引擎、炸弹、以及在航母上使用的各种设施”。如果没有他们的活动，“日本不会有那么多先进的海军航空力量用于攻击珍珠港。也许日本会提出其他方案，但偷袭珍珠港的可能性将降低。”
尽管解密文件显示，森皮尔获得了日方提供的报酬，纪录片《新加坡沦陷：大背叛》的制作人保罗·埃斯顿，更倾向于从他的思想层面找原因。他强调，森皮尔向来同情轴心国，与“右翼军国主义分子有密切联系”。上世纪30年代，他就发表过极右翼政治观点，在多个支持纳粹的组织(如“英国人－德国人联谊会”)中活动。埃斯顿补充说，“我想，他肯定认为英国不应该与德国作战，而应与德国和日本结盟，合伙攻打苏联。”这是因为，“当时在英国上流阶层，有很多人真正的担忧是，共产党掌权后会夺取他们心爱的不动产，如同后者在苏联所做的那样——发生在末代沙皇身上的惨事，在英国贵族阶层里产生了强烈反响。”
逃脱法律惩罚的森皮尔于1965年去世。此前4年，他因对“英日友好关系的贡献”获日本政府的勋章。滑稽的是，英国当局在同一时期也为森皮尔授了勋。回头看来，此举或许是某些当事人为了掩盖自身防范“内鬼”不力，进行的自我掩饰而已。
邢大军据《青年参考》崔向升/文整理
震惊之余，当时的绝大多数英国人并不清楚，日军之所以在东南亚势如破竹，在10个星期内将驻远东英军打得一败涂地，和丘吉尔身边的“超级鼹鼠”——其好友威廉·森皮尔有很大关系。直到前不久，英国广播公司的纪录片《新加坡沦陷：大背叛》援引解密文件，揭开了这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从20世纪20年代起，森皮尔便和东京互通款曲，源源不断地向后者提供军事机密，最终，令号称固若金汤的新加坡成了大英帝国的伤心地。
英日同盟期间埋下祸根
和很多世袭的英国贵族一样，威廉·福布斯·森皮尔的履历表是从伊顿公学开始的。1910年，17岁的他前往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当学徒，一战爆发后投身行伍，很快凭借出众的天资脱颖而出，参与创建皇家飞行军团，当上了一名中队长。1919年光荣退役时，森皮尔已是空军中校，被誉为全世界最棒的航空专家之一。1930年9月4日，宝刀未老的他驾驶水上飞机从伦敦直飞斯德哥尔摩，耗时12小时便完成了1040英里的航程，一举打破世界纪录。4年后，他从父亲那里继承男爵爵位，并在上议院获得一席之地。
身为万众景仰的战争英雄兼冒险家，森皮尔为何会为野心勃勃的日本效劳?这可以追溯到一战后的英日军事合作。1920年，英国海军部派遣森皮尔率领官方代表团远渡重洋，向日方传授购自英国的先进战机的操作方法，并帮助日本同行发展海军航空兵和早期的航空母舰。彼时，一战前就和日本结盟的英国认为，这个东方的岛国永远都不会威胁自己的霸权。即便英日同盟至1921年到期，森皮尔仍然拖了两年才回国。在东京，森皮尔极受尊敬，时任日本首相加藤友三郎在一封私信中，恭维他“为日本海军开辟了新纪元”。
此后，森皮尔继续通过日本驻英使馆与日本外务省保持联系，开始私下与日方分享情报。1925年，他率领外国代表团参观位于兰开夏郡的布莱克本飞机公司时，对一款尚在保密阶段的产品表现出异常浓厚的兴趣，便是出于日方授意。
英国军事情报局逐渐发现，森皮尔与日本情报官员过从甚密，并通过监听电话和电报了解到：森皮尔的仆人居然是个日本海军士兵。不仅如此，他曾和日方人员讨论，是否应招募其他高级别英国官员加入间谍组织；同时，他还帮助日本人提高反侦查水平。
1926年3月，森皮尔被推荐出任希腊的航空顾问。军事情报局闻讯提出异议：鉴于此君以往的可疑表现，不应对其委以重任。外交部随即启动了对森皮尔的传唤调查。按照常理，外交部会问他是否对英政府忠诚、是否暗中与日本联系、向日本传递了多少情报之类问题。然而，调查者只是轻描淡写地警告说，前一年到布莱克本飞机公司参观时，他公开向外国专家谈论该公司情况的做法，涉嫌违反官员保密条例。森皮尔遂以口头认错了事。
英国官方如此“避重就轻”，显然是权衡政治利害之后的选择——首先，森皮尔之父时任英王乔治五世的助手和私人秘书，“任何审判都会给国王和政府带来尴尬”。第二，如果公开起诉森皮尔，无异于告诉日本人：英国情报部门已成功破译了你们的密码并监控了贵国外交系统的通讯。至少在当时，处罚森皮尔似乎不符合“长远利益”。
证据确凿却屡次脱罪
史料显示，从1932年到1936年，森皮尔受雇于日本主要军工企业之一三菱重工，担任后者派驻欧洲的技术和商业顾问。匪夷所思的是，1939年二战爆发后，有“前科”的他届然顺利进入英国海军部空中装备局任职，获准接触新式武器的机密信息。1941年6月，军情五处截获了伦敦和三菱之间的密电，显示森皮尔领取了日方报酬。军情五处由此怀疑他仍在传递机密情报。此事被通报到英国检察总长那里，检察长阻止了起诉，而是再度以“严厉警告”代替。
1941年8月，丘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皇家海军“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编者往：该舰随后被派往东南亚，战争爆发不久即被日军炸沉)上举行“大西洋会晤”，讨论了大量高度机密的事项，其中包括美国对英军事援助。就在当月下旬，英方截获一份来自日本的公报，上面详细记录的正是这次会议的内容。丘吉尔等闻讯后冷汗直冒，接下来的调查结果更令人不寒而栗：泄密者正是丘吉尔的好友、广受尊敬的上议院议员威廉·森皮尔爵士。
英国首相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1941年10月9日签署的一份文件中写道，“让他(森皮尔)离开吧，现在还来得及。”奇怪的是，当海军部通知森皮尔，“要么选择体面下台，要么被解职”时，此君居然表示抗议。丘吉尔随后的表态也让人意外，他说，“我还没考虑要求森皮尔爵士走人，只是让他在海军部的其他部门任职。”解密文件显示，首相的助手德斯蒙德·莫顿，曾于1941年10月17日提议，“第一海务大臣可以安排他到苏格兰北部去。我建议……通知军情五处，让他们救好预防。”
日军没有给英国人亡羊补牢的机会。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遭袭后几小时，炸弹便落到了驻远东英军的头上。6天后，“无需再忍”的情报人员突袭了森皮尔的办公室，搜出了各种各样的机密文件——据信，它们都已被泄露给日方。12月15日，森皮尔在给日本驻英大使馆报信时被逮个正着。铁证如山，他实在无法抵赖，只有辞职一条路可走。
当议会下院要求对这起间谍案进行司法调查时，丘吉尔再次出面阻止。英国华威大学教授理查德·奥尔德里奇研究了相关史料并分析称，丘吉尔担心，假如整个世界都知道他的好友将机密源源不断地传递给敌人，日本间谍渗透到了英国的心脏，最终很可能葬送他自己的政治生命，“丘吉尔和森皮尔一边把盏一边谈论战局，接着，森皮尔就把丘吉尔的话全盘转告给日本使馆。如果这种事被诉诸法律，丘吉尔将非常尴尬，这跟首相自己泄露机密差不了多少。丘吉尔特别爱喝酒，并且特别爱交际，谁知道他酒后会跟人说些啥?”
英日两国双双为他授勋
与那些见钱眼开的小角色不同，森皮尔身居高位，其间谍行为造成的危害是战略性的。
1922年，日本海军还无法和英国相提并论。到了1930年，两国军舰无论在数量还是性能上都旗鼓相当。按照理查德·奥尔德里奇的观点，由于森皮尔和另一名杰出英国飞行员弗里德里奇·鲁特兰德的背叛，日本的航母编队仅用7年就可和英国同行一决高下了。他详细解释说，“森皮尔向日本人提供了最先进的设计方案，诸如飞机引擎、炸弹、以及在航母上使用的各种设施”。如果没有他们的活动，“日本不会有那么多先进的海军航空力量用于攻击珍珠港。也许日本会提出其他方案，但偷袭珍珠港的可能性将降低。”
尽管解密文件显示，森皮尔获得了日方提供的报酬，纪录片《新加坡沦陷：大背叛》的制作人保罗·埃斯顿，更倾向于从他的思想层面找原因。他强调，森皮尔向来同情轴心国，与“右翼军国主义分子有密切联系”。上世纪30年代，他就发表过极右翼政治观点，在多个支持纳粹的组织(如“英国人－德国人联谊会”)中活动。埃斯顿补充说，“我想，他肯定认为英国不应该与德国作战，而应与德国和日本结盟，合伙攻打苏联。”这是因为，“当时在英国上流阶层，有很多人真正的担忧是，共产党掌权后会夺取他们心爱的不动产，如同后者在苏联所做的那样——发生在末代沙皇身上的惨事，在英国贵族阶层里产生了强烈反响。”
逃脱法律惩罚的森皮尔于1965年去世。此前4年，他因对“英日友好关系的贡献”获日本政府的勋章。滑稽的是，英国当局在同一时期也为森皮尔授了勋。回头看来，此举或许是某些当事人为了掩盖自身防范“内鬼”不力，进行的自我掩饰而已。
邢大军据《青年参考》崔向升/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