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一直想起欧洲思想史上那个著名的譬喻，“杀一个中国人”（Killing a Mandarin）。
　　最早是狄德罗，他提出一个问题，假设一个杀人犯跑到了中国，欧洲人会不会担心他在那里大开杀戒呢？应该不会，因为长江不如塞纳河，太远的地方我们顾不着。
　　到了夏多布里昂，故事开始有趣地变形。他的问题是：假如你能够透过某种神秘的力量，神不知鬼不觉地害死一个远在中国的富翁，然后在你法国的户口上多了一笔惊人财富，你干不干？
　　后来的作家如巴尔扎克，也再三拿这个故事来做文章，因为它涉及了道德心理学的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人类有关怀陌生人的能力吗？我们都知道这世上有共享的价值通行的原则，但是感情上，我们会不会因为时空的辽阔而阻断了对远方同类的切身感受呢？
　　更为人所知的版本来自亚当．史密斯的《道德情感论》，他先把“杀一个中国人”变成中国出了场大地震，然后他一如既往地指陈了人性的现实：一个欧洲人听到这消息之后或许会难过会沉思，但第二天就立刻回复正常的生活与工作了。
　　亚当．史密斯不是要大家继续自私的本性（其实他从来都不欣赏人的自私），他希望每个人都能培育自己同情共感的能力，消减偏见与距离的障碍，不只能想象自己身边贫苦大众的困厄，还要能设身处地地领会远方陌生人的痛苦。简单地讲，人应该有配得上理性道德律的同情心。
　　这种同情心该怎么发展呢？读书。我们总是活在自己有限的生活之中，不可能了解每一种人生的可能。但是透过阅读（尤其文学），我们就能从可怜的囚笼里解放出来，切身体会其他人的遭遇，其他人的悲喜。所以，有富豪因为阅读而立志投余生于第三世界贫民生计的改善，有异性恋者因阅读而彻底扭转自己固有的定见。书读多了，应该有一份宽容博大的同情与慈悲；愿与诸生进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