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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中央选派了21名中央领导人和烈士的子女赴苏留学，简称“4821”，高岗长子高毅（高岗与前妻杨芝芳唯一的孩子）就是其中之一。
在北京海淀一处住宅区，记者见到了高毅。满头银发的他与其说中文不好（注：以前记者约访他时，他总以中文不好，拒绝记者的采访），倒不如说他不善于与人打交道，问两句，答一句，或者一个字解决问题，要么就用俄语征求老伴儿意见。有一半俄罗斯血统的老伴宋丽达对记者说：我妈妈是苏联人，我们俩从小在苏联长大，虽然在中国生活了大半辈子，但回到家，门一关，还是苏联的生活方式，加上来往的都是留苏的同学，所以中文倒成了家里的第二语言。
宋丽达说：“他父亲出事后，我父亲也‘暴露’了身份，在回中国之前，父亲是苏联克格勃。你想，‘文革’中我们的日子能好过吗。”
没人把他当作“高干子弟”
高毅在1938年成为“高干子弟”之前，与母亲杨芝芳一起给地主家打工好长时间。
当年高岗和刘志丹在外轰轰烈烈闹革命时，却不知道，妻子和儿子在老家陕西横山差点被地主卖掉，幸亏高毅的舅舅得知，赶紧想法让他们母子逃走。陕甘宁根据地建立以后，高岗才找到他们母子，并把他们接到瓦窑堡。在那里，杨芝芳入了党，担任瓦窑堡被服厂厂长，带领延安的妇女干部买布、染色、裁剪，送到群众家里去做，为部队提供服装。被服厂经常受到边区政府的表彰奖励，杨芝芳还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
高毅也是从那时起，作为一名“高干子弟”进入延安保小读书的。
高毅回忆说，1939年周恩来因骑马受惊摔伤了胳臂，要去苏联疗伤，他和陈昌浩之子陈祖涛，陈伯达之子陈小达，刘少奇子女刘允斌、刘爱琴以及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等一起跟着去了苏联，在第二国际儿童院读书。
“1947年哈尔滨解放，我回到哈尔滨，在哈工大预科学习。”高毅说。
但因为中文不好，高毅在哈尔滨生活并不习惯，于是第二年又和20个中央选派的学生一块儿回到苏联，进入莫斯科动力学院土木系学习建筑。但高毅对土木系不感兴趣，想学其他科目，却被拒绝。1951年年底，还没有完成学业的高毅提前回国，按父亲高岗的意愿，进入培养高级人才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机械，希望将来为新中国的工业建设出力。
在哈工大，高毅结识了化学系学生宋丽达。宋丽达的父亲祖籍山东，早年闯关东到了东北，后来去苏联参加红军，从事情报工作。苏联红军解放东北时，他被派到哈尔滨公安局工作，宋丽达也随父亲在哈尔滨上学。
“因为我爸爸的事，我们没毕业，就被分配到哈尔滨120工厂工作。”高毅诉说往事很平淡，仿佛不是在说自己的事。
令人同情的“高干子弟”
高毅的母亲杨芝芳是1938年与父亲高岗解除婚约的。
在那一年，杨芝芳担任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会长，兼延安儿童保育院院长。在严酷的战争岁月里，她冒着枪林弹雨，与保育院的干部一起，带着几十名红军干部和烈士的孩子四处转移，保护着这些革命后代的安全。新中国成立后，杨芝芳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西安市第一保育院院长，全国妇联第一届执委，她还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2001年以96岁高龄在西安去世。
宋丽达介绍说，“电影《马背上的摇篮》就是拍杨芝芳妈妈他们保育院的。新中国成立后她也去了哈尔滨，但寒冷的气候让她待不下去，就回到陕西。为了照顾妈妈，我们全家跟着迁到西安，我和高毅调到430厂做技术员，他搞工艺，我搞设计。”
“文革”期间，高毅被定了个以他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罪名，被送到咸阳纺织器械厂隔离审查。此事波及十几位与他相识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后来这些人大多丢了工作，戴着“反革命”的帽子回乡种地，有位高级工程师被调到水泥厂当了工人。高毅记得一位姓黄的老师傅，听说他到了苏州剪刀厂。“他们因我而受牵连，不知现在过得怎样，多想再见见他们，哪怕只是打打电话，通通信。”
“4821”这些留苏学生在“文革”中，曾以“苏联间谍”之名受到迫害，那时的高毅既是“间谍”，又是“反党集团”首脑之子；既“要为老子翻案”，同时自己还是一个“反革命集团”头子，像他这样的多重身份，受到的打击一定会更大更重。
“没有，”宋丽达说，“因为我们是在工厂，和工人在一起，工友们对我们特别友善。我们被关起来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傅跑到我的窗子前说，丽达，他们这是欺负人，你不能死啊，告诉高毅，要挺住，记住我的话，我们支持你。”
“在陕西，大家都明白过去的事是怎么回事，他们对我们特别好。是这种支持才使我活下来。我爸爸后来从哈尔滨调到济南市政府任秘书长。‘文革’中一张关于我父亲的大字报，说他是高岗的亲戚，是苏联的克格勃。还派人来审问我。我说我是小孩，我不知道他搞的是什么。幸亏我爸爸在苏联搞的是日本情报，所以只被关进秦城监狱，1971年放出来，恢复原职。”
审查人员拿高毅没办法，就逼着宋丽达开口，被审查急了，宋丽达说不干了，我要回家。宋丽达的母亲和弟弟、妹妹都在苏联，母亲来信说在苏联都给他们找好工作了。上面答复说你回去可以，但高毅不能走，他是高干子弟，哪儿都不能去。
由于受父亲问题的牵连，高毅一生郁郁不得志，当年“4821”的那些同学一个个官至总理、部长、将军，他只做了个普通技术员。1979年经中央领导批示，才调回北京，在市科委电加工研究所从事机床研究。最后，他以一个高级工程师的身份离职休养，过着平淡知足的晚年生活。
最开心的是同学聚会
高毅的父亲高岗职务做到国家副主席，在“4821”同学的父辈当中是最高的。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同学们之间仍保持着兄弟姐妹一样的友谊，不尊不鄙。老同学聚在一起，是高毅最开心的时刻，一群七八十岁的老人仍像留苏时一样打闹说笑，不醉不休。
除了老同学聚会，高毅平时很少出门，“电视就是他的命。”宋丽达说，“常跟他说游泳的好处，我们院子里就有游泳池，怎么叫他，他都不去，一看电视什么都忘了。晚上拉他下楼走走，他说你去你去，我就自己下去走了。我们院子挺大，半个小时转一圈，很能放松自己。他这个人，最懒，哪儿也不愿去。”
对于老伴儿的指责，高毅只会以笑作答，不怒不气。
受高岗的影响，与高毅一起留苏的表哥江明也没有施展他所学，命运也多坎坷。现在，只身一人的江明也80多岁了，常到表弟这儿发发牢骚。高毅也是只听不说，脸上保持着一贯的微笑。
高毅说：“过去的都过去了，过去就算了。在国内战火纷飞的年代，我们这一批被送到苏联的孩子，有了一个和平、宁静的童年，已很知足。有些在苏联长大的孩子，回国后，生活、语言、说话、做事都不适应，加上刺激，就自杀了。”
1939年与高毅一同前往苏联的6个孩子有三个没得到善终，陈小达因工作、婚姻受到挫折无人交流，26岁卧轨自杀；刘允斌在“文革”中不堪凌辱，42岁时也卧轨身亡；孙维世则被关进监狱，活活打死，年仅47岁。“比起这些人，我们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高毅说。
（责任编辑/楚 文）
（电子邮箱：zhouwenji0303@163.com）
在北京海淀一处住宅区，记者见到了高毅。满头银发的他与其说中文不好（注：以前记者约访他时，他总以中文不好，拒绝记者的采访），倒不如说他不善于与人打交道，问两句，答一句，或者一个字解决问题，要么就用俄语征求老伴儿意见。有一半俄罗斯血统的老伴宋丽达对记者说：我妈妈是苏联人，我们俩从小在苏联长大，虽然在中国生活了大半辈子，但回到家，门一关，还是苏联的生活方式，加上来往的都是留苏的同学，所以中文倒成了家里的第二语言。
宋丽达说：“他父亲出事后，我父亲也‘暴露’了身份，在回中国之前，父亲是苏联克格勃。你想，‘文革’中我们的日子能好过吗。”
没人把他当作“高干子弟”
高毅在1938年成为“高干子弟”之前，与母亲杨芝芳一起给地主家打工好长时间。
当年高岗和刘志丹在外轰轰烈烈闹革命时，却不知道，妻子和儿子在老家陕西横山差点被地主卖掉，幸亏高毅的舅舅得知，赶紧想法让他们母子逃走。陕甘宁根据地建立以后，高岗才找到他们母子，并把他们接到瓦窑堡。在那里，杨芝芳入了党，担任瓦窑堡被服厂厂长，带领延安的妇女干部买布、染色、裁剪，送到群众家里去做，为部队提供服装。被服厂经常受到边区政府的表彰奖励，杨芝芳还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
高毅也是从那时起，作为一名“高干子弟”进入延安保小读书的。
高毅回忆说，1939年周恩来因骑马受惊摔伤了胳臂，要去苏联疗伤，他和陈昌浩之子陈祖涛，陈伯达之子陈小达，刘少奇子女刘允斌、刘爱琴以及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等一起跟着去了苏联，在第二国际儿童院读书。
“1947年哈尔滨解放，我回到哈尔滨，在哈工大预科学习。”高毅说。
但因为中文不好，高毅在哈尔滨生活并不习惯，于是第二年又和20个中央选派的学生一块儿回到苏联，进入莫斯科动力学院土木系学习建筑。但高毅对土木系不感兴趣，想学其他科目，却被拒绝。1951年年底，还没有完成学业的高毅提前回国，按父亲高岗的意愿，进入培养高级人才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机械，希望将来为新中国的工业建设出力。
在哈工大，高毅结识了化学系学生宋丽达。宋丽达的父亲祖籍山东，早年闯关东到了东北，后来去苏联参加红军，从事情报工作。苏联红军解放东北时，他被派到哈尔滨公安局工作，宋丽达也随父亲在哈尔滨上学。
“因为我爸爸的事，我们没毕业，就被分配到哈尔滨120工厂工作。”高毅诉说往事很平淡，仿佛不是在说自己的事。
令人同情的“高干子弟”
高毅的母亲杨芝芳是1938年与父亲高岗解除婚约的。
在那一年，杨芝芳担任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会长，兼延安儿童保育院院长。在严酷的战争岁月里，她冒着枪林弹雨，与保育院的干部一起，带着几十名红军干部和烈士的孩子四处转移，保护着这些革命后代的安全。新中国成立后，杨芝芳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西安市第一保育院院长，全国妇联第一届执委，她还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2001年以96岁高龄在西安去世。
宋丽达介绍说，“电影《马背上的摇篮》就是拍杨芝芳妈妈他们保育院的。新中国成立后她也去了哈尔滨，但寒冷的气候让她待不下去，就回到陕西。为了照顾妈妈，我们全家跟着迁到西安，我和高毅调到430厂做技术员，他搞工艺，我搞设计。”
“文革”期间，高毅被定了个以他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罪名，被送到咸阳纺织器械厂隔离审查。此事波及十几位与他相识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后来这些人大多丢了工作，戴着“反革命”的帽子回乡种地，有位高级工程师被调到水泥厂当了工人。高毅记得一位姓黄的老师傅，听说他到了苏州剪刀厂。“他们因我而受牵连，不知现在过得怎样，多想再见见他们，哪怕只是打打电话，通通信。”
“4821”这些留苏学生在“文革”中，曾以“苏联间谍”之名受到迫害，那时的高毅既是“间谍”，又是“反党集团”首脑之子；既“要为老子翻案”，同时自己还是一个“反革命集团”头子，像他这样的多重身份，受到的打击一定会更大更重。
“没有，”宋丽达说，“因为我们是在工厂，和工人在一起，工友们对我们特别友善。我们被关起来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傅跑到我的窗子前说，丽达，他们这是欺负人，你不能死啊，告诉高毅，要挺住，记住我的话，我们支持你。”
“在陕西，大家都明白过去的事是怎么回事，他们对我们特别好。是这种支持才使我活下来。我爸爸后来从哈尔滨调到济南市政府任秘书长。‘文革’中一张关于我父亲的大字报，说他是高岗的亲戚，是苏联的克格勃。还派人来审问我。我说我是小孩，我不知道他搞的是什么。幸亏我爸爸在苏联搞的是日本情报，所以只被关进秦城监狱，1971年放出来，恢复原职。”
审查人员拿高毅没办法，就逼着宋丽达开口，被审查急了，宋丽达说不干了，我要回家。宋丽达的母亲和弟弟、妹妹都在苏联，母亲来信说在苏联都给他们找好工作了。上面答复说你回去可以，但高毅不能走，他是高干子弟，哪儿都不能去。
由于受父亲问题的牵连，高毅一生郁郁不得志，当年“4821”的那些同学一个个官至总理、部长、将军，他只做了个普通技术员。1979年经中央领导批示，才调回北京，在市科委电加工研究所从事机床研究。最后，他以一个高级工程师的身份离职休养，过着平淡知足的晚年生活。
最开心的是同学聚会
高毅的父亲高岗职务做到国家副主席，在“4821”同学的父辈当中是最高的。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同学们之间仍保持着兄弟姐妹一样的友谊，不尊不鄙。老同学聚在一起，是高毅最开心的时刻，一群七八十岁的老人仍像留苏时一样打闹说笑，不醉不休。
除了老同学聚会，高毅平时很少出门，“电视就是他的命。”宋丽达说，“常跟他说游泳的好处，我们院子里就有游泳池，怎么叫他，他都不去，一看电视什么都忘了。晚上拉他下楼走走，他说你去你去，我就自己下去走了。我们院子挺大，半个小时转一圈，很能放松自己。他这个人，最懒，哪儿也不愿去。”
对于老伴儿的指责，高毅只会以笑作答，不怒不气。
受高岗的影响，与高毅一起留苏的表哥江明也没有施展他所学，命运也多坎坷。现在，只身一人的江明也80多岁了，常到表弟这儿发发牢骚。高毅也是只听不说，脸上保持着一贯的微笑。
高毅说：“过去的都过去了，过去就算了。在国内战火纷飞的年代，我们这一批被送到苏联的孩子，有了一个和平、宁静的童年，已很知足。有些在苏联长大的孩子，回国后，生活、语言、说话、做事都不适应，加上刺激，就自杀了。”
1939年与高毅一同前往苏联的6个孩子有三个没得到善终，陈小达因工作、婚姻受到挫折无人交流，26岁卧轨自杀；刘允斌在“文革”中不堪凌辱，42岁时也卧轨身亡；孙维世则被关进监狱，活活打死，年仅47岁。“比起这些人，我们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高毅说。
（责任编辑/楚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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