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数十年人对自然的肆意“征服”与改造之后，生态终于被写进科学发展观，写进党的文件之中，不能不说，尽管姗姗来迟，但仍是历史性的进步。不过，如何解读“生态”在未来十年的政经含义，才是当前各界辞旧迎新、学习十八大报告的关键所在。
　　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生态与文化一同被纳入科学发展观，然后垂范十八大之后的五年，也可算是新老政府在过去十年经验基础上的一个重叠共识，有着继往开来的作用，对于下一届政府的经济发展有着绝对的指导意义。尤其当多哈气候会谈即将开始之前，对生态发展观的强调不啻为一个产业转型准备，表明中国准备做出让步和调整，以延缓全球气候变暖。不过，既然正式引入并承认生态的概念，就不可能止于生态的本义，不可能简单地拒绝生态经济和生态伦理向社会和政治的扩散与挑战。
　　在最低层面上，重视生态，并提出将其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无疑是对过去十年以环境代价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做出的反思，中国的高增长面临难以为继的难题：环境污染愈益严重正在降低人民生活水平，每年新增大量群体性抗议皆因环境问题而起，未充分内化环境成本的廉价产品出口招致越来越多的反倾销诉讼和社会倾销的质疑，连光伏产品等绿色产业也部分地因内需不足而产能过剩。不难想见，生态相关的绿色经济将可能作为中国未来唯一的新兴经济增长点，提振和改造传统行业，为经济增长模式转换注入一线生机。
　　而且，如果考虑到未来新一届政府将继续以城镇化为目标，以民生改善、提高公共服务为目标，那么，生态与产业与城镇化的结合就意味着生态城市的建设导向。这将极大地刺激和带动相关的城市环保产业，如轨道交通、给排水设施、污水和废弃物处理、地下电缆、光伏产业和风能发电、有机农业等等一系列生态经济链条产业。更重要的，將肯定现有的核电建设浪潮，逐步减少火电比例、提高核电比例，并促进岩层气开发和天然气产业化。这对国内的相关利益集团显然是个新的组合机会。在缺乏明晰的产业管制指导下，我们将面临新一轮的国资垄断与民资准入的争论。
　　与此相关，生态政策本身还蕴含着一个核电与环保的伦理纠结。作为世界上最后一个大力发展核电的国家，且主要采取进口技术和设备，而这些西方核电厂商在遭遇多年反核之后大多已经沦为拼装商，核心技术已经集中在极个别如法国厂商的手上，它们对新一代技术的研发投入都在降低，而中国自身还面临着专业人才极其不足的尴尬，由此带来了关于核电的生态风险的疑虑。这也是中国社会高度关注的环境议题之一。对彭泽核电厂的反对声已经说明了这种疑虑的性质。对此，中国的管理层和民众是否做好了准备？
　　答案可能是否定的。与此同时，未来的生态议题却在变化。且不论中国此起彼伏的“邻避运动”（“邻避运动”是英文短语Not in My Back Yard[别建在我家后院]缩写NIMBY的音译。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最早出现在欧美国家，指垃圾处理厂等市政工业设施在建设中，时常遭到附近居民的强烈反抗），正在成为大规模集体性事件的主流，让地方政府进退两难，因为生态经济必然要求意识形态的合理化，生态方面的主张最后总是会要求嵌入社会政治制度之中。德国和欧洲绿党的兴起就是一个例子。而以台湾地区的发展历史为例，环保、反核运动一直是公民社会成长的一个重要温床，这也导致台湾政治中特有的生态主义和环保运动。
　　反观中国政府和社会，到目前为止，在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之外，都没有为接纳主张生态主义的社会力量做好理论准备和体制准备。这正是学习十八大，切实建设生态文明时需要切实注意的事情。
　　（作者为清华大学政治学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