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1月，24岁的李爽由于和她的未婚夫、法国外交官白天祥在北京外交公寓同居而被以有损国家尊严等罪名逮捕，并被判处劳动教养两年。她的未婚夫白天祥回法国后不停地四处奔走，要求法国政府出面请求中国释放李爽。1983年，法国总统密特朗访华，在与邓小平的会晤中提出此事，会谈之后，李爽很快被释放并被允许去巴黎。1983年，李爽奔赴法国。次年，她与白天祥结婚，婚后育有两子。他们波折而感人的爱情故事被法国电视台报道并刊登在《纽约时报》上。
　　老外白天祥的出现，完全不在我的计划之内，至今回味起来依然一头雾水。但有一点是清楚的：爱情是无法预谋的。
　　有朋友告诉我，那个经常和我们来往的法国外交官，老打听我的消息。一次生日聚会，老白邀请我和他跳舞。他不是个好舞伴，老踩我脚，整个舞曲在“抱歉，对不起”中结束。
　　“我希望和你结婚。”
　　“什么？”
　　“我爱你。”
　　在他说爱我时，我第一个感觉：这是负责任的君子；第二个感觉：他可以保护我；第三个感觉：他懂得尊重女人。
　　他说完了，差不多不敢看我，静静地等。这是终身大事。对他，我充满幻想。我们开始了每周一次的秘密约会。
　　1981年8月的时候，我们准备登记结婚。白天祥通过大使克罗德·沙耶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申请书。大使乐观地说：“中国官员已经收下了，回答是，中国法律上完全不禁止与外族通婚！但目前还没有与外交官通婚的先例，要向上级申报，请等待。”
　　1981年9月9日，秋老虎。外交公寓门口。
　　瞬间，我的双臂被钳子般的力量抓住，我被迅速塞进吉普车。车拐了几个弯儿就停下了，大门口儿，我一眼看见牌子上写着：朝阳区三里屯派出所。
　　来了三个人，一个是长方脸儿，一个是白眼镜，第三个是女的，小雀斑。
　　炮局胡同，北京市公安局十三处的收押处。我是晚上进炮局的。他们每天来提审，首先要求我写一封公开信，自愿断绝与白天祥的关系，并称从未与他产生过任何感情。我拒绝了。
　　又过了一些日子，白眼镜说：“你给白天祥写一封信，说你不爱他，与他断交！”
　　“不写！”
　　“为什么不写？”
　　“真爱，为什么要自毁？”
　　“你在做梦！白天祥已经被驱逐出境了！”
　　“那我宁愿继续做梦。”这封信我没写。
　　实际上他们也在等待，等上面指示如何处理这个事件，等了三个月。据说当时公安局非要判，外交部希望不要判。
　　坐在一辆上海牌汽车上，车开出了炮局的高墙电网和岗楼，在这儿，我整整住了三个月。长方脸儿用胳膊顶了我一下，歪过头来说：“李爽，哭什么呀？到教养所表现好还能提早出来嘛，就看你的了。”
　　1982年9月，入狱一年后的一天，两三个犯人、看守的脸贴在我窗口，她们显得那么高兴：“李爽，你家来人了！”一年来，第一次见到我的家人。姐姐递给我一块男人的大手表，挤眉弄眼的神色使我明白手表里有点东西。队长问：“什么？拿过来看看！”姐姐到哪儿都有心眼儿，说：“李爽眼神儿不好，要块大点儿的表。”
　　晚上，躲在被窝里，用小手电照着，我摆弄这块表，怎么拆也拆不开，就乱拧表上的几个钮儿。拧来拧去，突然表上出现了一行字———“I Love You”，我的眼泪顿时止不住地流。
　　1983年7月8日，迈出大门的第一步，我吐出关了两年的一口闷气。
　　因为那时没有中国人与外交官结婚的先例，也就没有成文法律可依循。出狱后，为了赴法结婚，我用了六个月，全力以赴去办这件事，还要套上防御罩，应对那些白眼儿、闲话、鄙视。1983年11月3日，我交了15块钱，从一个木头的小窗口里扔出一本我的护照。我把它紧紧攥在手中，回家了。办好手续，要出关了，法航的机长来接我。我挥着手退着走，仿佛要用眼睛抓住亲人最后的美好印象，为延长千万缕阔别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