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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22日，《湖北日报》刊发了一位老新闻工作者的来信。他在肯定我们新闻工作的同时，指出了当前一些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不良表现，由此提出一个重要问题：新闻工作者应该以什么样的角色姿态履行自己的职责使命？该报在编者按中指出，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新闻界有些同志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角色定位，因而在实际工作中时常流露出“局外人”、“旁观者”意识，甚至“无冕之王”心态，有的还有“唱衰”的偏好。所以，树立和强化社会主义建设者的主体意识，是每一个新闻工作者都不能回避的根本问题。以此为契机，一场围绕着“我是建设者”的讨论，先是在湖北媒体和高校展开，随后在全国范围引起了强烈的呼应。这场讨论对于全国新闻界一线员工，树立正确的新闻观，强化自己的责任意识和社会担当，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为一个新闻教育工作者，自始至终都以培养社会需要的传媒人为己任。这场讨论伊始，就引起了我的关注。我感到这场始自业界的讨论对于新闻教育界同样是一种迫切的需要，因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以来，来自业界的反馈就提示我们，在新闻人才培养的过程中，适当增加角色认定、职业伦理、社会责任的教育，对于发挥传媒的建设性作用是完全必要的。因此，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积极参与了这场讨论，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本人认为，这场讨论，至少在如下三个方面多少给我们一些启迪。
记录者与参与者
记者是什么？应该怎样认识记者的角色？这是每个新闻工作者、每个新闻学子必须深思的问题。事实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但有两种看法能够得到大部分人的认同，即社会哨兵和时代记录者。这是社会对记者职业认知的最大公约数。
关于哨兵，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说：“倘若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记者就是船头上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暗礁险滩，并及时发出警告。”中国前辈记者萧乾也说，新闻记者“同坐在沙发上沉思的政治家或历史学家毕竟不一样，他是个哨兵，甚至是个侦察兵”。无论是哨兵还是侦察兵，都肩负着历史的重责：及时发现危险的苗头，探明前进的安全路径，关系到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
所谓记录者，也称报道者。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在给徐宝璜《新闻学大纲》所作的序言中说：“余惟新闻者，史之流裔耳。古之人君，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非犹今日新闻中记某某之谈话若行动呼？”不过，“两者虽记以往之事，史所记不嫌其旧，而新闻所记愈新愈善，其异一；作史者可穷年累月以成之，而新闻则成之于俄顷，其异二：史者纯粹著述之业，而新闻则有营业性质，其异三；是以我国虽有史学，而不足以包新闻学。”
哨兵也罢，记录者、报道者也罢，都与对事件及过程的观察、审视分不开。因此，就容易产生一种误解：似乎记者这种职业是社会的一个旁观者，是置身于事件及其过程之外，似乎只有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保证观察、审视的冷静、理性和客观。其实不然。无论是哨兵或是记录者，不过是共同体内的一种社会分工，都是社会系统的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作为社会体系的组成部分，他必然会受到其他社会成员的影响也必然会影响到他人；同时，作为记录者、作为哨兵，其发出的信息、其信息作品，也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到具体的社会历史进程。在这个意义上，记者不仅仅是时代和历史的记录者，不仅是哨兵，而且还是重要历史进程的参与者，是创造历史的主人。
因为报道者、哨兵不是社会进程的旁观者、不是局外人，而是同船过渡的利益攸关者。所以，我们赞同那位老新闻工作者在信中所说的，“新闻工作者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是全社会各行各业建设者中的一员，而绝不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局外人。因此，遇到社会问题，我们应该与广大人民群众同忧乐、共患难，绝不能有‘黄鹤楼上看翻船，的‘看客’心态。”记者的心只有与社会大众一起跳动，才能与人民生死与共，才能得到人民的理解和支持。批判精神与建设立场
记者是社会的哨兵，是时代的记录者。他是否能够及时、准确地发现危险，指出安全行进的方向，是否能够客观全面地记录和报道历史？这就取决于他是否有一双慧眼，这双慧眼植根于其批判精神与建设立场的统一。
人们习惯上把传媒看成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在传媒反映、报道现实的功能意义上，这种说法有其合理性：但是，如果传媒仅仅是社会的镜子，那就忽略了传媒对社会的引领作用。传媒的引领作用，体现为传播的批判力量。批判精神是人类文明的基本标志。所谓批判精神，就是站在一个比现实更高的层面上，运用高度技巧的概念化、推论、分析、综合，对历史或现实作深刻甄别和审视，对事情与问题进行分析和解剖，以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其目的是在现实的基础上实现更大的发展，其着眼点是更光明的未来。
一个社会最可怕的是批判精神的缺失。一个没有批判精神的民族、国家，将会只有一个按照统一标准制定的思想、观念，统一的行为模式，划一的制度设施。单调、沉闷、万马齐暗。所以，正常的民族、国家、社会，都需要理性的批判力量。但是，由于人性本身的弱点，批判本身在人类文明史上往往是以叛逆的形式出现的，并且往往得到不公正的待遇。因为在一般的情况下，一个社会成型了，各个阶层的地位相对固定，并且已经成为传统，社会一切似乎已经合理化，秩序井然，如是，一切对社会的批判都容易被大众视为异端或者叛逆，被视为对秩序的破坏。所以，历史上很多伟大的批评家，在当时被视为异端，在世时遭到各种非人的折磨，而最终得到社会公正的评价，往往是在当事人离世数百年甚至千年之后，这是历史的悲哀，也是人性的悲哀。
当前中国处在前所未有的重大历史转型期，虽然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持续改善，但是不容否认，各种矛盾聚集，社会乱象纷呈。这时尤其需要理性批评的力量。做为社会哨兵和引领社会前行的力量，传媒工作者必须具备批判精神，诊疗社会疾患，清除社会垃圾，成为促进社会健康前行的理性力量。对于传媒工作者来说，其批判立足于理性，并且借助于科学的方法，借以透过现象捕捉本质，揭示各种社会病的内在外在根源。媒介及其从业者建设性的批评精神，源于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正是他们对人类、民族、国家的了解和深厚的爱，他们的批判才具有深刻性、正确性，并且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之源。 传媒工作者必须具备理性的批判精神，同时也要坚守建设性的立场。批判是不可或缺的，但批判不是目的，批判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不能为了批判而批判，批判的目标导向最终还是建设。建设是新闻传媒及从业者的基本原则立场，以建设者的姿态，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在批判假丑恶的同时，热情讴歌推动社会进步的人民群众，科学对待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矛盾，努力凝聚并且激发出各种正能量，共同致力于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只有这样，传媒及其从业者的批判活动才会是帮忙而不是添乱，才会促进问题的解决，而不是使问题复杂化，才会充分地发挥媒体的建设性功能。
专业追求与社会责任
作为职业新闻工作者，在其职业生涯中理应追求职业上的光荣感和成就感。只有及时报道最有价值的新闻，只有准确地反映人民心灵深处的渴望，只有拨动社会绷得最紧的那根弦，才能吸引尽可能多的眼球和注意力，引发全社会的轰动效应。但是，记者的价值追求，与社会整体的利益取向并不总是一致的。对于社会大众而言，维持社会系统的稳定，推行现实的政策，捍卫全民的福祉，传承社会的主流文化，可能是最大的价值。反之，社会转型期的急剧动荡，可能是孕育重大新闻的温床，最能引发轰动效应的新闻事件，那些反常、离奇、刺激性的事件，对于大众和公共利益来说，可能不适于及时报道，不适于大肆渲染。
同时，新闻传媒作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它必须根据经济规律，进行规模化经营。而媒介市场的竞争，又是注意力的竞争。要占领最大的信息市场，只有以最有竞争力的服务、最好的新闻信息产品，去吸引尽可能多的读者、听众、观众和网民。由于人性的弱点，能够吸引最大多数读者、听众、观众和网民的，往往是那些庸俗、低级的富有感官刺激的内容。正是因为如此，在媒介市场竞争中，虽然不乏内容好经济效益好的成功的案例，但是也有不少反面的例子，媒体的经济效益很好，市场占有率很高，但是媒介的传播内容实在是难以恭维，媒体在社会上的口碑每况愈下。也就是说，媒体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不仅难以统一，有时甚至是反向而行。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下，新闻传媒及其从业者一方面要努力实现其报道和服务的价值最大化，实现其市场占有率的最大化，这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另一方面，新闻传媒及其从业者也不能忘记自己承担的社会责任。19世纪末期，日本新闻学者松本君平曾这样形容记者：“彼如预言者，讴国家之命运；彼如裁判官，断国民之疑狱；彼如大法律家，制定律令；彼如大哲学家，教育国民；彼如大圣贤，弹劾国民之罪恶：彼如救世主，察国民之无告痛苦，而与以救济之途。”这段话再明白不过地说明了记者的社会责任。他不仅是报道者、记录者，更是公平正义的捍卫者、文化的传承者、权力监督者、舆论引导者和教化的担当者。在其履行记录者及社会哨兵的职责时，还要致力于社会的和谐、维护社会的稳定，传承文化价值，推行社会教化。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自然会面临市场竞争的压力，也要追求经济效益，但是绝对不应以猎奇媚俗来迎合市场，不能以降低格调来吸引眼球，以牺牲社会效益来换取经济效益。
回溯这场讨论，我们不难发现，它在新闻传播学的知识领域并没有注入多少新的内容，实际上，它是对新闻传播本质的一种回归。来自不同媒体、不同领域的发言者，围绕着相同的主题——传媒及记者的角色、责任和使命的交流切磋，深化了业界同仁、高校学子对这一常识性问题的认知。议题虽老，却犹如窖藏多年的陈酿，随着讨论的深入，散发着迷人的琼香。对记录者与参与者、批判精神与建设立场、专业追求与社会责任这三大关系的思考，对于怎样做一个合格的新闻人，对于新闻工作者以什么样的角色姿态履行自己的职责使命，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责编：李甜甜
作为一个新闻教育工作者，自始至终都以培养社会需要的传媒人为己任。这场讨论伊始，就引起了我的关注。我感到这场始自业界的讨论对于新闻教育界同样是一种迫切的需要，因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以来，来自业界的反馈就提示我们，在新闻人才培养的过程中，适当增加角色认定、职业伦理、社会责任的教育，对于发挥传媒的建设性作用是完全必要的。因此，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积极参与了这场讨论，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本人认为，这场讨论，至少在如下三个方面多少给我们一些启迪。
记录者与参与者
记者是什么？应该怎样认识记者的角色？这是每个新闻工作者、每个新闻学子必须深思的问题。事实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但有两种看法能够得到大部分人的认同，即社会哨兵和时代记录者。这是社会对记者职业认知的最大公约数。
关于哨兵，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说：“倘若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记者就是船头上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暗礁险滩，并及时发出警告。”中国前辈记者萧乾也说，新闻记者“同坐在沙发上沉思的政治家或历史学家毕竟不一样，他是个哨兵，甚至是个侦察兵”。无论是哨兵还是侦察兵，都肩负着历史的重责：及时发现危险的苗头，探明前进的安全路径，关系到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
所谓记录者，也称报道者。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在给徐宝璜《新闻学大纲》所作的序言中说：“余惟新闻者，史之流裔耳。古之人君，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非犹今日新闻中记某某之谈话若行动呼？”不过，“两者虽记以往之事，史所记不嫌其旧，而新闻所记愈新愈善，其异一；作史者可穷年累月以成之，而新闻则成之于俄顷，其异二：史者纯粹著述之业，而新闻则有营业性质，其异三；是以我国虽有史学，而不足以包新闻学。”
哨兵也罢，记录者、报道者也罢，都与对事件及过程的观察、审视分不开。因此，就容易产生一种误解：似乎记者这种职业是社会的一个旁观者，是置身于事件及其过程之外，似乎只有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保证观察、审视的冷静、理性和客观。其实不然。无论是哨兵或是记录者，不过是共同体内的一种社会分工，都是社会系统的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作为社会体系的组成部分，他必然会受到其他社会成员的影响也必然会影响到他人；同时，作为记录者、作为哨兵，其发出的信息、其信息作品，也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到具体的社会历史进程。在这个意义上，记者不仅仅是时代和历史的记录者，不仅是哨兵，而且还是重要历史进程的参与者，是创造历史的主人。
因为报道者、哨兵不是社会进程的旁观者、不是局外人，而是同船过渡的利益攸关者。所以，我们赞同那位老新闻工作者在信中所说的，“新闻工作者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是全社会各行各业建设者中的一员，而绝不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局外人。因此，遇到社会问题，我们应该与广大人民群众同忧乐、共患难，绝不能有‘黄鹤楼上看翻船，的‘看客’心态。”记者的心只有与社会大众一起跳动，才能与人民生死与共，才能得到人民的理解和支持。批判精神与建设立场
记者是社会的哨兵，是时代的记录者。他是否能够及时、准确地发现危险，指出安全行进的方向，是否能够客观全面地记录和报道历史？这就取决于他是否有一双慧眼，这双慧眼植根于其批判精神与建设立场的统一。
人们习惯上把传媒看成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在传媒反映、报道现实的功能意义上，这种说法有其合理性：但是，如果传媒仅仅是社会的镜子，那就忽略了传媒对社会的引领作用。传媒的引领作用，体现为传播的批判力量。批判精神是人类文明的基本标志。所谓批判精神，就是站在一个比现实更高的层面上，运用高度技巧的概念化、推论、分析、综合，对历史或现实作深刻甄别和审视，对事情与问题进行分析和解剖，以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其目的是在现实的基础上实现更大的发展，其着眼点是更光明的未来。
一个社会最可怕的是批判精神的缺失。一个没有批判精神的民族、国家，将会只有一个按照统一标准制定的思想、观念，统一的行为模式，划一的制度设施。单调、沉闷、万马齐暗。所以，正常的民族、国家、社会，都需要理性的批判力量。但是，由于人性本身的弱点，批判本身在人类文明史上往往是以叛逆的形式出现的，并且往往得到不公正的待遇。因为在一般的情况下，一个社会成型了，各个阶层的地位相对固定，并且已经成为传统，社会一切似乎已经合理化，秩序井然，如是，一切对社会的批判都容易被大众视为异端或者叛逆，被视为对秩序的破坏。所以，历史上很多伟大的批评家，在当时被视为异端，在世时遭到各种非人的折磨，而最终得到社会公正的评价，往往是在当事人离世数百年甚至千年之后，这是历史的悲哀，也是人性的悲哀。
当前中国处在前所未有的重大历史转型期，虽然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持续改善，但是不容否认，各种矛盾聚集，社会乱象纷呈。这时尤其需要理性批评的力量。做为社会哨兵和引领社会前行的力量，传媒工作者必须具备批判精神，诊疗社会疾患，清除社会垃圾，成为促进社会健康前行的理性力量。对于传媒工作者来说，其批判立足于理性，并且借助于科学的方法，借以透过现象捕捉本质，揭示各种社会病的内在外在根源。媒介及其从业者建设性的批评精神，源于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正是他们对人类、民族、国家的了解和深厚的爱，他们的批判才具有深刻性、正确性，并且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之源。 传媒工作者必须具备理性的批判精神，同时也要坚守建设性的立场。批判是不可或缺的，但批判不是目的，批判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不能为了批判而批判，批判的目标导向最终还是建设。建设是新闻传媒及从业者的基本原则立场，以建设者的姿态，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在批判假丑恶的同时，热情讴歌推动社会进步的人民群众，科学对待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矛盾，努力凝聚并且激发出各种正能量，共同致力于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只有这样，传媒及其从业者的批判活动才会是帮忙而不是添乱，才会促进问题的解决，而不是使问题复杂化，才会充分地发挥媒体的建设性功能。
专业追求与社会责任
作为职业新闻工作者，在其职业生涯中理应追求职业上的光荣感和成就感。只有及时报道最有价值的新闻，只有准确地反映人民心灵深处的渴望，只有拨动社会绷得最紧的那根弦，才能吸引尽可能多的眼球和注意力，引发全社会的轰动效应。但是，记者的价值追求，与社会整体的利益取向并不总是一致的。对于社会大众而言，维持社会系统的稳定，推行现实的政策，捍卫全民的福祉，传承社会的主流文化，可能是最大的价值。反之，社会转型期的急剧动荡，可能是孕育重大新闻的温床，最能引发轰动效应的新闻事件，那些反常、离奇、刺激性的事件，对于大众和公共利益来说，可能不适于及时报道，不适于大肆渲染。
同时，新闻传媒作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它必须根据经济规律，进行规模化经营。而媒介市场的竞争，又是注意力的竞争。要占领最大的信息市场，只有以最有竞争力的服务、最好的新闻信息产品，去吸引尽可能多的读者、听众、观众和网民。由于人性的弱点，能够吸引最大多数读者、听众、观众和网民的，往往是那些庸俗、低级的富有感官刺激的内容。正是因为如此，在媒介市场竞争中，虽然不乏内容好经济效益好的成功的案例，但是也有不少反面的例子，媒体的经济效益很好，市场占有率很高，但是媒介的传播内容实在是难以恭维，媒体在社会上的口碑每况愈下。也就是说，媒体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不仅难以统一，有时甚至是反向而行。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下，新闻传媒及其从业者一方面要努力实现其报道和服务的价值最大化，实现其市场占有率的最大化，这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另一方面，新闻传媒及其从业者也不能忘记自己承担的社会责任。19世纪末期，日本新闻学者松本君平曾这样形容记者：“彼如预言者，讴国家之命运；彼如裁判官，断国民之疑狱；彼如大法律家，制定律令；彼如大哲学家，教育国民；彼如大圣贤，弹劾国民之罪恶：彼如救世主，察国民之无告痛苦，而与以救济之途。”这段话再明白不过地说明了记者的社会责任。他不仅是报道者、记录者，更是公平正义的捍卫者、文化的传承者、权力监督者、舆论引导者和教化的担当者。在其履行记录者及社会哨兵的职责时，还要致力于社会的和谐、维护社会的稳定，传承文化价值，推行社会教化。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自然会面临市场竞争的压力，也要追求经济效益，但是绝对不应以猎奇媚俗来迎合市场，不能以降低格调来吸引眼球，以牺牲社会效益来换取经济效益。
回溯这场讨论，我们不难发现，它在新闻传播学的知识领域并没有注入多少新的内容，实际上，它是对新闻传播本质的一种回归。来自不同媒体、不同领域的发言者，围绕着相同的主题——传媒及记者的角色、责任和使命的交流切磋，深化了业界同仁、高校学子对这一常识性问题的认知。议题虽老，却犹如窖藏多年的陈酿，随着讨论的深入，散发着迷人的琼香。对记录者与参与者、批判精神与建设立场、专业追求与社会责任这三大关系的思考，对于怎样做一个合格的新闻人，对于新闻工作者以什么样的角色姿态履行自己的职责使命，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责编：李甜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