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而言，促使某些不遵守国际规则的国家回到谈判桌前，本身就是一种话语收益，决定“南海行为准则”进程磋商前景的，关键于在谈判之外让坚持“猎鹿”者分享实惠
　　今年是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根据6月30日中国-东盟（10+1）文莱外长会议达成的共识，中国和东盟将于9月中旬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框架下首次就“南海行为准则”（以下简称“准则”）进程展开正式磋商。逆潮流而动的个别声索国终于在行动受挫之后，重新回到了原来的谈判桌前。新的安排使持续紧张的南海局势呈现缓和的曙光，但离南海各国走出“猎鹿困境”仍相距甚远。
　　“猎鹿困境”是卢梭在其著作中讲过的一个故事：如果大家在捕一只鹿，每人都知道应该忠实地守着自己的岗位。但是如果有一只野兔从其中一人的眼前跑过，这个人一定会毫不迟疑地去追捕这只野兔；他捕到了野兔，他的同伴们却因此失去了捕获鹿的机会。“猎鹿困境”告訴我们，在缺乏有约束力的中央权威下，个别成员的自利、短视等“非理性行为”会导致集体利益受损，甚至让彼此间失去信任，丢掉再次合作的动力。
　　在中国与东盟之间，双方耕耘已不止十年的战略伙伴关系就是那只被追逐的鹿，而因觊觎中国南海岛礁及海洋权益而不珍惜这种合作关系的个别声索国，便是那位经不起野兔诱惑的猎鹿者。中国与东盟即将进行的这次磋商，其实就是要讨论如何以“集体”的力量来约束和劝阻个别成员国的“猎兔”心理及行为。
　　近年来中国与某些南海地缘邻国之间在南海岛礁归属和海洋权益问题上的摩擦时有发生，这并非偶然。一方面，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让中国在地区有了更强的权益伸张和保护能力。另一方面，非法侵占中国岛礁并从中获利的某些国家与担心己方影响力被排挤出该地区的美国，在拒斥中国问题上一拍即合。于是，在美国等国的支持下，菲律宾、越南便“勇敢”地登上前台，把原有对中国“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倡议仅有的一丝回应和承诺迅速抛到脑后。
　　2002年《宣言》签署时，中国与多个东盟国家都曾对该文件寄予厚望，但是作为政治性文件，《宣言》的法律约束力极弱。其后续行动指针的制定和签署，又耗去了足足9年时间。此间及之后，菲律宾、越南等国不仅无视对《宣言》的承诺，强化非法占领、掠夺海洋资源，还试图绕过《宣言》，促使东盟单方制定“准则”，使之成为约束中国的“紧箍咒”。菲律宾在黄岩岛、仁爱礁等问题上的强盗和无赖行为，更让南海问题成为阻碍中国-东盟战略关系发展的绊脚石，甚至危及其他成员国对地区和平红利的分享。
　　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合作机制的效用主要源于各行为主体就某个特定问题在原则、规范、规则及决策程序等方面不断凝聚而来的共识。在中国-东盟南海问题上，《宣言》好比原则，标示了签署国对事实、因果关系和诚实的信仰。只有全面有效落实《宣言》，才有可能真正尊重“准则”中的规范（以权利和义务的方式确立的行为标准）和规则（对行动的专门规定和禁止）。这也正是中国一直坚持把“准则”的磋商置于《宣言》框架之下的原因。
　　多年来，东盟各国一直在“维持与拓展对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支持成员国在南海的政治诉求”两个经常相互矛盾的立场间做着艰难的取舍。此次东盟支持“准则”磋商在《宣言》框架下进行，标志着理性的回归，磋商条件的成熟。
　　对于中国而言，促使某些不遵守国际规则的国家回到谈判桌前，本身就是一种话语收益。通过磋商与谈判，使《宣言》和“准则”与领土主权归属问题脱钩，不让个别国家的行为干扰中国-东盟战略关系大局，则是更大的期待与收获。同时，以多边机制促进区域和平，以足够的耐心和领导能力处理复杂的利益纠葛，也是对中国理性大国之路的必备考验。不过，决定磋商前景的，不仅在于谈判本身，更在于在谈判之外让坚持“猎鹿”者分享实惠，让走而“猎兔”者受到惩戒。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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