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一个谜。长征的神奇和磨难到底达到什么程度，谁也说不清。这也许就是它最富于魅力的地方。关于长征，我们有我们一贯的说法，蒋介石、国民党也自有他们的看法，这些，我们都耳热能详。现在，我们终于有了第三种眼光所看到的长征。索尔滋伯里全面、新颖的报道和评述，是极富启发性的。
　　作者站在八十年代的高度，认真俯瞰和回顾发生在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那两年间的一切事件以及从那时以后的中国人民革命史。他看到，“长征是一篇史诗。这不仅是因为纯朴的战士及其指挥员们所体现的英雄主义精神，还因为长征实际上成了中国革命的熔炉。它锻造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打垮蒋介石、夺取全中国的整整一代人和他们兄弟般的革命情谊。”他也看到，“这种兄弟情谊在毛晚年发生的疯狂动乱中消失了，给这部英雄的史诗抹上了一层悲剧的色彩。”他看到长征“是一次充满了集体英雄主义、献身精神和希望的举世无双的行动”，他也看到“红军队伍内部那种随意发动、有悖常理的斗争”；他看到“长征已给中国的面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它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意识，使这个国家出现了许多世纪来所缺乏的精神与团结。”他也看到，长征的“威力足以克服毛泽东本人晚年可怕的异想天开，从而使中国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历史和现实被自然沟通了，因而，现实有了历史的依据，未来有了现实的基础。索尔滋伯里通过无数事实说明，长征是用热血和勇气谱写的史诗，是胜利和失败的史诗，是沮丧和憧憬的史诗。这种传奇式的牺牲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是中国革命赖以成功的基础。他不无深刻地预言说：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这一新的长征与几十年前的长征同样艰巨，它很可能成为当代伟大的社会和政治试验。”
　　《长征》充分体现了所谓“纪实性文学”的特有魅力。它既是一部艺术性很强的文学作品，又是一部科学著作，一部类似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或政治学那样的著作。作者以新闻记者的工作方式进行采访、调查，行文则以文献、史实参之轶闻遗事，夹叙夹议，令人读来兴味无穷。在不违反非虚构文学作品的真实性要求的前提下，索尔滋伯里特别注意用文学家特有的控制与选择技巧，把历史事件充分戏剧化和小说化，通过一些看似无足轻重，实际上却很有性格特点的细节描写，使一大批人物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这部用无数片断故事联缀而成的作品，能使读者对长征在一种渐增的、多面的、全景的了解中得出自己的结论。
　　长征时，红军和外界失去联系，外界对红军的情况更是全然不知。当时的国内外报纸对长征的报道，往往是歪曲性的，现在活着的长征英雄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有时也难免记忆不清，这些都需要索尔滋伯里仔细辨析。特别是一些参加过长征的人，或与长征同时代的人，囿于其时自己所处的环境和地位，对于长征的描述，总不可避免地带上相当的主观色彩，作者经常把几个方面提供的根本不相同的事实，经过征文考献和详审分析而作出比较客观、恰当的判断来。他把自己认为比较准确的史实写进正文，而把相关的不同说法在注释中引述，以供参照之用。这就是本书的注释长达四万字的原因。下过这种功夫后所作出的分析，应当比较令人信服的。
　　索尔滋伯里指出：“目前人们对长征的认识还是很不完整的。”他认为，要对长征有完整、准确的认识，就必须把它放在当时中国乃至世界的整个政治形势中去看，只有通过一定的社会状况、历史背景的分析，才能把握它的真实意义。他认为，长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军’，不是战役，也不是胜利。它是一曲人类求生存的凯歌，是为避开蒋介石的魔爪而进行的一次生死攸关、征途漫漫的撤退，是一场险象环生，危在旦夕的战斗。”是“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他心情激动地指出：“长征在人类活动史上是无可比拟的”，“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尽管我不认为索尔滋伯里对长征的认识就是百分之百地正确，但是我认为，他从总体上、从本质上把握住了长征的要义。
　　由于史实的长久湮没、当事人的记忆模糊、历史文献的散佚不完备，致使本书在内容上时有重复杂沓或龃龉难安之处。然而，本书及其作者确实是值得尊崇的。一个年逾七旬的老人，亲身踏勘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何其勇也；一个在异样文化氛围中生活了七十六年的西方人，能对中国文化传统、对中国革命精神、对中国人民的命运、前途有正确、深刻的理解，何其智也；一个外国作家，无论描述历史、反映现实、预示未来，都表现出一种客观、坦率和诚恳的态度，又何其难能可贵也。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美〕索尔滋伯里，过家鼎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五月第一版，3.7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