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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的全球传播打破了以往文化各自发展的局面，把全球文化纳入到一个公共文化平台，促成了全球化文化的形成。全球化文化不是文化的一体化，而是文化的多元化。只有化解文化间的冲突，实现多元文化的对话，才能真正促进全球化文化的发展。
[关键词]全球化文化；文化一体化；文化多元化；文化对话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08)02-0078-(05)
一、全球化时代与文化的全球传播
根据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期”观点，人类文明的发展经过了两个重要时期，即第一个轴心期和第二个轴心期。这两个轴心期的文明因其产生的历史时代不同，显示出巨大差异：“人类历史如同进行了两次大呼吸：第一次从普罗米修斯时代开始，经过古代文明通往轴心期；第二次与新的普罗米修斯时代即科技时代一起开始，它将通过与古代文明类似的规划、组织建设，或许会进入第二个轴心期。……这两次呼吸的本质区别是：第二次是人类整体进行的，而第一次却像分裂为几次相似的呼吸，是地方性的，没有一个地方对整体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第一个轴心期，人类形成了古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和华夏文明。这三大文明是在彼此隔绝的环境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彼此间并未产生密切联系，因而，各文明都具有自己的独特性，互相独立存在；在第二个轴心期，人类世界发生了显著变化，人类逐渐从一个彼此分立隔绝的封闭世界走向一个彼此处于密切联系中的开放世界，因此，这个时期形成的人类文明不能离开其他文明而独立存在和发展，彼此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互相依赖和影响。
早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敏锐地觉察出新世界的到来及其对人类文明产生的影响：“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世界作出了三点判断：第一，开放的世界必将到来；第二，开放的世界必将促成人类文明的全球传播；第三，人类文明的全球传播必将促成“世界文学”的产生。应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预言在全球化时代已经变成现实。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世界各个地方彼此间的联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紧密。一个地方的文化很快就被传播到世界各地，同时，一个地方往往也聚集着世界各地的文化。
文化的全球传播是和世界的全球化进程相一致的。随着人类历史进入新的时期，全球化进程日趋加快，世界日益变成一个资金、技术、人员和商品流动的网络。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方式更为便捷，交往距离更为接近，交往频率明显加快。与此相应，文化的融合渠道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畅通，一个地方的时尚和商品不断地从一种文化传播到另一种文化。如全球庆典、重大国际体育赛事和全球性娱乐节目等都能在第一时间把一个地方、一个民族的文化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文化的全球传播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各个民族都应自觉地把自身文化传播出去，让世界了解自己，同时，也要自觉地把其他民族文化吸收进来，以促进对世界的了解。因为，在全球化时代，把民族文化孤立和封闭起来是不可能的了。但问题是，文化的全球传播，会给文化带来什么影响呢?全球化文化是只有一种文化，还是多种文化共存呢?如果全球化文化是一种文化，那么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呢?如果全球化文化是多种文化组成的，那么这些各具特色的文化如何共存呢?下面笔者将尝试探讨这些问题。
二、全球化文化：一体化还是多元化?
笔者认为，文化的全球传播打破了以往文化各自发展的局面，把全球文化纳入到一个公共文化平台，促成了全球化文化的形成。全球化文化是由各民族文化融入其中而形成的，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世界文学”，它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而形成。那么，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呢?在这个问题上，长期以来学术界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文化是一种统一的文化，即文化的一体化；另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文化是一种多样性的文化，即文化的多元化。
所谓文化的一体化，是指在全球化语境中，未来全球文化的发展方向将是形成一种同质的文化，各文化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将被消除。在这种一体化的文化中，哪种文化可以统一其他文化呢?在这个问题上，又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以文化进步主义为代表，它们认为，文化有优劣之分，优势文化必然淘汰劣势文化。而当前西方文化是最先进的文化，其他文化无法与之相比，因此，西方文化必然取代其他民族文化，这是全球化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一体化文化中，不是某种现有的文化同化其他民族文化，而是各民族文化交融而形成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新的文化将取代其他各民族文化而存在。这两种观点尽管有区别，但基本思想是一致的，那就是文化的趋同性。应该承认，在全球化语境中，全球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趋同倾向，如全球伦理观念和全球环保意识等逐渐形成，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了全球化文化发展的另一种倾向：趋异性。这就是说，在全球化进程中，人们越来越感受到文化的差异性，越来越注重自身文化的发展。用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的说法就是：“瑞典人会更瑞典化，中国人会更中国化，法国人会更法国化。”这是因为，文化的发展规律和经济的发展规律是不一样的。在一个社会中，经济的发展变化往往是最快的，而文化的发展变化往往是最慢的。文化、观念的变化往往滞后于经济、生产领域的变易。因此，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经济领域以及文化表层发生显著变化的同时，其文化深层如观念、意识等领域则仍旧保持相对独立性。这就使得各民族文化教育差异性显得更加突出。换言之，各民族尽管在物质生活表层发生了显著变化，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心灵生活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尤其当民族文化遭遇到外来文化冲击时，人们更加关注本土文化的命运和前景。正如约翰·雷尼·肖特所说：“确切地说，世界上更多人可以利用一系列相似的交流，但是，多种多样的文化群系仍将存在。实际上，由于某些团体谋求重新定义或重新树立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文化的全球化已促使人们更加明确地关注更多的地方文化。”因此，全球化文化造成全球文化发展的两种局面：一是趋同性，一是趋异性。前者使世界变得更加相似，后者使世界变得更加相异。
所谓文化的多元化，是指在全球化语境中，未来全球文化的发展方向不是一种文化独霸天下，而是多种文化共存，各文化的差异性和独特性都得到保存。在这种多元文化中，各文化应该如何共存呢? 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影响较大的观点：一种是文化相对主义，一种是文明冲突论。文化相对主义认为，各民族文化有自己形成和发展的特点，彼此间没有优劣之分，也没有相互交流的必要。各民族文化只需沿着自己的道路向前发展，而不必和其他文化相交流。因而，文化相对主义最终不可避免地沦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把本民族文化封闭起来，不和其他民族文化相碰撞、交流，从而使本民族文化失去发展的动力。文明冲突论则以亨廷顿为代表，其主要观点是，世界文明是多元的，各文明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不仅阻碍着各文明之间的交流，而且容易激起各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因而，其他文明尤其是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发展，对西方文明构成了严重威胁。应该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有其合理内核：它强调了文化在塑造未来全球政治中的巨大作用，唤起了人们对文化因素的注意。但这一论调也有其不足：它夸大了各文明问对立的倾向，没有意识到各文明间尽管存在差异，但仍可以相互交流和对话，而不是只会引起矛盾和冲突；它仍然没有摆脱“西方中心论”思想的束缚，没有看到其他文明的发展对本民族文明的促进作用，而是对其他文明的发展感到恐慌。文化相对主义和文明冲突论的共同特征是，都强调要求发展自身文化，对自身文化过度迷恋，而没有看到其他文化应有的价值，更没有意识到其他文化对本民族文化发展的积极影响，因而不能和其他文化开展积极有效的沟通、对话，这样就可能由文化上的差异导致民族之间的对抗和冲突。这无疑不利于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全球文化的交流。其错误的根源在于对文化的发展规律缺少正确的认识。第一，它们没有意识到文化具有流动性和可变性。任何民族的文化在历史发展中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正是不断地变动使民族文化永葆活力。一个民族文化一旦停滞不前，就必然走向衰退。而外来文化的输入，将给本民族文化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使本民族文化的发展焕发出生机。一旦某种文化自我封闭、孤芳自赏，它就很难再具活力，很难再获发展。因此，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其他文化的刺激，一个民族的文化要善于吸收、利用其他民族文化的养料来发展自己。即使第一轴心期各文明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没有从其他文明中获得智慧和动力。如古希腊文明就得益于古埃及文明和东方文明的智慧启迪，正是对外来文明的大胆吸收和消化，古希腊文明才得以兴起。正如肖特所说：“文化并不是往昔岁月一成不变的静态残留物，文化是积极融合和杂化的过程，文化不是纯净的状态，文化是全球与地方、过去与现在的混合物。文化相互借用，相互模仿，一直如此。认为地方文化正被全球性的商品文化所吞没，这就是无视地方文化已经体现的文化混合。”第二，它们没有意识到文化具有净化功能。当一个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相遇时，它不会接收其他文化的所有信息，而是对如何接收和利用信息非常挑剔，它要对这些发送过来的信息进行严格的筛选和净化，只选择和利用那些适合本民族文化发展的成份，以推动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如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时，中国文化并没有将佛教文化整体移植过来，而是把它和中国文化相融合，将其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禅宗。同样，在全球化语境中，当一个民族文化传播到另一个民族时，它也不会保持其原有形态，而是往往被另一个民族文化加以改造，并沿着某一个方向发展。因此，在全球化文化中，各民族文化尽管受到其他文化的冲击，但它不易发生质变，被其他民族文化同化，而是对其他文化进行合理改造和利用，以保持并发展本民族文化。
因此，在全球化文化中，文化一体化的发展道路是行不通的，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应得到倡导。但发展多元文化时，文化相对主义和文明冲突论也证明是不利于全球化文化发展的。必须寻找新的道路，以实现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和全球化文化的发展。
三、文化对话：全球化文化发展的新道路
(一)尊重差异：文化对话之可能
文化的差异性问题，在文化相对主义和文明冲突论中已经被提出来了。只不过它们夸大了文化间的差异性，导致了各文化间的不可交往性，乃至引起文化间的对抗和冲突。如亨廷顿就认为：“由于现代化的激励，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线重构。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国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道扬镳”。在正在显现的世界中，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关系不仅不会是紧密的，反而常常是对抗性的。其实，这是它们对文化差异性的误解，也是它们对其他文化的偏见。它们没有看到，差异性恰恰构成了其他文化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为其他文化所关注，成为两种不同文化交往和对话的重要契机。在对文化差异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后，杜维明提出了著名的“文明对话”理论，认为文化的多样化是全球化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而这些多样的文化因其彼此间的差异性而互相吸引，从而促成了彼此间的交往和对话。这一理论与文明冲突论本质区别在于，前者认为文化间的差异使文化对话成为可能和必要，而后者则认为文化间的差异加剧了民族的对抗和冲突。究其原因，则在于它们在对待文化的差异性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和态度的不同，正如万俊人所说：“文化之间的特殊差异性有可能导致文化冲突，但差异本身并不意味着冲突，它同样可以成为，而且更应该成为相互交往和对话的理由：因为差异，才有了解和理解的必要。因为需要相互了解和理解，才必须展开相互间的交流和对话。”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化间的差异性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是文化冲突，一是文化对话。漠视差异，就会导致文化冲突；尊重差异，就会促进文化对话。因此，为了避免文化间的冲突，我们应该对其他民族文化保持应有的尊重，承认不同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具有同等的合法性，而不能试图消除或夸大其他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差异性，这样做就使得各种文化不会因为彼此间的差异而相互隔阂，而会因为尊重差异而使彼此间的交流和对话成为可能。
(二)共同发展：文化对话之目的
对话在跨文化交流中有着重要意义，它不仅可以减轻文化间的隔阂，把交往中的冲突降到最低限度，而且可以使各种文化的独特性及其合理性真正凸现出来，加深彼此间的理解，互相学习，共同发展。文化对话的结果应该是，各文化都得到了发展，而不是某种文化得到追捧，某种文化遭到冷落。为此，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树立精神资源共享意识
人类资源不仅包括物质资源，而且包括精神资源。对物质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已得到全世界人民的认同，并且人们已经从物质资源的共享中得到益处，因为单靠一个国家的物质资源总是很难满足人们各种需求的。一个国家的物质资源是有限的，一个国家的精神资源同样是有限的。尤其是全球化时代，随着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单靠一个民族的精神资源和智慧是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只有把各个 民族的智慧都聚集在一起，才能对这些问题形成一个科学判断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因此，各个民族都应把自己文化传统中的精神资源和智慧都开发出来，并与其他民族文化积极交流，以实现全球精神资源的共享。我们不仅要善于发现和开发自身文化的精神资源，实现对自我文化价值的肯定，而且还要学会欣赏其他文化的独特性，善于发现其他文化的宝贵的精神资源，实现对其他文化的价值肯定。只有肯定自我，才能在与其他文化交流时不遗失自我，保持独立；只有肯定他者，才能为他者所吸引，达到取长补短的目的。这样，我们就“不仅能从自己传统中学到智慧，还可以从整个人类共同体中学到积淀的传统智慧”，真正实现全球精神资源的共享。
2．树立反思意识，增进彼此间的理解
大凡文化间的隔阂和冲突，多因彼此缺乏应有的理解而产生，而理解是建立在对自身文化资源以及其他文化资源及其价值的基本判断的基础上的。因此，消除文化间的隔阂和冲突，必须从认识和了解彼此文化资源人手。了解他者，需要倾听和学习；了解自我，则要以他者为参照，自我反思，对自身文化的优劣有清醒的认识。
正确了解其他文化，需要克服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对其他文化的过度美化，乃至产生“崇洋倾向”。“崇洋倾向”的产生，往往是因被其他文化的某种特质所吸引，把其不断放大和美化，进而产生迷恋之情，以致以此为参照，来改造自身文化。这种倾向在人类文化交往中屡见不鲜，不仅中国文化中存在，西方文化也存在。如恩贝托·埃柯就曾对西方文化的“崇洋倾向”作过分析：“我不知道在中国，是否存在着一种‘崇洋’的眼光来看待欧洲。但可以肯定，欧洲确实是以一种‘崇洋’的方式来看待中国。这里，‘崇洋’指一种文化态度，在这种态度下，一切来自遥远异域文明的陌生、不同、非一般化的事物都显得美丽、诱人。自17世纪直到19世纪早期，整个欧洲民族都痴迷于这种异国风味，尤其是所谓‘汉风’。欧洲艺术在某个时期几乎变成中国式的。”另一种倾向不是对他者文化的美化，而是贬损。一种文化以自我为中心，对其他文化持有偏见的态度，把对方文化中落后的一面无限放大和丑化。这两种倾向共性在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都不利于文化间的交流和对话，而其产生的根源不仅在于对其他文化的评价缺少客观的尺度，而且在于对其他文化缺乏真正深入的了解，只根据表面现象妄作评判。因此，对其他文化有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永远是实现文化间交流和对话的必要前提。
推进跨文化的对话，还需要增进对本民族文化的了解和认识。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不是铁板一块的，而是有文明与愚昧之分，有先进与落后之别。因此，在文化间的交流和对话过程中，应对本民族文化有一个基本的价值评判与反思，对本民族文化的优点及局限性有清醒的认识。第一，要积极开发本土文化资源，把民族文化的精髓和智慧都贡献给世界，从而把自己光辉灿烂的美丽图像呈现在世界面前。同时，对本民族文化中落后腐朽的一面要加以抵制。也就是在开发本土文化资源时要遵循一个基本原则：该发扬光大的一定要发扬光大，该摒弃的一定要摒弃。否则，不仅不利于本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而且会加深他者对自己文化的误解。第二，在本民族文化的美丽图像构建完成后，还要通过多种渠道把本民族文化积极向外推介，让世界来了解自己。余秋雨认为需要搭建四座桥梁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文化与世界的沟通。这四座桥梁分别是：经典学理之桥、器物民艺之桥、文化信息之桥、艺术创造之桥。前三座桥已搭建完成，第四座桥尚在搭建中，却最为重要。具体说，这第四座桥就是体现中华文明及精神的艺术品和艺术家，它们成为中华文明的形象和窗口。世界就通过这个形象和窗口来了解中华文明，如我们通过贝多芬来了解德国文明，通过泰戈尔来了解印度文明。中国也应该有这样世界级的大师和杰作涌现，这对中华文明的传播和发展有着巨大的意义。第三，还要善于利用外来文化资源激活和推动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当民族文化与异质文化相遇时，异质文化可以唤醒民族文化对传统的记忆，使民族文化中濒临灭绝的遗产焕发出生机。如欧洲交响乐的传人可以唤起对民族音乐价值的重新认识，摩天大楼可以唤起人们对古老的民居更多的思考。外来文化的输入还能冲击民族文化的落后保守的观念，从而实现民族文化观念的更新。如“五四”时期，科学和民主的观念就随着西方文化的到来而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加快了中华文明现代化的进程。在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其他文化的推动和促进。艾略特在谈及欧洲文学间的关系时就说道，没有哪一种文学能独立于其他文学而存在，“在一定的时代里，它们当中每一种都依次在外来的影响下重新复苏。在文化领域里专横的法则是行不通的；如果希望使某一文化成为不朽的，那就必须使这一文化去同其他国家的文化进行交流”。
[责任编辑：夏畅兰]
[关键词]全球化文化；文化一体化；文化多元化；文化对话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08)02-0078-(05)
一、全球化时代与文化的全球传播
根据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期”观点，人类文明的发展经过了两个重要时期，即第一个轴心期和第二个轴心期。这两个轴心期的文明因其产生的历史时代不同，显示出巨大差异：“人类历史如同进行了两次大呼吸：第一次从普罗米修斯时代开始，经过古代文明通往轴心期；第二次与新的普罗米修斯时代即科技时代一起开始，它将通过与古代文明类似的规划、组织建设，或许会进入第二个轴心期。……这两次呼吸的本质区别是：第二次是人类整体进行的，而第一次却像分裂为几次相似的呼吸，是地方性的，没有一个地方对整体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第一个轴心期，人类形成了古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和华夏文明。这三大文明是在彼此隔绝的环境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彼此间并未产生密切联系，因而，各文明都具有自己的独特性，互相独立存在；在第二个轴心期，人类世界发生了显著变化，人类逐渐从一个彼此分立隔绝的封闭世界走向一个彼此处于密切联系中的开放世界，因此，这个时期形成的人类文明不能离开其他文明而独立存在和发展，彼此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互相依赖和影响。
早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敏锐地觉察出新世界的到来及其对人类文明产生的影响：“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世界作出了三点判断：第一，开放的世界必将到来；第二，开放的世界必将促成人类文明的全球传播；第三，人类文明的全球传播必将促成“世界文学”的产生。应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预言在全球化时代已经变成现实。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世界各个地方彼此间的联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紧密。一个地方的文化很快就被传播到世界各地，同时，一个地方往往也聚集着世界各地的文化。
文化的全球传播是和世界的全球化进程相一致的。随着人类历史进入新的时期，全球化进程日趋加快，世界日益变成一个资金、技术、人员和商品流动的网络。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方式更为便捷，交往距离更为接近，交往频率明显加快。与此相应，文化的融合渠道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畅通，一个地方的时尚和商品不断地从一种文化传播到另一种文化。如全球庆典、重大国际体育赛事和全球性娱乐节目等都能在第一时间把一个地方、一个民族的文化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文化的全球传播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各个民族都应自觉地把自身文化传播出去，让世界了解自己，同时，也要自觉地把其他民族文化吸收进来，以促进对世界的了解。因为，在全球化时代，把民族文化孤立和封闭起来是不可能的了。但问题是，文化的全球传播，会给文化带来什么影响呢?全球化文化是只有一种文化，还是多种文化共存呢?如果全球化文化是一种文化，那么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呢?如果全球化文化是多种文化组成的，那么这些各具特色的文化如何共存呢?下面笔者将尝试探讨这些问题。
二、全球化文化：一体化还是多元化?
笔者认为，文化的全球传播打破了以往文化各自发展的局面，把全球文化纳入到一个公共文化平台，促成了全球化文化的形成。全球化文化是由各民族文化融入其中而形成的，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世界文学”，它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而形成。那么，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呢?在这个问题上，长期以来学术界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文化是一种统一的文化，即文化的一体化；另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文化是一种多样性的文化，即文化的多元化。
所谓文化的一体化，是指在全球化语境中，未来全球文化的发展方向将是形成一种同质的文化，各文化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将被消除。在这种一体化的文化中，哪种文化可以统一其他文化呢?在这个问题上，又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以文化进步主义为代表，它们认为，文化有优劣之分，优势文化必然淘汰劣势文化。而当前西方文化是最先进的文化，其他文化无法与之相比，因此，西方文化必然取代其他民族文化，这是全球化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一体化文化中，不是某种现有的文化同化其他民族文化，而是各民族文化交融而形成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新的文化将取代其他各民族文化而存在。这两种观点尽管有区别，但基本思想是一致的，那就是文化的趋同性。应该承认，在全球化语境中，全球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趋同倾向，如全球伦理观念和全球环保意识等逐渐形成，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了全球化文化发展的另一种倾向：趋异性。这就是说，在全球化进程中，人们越来越感受到文化的差异性，越来越注重自身文化的发展。用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的说法就是：“瑞典人会更瑞典化，中国人会更中国化，法国人会更法国化。”这是因为，文化的发展规律和经济的发展规律是不一样的。在一个社会中，经济的发展变化往往是最快的，而文化的发展变化往往是最慢的。文化、观念的变化往往滞后于经济、生产领域的变易。因此，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经济领域以及文化表层发生显著变化的同时，其文化深层如观念、意识等领域则仍旧保持相对独立性。这就使得各民族文化教育差异性显得更加突出。换言之，各民族尽管在物质生活表层发生了显著变化，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心灵生活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尤其当民族文化遭遇到外来文化冲击时，人们更加关注本土文化的命运和前景。正如约翰·雷尼·肖特所说：“确切地说，世界上更多人可以利用一系列相似的交流，但是，多种多样的文化群系仍将存在。实际上，由于某些团体谋求重新定义或重新树立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文化的全球化已促使人们更加明确地关注更多的地方文化。”因此，全球化文化造成全球文化发展的两种局面：一是趋同性，一是趋异性。前者使世界变得更加相似，后者使世界变得更加相异。
所谓文化的多元化，是指在全球化语境中，未来全球文化的发展方向不是一种文化独霸天下，而是多种文化共存，各文化的差异性和独特性都得到保存。在这种多元文化中，各文化应该如何共存呢? 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影响较大的观点：一种是文化相对主义，一种是文明冲突论。文化相对主义认为，各民族文化有自己形成和发展的特点，彼此间没有优劣之分，也没有相互交流的必要。各民族文化只需沿着自己的道路向前发展，而不必和其他文化相交流。因而，文化相对主义最终不可避免地沦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把本民族文化封闭起来，不和其他民族文化相碰撞、交流，从而使本民族文化失去发展的动力。文明冲突论则以亨廷顿为代表，其主要观点是，世界文明是多元的，各文明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不仅阻碍着各文明之间的交流，而且容易激起各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因而，其他文明尤其是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发展，对西方文明构成了严重威胁。应该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有其合理内核：它强调了文化在塑造未来全球政治中的巨大作用，唤起了人们对文化因素的注意。但这一论调也有其不足：它夸大了各文明问对立的倾向，没有意识到各文明间尽管存在差异，但仍可以相互交流和对话，而不是只会引起矛盾和冲突；它仍然没有摆脱“西方中心论”思想的束缚，没有看到其他文明的发展对本民族文明的促进作用，而是对其他文明的发展感到恐慌。文化相对主义和文明冲突论的共同特征是，都强调要求发展自身文化，对自身文化过度迷恋，而没有看到其他文化应有的价值，更没有意识到其他文化对本民族文化发展的积极影响，因而不能和其他文化开展积极有效的沟通、对话，这样就可能由文化上的差异导致民族之间的对抗和冲突。这无疑不利于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全球文化的交流。其错误的根源在于对文化的发展规律缺少正确的认识。第一，它们没有意识到文化具有流动性和可变性。任何民族的文化在历史发展中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正是不断地变动使民族文化永葆活力。一个民族文化一旦停滞不前，就必然走向衰退。而外来文化的输入，将给本民族文化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使本民族文化的发展焕发出生机。一旦某种文化自我封闭、孤芳自赏，它就很难再具活力，很难再获发展。因此，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其他文化的刺激，一个民族的文化要善于吸收、利用其他民族文化的养料来发展自己。即使第一轴心期各文明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没有从其他文明中获得智慧和动力。如古希腊文明就得益于古埃及文明和东方文明的智慧启迪，正是对外来文明的大胆吸收和消化，古希腊文明才得以兴起。正如肖特所说：“文化并不是往昔岁月一成不变的静态残留物，文化是积极融合和杂化的过程，文化不是纯净的状态，文化是全球与地方、过去与现在的混合物。文化相互借用，相互模仿，一直如此。认为地方文化正被全球性的商品文化所吞没，这就是无视地方文化已经体现的文化混合。”第二，它们没有意识到文化具有净化功能。当一个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相遇时，它不会接收其他文化的所有信息，而是对如何接收和利用信息非常挑剔，它要对这些发送过来的信息进行严格的筛选和净化，只选择和利用那些适合本民族文化发展的成份，以推动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如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时，中国文化并没有将佛教文化整体移植过来，而是把它和中国文化相融合，将其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禅宗。同样，在全球化语境中，当一个民族文化传播到另一个民族时，它也不会保持其原有形态，而是往往被另一个民族文化加以改造，并沿着某一个方向发展。因此，在全球化文化中，各民族文化尽管受到其他文化的冲击，但它不易发生质变，被其他民族文化同化，而是对其他文化进行合理改造和利用，以保持并发展本民族文化。
因此，在全球化文化中，文化一体化的发展道路是行不通的，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应得到倡导。但发展多元文化时，文化相对主义和文明冲突论也证明是不利于全球化文化发展的。必须寻找新的道路，以实现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和全球化文化的发展。
三、文化对话：全球化文化发展的新道路
(一)尊重差异：文化对话之可能
文化的差异性问题，在文化相对主义和文明冲突论中已经被提出来了。只不过它们夸大了文化间的差异性，导致了各文化间的不可交往性，乃至引起文化间的对抗和冲突。如亨廷顿就认为：“由于现代化的激励，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线重构。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国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道扬镳”。在正在显现的世界中，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关系不仅不会是紧密的，反而常常是对抗性的。其实，这是它们对文化差异性的误解，也是它们对其他文化的偏见。它们没有看到，差异性恰恰构成了其他文化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为其他文化所关注，成为两种不同文化交往和对话的重要契机。在对文化差异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后，杜维明提出了著名的“文明对话”理论，认为文化的多样化是全球化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而这些多样的文化因其彼此间的差异性而互相吸引，从而促成了彼此间的交往和对话。这一理论与文明冲突论本质区别在于，前者认为文化间的差异使文化对话成为可能和必要，而后者则认为文化间的差异加剧了民族的对抗和冲突。究其原因，则在于它们在对待文化的差异性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和态度的不同，正如万俊人所说：“文化之间的特殊差异性有可能导致文化冲突，但差异本身并不意味着冲突，它同样可以成为，而且更应该成为相互交往和对话的理由：因为差异，才有了解和理解的必要。因为需要相互了解和理解，才必须展开相互间的交流和对话。”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化间的差异性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是文化冲突，一是文化对话。漠视差异，就会导致文化冲突；尊重差异，就会促进文化对话。因此，为了避免文化间的冲突，我们应该对其他民族文化保持应有的尊重，承认不同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具有同等的合法性，而不能试图消除或夸大其他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差异性，这样做就使得各种文化不会因为彼此间的差异而相互隔阂，而会因为尊重差异而使彼此间的交流和对话成为可能。
(二)共同发展：文化对话之目的
对话在跨文化交流中有着重要意义，它不仅可以减轻文化间的隔阂，把交往中的冲突降到最低限度，而且可以使各种文化的独特性及其合理性真正凸现出来，加深彼此间的理解，互相学习，共同发展。文化对话的结果应该是，各文化都得到了发展，而不是某种文化得到追捧，某种文化遭到冷落。为此，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树立精神资源共享意识
人类资源不仅包括物质资源，而且包括精神资源。对物质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已得到全世界人民的认同，并且人们已经从物质资源的共享中得到益处，因为单靠一个国家的物质资源总是很难满足人们各种需求的。一个国家的物质资源是有限的，一个国家的精神资源同样是有限的。尤其是全球化时代，随着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单靠一个民族的精神资源和智慧是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只有把各个 民族的智慧都聚集在一起，才能对这些问题形成一个科学判断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因此，各个民族都应把自己文化传统中的精神资源和智慧都开发出来，并与其他民族文化积极交流，以实现全球精神资源的共享。我们不仅要善于发现和开发自身文化的精神资源，实现对自我文化价值的肯定，而且还要学会欣赏其他文化的独特性，善于发现其他文化的宝贵的精神资源，实现对其他文化的价值肯定。只有肯定自我，才能在与其他文化交流时不遗失自我，保持独立；只有肯定他者，才能为他者所吸引，达到取长补短的目的。这样，我们就“不仅能从自己传统中学到智慧，还可以从整个人类共同体中学到积淀的传统智慧”，真正实现全球精神资源的共享。
2．树立反思意识，增进彼此间的理解
大凡文化间的隔阂和冲突，多因彼此缺乏应有的理解而产生，而理解是建立在对自身文化资源以及其他文化资源及其价值的基本判断的基础上的。因此，消除文化间的隔阂和冲突，必须从认识和了解彼此文化资源人手。了解他者，需要倾听和学习；了解自我，则要以他者为参照，自我反思，对自身文化的优劣有清醒的认识。
正确了解其他文化，需要克服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对其他文化的过度美化，乃至产生“崇洋倾向”。“崇洋倾向”的产生，往往是因被其他文化的某种特质所吸引，把其不断放大和美化，进而产生迷恋之情，以致以此为参照，来改造自身文化。这种倾向在人类文化交往中屡见不鲜，不仅中国文化中存在，西方文化也存在。如恩贝托·埃柯就曾对西方文化的“崇洋倾向”作过分析：“我不知道在中国，是否存在着一种‘崇洋’的眼光来看待欧洲。但可以肯定，欧洲确实是以一种‘崇洋’的方式来看待中国。这里，‘崇洋’指一种文化态度，在这种态度下，一切来自遥远异域文明的陌生、不同、非一般化的事物都显得美丽、诱人。自17世纪直到19世纪早期，整个欧洲民族都痴迷于这种异国风味，尤其是所谓‘汉风’。欧洲艺术在某个时期几乎变成中国式的。”另一种倾向不是对他者文化的美化，而是贬损。一种文化以自我为中心，对其他文化持有偏见的态度，把对方文化中落后的一面无限放大和丑化。这两种倾向共性在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都不利于文化间的交流和对话，而其产生的根源不仅在于对其他文化的评价缺少客观的尺度，而且在于对其他文化缺乏真正深入的了解，只根据表面现象妄作评判。因此，对其他文化有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永远是实现文化间交流和对话的必要前提。
推进跨文化的对话，还需要增进对本民族文化的了解和认识。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不是铁板一块的，而是有文明与愚昧之分，有先进与落后之别。因此，在文化间的交流和对话过程中，应对本民族文化有一个基本的价值评判与反思，对本民族文化的优点及局限性有清醒的认识。第一，要积极开发本土文化资源，把民族文化的精髓和智慧都贡献给世界，从而把自己光辉灿烂的美丽图像呈现在世界面前。同时，对本民族文化中落后腐朽的一面要加以抵制。也就是在开发本土文化资源时要遵循一个基本原则：该发扬光大的一定要发扬光大，该摒弃的一定要摒弃。否则，不仅不利于本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而且会加深他者对自己文化的误解。第二，在本民族文化的美丽图像构建完成后，还要通过多种渠道把本民族文化积极向外推介，让世界来了解自己。余秋雨认为需要搭建四座桥梁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文化与世界的沟通。这四座桥梁分别是：经典学理之桥、器物民艺之桥、文化信息之桥、艺术创造之桥。前三座桥已搭建完成，第四座桥尚在搭建中，却最为重要。具体说，这第四座桥就是体现中华文明及精神的艺术品和艺术家，它们成为中华文明的形象和窗口。世界就通过这个形象和窗口来了解中华文明，如我们通过贝多芬来了解德国文明，通过泰戈尔来了解印度文明。中国也应该有这样世界级的大师和杰作涌现，这对中华文明的传播和发展有着巨大的意义。第三，还要善于利用外来文化资源激活和推动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当民族文化与异质文化相遇时，异质文化可以唤醒民族文化对传统的记忆，使民族文化中濒临灭绝的遗产焕发出生机。如欧洲交响乐的传人可以唤起对民族音乐价值的重新认识，摩天大楼可以唤起人们对古老的民居更多的思考。外来文化的输入还能冲击民族文化的落后保守的观念，从而实现民族文化观念的更新。如“五四”时期，科学和民主的观念就随着西方文化的到来而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加快了中华文明现代化的进程。在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其他文化的推动和促进。艾略特在谈及欧洲文学间的关系时就说道，没有哪一种文学能独立于其他文学而存在，“在一定的时代里，它们当中每一种都依次在外来的影响下重新复苏。在文化领域里专横的法则是行不通的；如果希望使某一文化成为不朽的，那就必须使这一文化去同其他国家的文化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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