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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检察院支持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向海口市中级法院提起的海南首例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案，2012年9月7日，以调解结案。随着20多户咸水鸭养殖户签订协议，承诺自愿将养殖场搬离保护区，是年12月17日，东寨港自然保护区内最后一家养鸭场搬离。一场由咸水鸭养殖与红树林保护长达6年的大博弈，在多方的关注下得以圆满解决。
当年演丰镇咸水鸭养殖名气很大，政府有关部门为带动农民致富对该项目给予了很大支持。但随着养殖规模化的发展，人们发现，被列为保护对象的红树林却大片的死去。当地环保部门立即会同有关专家查找原因，结果却是咸水鸭养殖污染了水源。一方是有众多农户参与的政府支持的项目；一方是为保护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资源；双方博弈相持了6年之久，能有今日的结果实属不易。这起案例我们能从中得到哪些启示呢？当地的养鸭户如今在干什么呢？带着各种疑问笔者实地进行了采访。
作为海南第一件环境公益诉讼案中失败的一方，李江在海边吹来的寒风中，坦然地接受了笔者采访。
43岁的李江是海口市演丰镇山尾村人，个子不高，结实憨厚，但双眼透着精明。“红树林生态环境要保护，村民也要发展生产致富。找到这个平衡点，就好了。”这是他的愿望，也是周边村民的期待。
“我不养鸭了，现在全力发展海水养殖业。”笔者随李江来到演丰镇塔寺村，他在这里承包了350亩连片的虾塘鱼塘。我们在一口鱼塘边用塑料勺敲出响声，一群珍珠龙胆石斑鱼浮到水面，小的有10多斤重，大的有20斤。“我经常请专家来看虾塘鱼塘。”海南大学教授赖秋明常到现场帮他把关，对虾养殖早期死亡综合症去年在全世界蔓延，赖秋明发现是绿弧菌作祟，第一时间告诉了他。
“冬天冷不养虾。天暖养虾时，我要用生物絮团技术治理虾塘，生物絮团的功能是处理虾塘富营养污水，这样虾塘排放的水就没污染了。”李江说。
接着李江带笔者到他位于滨海村的海水养殖场，笔者看到白茫茫一片“雪景”，“这是刚改造好的永久性冬棚。”进入冬棚，笔者看到白色薄膜覆盖着整齐划一新改造的虾塘，“原来每个虾塘5亩大，改造后3亩大，实现整体自动排污。”他指着虾塘里的一根小水管说，这是自动排污水管，又转身指着虾塘之间内径25厘米的2根大水管说，这是排污管道，污水自动从排污管道排到冬棚外的露天污水处理池。
出了冬棚，笔者看到3个没有水的塘。李江说这是污水处理池。每个池深3.2米，3亩大。第一个是废水沉淀池，第二个是消毒处理池，第三个是生物处理池。冬棚30亩虾塘的污水经过这些池处理后，可直接循环使用。“今年改造了50多亩虾塘鱼塘，明年全部改造完。”
“我一辈子的心血都在这里，已投5000多万元。经过公益诉讼案，我担心养虾养鱼出现类似养鸭污染被禁止的情况，提前建污水处理池。”
李江的变化或许是海南第一件环境公益诉讼案相关的各方所期待的一种新气象。
农民养鸭致富
当初，咸水鸭从村民一家养10多只，跃升到一家鸭场年出栏12万只，一些村民靠养鸭致富。
东寨港保护区管理局资源保护科科长林卫海对笔者说，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在红树林养咸水鸭的可能是山尾村长宁头村民小组的李诗存。“东寨港保护区只管辖水域，管理局办公区的20亩地，原是长宁头村民小组的，管理局在1982年、1991年先后买下。”李诗存就在游船码头边开家小卖部，咸水鸭放养在红树林里，吃小鱼、小虾、海螺、螃蟹长大，游客看到后买回去吃，觉得味道好，再来买，“最开始，他才养了10多只鸭”。
“五爹土菜馆”老板黄亚光认为自己是参与推出红树林咸水鸭的有功之臣。“村里一帮人合伙开饭店，我是大厨。我们一起商量推出红树林咸水鸭品牌。”他说，“咸水鸭打出品牌，是在2003年。”
“2004年，海口红城湖边开了一家咸水鸭店，10张小桌，客人众多，一个月后搬到府城中山南路。”黄亚光当时已改行养鸭，“当大厨时，月薪1100元，养鸭时，一只鸭就能赚10元至15元。”
2006年底，海口市质监局和美兰区政府推动咸水鸭标准化生产。演丰镇委副书记林诗民说：“从那以后，养鸭规模迅速扩大。”蔡邦宇就是响应政府号召成为养鸭大户的。笔者到演中村蔡邦宇家时，43岁的蔡邦宇正蒙头大睡。他的妻子李亚丽快人快语：“他早上两三点就起来杀鸭、拔毛、破肚，然后开车把光鸭送到海口的饭店。中午要睡觉。我们两公婆以前在海口打零工，看到村里人养鸭收入不错，回村养鸭。”李亚丽说：“李江不养鸭后，我家养鸭最多，一年出栏5万多只。”旁边，一栋新楼房正在建设中。李亚丽笑得灿烂：“是我家盖的，准备盖两层半。”
李江养鸭比蔡邦宇晚，2008年才开始，但起点很高，第二年就售出咸水鸭8万多只。“我读的是海南电大，学企业管理。”1990年，李江开始边打工边学习，2000年返乡创业养虾，从一口2.8亩的虾塘起步。李江不单打独干，和一帮村民组成了合作社，合作社聚集资金，统一管理，统一经营，经得起市场的冲击，容易做大规模。“我用布丁螺、小蟹、小虾、小鱼喂鸭，养足120天时间。”李江科学养鸭，而且特别注重品牌营销。“2009年12月，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记者拍我们养鸭，拍了13天。2010年1月6日节目播出后不久，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也来采访，当年8月5日播出。上了中央电视台后，我们的咸水鸭名气更大了，销得更好了。”那一年，他们售出了12万只咸水鸭，达到顶峰，合作社利润接近100万元。
6年博弈无果
政府部门推动咸水鸭标准化大规模生产，东寨港保护区管理局呼吁禁止在红树林养鸭。
“当年推广咸水鸭标准化生产，是想增加村民收入。”海口市质监局标准化处处长温敬华，是推广咸水鸭标准化生产的经历者。2006年12月18日，海口市质监局为村民办了一件“实事”，打报告给海南省质监局，申请将海口“演丰（红树林）咸水鸭”养殖列为省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项目。次日就获得省质监局的批复，项目执行时间为3年，2009年底完成示范任务，并划拨了12万元经费补助。 2007年2月，海口市政府办下发通知，成立海口“演丰（红树林）咸水鸭”标准化示范区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市质监、农业、财政等部门和美兰区政府、演丰镇政府、龙头企业的负责人。
2008年7月，海口市质监局接连制定、发布《演丰咸水鸭管理技术规程》和《演丰咸水鸭肉产品质量要求》两项地方标准，明确咸水鸭在红树林一带的浅海以及连接浅海的河溪（咸水）中放养。温敬华说，“在制定咸水鸭地方标准时，我们也提过个人看法，认为养鸭可能影响红树林生态环境，但不是很强烈。”同年8月，咸水鸭养殖项目由省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升格为国家级标准化示范区。
在政府部门“有形之手”推动下，演丰镇掀起养鸭高潮。
郭建是四川自贡人，2003年正在南京师范大学生物学博士后流动站做博士后，恰逢海口市面向全国招聘博士，“我报名了，当年12月任海口市林业局副局长。”2005年9月，他兼任东寨港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上任1年后，他就观察到有3个红树林群落死亡，用技术软件定位估测，面积约25亩。“细心调查后，我认为养鸭是导致红树林枯萎的直接原因。从2007年起，我开始呼吁禁止在红树林养鸭。”但郭建的呼吁未引起重视。
转机出现在2009年，当年9月，郭建挂职美兰区副区长。这一职位为他协调管理局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起了重要作用。
2010年4月1日，海口市政府发出通告；4月26日，美兰区政府发出通告；6月10日，东寨港保护区管理局发出通告——三道禁令，禁止在东寨港保护区养鸭，养鸭场必须搬迁。但养鸭大户并没有什么动静。
2010年8月16日，美兰区委、区政府在东寨港保护区管理局召开现场办公会。郭建以副区长身份宣布：“从8月31日起，禁止在保护区内养鸭。”博弈4年之后，地方政府首次站到了郭建和管理局这一边。
但李江、蔡邦宇等养鸭大户的投资刚刚进入规模收益期。大家不仅没有搬迁的意思，进而加快发展速度。就在这段时期，演丰镇养鸭规模达到顶峰。
郭建见说了无效，就准备动手。2011年3月19日，管理局通知8家养鸭大户：10天内不搬走，将强拆鸭舍。养鸭大户找到演丰镇政府要求主持公道。镇政府向美兰区政府打报告求助，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专家或机构拿出证实咸水鸭养殖破坏红树林生长的权威信息。”
提起公益诉讼
为响应海南省委“坚持科学发展、实现绿色崛起”发展战略的号召，海口市、区两级检察院的民事行政检察部门积极开展环境资源保护调研活动。在检察官深入美兰区演丰镇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实地调研时，他们了解到在东寨港保护区确实存在养殖户圈地养殖禽类，造成水域污染、红树林死亡等损害环境资源的情况。检察官认为应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通过支持起诉方式共同维护好环境公共利益。之后，美兰区检察院及时向海口市检察院将调研情况汇报。海口市检察院民行处处长张翔到红树林保护区查看养殖场情况后，感慨地说：“养殖场占用滩涂和水域影响红树林生长，鸭粪、饲料等对滩涂地质和水域污染较大，检察机关应支持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通过法律手段保护环境资源。”
2011年11月11日，管理局向李江送去通知，要求其在60天内搬走养鸭场。但李江没搬，其他养鸭大户也在观望。“李江养鸭规模最大，我们就拿最大的开刀。”郭建说。
郭建打官司的底气来自三方面：《海南省红树林保护规定》2011年7月22日经海南省人大常委会修订通过，同年9月1日起施行。这是他的法律武器。厦门大学的专家则提供给他一份权威证据。还有检察机关对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支持。
厦门大学王文卿副教授和王瑁副教授团队主攻红树林生态环境研究。2011年4月，王文卿和王瑁带着学生到东寨港保护区进行了1个月的调查，得出科学结论：鸭群反复踩踏使红树林幼苗和成年树的死亡率增大，呼吸根毁坏殆尽，严重破坏底栖动物的生存环境，物种、密度和生物量降低。
“团水虱是主要祸害。”海南大学黄勃教授2010年专心研究团水虱。他说，团水虱是一种钻孔生物，咸水鸭把螃蟹、跳跳鱼、海螺等团水虱的天敌都吃光了，团水虱大量繁殖，钻空红树的树根、树茎，导致红树枯死。
海口市环境保护监测站派人到江彬养殖场的排污口，采集4份废水和海水样品，带回来检测。结果显示：化学需氧量超出国家污水综合排放一级标准的40倍，表明有机物多，水质恶化；氨氮超标3倍，说明水质富营养化；悬浮物超标2.5倍。
为此事，海口市检察院民行处处长张翔、美兰区检察院副检察长符修存和民事行政检察科长林宇等，到东寨港保护区再次进行调研。“我们支持你们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建议对养鸭大户毁坏红树林状况取证，收集对非法养殖行为行政处罚证明文件等，并列出需要提供证据的清单。
去年5月29日，管理局以原告身份向海口市中级法院递交民事起诉状起诉李江。
法院调解成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检察院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美兰区检察院在管理局以原告身份向海口市中级法院递交民事起诉状的3天后，向海口市中级法院递交民事支持起诉意见书，支持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向海口市中级法院提起环境保护公益诉讼，向保护区内占地养殖的大户李江追究民事责任，要求李江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恢复原状。
该案起诉到法院后，检察机关紧紧把握保护环境与兼顾民生的工作方向，在当地政府、保护区管理局、养殖户之间多方协调，诉讼双方在海口市中级法院环保庭庭长曲洁的主持下，最终达成了和解协议。
曲洁说，接案次日，她就带着合议庭人员到东寨港保护区展开现场勘查，并和美兰区检察院的工作人员一起，召集东寨港保护区管理局、演丰镇的工作人员，山尾村支书陈民宝以及李江等20多人，在管理局的会议室展开调解。
曲洁认为李江很配合，也赞成保护生态环境，“当初政府号召养鸭，我用黑盐木做栅栏，在海水里几十年不烂，我就想养长久。现在才四五年就叫我搬，我又往什么地方搬？”李江说的是实情，“没地方搬，我投资了50多万元，鸭苗、鸭饲料还没算在内，总要给一些经济补偿吧。”他当时提出要10多万元补偿。
“你的经济补偿要求太高了，管理局很穷。”曲洁解释说。双方当事人没有就经济补偿达成一致，当场调解没有成功。
但曲洁在介绍外省环境公益诉讼情况后，说了几句对案件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的话：“破坏生态环境不仅要求搬走，还要恢复生态环境原状。而恢复原状需要巨额赔偿。”
郭建听了她的话大受启发。3天后，林卫海给曲洁送去追加诉讼请求申请书，提出要李江赔偿60万元，其中清理排污口垃圾费用2万元，滩面恢复费用8万元，水体土壤治理费用50万元。
曲洁说：“去年8月3日，我把追加诉讼请求申请书送给李江，他收到后，很快答应调解。”
“我同意调解，既是支持保护生态环境，也避免追加赔偿。”李江如约搬走了养鸭场，管理局给了一次性补偿和奖励。（2012）海中法环民初字第1号《民事调解书》于去年8月28日签发。10天后，李江和郭建的代理人林卫海分别签收《民事调解书》。至此，海南第一件环境公益诉讼案结案。
一场由咸水鸭引发的长达6年的经济开发与生态保护大博弈，最终通过检察机关支持并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法律程序得以解决。但是东寨港保护区周边有两镇、两农场，共3万多人，村民世世代代靠海吃海。如何在经济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博弈中寻找平衡点，既增加群众的收入，又保住子孙的“金饭碗”，是值得人们思考和探索的。
我们欣喜地得知，《海口市东寨港旅游区总体规划》己开始公示，东寨港保护区管理局也正在和几家大企业谈整体开发东寨港保护区外围的旅游。届时，周边村民有望整体转岗就业。而这，或许才是有效实现生态保护的基础。
（作者单位：海南省检察院）
当年演丰镇咸水鸭养殖名气很大，政府有关部门为带动农民致富对该项目给予了很大支持。但随着养殖规模化的发展，人们发现，被列为保护对象的红树林却大片的死去。当地环保部门立即会同有关专家查找原因，结果却是咸水鸭养殖污染了水源。一方是有众多农户参与的政府支持的项目；一方是为保护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资源；双方博弈相持了6年之久，能有今日的结果实属不易。这起案例我们能从中得到哪些启示呢？当地的养鸭户如今在干什么呢？带着各种疑问笔者实地进行了采访。
作为海南第一件环境公益诉讼案中失败的一方，李江在海边吹来的寒风中，坦然地接受了笔者采访。
43岁的李江是海口市演丰镇山尾村人，个子不高，结实憨厚，但双眼透着精明。“红树林生态环境要保护，村民也要发展生产致富。找到这个平衡点，就好了。”这是他的愿望，也是周边村民的期待。
“我不养鸭了，现在全力发展海水养殖业。”笔者随李江来到演丰镇塔寺村，他在这里承包了350亩连片的虾塘鱼塘。我们在一口鱼塘边用塑料勺敲出响声，一群珍珠龙胆石斑鱼浮到水面，小的有10多斤重，大的有20斤。“我经常请专家来看虾塘鱼塘。”海南大学教授赖秋明常到现场帮他把关，对虾养殖早期死亡综合症去年在全世界蔓延，赖秋明发现是绿弧菌作祟，第一时间告诉了他。
“冬天冷不养虾。天暖养虾时，我要用生物絮团技术治理虾塘，生物絮团的功能是处理虾塘富营养污水，这样虾塘排放的水就没污染了。”李江说。
接着李江带笔者到他位于滨海村的海水养殖场，笔者看到白茫茫一片“雪景”，“这是刚改造好的永久性冬棚。”进入冬棚，笔者看到白色薄膜覆盖着整齐划一新改造的虾塘，“原来每个虾塘5亩大，改造后3亩大，实现整体自动排污。”他指着虾塘里的一根小水管说，这是自动排污水管，又转身指着虾塘之间内径25厘米的2根大水管说，这是排污管道，污水自动从排污管道排到冬棚外的露天污水处理池。
出了冬棚，笔者看到3个没有水的塘。李江说这是污水处理池。每个池深3.2米，3亩大。第一个是废水沉淀池，第二个是消毒处理池，第三个是生物处理池。冬棚30亩虾塘的污水经过这些池处理后，可直接循环使用。“今年改造了50多亩虾塘鱼塘，明年全部改造完。”
“我一辈子的心血都在这里，已投5000多万元。经过公益诉讼案，我担心养虾养鱼出现类似养鸭污染被禁止的情况，提前建污水处理池。”
李江的变化或许是海南第一件环境公益诉讼案相关的各方所期待的一种新气象。
农民养鸭致富
当初，咸水鸭从村民一家养10多只，跃升到一家鸭场年出栏12万只，一些村民靠养鸭致富。
东寨港保护区管理局资源保护科科长林卫海对笔者说，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在红树林养咸水鸭的可能是山尾村长宁头村民小组的李诗存。“东寨港保护区只管辖水域，管理局办公区的20亩地，原是长宁头村民小组的，管理局在1982年、1991年先后买下。”李诗存就在游船码头边开家小卖部，咸水鸭放养在红树林里，吃小鱼、小虾、海螺、螃蟹长大，游客看到后买回去吃，觉得味道好，再来买，“最开始，他才养了10多只鸭”。
“五爹土菜馆”老板黄亚光认为自己是参与推出红树林咸水鸭的有功之臣。“村里一帮人合伙开饭店，我是大厨。我们一起商量推出红树林咸水鸭品牌。”他说，“咸水鸭打出品牌，是在2003年。”
“2004年，海口红城湖边开了一家咸水鸭店，10张小桌，客人众多，一个月后搬到府城中山南路。”黄亚光当时已改行养鸭，“当大厨时，月薪1100元，养鸭时，一只鸭就能赚10元至15元。”
2006年底，海口市质监局和美兰区政府推动咸水鸭标准化生产。演丰镇委副书记林诗民说：“从那以后，养鸭规模迅速扩大。”蔡邦宇就是响应政府号召成为养鸭大户的。笔者到演中村蔡邦宇家时，43岁的蔡邦宇正蒙头大睡。他的妻子李亚丽快人快语：“他早上两三点就起来杀鸭、拔毛、破肚，然后开车把光鸭送到海口的饭店。中午要睡觉。我们两公婆以前在海口打零工，看到村里人养鸭收入不错，回村养鸭。”李亚丽说：“李江不养鸭后，我家养鸭最多，一年出栏5万多只。”旁边，一栋新楼房正在建设中。李亚丽笑得灿烂：“是我家盖的，准备盖两层半。”
李江养鸭比蔡邦宇晚，2008年才开始，但起点很高，第二年就售出咸水鸭8万多只。“我读的是海南电大，学企业管理。”1990年，李江开始边打工边学习，2000年返乡创业养虾，从一口2.8亩的虾塘起步。李江不单打独干，和一帮村民组成了合作社，合作社聚集资金，统一管理，统一经营，经得起市场的冲击，容易做大规模。“我用布丁螺、小蟹、小虾、小鱼喂鸭，养足120天时间。”李江科学养鸭，而且特别注重品牌营销。“2009年12月，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记者拍我们养鸭，拍了13天。2010年1月6日节目播出后不久，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也来采访，当年8月5日播出。上了中央电视台后，我们的咸水鸭名气更大了，销得更好了。”那一年，他们售出了12万只咸水鸭，达到顶峰，合作社利润接近100万元。
6年博弈无果
政府部门推动咸水鸭标准化大规模生产，东寨港保护区管理局呼吁禁止在红树林养鸭。
“当年推广咸水鸭标准化生产，是想增加村民收入。”海口市质监局标准化处处长温敬华，是推广咸水鸭标准化生产的经历者。2006年12月18日，海口市质监局为村民办了一件“实事”，打报告给海南省质监局，申请将海口“演丰（红树林）咸水鸭”养殖列为省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项目。次日就获得省质监局的批复，项目执行时间为3年，2009年底完成示范任务，并划拨了12万元经费补助。 2007年2月，海口市政府办下发通知，成立海口“演丰（红树林）咸水鸭”标准化示范区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市质监、农业、财政等部门和美兰区政府、演丰镇政府、龙头企业的负责人。
2008年7月，海口市质监局接连制定、发布《演丰咸水鸭管理技术规程》和《演丰咸水鸭肉产品质量要求》两项地方标准，明确咸水鸭在红树林一带的浅海以及连接浅海的河溪（咸水）中放养。温敬华说，“在制定咸水鸭地方标准时，我们也提过个人看法，认为养鸭可能影响红树林生态环境，但不是很强烈。”同年8月，咸水鸭养殖项目由省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升格为国家级标准化示范区。
在政府部门“有形之手”推动下，演丰镇掀起养鸭高潮。
郭建是四川自贡人，2003年正在南京师范大学生物学博士后流动站做博士后，恰逢海口市面向全国招聘博士，“我报名了，当年12月任海口市林业局副局长。”2005年9月，他兼任东寨港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上任1年后，他就观察到有3个红树林群落死亡，用技术软件定位估测，面积约25亩。“细心调查后，我认为养鸭是导致红树林枯萎的直接原因。从2007年起，我开始呼吁禁止在红树林养鸭。”但郭建的呼吁未引起重视。
转机出现在2009年，当年9月，郭建挂职美兰区副区长。这一职位为他协调管理局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起了重要作用。
2010年4月1日，海口市政府发出通告；4月26日，美兰区政府发出通告；6月10日，东寨港保护区管理局发出通告——三道禁令，禁止在东寨港保护区养鸭，养鸭场必须搬迁。但养鸭大户并没有什么动静。
2010年8月16日，美兰区委、区政府在东寨港保护区管理局召开现场办公会。郭建以副区长身份宣布：“从8月31日起，禁止在保护区内养鸭。”博弈4年之后，地方政府首次站到了郭建和管理局这一边。
但李江、蔡邦宇等养鸭大户的投资刚刚进入规模收益期。大家不仅没有搬迁的意思，进而加快发展速度。就在这段时期，演丰镇养鸭规模达到顶峰。
郭建见说了无效，就准备动手。2011年3月19日，管理局通知8家养鸭大户：10天内不搬走，将强拆鸭舍。养鸭大户找到演丰镇政府要求主持公道。镇政府向美兰区政府打报告求助，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专家或机构拿出证实咸水鸭养殖破坏红树林生长的权威信息。”
提起公益诉讼
为响应海南省委“坚持科学发展、实现绿色崛起”发展战略的号召，海口市、区两级检察院的民事行政检察部门积极开展环境资源保护调研活动。在检察官深入美兰区演丰镇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实地调研时，他们了解到在东寨港保护区确实存在养殖户圈地养殖禽类，造成水域污染、红树林死亡等损害环境资源的情况。检察官认为应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通过支持起诉方式共同维护好环境公共利益。之后，美兰区检察院及时向海口市检察院将调研情况汇报。海口市检察院民行处处长张翔到红树林保护区查看养殖场情况后，感慨地说：“养殖场占用滩涂和水域影响红树林生长，鸭粪、饲料等对滩涂地质和水域污染较大，检察机关应支持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通过法律手段保护环境资源。”
2011年11月11日，管理局向李江送去通知，要求其在60天内搬走养鸭场。但李江没搬，其他养鸭大户也在观望。“李江养鸭规模最大，我们就拿最大的开刀。”郭建说。
郭建打官司的底气来自三方面：《海南省红树林保护规定》2011年7月22日经海南省人大常委会修订通过，同年9月1日起施行。这是他的法律武器。厦门大学的专家则提供给他一份权威证据。还有检察机关对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支持。
厦门大学王文卿副教授和王瑁副教授团队主攻红树林生态环境研究。2011年4月，王文卿和王瑁带着学生到东寨港保护区进行了1个月的调查，得出科学结论：鸭群反复踩踏使红树林幼苗和成年树的死亡率增大，呼吸根毁坏殆尽，严重破坏底栖动物的生存环境，物种、密度和生物量降低。
“团水虱是主要祸害。”海南大学黄勃教授2010年专心研究团水虱。他说，团水虱是一种钻孔生物，咸水鸭把螃蟹、跳跳鱼、海螺等团水虱的天敌都吃光了，团水虱大量繁殖，钻空红树的树根、树茎，导致红树枯死。
海口市环境保护监测站派人到江彬养殖场的排污口，采集4份废水和海水样品，带回来检测。结果显示：化学需氧量超出国家污水综合排放一级标准的40倍，表明有机物多，水质恶化；氨氮超标3倍，说明水质富营养化；悬浮物超标2.5倍。
为此事，海口市检察院民行处处长张翔、美兰区检察院副检察长符修存和民事行政检察科长林宇等，到东寨港保护区再次进行调研。“我们支持你们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建议对养鸭大户毁坏红树林状况取证，收集对非法养殖行为行政处罚证明文件等，并列出需要提供证据的清单。
去年5月29日，管理局以原告身份向海口市中级法院递交民事起诉状起诉李江。
法院调解成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检察院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美兰区检察院在管理局以原告身份向海口市中级法院递交民事起诉状的3天后，向海口市中级法院递交民事支持起诉意见书，支持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向海口市中级法院提起环境保护公益诉讼，向保护区内占地养殖的大户李江追究民事责任，要求李江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恢复原状。
该案起诉到法院后，检察机关紧紧把握保护环境与兼顾民生的工作方向，在当地政府、保护区管理局、养殖户之间多方协调，诉讼双方在海口市中级法院环保庭庭长曲洁的主持下，最终达成了和解协议。
曲洁说，接案次日，她就带着合议庭人员到东寨港保护区展开现场勘查，并和美兰区检察院的工作人员一起，召集东寨港保护区管理局、演丰镇的工作人员，山尾村支书陈民宝以及李江等20多人，在管理局的会议室展开调解。
曲洁认为李江很配合，也赞成保护生态环境，“当初政府号召养鸭，我用黑盐木做栅栏，在海水里几十年不烂，我就想养长久。现在才四五年就叫我搬，我又往什么地方搬？”李江说的是实情，“没地方搬，我投资了50多万元，鸭苗、鸭饲料还没算在内，总要给一些经济补偿吧。”他当时提出要10多万元补偿。
“你的经济补偿要求太高了，管理局很穷。”曲洁解释说。双方当事人没有就经济补偿达成一致，当场调解没有成功。
但曲洁在介绍外省环境公益诉讼情况后，说了几句对案件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的话：“破坏生态环境不仅要求搬走，还要恢复生态环境原状。而恢复原状需要巨额赔偿。”
郭建听了她的话大受启发。3天后，林卫海给曲洁送去追加诉讼请求申请书，提出要李江赔偿60万元，其中清理排污口垃圾费用2万元，滩面恢复费用8万元，水体土壤治理费用50万元。
曲洁说：“去年8月3日，我把追加诉讼请求申请书送给李江，他收到后，很快答应调解。”
“我同意调解，既是支持保护生态环境，也避免追加赔偿。”李江如约搬走了养鸭场，管理局给了一次性补偿和奖励。（2012）海中法环民初字第1号《民事调解书》于去年8月28日签发。10天后，李江和郭建的代理人林卫海分别签收《民事调解书》。至此，海南第一件环境公益诉讼案结案。
一场由咸水鸭引发的长达6年的经济开发与生态保护大博弈，最终通过检察机关支持并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法律程序得以解决。但是东寨港保护区周边有两镇、两农场，共3万多人，村民世世代代靠海吃海。如何在经济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博弈中寻找平衡点，既增加群众的收入，又保住子孙的“金饭碗”，是值得人们思考和探索的。
我们欣喜地得知，《海口市东寨港旅游区总体规划》己开始公示，东寨港保护区管理局也正在和几家大企业谈整体开发东寨港保护区外围的旅游。届时，周边村民有望整体转岗就业。而这，或许才是有效实现生态保护的基础。
（作者单位：海南省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