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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继平：日本九州大学文学博士，现为日本公立福冈女子大学教授。著有《异文化夹缝中的郭沫若》、《中国现代文学与九州》、《创造社作家研究》、《神秘的日本文化心理》等；译著有《日本文学百家》、《日本现代诗歌选》、《东方的忧郁》、《当我们的眼睛相遇的时候》等。
当时日本朝廷为了鼓励发展佛教，竟规定任何人只要愿意削发为僧，即可免征税。于是大批农民纷纷撂下锄头，遁入庙门“合理避税”……圣武天皇绝顶聪明，想出一条妙计，即到大唐聘一“资深”和尚来日主持“授戒”。同时他宣布，只有经过正规“授戒”，才被认可为正式和尚。而这位“资深”大唐和尚，就是鉴真大师。
国人到了日本关西，有两个地方总是要去的：一是京都岚山，再就是奈良唐招提寺。岚山就在京都市内，春秋两季游客熙攘，车马喧阗，春赏樱花漫天飞舞，秋看红叶遍山尽染。相比之下，奈良沉浸在某种神秘的安详氛围之中。奈良因为是古都，在参天古树林构成的深绿色板块里，掩映着几十座名寺古刹，气势最为宏大的东大寺和最古老的法隆寺都在那里。而唐招提寺坐落在偏离市中心的五条町，虽然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但总给人几分冷清的感觉。
国人去唐招提寺不是为了看稀奇，为的是凭吊躺在那里的同胞鉴真大师。我第一次去唐招提寺还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记得当时从南大门进去兜了一圈之后，心里直纳闷：大名鼎鼎的唐招提寺怎么如此寒碜？一个和尚影子不见，而且还这么破旧！
古都奈良的千年佛寺
近年重游唐招提寺，记忆中那座破旧的寺庙，经过耗时十载的大规模拆修，已恢复了古代奈良佛教鼎盛期的建筑风貌。就审美情趣而言，日本人似有其独特之处。日本的佛寺维修，都要尽最大可能保留原寺的本色。同样是琉璃瓦，黄、绿、蓝三色调得相当柔和。
唐招提寺亦如此，色彩新而不艳，格调简而不俗；于熙攘的游人之中，偶见几个身着黄衣、表情和蔼的和尚。主殿金堂、殿顶的天平之甍、讲堂、经藏、宝藏、鼓楼、御影堂以及鉴真墓等一切如故，但我觉得寺内的氛围变了。时逢唐招提寺每年一度纪念祖师鉴真的“开山忌”，我在御影堂有幸瞻仰到了平时秘藏不宣的鉴真坐像的真容。
日本古代的佛寺等级严格，专供天皇祈愿的“敕愿寺”除外，以下分为官寺和私寺两大类。官寺说白了就是“国立佛寺”，属于国有资产；而私寺则属于个人所有，不享受国家财政拨款。唐招提寺由我国唐代高僧鉴真创建于公元759年，该寺占地来自天武天皇之子新田部亲王的慷慨馈赠。所谓“招提寺”，意即在佛身边修行的私人道场。了解到古代日本佛教的国情之后，方知当年在官寺密集的奈良，鉴真大师筹建的唐招提寺地位并不怎么样。
关于鉴真当年历经艰难到东瀛授戒传经这段史实，从古至今在中日两国民间广为流传，可谓有口皆碑。但实际上，在光环背后，还隐藏着一段让人心寒的故事插曲。
鉴真偷渡做“博导”
鉴真原为扬州大明寺住持。简单说来，当年他是接受日本圣武天皇之邀东渡的，若按现在的规矩，该拿访问学者签证。当时东渡日本有两大困难，其一是大海阻隔；其二是违反大唐限制出国的禁令。为了克服第一个困难，从公元743年第一次东渡，到公元754年最终抵达奈良的11个春秋里，鉴真5次东渡均告失败，第六次掩人耳目乘上日本遣唐使团的大船，以偷渡的形式到达奈良时，已双目失明。鉴真5次东渡失败后，都被强行“护送”回大明寺，没被问罪，这点完全是唐玄宗出于对人才的爱惜。若换个朝代，长几个脑袋也是不够砍的。
日本遣唐使之前早有遣隋使，相传是圣德太子制定了以中国为师的政策。派遣到大唐的名曰“使节”，实皆为高才学僧。大批日本僧人学成归国，用带回国的大唐文化促进了日本国的发展。然而，为何当时日本非要大唐高僧鉴真亲临日本不可呢？这一点在我国鲜为人知。
要破解这个谜，首先必须搞清“戒”和“律”。所谓“戒”，即和尚发誓遵守佛门清规，管好自己；而“律”，则指和尚之间的相互监督和约束。“戒”也罢，“律”也罢，如果仅靠诵经“自修”就能达目的倒也罢了，问题是佛门教义严格规定必须循规蹈矩，否则就属于左道旁门。换言之，必须当着具有特定“授戒”资格的佛门大师之面起誓才管用。从大师的角度讲，主持这种仪式叫“授戒”，而举行仪式的场所，则被称为“戒坛”。
佛教传入日本以后，首先在王公贵族中间传开，然后迅速向民间普及。刚开始也没个规矩，上自天皇下至百姓，某日心血来潮，撇下手里的工作入寺便可当和尚，等哪天当腻了，随时可以回家重操旧业。其实，愿否出家为僧纯属个人爱好，本无可厚非，但问题是当时日本朝廷为了鼓励发展佛教，竟规定任何人只要愿意削发为僧，即可免征税。政策一出台，天下骚然。大批农民纷纷撂下锄头、剃光头，进寺庙吼着要当和尚，其用心昭然若揭——“合理避税”。由于寺庙方面也没个限制条款，不接收还不行。这种乱，首先危及到了日本朝廷——征不到税，朝廷如何维持？要确保税收，只有一条路，即抬高佛门门槛，让大批百姓进不来，只有老老实实地种地纳税！
圣武天皇绝顶聪明，想出一条妙计，即到大唐聘一“资深”和尚来日主持“授戒”。同时他宣布，只有经过正规“授戒”的，才被认可为正式和尚。而这位“资深”大唐和尚，最终选中的就是名震江淮的“授戒大师”鉴真。换种易懂的说法，日本当时想靠授“博士学位”来控制“博士”的数量。而本国尚无“博导”，于是西渡唐土，请来了鉴真做“博导”第一人。
公元754年2月，66岁且双目失明的鉴真大师抵达日本都城奈良，受到了顶级待遇：首先，他被孝谦天皇任命为“大僧都”，统掌全日本僧佛事务；接下来住持东大寺，并于寺内设立“戒坛院”。直至公元758年离任，先后为圣武、孝谦两位天皇为首的430名“准和尚”正式授戒，让日本国有史以来有了第一批持有“僧籍”的和尚。
晚年的鉴真与唐招提寺
对日本佛教的发展而言，鉴真东渡委实功不可没。而对当时的日本国来说，还得到了另一种“实惠”，即国家税收的大幅度增加。然而，当日本有了名正言顺的和尚，几年之后，其中的佼佼者爬上“授戒师”宝座之后，便开始冷落祖师爷鉴真了——从责怪鉴真记不准确佛经的内容开始，发展到诽谤鉴真作为授戒大师“徒有虚名”。最终导致朝廷解除了鉴真的所有职务，并责令其迁出东大寺。如此看来，“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弹弓藏”并非中国之专利。
听闻鉴真大师被赶出了东大寺，天性善良的新田部亲王实在于心不忍，便将自己的一处私邸连地皮一同慷慨地赠与了鉴真。在这块地皮上，鉴真建起了“唐招提寺”。从此，唐僧鉴真算是有了自己的归宿。
鉴真在唐招提寺做了4年的住持，最终于公元763年5月6日圆寂。弟子们似乎预感到恩师生命之烛即将燃尽，在大师圆寂两个月前赶制了大师的木雕像。这座被定为日本国宝的坐像，1250多年来一直被安放在唐招提寺中的开山御影堂内。江户时代的俳句大师松尾芭蕉瞻仰后，留下了这样的传世名句：
“鉴真大师啊，我真想摘一枚堂前的嫩叶，亲手拭去您眼角的清泪！”
鉴真大师虽非凡人，但毕竟也是人。眼泪乃人之感情变化所致。松尾芭蕉看到坐像上的眼泪，有人说是鉴真晚年的懊悔，而我想，这也许是大师人生末了无力落叶归根的思乡之泪。
当时日本朝廷为了鼓励发展佛教，竟规定任何人只要愿意削发为僧，即可免征税。于是大批农民纷纷撂下锄头，遁入庙门“合理避税”……圣武天皇绝顶聪明，想出一条妙计，即到大唐聘一“资深”和尚来日主持“授戒”。同时他宣布，只有经过正规“授戒”，才被认可为正式和尚。而这位“资深”大唐和尚，就是鉴真大师。
国人到了日本关西，有两个地方总是要去的：一是京都岚山，再就是奈良唐招提寺。岚山就在京都市内，春秋两季游客熙攘，车马喧阗，春赏樱花漫天飞舞，秋看红叶遍山尽染。相比之下，奈良沉浸在某种神秘的安详氛围之中。奈良因为是古都，在参天古树林构成的深绿色板块里，掩映着几十座名寺古刹，气势最为宏大的东大寺和最古老的法隆寺都在那里。而唐招提寺坐落在偏离市中心的五条町，虽然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但总给人几分冷清的感觉。
国人去唐招提寺不是为了看稀奇，为的是凭吊躺在那里的同胞鉴真大师。我第一次去唐招提寺还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记得当时从南大门进去兜了一圈之后，心里直纳闷：大名鼎鼎的唐招提寺怎么如此寒碜？一个和尚影子不见，而且还这么破旧！
古都奈良的千年佛寺
近年重游唐招提寺，记忆中那座破旧的寺庙，经过耗时十载的大规模拆修，已恢复了古代奈良佛教鼎盛期的建筑风貌。就审美情趣而言，日本人似有其独特之处。日本的佛寺维修，都要尽最大可能保留原寺的本色。同样是琉璃瓦，黄、绿、蓝三色调得相当柔和。
唐招提寺亦如此，色彩新而不艳，格调简而不俗；于熙攘的游人之中，偶见几个身着黄衣、表情和蔼的和尚。主殿金堂、殿顶的天平之甍、讲堂、经藏、宝藏、鼓楼、御影堂以及鉴真墓等一切如故，但我觉得寺内的氛围变了。时逢唐招提寺每年一度纪念祖师鉴真的“开山忌”，我在御影堂有幸瞻仰到了平时秘藏不宣的鉴真坐像的真容。
日本古代的佛寺等级严格，专供天皇祈愿的“敕愿寺”除外，以下分为官寺和私寺两大类。官寺说白了就是“国立佛寺”，属于国有资产；而私寺则属于个人所有，不享受国家财政拨款。唐招提寺由我国唐代高僧鉴真创建于公元759年，该寺占地来自天武天皇之子新田部亲王的慷慨馈赠。所谓“招提寺”，意即在佛身边修行的私人道场。了解到古代日本佛教的国情之后，方知当年在官寺密集的奈良，鉴真大师筹建的唐招提寺地位并不怎么样。
关于鉴真当年历经艰难到东瀛授戒传经这段史实，从古至今在中日两国民间广为流传，可谓有口皆碑。但实际上，在光环背后，还隐藏着一段让人心寒的故事插曲。
鉴真偷渡做“博导”
鉴真原为扬州大明寺住持。简单说来，当年他是接受日本圣武天皇之邀东渡的，若按现在的规矩，该拿访问学者签证。当时东渡日本有两大困难，其一是大海阻隔；其二是违反大唐限制出国的禁令。为了克服第一个困难，从公元743年第一次东渡，到公元754年最终抵达奈良的11个春秋里，鉴真5次东渡均告失败，第六次掩人耳目乘上日本遣唐使团的大船，以偷渡的形式到达奈良时，已双目失明。鉴真5次东渡失败后，都被强行“护送”回大明寺，没被问罪，这点完全是唐玄宗出于对人才的爱惜。若换个朝代，长几个脑袋也是不够砍的。
日本遣唐使之前早有遣隋使，相传是圣德太子制定了以中国为师的政策。派遣到大唐的名曰“使节”，实皆为高才学僧。大批日本僧人学成归国，用带回国的大唐文化促进了日本国的发展。然而，为何当时日本非要大唐高僧鉴真亲临日本不可呢？这一点在我国鲜为人知。
要破解这个谜，首先必须搞清“戒”和“律”。所谓“戒”，即和尚发誓遵守佛门清规，管好自己；而“律”，则指和尚之间的相互监督和约束。“戒”也罢，“律”也罢，如果仅靠诵经“自修”就能达目的倒也罢了，问题是佛门教义严格规定必须循规蹈矩，否则就属于左道旁门。换言之，必须当着具有特定“授戒”资格的佛门大师之面起誓才管用。从大师的角度讲，主持这种仪式叫“授戒”，而举行仪式的场所，则被称为“戒坛”。
佛教传入日本以后，首先在王公贵族中间传开，然后迅速向民间普及。刚开始也没个规矩，上自天皇下至百姓，某日心血来潮，撇下手里的工作入寺便可当和尚，等哪天当腻了，随时可以回家重操旧业。其实，愿否出家为僧纯属个人爱好，本无可厚非，但问题是当时日本朝廷为了鼓励发展佛教，竟规定任何人只要愿意削发为僧，即可免征税。政策一出台，天下骚然。大批农民纷纷撂下锄头、剃光头，进寺庙吼着要当和尚，其用心昭然若揭——“合理避税”。由于寺庙方面也没个限制条款，不接收还不行。这种乱，首先危及到了日本朝廷——征不到税，朝廷如何维持？要确保税收，只有一条路，即抬高佛门门槛，让大批百姓进不来，只有老老实实地种地纳税！
圣武天皇绝顶聪明，想出一条妙计，即到大唐聘一“资深”和尚来日主持“授戒”。同时他宣布，只有经过正规“授戒”的，才被认可为正式和尚。而这位“资深”大唐和尚，最终选中的就是名震江淮的“授戒大师”鉴真。换种易懂的说法，日本当时想靠授“博士学位”来控制“博士”的数量。而本国尚无“博导”，于是西渡唐土，请来了鉴真做“博导”第一人。
公元754年2月，66岁且双目失明的鉴真大师抵达日本都城奈良，受到了顶级待遇：首先，他被孝谦天皇任命为“大僧都”，统掌全日本僧佛事务；接下来住持东大寺，并于寺内设立“戒坛院”。直至公元758年离任，先后为圣武、孝谦两位天皇为首的430名“准和尚”正式授戒，让日本国有史以来有了第一批持有“僧籍”的和尚。
晚年的鉴真与唐招提寺
对日本佛教的发展而言，鉴真东渡委实功不可没。而对当时的日本国来说，还得到了另一种“实惠”，即国家税收的大幅度增加。然而，当日本有了名正言顺的和尚，几年之后，其中的佼佼者爬上“授戒师”宝座之后，便开始冷落祖师爷鉴真了——从责怪鉴真记不准确佛经的内容开始，发展到诽谤鉴真作为授戒大师“徒有虚名”。最终导致朝廷解除了鉴真的所有职务，并责令其迁出东大寺。如此看来，“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弹弓藏”并非中国之专利。
听闻鉴真大师被赶出了东大寺，天性善良的新田部亲王实在于心不忍，便将自己的一处私邸连地皮一同慷慨地赠与了鉴真。在这块地皮上，鉴真建起了“唐招提寺”。从此，唐僧鉴真算是有了自己的归宿。
鉴真在唐招提寺做了4年的住持，最终于公元763年5月6日圆寂。弟子们似乎预感到恩师生命之烛即将燃尽，在大师圆寂两个月前赶制了大师的木雕像。这座被定为日本国宝的坐像，1250多年来一直被安放在唐招提寺中的开山御影堂内。江户时代的俳句大师松尾芭蕉瞻仰后，留下了这样的传世名句：
“鉴真大师啊，我真想摘一枚堂前的嫩叶，亲手拭去您眼角的清泪！”
鉴真大师虽非凡人，但毕竟也是人。眼泪乃人之感情变化所致。松尾芭蕉看到坐像上的眼泪，有人说是鉴真晚年的懊悔，而我想，这也许是大师人生末了无力落叶归根的思乡之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