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没有我带路，农民肯定进不了大门。政府给我配的车，那是人民给我的待遇，我会用它来做更多有益于人民的事。”
杨维骏的配车开进了云南省政协大门，他的后面，跟着两辆面包车。警卫愣了一下。放了行。
进了院，车门打开，出来12个人，都是昆明市西山区福海社区韩家湾村的村民。杨维骏带着他们到政协反映的问题，是政府拆迁安置政策不合理。村民们的房屋在201D年年初被限期拆除，政府没有出示征地手续，每亩25万元的征地款也未发放，冬天到了，安置房至今没有下落。村民们跑了80多次政府，都没用。
12月17日，村民又去反映问题，依旧无果。百般无奈中。有个从云南大学毕业的大学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已经退休的副省级官员杨维骏打了电话。
杨维骏向老干部处借了个工作人员，坐着车直奔韩家湾村。站在拆迁过后遍布瓦砾的废墟上，他很久没做声。然后，老人吩咐身后的工作人员拍照、取证。一切妥当，杨维骏向村民们挥了挥手臂，“上车，跟着。”
第二天，云南省政协老干部处一处长上门，就他“是否应该用配车带村民上访一事”跟他辩论，杨维骏理直气壮地回答：“谁规定公车只能用来吃喝玩乐。”
“你留在党外，作用更大”
1922年，杨维骏出生在云南昆明，是家中的第五个孩子。
这是一个显赫的家庭。
父亲杨蓁为滇中名将。辛亥革命时曾参加云南重九起义，历任护国军支队长、靖国联军总参谋长、滇军第三卫戍司令、孙中山大本營高级参谋等职，与朱德也是义结金兰的同班同学。
跟父亲相反的是，成年后的杨维骏并未从军，而是选择了从政。他考入了云南大学政治系，当时云大人才济济，赘孝通和苏步青都在那里任教。在学校，他是云大自治会主席，带着学生们和国民党三青团斗争。毕业后，他回到上海，参加学生运动。这个期间，他曾经要求入党，但被指示加入民族青年同盟，并让他回到云南，去策反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起义。
经过杨维骏等人的努力，1949年12月9日，卢汉通电全国，最终起义。“我在其中只起了一点点小作用。”杨维骏在电话里笑了一下，他说，解放后，自己又向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但这一次，组织依然拒绝了。领导对他的指示是：“你留在党外，作用更大。”
新中国成立后的10年，杨维骏仕途顺畅。37岁时，他已是云南省政协副秘书长。
1959年，一夜之间，杨维骏成了“右派”。
1956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前往云南进行调研，云南方面委派曾经跟费孝通旮师生之谊的杨维骏担任费孝通的调研助理。“费孝通是个知识很渊博的入，我对他心悦诚服。”杨维骏说，在费调研期间，他跟费孝通相处得很好。
“反右”前夕，费孝通响应中央“百花齐放”的号召，写了一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发表在《人民日报》，给党提意见，这篇本意是为知识分子说话的文章，最后变成了“向我党进攻的第一炮”。费因此被打为“右派”。消息传到云南，担任过赞助理的杨维骏被领导要求检举费孝通“反觉行为”。时任政协副秘书长的他不肯检举。说：“我不知道，我不能瞎编。”
一句“不能瞎编”，让杨维骏也变成了“右派”。他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下放劳动改造。
这对杨维骏打击很大，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从小满腔热情参加革命，怎么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自觉看不到出头之日的他，向太太王婉琪提出了离婚。那时，他们结婚没多久，妻子刚刚有了身孕。“我不忍心太太连累受苦，她年轻漂亮，我让她找个好人家嫁了。”他回忆说，当时他就打算离完婚，去触电自杀。但比他小13岁的王婉琪却无论如何不肯答应丈夫的请求。
妻子的坚定，让杨维骏彻底打消了死的念头：“我要保护她，怎么挣扎也要活下来。”
自搜材料举报褚时健
1978年，杨维骏平反。此后，他历任民盟云南省委秘书长、副主任委员和中央委员，云南省第五、六届政协副主席，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20年的“右派”生涯，没有磨灭杨维骏骨子里的正义感。他恢复工作后，就开始跟腐败较上了劲。“我监督的都是副厅级以上的干部。”老人有些自豪，对他来说，反腐和为民，对杨维骏来说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须臾不可分离。
这并非没有给老人带来麻烦。在担任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时。他向中央举报一个高官，于是，出于某些原因，第七届人大代表老人就没有当。也因为这个事情，老人的政协副主席本来还可以再千一届，但是1993年就让他退下来了。
杨维骏在云南最为人熟悉的是褚时健案。杨老回忆说，在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期，有举报人反映，红塔香烟出厂价与市场价相差竟达一倍，厂长褚时健利用职权获得了巨额非法财富，甚至有省内领导干部子女牵涉其中。
彼时的褚时健在云南呼风唤雨，而里面还牵涉到领导干部，举报谈何容易。然而，老人并没有停下，依照线索展开调查，最终将一份材料递交到中纪委有关领导手中。
做官这些年，杨维骏从不让秘书帮他写材料和发言稿。在政协当副主席时，代表政协出席各种会议，他的第一句话总是“今天我受……委托，代表政协，祝贺什么会议胜利召开”；第二句话，就是“请允许我发表个人意见”。“我从来没有叫秘书来写过什么。”老人特意加重了语气：“我讲一些实话，真话，有意义的话，不愿讲官话、套话，官样文章没必要。”
他说他房间里挂着兄长杨维骞所赠两首诗，其中一首题为“自勉”诗作写道：“政坛千古幻风云，多少丹心照万民；今为正纲违显贵，甘遭坎坷不甘驯。”父亲杨蓁拓片也挂在房间里，作为对自己的激励。“两封家书悬在头顶，我断然不敢背奔。”
不能不管老百姓
熟悉杨维骏的一位离休老千部说，杨维骏是真心想为下面的人做点事情。“他就是这样的人。”这位老干部说，杨维骏的家里，都是别人给他的材料，有些人跟他并不认识，慕名打电话给他，他也会认真听着。而政府有时候向他们这些老千部征求意见，很多人都是随便写写，只有杨维骏。带着人去做调查，然后写一份材料递给各级领导。
就如这次的昆明新城再造，一个副厅长向大家征求意见。结果杨维骏就响应号召老老实实带着两个专家去考察，而且一考察就是两年，回来写了一堆意见，反对新城建设。
私下里，杨维骏的生活很单纯，他每天去游泳200米。然后会午睡。他说，了解外界的信息几乎都是通过媒体，他平时只看中央电视台与凤凰台，偶尔会看看昆明本地的电视台，电视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娱乐的渠道，乒乓球、篮球赛事是他的最爱，还有动物世界。“动物世界很真实，动物是假不来的。”
至于报纸，杨维骏总是先迅速瞅一眼标题，要是空话他就跳过去。“现在报纸还是有很多空话、套话。”他的语调里流露出一种遗憾。
杨维骏的偶像，和他是一类人，“我很崇拜屈原、岳飞、史可法这样的人，中华民族应该坚持自己的价值观。”
事实上，在体制内做了这么多年领导，杨老做这些事的时候，都是有方针讲策略的。
“要不他们不理你，结果只有石沉大海。”
他举了个例子，比如他在政协出席了一个会，省委书记，省长、副省长都在，他就把反映问题的材料交给省委书记，也交给省长、省委常委等人。杨老说，众目睽睽之下，领导们不能不看，
“既然看了，那就一定要有个说法或解决办法。”
杨老一直说，他在外“行侠仗义”，家人都很支持。但实际上，最初，他的亲人们并非没有阻拦。太太王婉琪不知道为这些事情跟他吵过多少架。“为了这些事情(老人反腐)，我们不知道吵了多少架，你一个老头能起多大作用?”但最后，都是以妻子的失败告终。王婉琪只能用儿女的话安慰自己：“让他去吧。这是他的信仰。”
“老伴能理解我。我的人生观决定的么，看着老百姓受欺负，我不能不管不问!”
杨维骏的配车开进了云南省政协大门，他的后面，跟着两辆面包车。警卫愣了一下。放了行。
进了院，车门打开，出来12个人，都是昆明市西山区福海社区韩家湾村的村民。杨维骏带着他们到政协反映的问题，是政府拆迁安置政策不合理。村民们的房屋在201D年年初被限期拆除，政府没有出示征地手续，每亩25万元的征地款也未发放，冬天到了，安置房至今没有下落。村民们跑了80多次政府，都没用。
12月17日，村民又去反映问题，依旧无果。百般无奈中。有个从云南大学毕业的大学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已经退休的副省级官员杨维骏打了电话。
杨维骏向老干部处借了个工作人员，坐着车直奔韩家湾村。站在拆迁过后遍布瓦砾的废墟上，他很久没做声。然后，老人吩咐身后的工作人员拍照、取证。一切妥当，杨维骏向村民们挥了挥手臂，“上车，跟着。”
第二天，云南省政协老干部处一处长上门，就他“是否应该用配车带村民上访一事”跟他辩论，杨维骏理直气壮地回答：“谁规定公车只能用来吃喝玩乐。”
“你留在党外，作用更大”
1922年，杨维骏出生在云南昆明，是家中的第五个孩子。
这是一个显赫的家庭。
父亲杨蓁为滇中名将。辛亥革命时曾参加云南重九起义，历任护国军支队长、靖国联军总参谋长、滇军第三卫戍司令、孙中山大本營高级参谋等职，与朱德也是义结金兰的同班同学。
跟父亲相反的是，成年后的杨维骏并未从军，而是选择了从政。他考入了云南大学政治系，当时云大人才济济，赘孝通和苏步青都在那里任教。在学校，他是云大自治会主席，带着学生们和国民党三青团斗争。毕业后，他回到上海，参加学生运动。这个期间，他曾经要求入党，但被指示加入民族青年同盟，并让他回到云南，去策反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起义。
经过杨维骏等人的努力，1949年12月9日，卢汉通电全国，最终起义。“我在其中只起了一点点小作用。”杨维骏在电话里笑了一下，他说，解放后，自己又向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但这一次，组织依然拒绝了。领导对他的指示是：“你留在党外，作用更大。”
新中国成立后的10年，杨维骏仕途顺畅。37岁时，他已是云南省政协副秘书长。
1959年，一夜之间，杨维骏成了“右派”。
1956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前往云南进行调研，云南方面委派曾经跟费孝通旮师生之谊的杨维骏担任费孝通的调研助理。“费孝通是个知识很渊博的入，我对他心悦诚服。”杨维骏说，在费调研期间，他跟费孝通相处得很好。
“反右”前夕，费孝通响应中央“百花齐放”的号召，写了一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发表在《人民日报》，给党提意见，这篇本意是为知识分子说话的文章，最后变成了“向我党进攻的第一炮”。费因此被打为“右派”。消息传到云南，担任过赞助理的杨维骏被领导要求检举费孝通“反觉行为”。时任政协副秘书长的他不肯检举。说：“我不知道，我不能瞎编。”
一句“不能瞎编”，让杨维骏也变成了“右派”。他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下放劳动改造。
这对杨维骏打击很大，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从小满腔热情参加革命，怎么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自觉看不到出头之日的他，向太太王婉琪提出了离婚。那时，他们结婚没多久，妻子刚刚有了身孕。“我不忍心太太连累受苦，她年轻漂亮，我让她找个好人家嫁了。”他回忆说，当时他就打算离完婚，去触电自杀。但比他小13岁的王婉琪却无论如何不肯答应丈夫的请求。
妻子的坚定，让杨维骏彻底打消了死的念头：“我要保护她，怎么挣扎也要活下来。”
自搜材料举报褚时健
1978年，杨维骏平反。此后，他历任民盟云南省委秘书长、副主任委员和中央委员，云南省第五、六届政协副主席，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20年的“右派”生涯，没有磨灭杨维骏骨子里的正义感。他恢复工作后，就开始跟腐败较上了劲。“我监督的都是副厅级以上的干部。”老人有些自豪，对他来说，反腐和为民，对杨维骏来说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须臾不可分离。
这并非没有给老人带来麻烦。在担任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时。他向中央举报一个高官，于是，出于某些原因，第七届人大代表老人就没有当。也因为这个事情，老人的政协副主席本来还可以再千一届，但是1993年就让他退下来了。
杨维骏在云南最为人熟悉的是褚时健案。杨老回忆说，在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期，有举报人反映，红塔香烟出厂价与市场价相差竟达一倍，厂长褚时健利用职权获得了巨额非法财富，甚至有省内领导干部子女牵涉其中。
彼时的褚时健在云南呼风唤雨，而里面还牵涉到领导干部，举报谈何容易。然而，老人并没有停下，依照线索展开调查，最终将一份材料递交到中纪委有关领导手中。
做官这些年，杨维骏从不让秘书帮他写材料和发言稿。在政协当副主席时，代表政协出席各种会议，他的第一句话总是“今天我受……委托，代表政协，祝贺什么会议胜利召开”；第二句话，就是“请允许我发表个人意见”。“我从来没有叫秘书来写过什么。”老人特意加重了语气：“我讲一些实话，真话，有意义的话，不愿讲官话、套话，官样文章没必要。”
他说他房间里挂着兄长杨维骞所赠两首诗，其中一首题为“自勉”诗作写道：“政坛千古幻风云，多少丹心照万民；今为正纲违显贵，甘遭坎坷不甘驯。”父亲杨蓁拓片也挂在房间里，作为对自己的激励。“两封家书悬在头顶，我断然不敢背奔。”
不能不管老百姓
熟悉杨维骏的一位离休老千部说，杨维骏是真心想为下面的人做点事情。“他就是这样的人。”这位老干部说，杨维骏的家里，都是别人给他的材料，有些人跟他并不认识，慕名打电话给他，他也会认真听着。而政府有时候向他们这些老千部征求意见，很多人都是随便写写，只有杨维骏。带着人去做调查，然后写一份材料递给各级领导。
就如这次的昆明新城再造，一个副厅长向大家征求意见。结果杨维骏就响应号召老老实实带着两个专家去考察，而且一考察就是两年，回来写了一堆意见，反对新城建设。
私下里，杨维骏的生活很单纯，他每天去游泳200米。然后会午睡。他说，了解外界的信息几乎都是通过媒体，他平时只看中央电视台与凤凰台，偶尔会看看昆明本地的电视台，电视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娱乐的渠道，乒乓球、篮球赛事是他的最爱，还有动物世界。“动物世界很真实，动物是假不来的。”
至于报纸，杨维骏总是先迅速瞅一眼标题，要是空话他就跳过去。“现在报纸还是有很多空话、套话。”他的语调里流露出一种遗憾。
杨维骏的偶像，和他是一类人，“我很崇拜屈原、岳飞、史可法这样的人，中华民族应该坚持自己的价值观。”
事实上，在体制内做了这么多年领导，杨老做这些事的时候，都是有方针讲策略的。
“要不他们不理你，结果只有石沉大海。”
他举了个例子，比如他在政协出席了一个会，省委书记，省长、副省长都在，他就把反映问题的材料交给省委书记，也交给省长、省委常委等人。杨老说，众目睽睽之下，领导们不能不看，
“既然看了，那就一定要有个说法或解决办法。”
杨老一直说，他在外“行侠仗义”，家人都很支持。但实际上，最初，他的亲人们并非没有阻拦。太太王婉琪不知道为这些事情跟他吵过多少架。“为了这些事情(老人反腐)，我们不知道吵了多少架，你一个老头能起多大作用?”但最后，都是以妻子的失败告终。王婉琪只能用儿女的话安慰自己：“让他去吧。这是他的信仰。”
“老伴能理解我。我的人生观决定的么，看着老百姓受欺负，我不能不管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