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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易地移民搬迁政策的实施，在社区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帮助农村贫困人口提高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同时，改变了乡村社区的治理结构，其治理行动所依赖的治理资源也随着从乡村到社区这一地域形态的变化而不断更迭。而少数民族移民搬迁社区因其特有的民族特质、公约习俗等使之在治理过程中带有更多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以贵州海坪彝寨移民社区的治理资源为着眼点，力图呈现少数民族如何利用外源性和内生性治理资源推进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践形态，分析和探讨海坪彝寨社区迈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资源禀赋，提出植根于本土治理环境，依托制度性资源、优化政治性资源、统筹社会性资源、激发主体性资源、深挖文化性资源，促进社区治理现代化。
关键词：社区治理;治理资源;治理体系现代化
一、问题的提出
从封建王朝的郡县制度到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从人民公社制度到撤社建乡后的村民自治，尤其在2000年以后农村税费改革并逐步取消，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指出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并首次明确要求“推动社会治理中心向基层下移”。回顾历史经验发现，改革开放是我国农村治理体系更迭的關键时间节点，其后我国由原先“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而形成的“集权统一”的单轨治理模式，形成乡镇政府、村支部、村委会三大治理主体和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乡政村治”治理格局。这些转变充分体现出农村地区在改革过程中所具备的优势制度性资源。农村地区尤其少数民族农村贫困地区大都处于相对封闭且条件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产生活水平较低、开发难度较大、发展前景较窄、公共设施落后、思想观念陈旧等等，农村治理已然成为国家治理行动和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其薄弱环节。为了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现行标准下实现全国人民脱贫目标，国家行政力量、社会组织力量以及民众个人力量倾注到这场前所未有的重大治理行动中。
少数民族移民搬迁社区，因其特有的民族特征，呈现出搬迁移民生活、习惯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异，使他们对于社区生活和社区服务的需求呈现出多层次、多元化的特点，而如何在治理行动中依托外源性资源、刺激内生性资源助推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构建，是我们当下关注的要点。李利宏、杨素珍（2016）在借鉴既往研究的基础上，将治理资源分为传统治理资源与现代治理资源，其中传统治理资源主要包括乡村等社会的文化资源（如伦理、道德、习俗、村规民约）、延续传统乡绅理念的乡贤资源以及乡村传统的组织资源[1]。本文以海坪彝寨社区为例，梳理彝族社区在治理行动中所能依托的治理资源以及其效能如何发挥，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打下坚实基础。
二、少数民族搬迁社区治理行动中所依托的资源要素及其作用发挥
（一）外源性治理资源的输入
1.制度性资源——从统治到治理
从传统社会的国家统治、到近代社会的国家管理、到当前社会的国家治理。我国社会因制度的优越性有崇高的目标宗旨——为人民群众服务。在当前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相比城镇社区，我国农村地区尤其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现实情况更为复杂。这就要求在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制度层面的设计上需要因地制宜，关切百姓需求，使之更能呼应百姓心声，维护百姓权益，提升百姓幸福感。
一直以来，我们都把是否具有地域归属感作为移民搬迁居民融入社区生活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而移民搬迁安置项目的实施不仅使贫困人口在地域空间上进行了转移，在心理层面也需要重新适应。这一切得以保障的前提就是我国长期以来在基层实施的“县—乡—村”的单向度管理模式，尤其是我国对少数民族地区及群众给予的政策优惠使得民族地区农村建设获得“先天”的制度性资源禀赋。海坪彝寨社区正是依靠这种制度性资源禀赋完成了移民搬迁、脱贫摘帽。另外，从封建社会的统治到当前的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在原有的行政体制下更大限度地给予乡村社会自主建设和治理的权限，海坪彝寨社区在社区领导班子设置上主要有支书、主任、副支书、团支书、妇联、民兵连长、文书组成。同时在社区建立幼儿园等学校、菜市场、社区医务室、社区警务室等社会公共服务设施，社区便民服务站设置民政、就业、综合、就医、就学、保姆6个便民服务窗口，完善教育、医疗、社保、养老体系。加强当地产业结构调整、“一村一品”的产业规划、退耕还林、土地流转切实关注百姓所需所求，提高了人民的获得感，满足感。
2.政治性资源——从建设到优化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向美好生活的既定目标，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依据各阶段目标而进行的关乎民生的各种制度建设、组织建设、文化建设是民族地区社区治理的政治性资源。社会治理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核心是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党建引领的治理体制需要发挥社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海坪彝寨社区支书加强社区组织建设，在移民搬迁、脱贫攻坚工作中主动作为，划分工作小组，对点帮扶，通过入户调查、电话、微信联系群众，不断优化工作方式和方法，对接景区管委会（野玉海景区政府管理机构）的领导规划、东西部协作、企业进驻等资源，让社区群众生活舒心、办事放心，取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同时，社区支书协同团支书、妇联、民兵连长等对社区各方面事务统筹安排，尊重乡规民约下的民族习俗，引导村民广泛、积极、理性地参与基层民主建设，推动形成积极有序的自治环境。另外，日益完善的评价和监督体系，使得基层干部在社区治理体系中更加自律，保障了治理行动的公开透明。
3.社会性资源——从零散到统筹
在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民众对于公共服务的差异化需求，单靠政府部门是无法匹配满足的，这时候就需要引进市场、企业、社会组织对这部分缺口进行补充。事实证明，这些非政府组织在教育、医疗、文化、慈善、技术服务等多方面展现出强大的活力。海坪彝寨社区拥有众多的社会性资源：服装加工场、酒店餐饮业、社区合作社、公司等，社区可以针对搬迁群众不同家庭、不同劳动力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岗位举荐，确保了劳动力搬迁家庭实现“一户一就业”，促进了社区居民增收，增强了其自身的生活保障。另外，社区依靠旅游资源、文化资源、生态资源等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立足资源禀赋，将这些社会性资源化零为整、统筹协调、充分挖掘利用，对社区的建设发展起到了长效作用。玉舍森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依托当地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将当地居民纳入到旅游发展这场行动中，体现了当地发展过程中以人为本、统筹全局的发展观。 （二）内生性治理资源的培育
1.主体性资源——从精英到民众
社区治理的主体性资源除了外部的政府、市场和企业外，其内生的主体性资源：社区精英和社区民众应切实加以挖掘并发挥作用。社区精英指的是传统乡贤和现代社区能人等能够促进邻里和谐、带动当地社会发展、民众致富的人才。社区民众在社区治理中的参与度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区治理水平。
一方面，移民搬迁社区的建设发展缺少不了现代乡贤即社区精英（以下称为现代乡贤）的带动，处在转型时期的农村社区治理，单单依靠行政干预的手段，只会形成“强国家—弱社会”的社会形态，从而使政府和民众之间缺乏“沟通—反馈”机制。而社区能人（精英）较一般社区居民往往有着更高的文化水平、更强的利益保护能力、更多的话语权，能够作为社区居民代言人为社区居民的利益和诉求妥善地表达群众意愿。因此，摒弃鱼肉百姓的传统乡绅，培育现代乡贤，为乡村治理提供人才支撑，助推现代乡贤在为群众发声、带领群众致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等方面发挥作用。
另一方面，无论采取何种治理方式，如何拓宽治理内容，治理的服务目标都是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在农村社区，不可忽视的便是社区居民这一大治理主体，既然社区治理的最终目的是为社区居民服务，只有让社区居民真正参与到这一治理行动当中才能增强移民社区居民的归属感，树立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海坪彝寨社区通过院坝会、火塘会、村村响小喇叭、进户宣传动员等方式，及时让群众了解社区治理内容，响应参与治理行动，激发了社区居民的主体意识。因此，培育社区居民的主体性，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了解和满足群众现实需求，是解决社区居民生产生活、尊重其价值追求，保障其根本利益和诉求的关键。
2.文化性资源——从湮没到传承
贵州海坪彝寨位于六盘水市水城县玉舍镇东南部，总面积18.5平方公里。海坪彝寨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将周边6个乡镇35个村的生活贫困的彝族同胞搬出了“穷窝”，并依托自然条件建成了野玉海山地旅游度假区，有着独特的自然旅游资源;以彝族历史文化为基础，建成了海坪彝族文化小镇，成为目前全国面积最大的彝族风格建筑群（建有九重宫殿、太阳历广场、希慕遮广场、支格阿鲁广场、火把广场、彝族历史文化博物馆等）、彝族风情街、商业街、世界纪录认证最大鞭陀博物馆、红色藏品馆、玻璃栈道、观光小火车、及彝族始祖希慕遮雕像等。此外，彝族历史上起夏商，下至明清。海坪二字来源于彝语，意为“欢乐的地方”。有着“铃铛舞”“酒令”“月琴舞”“达体舞”等众多传统彝族舞蹈，众多彝族传统文化资源为其建设发展提供了助燃剂，彝族火把节更是作为一项盛大庆典活动，聚集了周边村寨的彝族同胞，但其辐射范围目前还相当有限。彝族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治理资源[2]，因此，需要将湮没的传统文化深入挖掘，结合时代特点传承优秀文化资源，延续彝族精深文化。如何发挥和利用现有资源优势，助推社区主产业旅游业的发展、保障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水平是村寨应当持续探索的一大课题。
三、少数民族移民搬迁迈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经验困境和路径选择
（一）少数民族移民搬迁迈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经验困境
国家和社会在移民搬迁中投入巨大，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贫困居民的物质生活条件，但我们也应该关注到，在搬迁社区的具体建设和治理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只有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才能更好地解决社会矛盾，迈向幸福小康。
少数民族在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等方面都有别于其他地区。而搬迁社区在地域空间、社区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都处于建构阶段，在搬迁社区建设和治理过程中面临着互动、调适和融合等方面的挑战。海坪彝寨社区居民原先所赖以生存的土地大多数已经流转出去或是种植刺梨等经济作物，流转所得和经济作物收入所得偏低;现在通过政府和社会帮扶，落实“一户一就业”的政策，基本满足最低生活保障，但因为文化水平低、专业技能缺乏，可择业范围极窄;海坪彝寨依托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资源形成的特色风情小镇，但是目前在招商募资、景观规划、宣传力度等方面还有待优化;移民搬迁从严格意义来讲是国家和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和自发性结合的制度性变迁，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贫困居民提供了便利的居住环境和社会保障，但從旧居所搬迁落户新址后，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网络、居民村落归属感和认同感便断裂了，导致搬迁社区所承载的社会基础和制度供给往往不足抑或是缺乏;村民个人或群体在社区政治民主建设方面缺乏参与热情和参与能力，存在着政治冷漠现象，在社区事务管理中大都“一切听指挥”，大多单纯只是配合工作，自身缺乏主动性、积极性，这样导致村民自治在一定程度上蜕变为形式，阻碍了社区民主自治的顺利推进。另外，社区公共服务的完善、精英人才的培育、社区干部的治理艺术都深刻影响着社区发展。
（二）少数民族移民搬迁迈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移民搬迁社区所承载的各种资源禀赋为社区治理打下了基础，但是妥善、有效利用这些资源才能为社区治理和发展提供动力。因此在借鉴先进治理经验的基础上，植根于本土环境，依靠本土性资源因地制宜地提高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促进少数民族移民搬迁社区在脱贫攻坚实践中步子迈得稳、迈得实。当然，我们应该也要看到因各方主体协调不适、形式主义的资源耗散[3]、居民文化水平较低、参与社区事务意愿较弱、农村传统的社会差序格局[4]等现实状况，已然成为社区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绊脚石。因此，少数民族移民搬迁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有赖于国家、市场、社会组织、个人等多方的协调适应。在顶层设计时需要考虑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在教育、经济、文化和环境等各方面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积极引进投资，创造比较宽松的投资环境，打通社区发展的整体产业链条，促进社区由“扁平化”向“整体性”发展转变。加大创业扶持和扩大就业规模，协调解决搬迁社区就业难题，为社区居民就近就业提供培训和帮扶。移民搬迁这一集体行动导致民众长期形成的“血缘”和“地缘”联系被肢解，从而在短时间内无法构建新的社区共同意识和社区文化氛围。对此，要结合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本土传统文化资源，通过宣传和动员，建立民间互助组织、举办民族节日活动、社区文娱活动等，重构民众社会支持网络和社区公共性文化生活。同时，推动社区治理主体的能力建设，激发各治理主体的社区共同意识，增强社区事务参与能力，提高社区资源利用效率。另外，在信息化社会，社区干部要创新工作方式方法，运用现代和传统手段了解、走访、联系困难群众，同时提升农村社区居民尤其是年轻人的信息素养，能够运用电话、微信、公众平台等方式为社区治理建言献策以及反映自身关切。
植根于本土治理环境，依托制度性资源、优化政治性资源、统筹社会性资源、激发主体性资源、深挖文化性资源[5]，优化资源结构和效能，才能真正突破乡村治理“内卷化”困境，实现少数民族移民社区治理有序、治理有效。
参考文献：
[1] 李利宏，杨素珍.乡村治理现代化视阈中传统治理资源重构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6，（8）：81-85.
[2] 梅军，李宁阳.彝族传统治理资源的研究综述——基于乡村治理视域[J].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12-16+47.
[3] 王德福，陈锋.论乡村治理中的资源耗散结构[J].江汉论坛，2015，（4）：35-39.
[4]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5] 李珠.从乡村到社区：民族地区农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多维基点探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6，（11）：47-51.
关键词：社区治理;治理资源;治理体系现代化
一、问题的提出
从封建王朝的郡县制度到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从人民公社制度到撤社建乡后的村民自治，尤其在2000年以后农村税费改革并逐步取消，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指出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并首次明确要求“推动社会治理中心向基层下移”。回顾历史经验发现，改革开放是我国农村治理体系更迭的關键时间节点，其后我国由原先“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而形成的“集权统一”的单轨治理模式，形成乡镇政府、村支部、村委会三大治理主体和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乡政村治”治理格局。这些转变充分体现出农村地区在改革过程中所具备的优势制度性资源。农村地区尤其少数民族农村贫困地区大都处于相对封闭且条件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产生活水平较低、开发难度较大、发展前景较窄、公共设施落后、思想观念陈旧等等，农村治理已然成为国家治理行动和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其薄弱环节。为了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现行标准下实现全国人民脱贫目标，国家行政力量、社会组织力量以及民众个人力量倾注到这场前所未有的重大治理行动中。
少数民族移民搬迁社区，因其特有的民族特征，呈现出搬迁移民生活、习惯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异，使他们对于社区生活和社区服务的需求呈现出多层次、多元化的特点，而如何在治理行动中依托外源性资源、刺激内生性资源助推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构建，是我们当下关注的要点。李利宏、杨素珍（2016）在借鉴既往研究的基础上，将治理资源分为传统治理资源与现代治理资源，其中传统治理资源主要包括乡村等社会的文化资源（如伦理、道德、习俗、村规民约）、延续传统乡绅理念的乡贤资源以及乡村传统的组织资源[1]。本文以海坪彝寨社区为例，梳理彝族社区在治理行动中所能依托的治理资源以及其效能如何发挥，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打下坚实基础。
二、少数民族搬迁社区治理行动中所依托的资源要素及其作用发挥
（一）外源性治理资源的输入
1.制度性资源——从统治到治理
从传统社会的国家统治、到近代社会的国家管理、到当前社会的国家治理。我国社会因制度的优越性有崇高的目标宗旨——为人民群众服务。在当前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相比城镇社区，我国农村地区尤其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现实情况更为复杂。这就要求在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制度层面的设计上需要因地制宜，关切百姓需求，使之更能呼应百姓心声，维护百姓权益，提升百姓幸福感。
一直以来，我们都把是否具有地域归属感作为移民搬迁居民融入社区生活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而移民搬迁安置项目的实施不仅使贫困人口在地域空间上进行了转移，在心理层面也需要重新适应。这一切得以保障的前提就是我国长期以来在基层实施的“县—乡—村”的单向度管理模式，尤其是我国对少数民族地区及群众给予的政策优惠使得民族地区农村建设获得“先天”的制度性资源禀赋。海坪彝寨社区正是依靠这种制度性资源禀赋完成了移民搬迁、脱贫摘帽。另外，从封建社会的统治到当前的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在原有的行政体制下更大限度地给予乡村社会自主建设和治理的权限，海坪彝寨社区在社区领导班子设置上主要有支书、主任、副支书、团支书、妇联、民兵连长、文书组成。同时在社区建立幼儿园等学校、菜市场、社区医务室、社区警务室等社会公共服务设施，社区便民服务站设置民政、就业、综合、就医、就学、保姆6个便民服务窗口，完善教育、医疗、社保、养老体系。加强当地产业结构调整、“一村一品”的产业规划、退耕还林、土地流转切实关注百姓所需所求，提高了人民的获得感，满足感。
2.政治性资源——从建设到优化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向美好生活的既定目标，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依据各阶段目标而进行的关乎民生的各种制度建设、组织建设、文化建设是民族地区社区治理的政治性资源。社会治理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核心是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党建引领的治理体制需要发挥社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海坪彝寨社区支书加强社区组织建设，在移民搬迁、脱贫攻坚工作中主动作为，划分工作小组，对点帮扶，通过入户调查、电话、微信联系群众，不断优化工作方式和方法，对接景区管委会（野玉海景区政府管理机构）的领导规划、东西部协作、企业进驻等资源，让社区群众生活舒心、办事放心，取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同时，社区支书协同团支书、妇联、民兵连长等对社区各方面事务统筹安排，尊重乡规民约下的民族习俗，引导村民广泛、积极、理性地参与基层民主建设，推动形成积极有序的自治环境。另外，日益完善的评价和监督体系，使得基层干部在社区治理体系中更加自律，保障了治理行动的公开透明。
3.社会性资源——从零散到统筹
在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民众对于公共服务的差异化需求，单靠政府部门是无法匹配满足的，这时候就需要引进市场、企业、社会组织对这部分缺口进行补充。事实证明，这些非政府组织在教育、医疗、文化、慈善、技术服务等多方面展现出强大的活力。海坪彝寨社区拥有众多的社会性资源：服装加工场、酒店餐饮业、社区合作社、公司等，社区可以针对搬迁群众不同家庭、不同劳动力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岗位举荐，确保了劳动力搬迁家庭实现“一户一就业”，促进了社区居民增收，增强了其自身的生活保障。另外，社区依靠旅游资源、文化资源、生态资源等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立足资源禀赋，将这些社会性资源化零为整、统筹协调、充分挖掘利用，对社区的建设发展起到了长效作用。玉舍森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依托当地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将当地居民纳入到旅游发展这场行动中，体现了当地发展过程中以人为本、统筹全局的发展观。 （二）内生性治理资源的培育
1.主体性资源——从精英到民众
社区治理的主体性资源除了外部的政府、市场和企业外，其内生的主体性资源：社区精英和社区民众应切实加以挖掘并发挥作用。社区精英指的是传统乡贤和现代社区能人等能够促进邻里和谐、带动当地社会发展、民众致富的人才。社区民众在社区治理中的参与度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区治理水平。
一方面，移民搬迁社区的建设发展缺少不了现代乡贤即社区精英（以下称为现代乡贤）的带动，处在转型时期的农村社区治理，单单依靠行政干预的手段，只会形成“强国家—弱社会”的社会形态，从而使政府和民众之间缺乏“沟通—反馈”机制。而社区能人（精英）较一般社区居民往往有着更高的文化水平、更强的利益保护能力、更多的话语权，能够作为社区居民代言人为社区居民的利益和诉求妥善地表达群众意愿。因此，摒弃鱼肉百姓的传统乡绅，培育现代乡贤，为乡村治理提供人才支撑，助推现代乡贤在为群众发声、带领群众致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等方面发挥作用。
另一方面，无论采取何种治理方式，如何拓宽治理内容，治理的服务目标都是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在农村社区，不可忽视的便是社区居民这一大治理主体，既然社区治理的最终目的是为社区居民服务，只有让社区居民真正参与到这一治理行动当中才能增强移民社区居民的归属感，树立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海坪彝寨社区通过院坝会、火塘会、村村响小喇叭、进户宣传动员等方式，及时让群众了解社区治理内容，响应参与治理行动，激发了社区居民的主体意识。因此，培育社区居民的主体性，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了解和满足群众现实需求，是解决社区居民生产生活、尊重其价值追求，保障其根本利益和诉求的关键。
2.文化性资源——从湮没到传承
贵州海坪彝寨位于六盘水市水城县玉舍镇东南部，总面积18.5平方公里。海坪彝寨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将周边6个乡镇35个村的生活贫困的彝族同胞搬出了“穷窝”，并依托自然条件建成了野玉海山地旅游度假区，有着独特的自然旅游资源;以彝族历史文化为基础，建成了海坪彝族文化小镇，成为目前全国面积最大的彝族风格建筑群（建有九重宫殿、太阳历广场、希慕遮广场、支格阿鲁广场、火把广场、彝族历史文化博物馆等）、彝族风情街、商业街、世界纪录认证最大鞭陀博物馆、红色藏品馆、玻璃栈道、观光小火车、及彝族始祖希慕遮雕像等。此外，彝族历史上起夏商，下至明清。海坪二字来源于彝语，意为“欢乐的地方”。有着“铃铛舞”“酒令”“月琴舞”“达体舞”等众多传统彝族舞蹈，众多彝族传统文化资源为其建设发展提供了助燃剂，彝族火把节更是作为一项盛大庆典活动，聚集了周边村寨的彝族同胞，但其辐射范围目前还相当有限。彝族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治理资源[2]，因此，需要将湮没的传统文化深入挖掘，结合时代特点传承优秀文化资源，延续彝族精深文化。如何发挥和利用现有资源优势，助推社区主产业旅游业的发展、保障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水平是村寨应当持续探索的一大课题。
三、少数民族移民搬迁迈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经验困境和路径选择
（一）少数民族移民搬迁迈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经验困境
国家和社会在移民搬迁中投入巨大，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贫困居民的物质生活条件，但我们也应该关注到，在搬迁社区的具体建设和治理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只有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才能更好地解决社会矛盾，迈向幸福小康。
少数民族在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等方面都有别于其他地区。而搬迁社区在地域空间、社区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都处于建构阶段，在搬迁社区建设和治理过程中面临着互动、调适和融合等方面的挑战。海坪彝寨社区居民原先所赖以生存的土地大多数已经流转出去或是种植刺梨等经济作物，流转所得和经济作物收入所得偏低;现在通过政府和社会帮扶，落实“一户一就业”的政策，基本满足最低生活保障，但因为文化水平低、专业技能缺乏，可择业范围极窄;海坪彝寨依托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资源形成的特色风情小镇，但是目前在招商募资、景观规划、宣传力度等方面还有待优化;移民搬迁从严格意义来讲是国家和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和自发性结合的制度性变迁，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贫困居民提供了便利的居住环境和社会保障，但從旧居所搬迁落户新址后，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网络、居民村落归属感和认同感便断裂了，导致搬迁社区所承载的社会基础和制度供给往往不足抑或是缺乏;村民个人或群体在社区政治民主建设方面缺乏参与热情和参与能力，存在着政治冷漠现象，在社区事务管理中大都“一切听指挥”，大多单纯只是配合工作，自身缺乏主动性、积极性，这样导致村民自治在一定程度上蜕变为形式，阻碍了社区民主自治的顺利推进。另外，社区公共服务的完善、精英人才的培育、社区干部的治理艺术都深刻影响着社区发展。
（二）少数民族移民搬迁迈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移民搬迁社区所承载的各种资源禀赋为社区治理打下了基础，但是妥善、有效利用这些资源才能为社区治理和发展提供动力。因此在借鉴先进治理经验的基础上，植根于本土环境，依靠本土性资源因地制宜地提高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促进少数民族移民搬迁社区在脱贫攻坚实践中步子迈得稳、迈得实。当然，我们应该也要看到因各方主体协调不适、形式主义的资源耗散[3]、居民文化水平较低、参与社区事务意愿较弱、农村传统的社会差序格局[4]等现实状况，已然成为社区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绊脚石。因此，少数民族移民搬迁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有赖于国家、市场、社会组织、个人等多方的协调适应。在顶层设计时需要考虑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在教育、经济、文化和环境等各方面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积极引进投资，创造比较宽松的投资环境，打通社区发展的整体产业链条，促进社区由“扁平化”向“整体性”发展转变。加大创业扶持和扩大就业规模，协调解决搬迁社区就业难题，为社区居民就近就业提供培训和帮扶。移民搬迁这一集体行动导致民众长期形成的“血缘”和“地缘”联系被肢解，从而在短时间内无法构建新的社区共同意识和社区文化氛围。对此，要结合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本土传统文化资源，通过宣传和动员，建立民间互助组织、举办民族节日活动、社区文娱活动等，重构民众社会支持网络和社区公共性文化生活。同时，推动社区治理主体的能力建设，激发各治理主体的社区共同意识，增强社区事务参与能力，提高社区资源利用效率。另外，在信息化社会，社区干部要创新工作方式方法，运用现代和传统手段了解、走访、联系困难群众，同时提升农村社区居民尤其是年轻人的信息素养，能够运用电话、微信、公众平台等方式为社区治理建言献策以及反映自身关切。
植根于本土治理环境，依托制度性资源、优化政治性资源、统筹社会性资源、激发主体性资源、深挖文化性资源[5]，优化资源结构和效能，才能真正突破乡村治理“内卷化”困境，实现少数民族移民社区治理有序、治理有效。
参考文献：
[1] 李利宏，杨素珍.乡村治理现代化视阈中传统治理资源重构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6，（8）：81-85.
[2] 梅军，李宁阳.彝族传统治理资源的研究综述——基于乡村治理视域[J].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12-16+47.
[3] 王德福，陈锋.论乡村治理中的资源耗散结构[J].江汉论坛，2015，（4）：35-39.
[4]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5] 李珠.从乡村到社区：民族地区农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多维基点探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6，（11）：47-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