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是贯穿作家平野启一郎作品的母题。
　　平野一岁那年，父亲午睡时因心肌梗塞猝死。其离世的影响在平野十一二岁时逐渐显现。那时，他开始接触一些抽象书籍，生死屡次被探讨。平野常摸着心脏，感知跳动，唯一的死亡经验让他陷入恐惧：隔着皮肉的跳动会不会下一秒就停止？
　　中学一年级，年老的叔父因过度吸烟罹患肺癌病逝，他才知道，原来还有慢慢接近的死亡，自然离去。
　　与死亡相对的生存是平野思考得更多的问题，“我是谁”“人生是什么”“我如何生存”成为日常三省。
　　中学二年级，平野在电车上读完了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被三岛的文字所吸引，开始大量阅读他的作品，并由他开启了阅读之路。“一个口吃的人，内心孤独、阴暗，三岛用华丽的文字表现这种情绪，二者的反差激发了我的强烈共鸣。他喜欢的波德莱尔、巴尔扎克等等19世纪那批作家也成为当时我阅读的选择。”在学校，同学聊天提到的是电视节目和漫画，平野当时乐在其中，但事后只觉自己在迎合，并不是真正的喜欢。
　　类似的体验是学钢琴。平野成长在曾大力发展工业的北九州，同学多是工人的孩子。当地人觉得学钢琴不是件“酷”的事情，但平野喜欢。钢琴教室和游泳教室挨得近，每次他都装作去游泳，悄悄学钢琴。
　　“活出自我”是平野受教育时听到较多的口号，但他困惑，不知道哪个是真正的自我。
　　大学时期，困惑达到顶峰。平野就读于京都大学法学系，只在高中时期写过一次小说。法学专业课程并不吸引他，他延续着十多岁以来的阅读习惯，涉足人类学、宗教学、社会学等门类。有感于1990年代日本经济大萧条和社会板结，加上阪神大地震和奥姆真理教事件的爆发，平野重新拿起了笔，“那时日本没有一条只给年轻人的路，说你只要往这个方向走就可以了。在那个时期，我也没有想成为其他人的想法，只想写作，成为小说家的意愿十分强烈。”平野先后创作了《日蚀》和《一月物语》，他称这两部小说是“太阳”和“月亮”。
　　《日蚀》的故事发生在15世纪的欧洲，巴黎大学神学生尼古拉为了寻求神学异端书籍，远赴佛罗伦萨，途中遇到炼金术士皮埃尔。他因此被卷入一场关于真理与异端的审判。《一月物语》讲述明治三十年，东京的青年诗人真拆为了排解忧郁症踏上旅途，为探求梦魇，他设法与梦中女子相见。
　　平野给《新潮》杂志的编辑写了16页的自荐信，“大概是介绍我的写作主张和一些想法，吸引到对方的关注”，他应邀将《日蚀》稿件寄去，获得杂志头版刊载。为了推荐作品，编辑在按语上称他是“三岛由纪夫再世”。平野因《日蚀》获得了第120届芥川文学奖，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得主，正式走上日本文坛。

　　《日蚀》开始，关于“自我”的探讨以不同形式出现在平野的小说中。《最后的变身》探讨“真实自我”与“暂时自我”的同一性;《无颜者》探讨“真实自我”与“社会自我”的变化关系;《决口》中，平野关于个人的思考已经到了天花板，在下一本小说《曙光号》中，他引入了“分人”的概念。这成为平野至今最主要的认知主张。
　　平野认为，人在不同对象面前会呈现不同的自我，但都是真实的。他们来自于人与具体事物的接触，而非简单的面孔。日本社会固有的观念是人一生只做一个职业，这对一个人自我找寻与认定的要求极高。但在分人理论中，人可以在社会变化中更好地生存，并由此实现自我价值。“这算是与自我和解的方式，也是我希望在小说中探寻的，人在如今社会应该怎样生活。”
　　他的作品是“分人”理论的具象表现：跨度大、类型多样。《日蚀》是典型的西方古典主义描写方式，到了《一月物语》，又成了中国古典与日本怪谈的结合，《无颜者》聚焦网络时代，《曙光号》则是一本科幻小说，分人理论形成后，他甚至还出了一本《何为自我——从“个人”到“分人”》，详细阐释了分人理论。他的每一本书都在“自我”母题下表现着不同的面貌，这使他的作品看起来极具野心。
　　日本评论家三浦雅士曾评论平野的作品：“通常来说，一个小说家在其第二部、第三部作品时，其守备范围就已经明了了，创作风格显现出来。然后使其创作风格稳步发展，主题与方法的坐标轴逐渐稳定下来，读者们便开始安心地关注其走向。赞叹也好，沮丧也罢，都是在其风格限度内。但平野启一郎不是，正当你认为他采用了坚实的自然主义风格的手法时，他又展开了令人不得不想起现代诗破天荒的语言实验。这位作家就是思想犯。他作品的出版，就像是他在嘲笑我们的困惑。他是个谜一样的作家。”
　　平野本人是分人理论的具体案例：他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小说家，同时也是文学评论者，也关心时事，热衷媒体活动。除此之外，他精通古典、摇滚音乐，在日本乐坛有“速弹名手”之称。
　　随着年纪增大，平野原有的困惑与恐惧渐渐消弭。父亲去世时只有36岁，他自认这是生命的deadline，他甚至围绕这个话题写了一本《填满空白》。36岁生日那天，父亲死亡带来的影响终于彻底离去。“现在我已经43岁了，会慢慢比父亲越来越大，这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新的恐惧迎面而来，“死到底是怎样的状态，和你的未来到底有什么关联呢？” 　　“生存”的探究也延伸到了下一阶段，“我现在比较关注人的自由意志问题。人从一出生就开始开拓自己的命运，但是到最后可能都没能改变，这种主题我很喜欢。人的命运受外界环境的影响，这是人生的哲学问题。以‘命运’为主题的故事，是我最近关注的方向。”

文学的存在能让我活下去

　　人物周刊：《日蚀》表面上在探究人和神学之间的关系，涉及了大量宗教学知识，但你并不是相关专业出身，怎么去获取相关知识并顺畅地把这些融入到作品中？
　　平野启一郎：我就读于一所基督教初中，也喜欢波德莱尔和巴尔扎克等等受基督教影响很深的文学家，同时阅读了大量米尔恰·伊利亚德的宗教学作品，我非常喜欢他。我当时一直困惑，一直想很多东西，觉得如果有宗教或者信仰能够来救赎我其实也不错。最后还是文学救了我。
　　人物周刊：所以《日蚀》写的关于异教徒和宗教的对抗，是你在寻求以宗教解决自我问题的过程？
　　平野启一郎：不论是宗教还是当今的社会，很多团体增强团结性的其中一个手法是把这个团体当中的异类拿出来处决，用这种方式让大家团结一致，中世纪的基督教也是如此。对我来说，我感觉自己永远在组织之外，这反而能让我看到更多可能性。在《日蚀》中的表现便是异教和宗教的冲突。
　　人物周刊：那时候你怎么看待人和神之间的关系？
　　平野启一郎：我不信神，所以《日蚀》之后的作品渐渐回到人类社会当中。《日蚀》写于90年代，当时很多年轻人需要去找到信仰，但是日本社会经历了经济危机，很萧条。大家都很迷茫，整个社会什么东西有价值？要去往哪里？根本没有想清楚。整个社会都在寻求救赎，文学的存在让我生活下去，一些人则选择求助宗教，但奥姆真理教事件的发生，让大家对宗教的热爱淡下来。

　　人物周刊：你剛刚说作品在《日蚀》之后回归了现实，但下一部作品《一月物语》是偏神话的内容。
　　平野启一郎：严格意义上来说，《一月物语》的原型和一些灵感其实是早于《日蚀》的，《一月物语》相当于月亮，《日蚀》相当于太阳，它们像一对兄弟，是一个组合。《一月物语》没有任何教义的影响，描写主人公在没有神的条件下，自我到底在哪里。其中也有描写到他在奈良的山里面，好像被困在里面的处境。
　　《一月物语》以日本浪漫主义诗人北村透谷为原型，他25岁就自杀了。他为了不让人生变得走不下去，想到的解脱方式是将自我和自然融为一体。自我和自然达到一体的状态是《一月物语》的灵感雏形。
　　人物周刊：你之前提到，北村透谷最吸引你的是他对于爱情的写作，以及通过爱情写作透露出的自我意识觉醒。在北村还活着的时代，这在日本是比较罕见的想法吗？当时日本人对自我意识的认知情况是怎么样的？
　　平野启一郎：在明治时代以前，没有人像他那样描写恋爱。北村透谷追根问底——恋爱对人生到底有多重要？他认为即使你的人生在很多地方都失败了，但是你能去爱一个人就是成功的，这样的想法在明治时代很新鲜。
　　对比90年代的日本，很多人的热情很高涨，也满怀着憧憬，但是他们不知道要把这样的热情和憧憬放在什么地方、去做什么。“热情”这个词也是北村透谷提到的。不知道做什么，北村透谷归结为爱，大家可以去恋爱。《一月物语》其实在讲，人在梦想和现实中间摇摆，到底满怀热情是为了什么，把热情落在什么上面，这在当时社会是很大的问题。
　　人物周刊：根据《日蚀》和《一月物语》创作的背景，那时候的年轻人处于迷茫的状态，金融危机、奥姆真理教、世纪末的预言……各方面都有一系列冲击，社会也进入一个板结的状态，这种情况下年轻人依然拥有热情吗？
　　平野启一郎：刚才我的表述可能有一些问题，并不是指大家都处于热情高涨的状态，而是说想要满怀热情，想要有憧憬，但是你没有目的，有力无处使。当时就业情况也不好，大家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对这个社会有什么帮助，也不知道能给这个社会带来什么，“为了什么而存在”这一点大家都会去思考。虽然说大家很迷茫，但是想做点什么的心情是有的，但就是不知道做什么。
　　人物周刊：在这样的情况下更容易激发人向内自我探寻的欲望？
　　平野启一郎：人们在找某样很大的东西自我支撑，但很难找到，最后可能走向极端主义。对我来说，这激发了我投身文学。同时在思想方面，我意识到不只有一个自己，可能还有某个小小的自己是在发光的，你接受这样的状态的话，会以一个更开放的姿态发现许多新的东西，能在认清自己之后很现实地生活。
　　人物周刊：这是自我和解？
　　平野启一郎：可以这样说。我也有很痛苦的一段时间，大学期间和分人理论提出前，投身文学和分人理论解决了痛苦。

脸是一种极端的管理方式

　　人物周刊：《日蚀》和《一月物语》是在90年代大背景下写出来的，但一本写的是文艺复兴时期，一本写的是明治维新时期，这都跟当时的日本隔得比较远。
　　平野启一郎：刚才也说过90年代的日本，大家都不知道要去哪里，我们必须要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日蚀》设立在现代思想开始产生的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现代是由文艺复兴开始的，文艺复兴来临前的时光，我觉得和90年代的日本很相近。《一月物语》设立在1890年代，是欧洲现代思想进入日本的这个时刻。能够让大家回去想，现代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比如说像《日蚀》设定的时间在文艺复兴的前期，当时基督教整体的势力在减弱，文艺复兴还未开始，出现了很多神秘主义，像魔女的审判庭这样的场景，社会也处于一种迷茫的状态。这点跟当时的日本是类似的。
　　人物周刊：但日本经历了90年代，似乎并没有像欧洲经过文艺复兴那样迎来新阶段。
　　平野启一郎：变好也不一定是要跟他们一样。那个时候日本也进入了一个现代化——网络出现了。
　　人物周刊：《无颜者》便是描写网络社会给人带来的关系变化，新的时代特征让你感知到人和人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平野启一郎：随着网络的出现，我们可以非常轻易地联系到一个人，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更近了。情绪也可以通过网络轻易表达。同时，网络的匿名性让人作为一个统一人格的构造解体了，“分人”变得更加容易，也加速了我对分人概念的定格。
　　人物周刊：《无颜者》写作于2006年，网络尚未全面进入社会与生活。两个主角拍摄裸体视频上传，之后被发现，网络身份与现实身份勾连，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当时的你怎么看待网络和社会的关系？
　　平野启一郎：当时网络和现实这两个世界有着比现在更明显的阻隔，你在网上做了什么，现实生活中不知道。现在这个社会，像社交网络的发达让网络和现实的联系变得更强了，你把脸遮起来放一些裸体的视频，大家多多少少也可以猜得到。当时写作，在网络刚刚出现的时候，这些人把脸藏起来做一些可能和常理不太符合的事情，变得非常有人气，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些人是站在时代前端的。
　　不是说他们给大家带来了非常明亮的未来，而是说他们做了以往的人没有做的事情，正好他們做的东西触碰到某个体系的问题，那正好是抓住了时代的变化。

　　人物周刊：触碰到了哪个体系中的什么问题？
　　平野启一郎：两个主人公在现实生活中有自己的脸，做着与之相符的行动，在网络上变成了透明的人。两个空间对应地出现两个我，一个是有脸孔的一个是没有脸孔的。但现在的社会脸需要统一，脸是对于自我ID认证的重要凭证。他们是最先的一批人，认识到了如果把自己的脸藏起来，就可以获得一定的自由。这是与社会体系要求相悖的。
　　人物周刊：脸对应的是人的负担？
　　平野启一郎：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现在通过人脸去支付、去坐飞机通过安检，酒店通过人脸去识别，社会通过每个人的脸在运行。如果我们的脸没有这样被管理，我们可能更加自由，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脸是一种负担。对于好人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对于坏人来说非常麻烦。这个跟信用体系也会发生关联，如果你能通过脸去支付，其实就证明你在付款这方面的信用没有任何问题。脸是一种很极端的管理工具。

人格的分散和统一会一直交替拉扯

　　人物周刊：按照你刚刚的说法，抛弃脸是获得自由的一种方式，但随着网络和社会不断融合，现实和网络勾连加深，仅仅抛弃脸好像并不能获得自由了。
　　平野启一郎：在《曙光号》里我谈到了这个问题，是一个科幻小说，把时间定在2033年，讲的就是人的脸里面藏着许多物质的变化，你能有四张脸、五张脸。但其实现在这个时代，也有很多人戴着墨镜、戴着口罩从某个普通的摄像头后面把自己的身份隐藏起来。
　　人物周刊：这是分人的具体表现形式吗？
　　平野启一郎：人去不同的场所会有不同的自我，会把人格分散。人生来是想自由的，但是从社会的管理来看是希望统一起来，人格的分散和统一会一直交替拉扯。社会想管理，人不想被管理，两种力量在博弈。
　　我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假设在日本某个时代，上层的管理者希望国家的思想统一，不允许国民有其他的人格存在，但是人只要跟其他国家的人交流就知道，我现在所处的这个国家好像有点不太对劲。这样的时代就会有一些秘密审判，把很多人处以极刑，在那个时代国家希望所有的人格和价值观都是单一的。从我的角度来看，人应该要有多个价值观，是多样的。
　　再举一个例子，我会在亚马逊上面买东西，购买和浏览的记录都会被留下来，超市、便利店会共享这个数据，给我推荐类似的东西。我进入了一个循环，出不来。
　　人物周刊：久而久之人格就被这些推送的数据所固定了？
　　平野启一郎：人的活动通过这个数据被统一管理之后，连买东西都会陷入这个循环出不来。事实证明现在人的自由在渐渐地变少，这也是削弱自由能力的一种表现。同时，社会是有期待的，希望人是怎样一种人格，一旦发生了私下人格和社会上期待的人格的对立，就会带来问题。
　　人物周刊：我们应该怎么处理不同分人之间的关系？
　　平野启一郎：日本这个社会对人有多重人格持否定态度。比如背地做什么事，日语单词有消极的意思。比如说日语的“八方美人”，对应中国的“八面玲珑”，在日本也是不好的意思。在日本，多义多元被传统的思想所否定。
　　既然一个人有多重人格，那社会就有这些人格之间的对话产生，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格遇到一个优秀的人受到影响，这个人格也渐渐地变得优秀了，在自己内部变得优秀的这个人格，其实也会跟其他人格对话，让其他的人格变得更好。相反的例子，一个人格因为某些原因变得不好了，其实对其他人格也有影响。
　　其实不同的人格如果都展现出来并且得到社会的认可，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比如LGBT群体对自己的性取向有怀疑，如果他们说出这种事情都会被轻视和看不起，就会把自己这个人格藏起来。

“分人”对抗“无力感”

　　人物周刊：《日蚀》和《一月物语》都以旅行开始，在你看来，旅行是认知自我的很重要的方式？
　　平野启一郎：因为对我们一直过的日常生活来说，旅行就是一种非日常的体验。
　　人物周刊：自我认知需要通過非日常的方式？
　　平野启一郎：也不能说非日常的体验是必要的，在2000年到2010年之间，日本其实有一个寻找自我的热潮。很多人都是把工作辞了然后去外面旅游，但我不确定这是否必须。其实这是90年代对自我认知的不安，一直持续到2000年，通过这个热潮，我看到了大家的不安。
　　人物周刊：旅行是释放不安情绪的一种形式？
　　平野启一郎：其实要探究自我，跟有没有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是有关系的，工作也是自我定义里非常大的一部分。当时整体经济状况不好，有的人找到了工作却并不满意，把工作辞掉了去旅行，为的就是探寻自己到底是怎样的自己，到底适合怎样的工作。旅行可能能够得到答案。2010年之后，日本的经济更不好了，渐渐地，你不喜欢这个工作，你也没法辞职，寻找自我的旅行热潮就结束了。
　　人物周刊：这涉及到另一个问题了，你刚刚提到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去开拓自己的命运、找寻真实自我，但事实上我们努力了很长的时间，可能最后什么都改变不了，命运其实呈现了一种无力感。
　　平野启一郎：一个人的努力有时确实会被浪费，变得没什么意义或作用，正是因为这样，整个社会才应该去做一个构造，去救这些人，这是社会的使命，社会需要使命。例如教育制度让贫民有了通过考学改变人生的机会，社会制度能够改变人。
　　人物周刊：你也提到，日本社会呈现着比较丧的整体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之下，我们还怎么企图通过每个人的努力凝聚成整个社会的努力，再改变整个社会？
　　平野启一郎：这种努力如果不是为了某一个空想，而有具体的事例，是有成效的，比方说日本社会如果遇到一个大家有争论的不好的现象，民众会通过给政府一些建议和施压，让政府去出台一些政策，去投票决定一些事宜。出现这种社会现象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它是不好的，要认清现实然后去寻找具体的解决方法。
　　人物周刊：分人理论就是我们面对命运无力感的方法？
　　平野启一郎：是的，人如果分成好多个人，其中有一些部分不顺利，有一些部分可能是比较顺利的，你这样处理的时候，不顺利的部分可能就会变小吧。
　　人物周刊：你提到日本社会是越来越丧了，那你觉得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还是会一直黑暗下去？
　　平野启一郎：我有时候也会有悲观的想法，但是一味地悲观没什么用，日本有的人在挑战一些新的东西，这让我还是充满着希望的，对我个人而言，我想通过小说把局面带向更好的状态。
　　人物周刊：什么状态？
　　平野启一郎：让这个社会多元化，承认更多元的价值，把贫困和富有的差距缩小一些。
　　（感谢张嫣协助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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