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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一直是影响我国国家传统安全的重要变量。近年来，随着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持续推进，我国的军事压力不断增大。未来，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将如何调整，其是否会抛弃现有的“再平衡”战略，我国面临的军事威胁和压力是否会有所减轻？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既需要分析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偏好，也需要从总体上全面审视中美关系。
即将到来的对华战争？
2016年12月初，英国一部纪录片一时间占据了世界各大媒体的版面，也引发了国人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因为它有一个极具震撼效应的名字——《即将到来的对华战争》。这部纪录片认为，美国针对中国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成为现实。结论有些耸人听闻，但拍摄纪录片的澳大利亚记者约翰·皮尔格绝非汲汲于名利的小记者，而是一位已经成名的调查记者，他曾两度荣获英国新闻界最高荣誉“年度记者”，还曾获“年度国际记者”和“联合国媒体和平奖”等众多奖项。记录片的风格也以平淡叙事为主，其目的是告诉观众：“中美或许会走向战争，并且核战争也不是不可能的。”
无独有偶，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兰德公司2016年也发布了名为《与中国的战争：仔细思考难以想象之事》的研究报告。报告明确指出：“美国与中国爆发战争对两个国家、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的破坏如此之大，似乎是难以想象的。但其并非是不可能的：围绕几个地区问题，中国和美国正激烈交锋，这可能导致军事对峙甚至暴力冲突”，“中美战争——一场可能耗费巨大的大规模战争——并非只是想象。”实际上，2012年以来，在西方学界，中美战争已经由一个不可想象的问题，逐渐上升为一个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愿意拿当前中美关系与一战之前的英德关系作类比，用以揭示中美之间冲突或战争的风险。以“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新美国安全中心”等为代表的一些智库，更是加紧研究在“空海一体战”作战构想的基础上破解美国所谓的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战术和战法，大有一副中美战争即将到来的态势。
冷静观察当前中美关系大势，可以说，虽然媒体和智库对于中美战争的关注和研究大幅增加，但并不意味着中美战争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毕竟这样的战争必将给两国乃至世界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并不符合两国根本利益，也绝非明智选择。即便如此，这种趋向也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因为它至少反映了中美军事领域竞争日趋激烈的现实，也表明军事压力和军事手段正日益成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重要选项。
2016年11月19日，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与美军退休上将詹姆斯·马蒂斯在特朗普国际高尔夫球俱乐部会面。在当年12月1日，特朗普正式提名马蒂斯为美国第26任国防部长。
中美军事领域竞争趋于激烈的根本原因在于两国结构性矛盾的不断上升。对于中国的快速崛起及其对美国的影响，美国战略界日益占据主流的观点是：“中国现在和未来几十年里都是美国最重要的竞争者。中国的崛起已经在地缘政治、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上构成了对美国力量及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挑战。”
美国尤为关注的是中国军事力量的快速发展。长期以来，强大的军事力量一直是美国世界霸权的主要支柱，被视为美国“最重要、最显赫的战略资产”。因此，中国不断推进的军事能力建设，尤其是 “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发展，直接刺痛了美国霸权最为敏感的神经，成为美国政府、军方及智库集中关注并着力应对的“问题”。我们看到，美军日益明确地把中国锁定为西太平洋的主要威胁和挑战。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历次的《国家军事战略》报告或是把中国作为潜在对手，或称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在2015年的《国家军事战略》中，美国明确将中国定性为“修正主义国家”，宣称中国“修改国际秩序的关键方面，并以威胁我们国家安全利益的方式行事。”2016年，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其《防务态势声明》中更是明确将中国与俄罗斯、伊朗、朝鲜及“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并列为美国面临的五大安全“挑战”。这无疑进一步激化了两国的结构性矛盾，强化了军事竞争态势，进而直接导致了近年来中美军事和战争问题热度的不断上升。
从“再平衡”到“第三次抵消战略”
总的来看，“再平衡”和“抵消战略”是奥巴马政府在军事方面应对中国崛起的两大战略。前者主要加强针对中国的军事力量布势，后者着眼重新打造美军的绝对技术优势。
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之初，美国正面临着类似20世纪70年代初那样的重大战略困境：深陷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泥潭，世界金融危机重创美国经济，政府面临强大的财政紧缩压力。困境之下，奥巴马总统选择了“战略收缩”，加快了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的撤军步伐，减少了在欧洲地區的军事部署，设定自动减支程序大幅削减国防预算。但奥巴马政府的战略调整绝非全面收缩，与全球尤其是欧洲地区相对收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不断加大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关注和投入。2011年下半年美国政府正式推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2012年1月，美国国防部发布了防务战略指南《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的国防优先事项》，确立了美军“向亚太地区再平衡”的基本调整方向。同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重点阐述了美军亚太“再平衡”的主要举措。
根据设想，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等多个方面的“再平衡”。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军事方面无疑是最高调，也是最扎实的。不断强化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亚太地区传统盟国的军事联盟，强调以“地理上更加分散、行动上更有弹性、政治上更可持续”的方式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力争在2020年前把60%海空力量及相同比例的太空和网络作战力量部署至亚太地区，优先将F-22、F-35、“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等最先进的作战平台部署至该地区。针对设想中的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和能力，美国还提出了“空海一体战”作战概念并积极付诸实践和操作。 然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不断推进，并没有取得美国预想的效果。该战略直接导致了东海和南海争端急剧升温，虽给中国制造了麻烦，却也“刺激”了中国，促使中国更加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更加自信地展示力量。不仅如此，美国亚太盟国及军事基地和军事存在面临的“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却没有丝毫减轻，美国的绝对军事优势正快速流失，“空海一体战”构想也缺乏足够的军事能力支撑。2014年11月为了在财政紧缩和国防减支的背景下，加强美国的军事能力建设，巩固绝对军事优势，奥巴马政府推出了“第三次抵消战略”。
冷战期间，美国针对苏联先后提出过两次“抵消战略”，核心都是利用技术优势抵消苏联军事力量的数量优势。美国认为前两次“抵消战略”都取得了成功。当前的“第三次抵消战略”明显继承了前两次“抵消战略”的理论逻辑，仍然强调以非对称方式，充分发挥美国的技术优势，通过创新尤其是颠覆性技术创新，“谋求把竞争的轴线转至美国拥有重大而持久优势的领域，增加对手应对美国行动的成本，帮助美国建立长期的竞争优势。”
但当前的“抵消战略”又区别于前两次“抵消战略”：其“抵消”对象主要是中国;依赖的技术基础更加广泛多元，颠覆性更强，其着力点包括超智能无人武器系统等在内的十余项颠覆性技术，涉及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等多个不同领域，如此大量的颠覆性技术应用于军事领域，产生的颠覆性效果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想象;军事威慑更加突出，强调通过构建“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向美国的“对手”实施“拒止式威慑”和“惩罚式威慑”，以较小的成本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可以想象，“第三次抵消战略”的推进实施将给我国军队建设和国家安全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和威胁。
总体上看，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相对较为克制，但其亚太“再平衡”战略和“第三次抵消战略”也给中美关系带来了深远的战略影响：一是导致中美关系中军事竞争的成分不断增加，并促使包括南海在内的西太平洋地区快速成为中美角力的焦点。尤其是2015年以来，在南海问题上，美国由幕后走上台前，导致南海问题由中国与其他声索国之间的较量，演化成为中美两国在南海地区的博弈。二是扩大了中美军事竞争的领域，导致两国军事竞争从传统领域不断向太空、网络和深海等新兴领域拓展。“第三次抵消战略”重点发展太空、网络、深海等领域的技术，试图强化美军在这些领域的优势，这将给中国的国家安全带来新的威胁和挑战，也不可避免地会把两国的军事竞争引向这些新型领域。
特朗普的亚太政策：超越“再平衡”？
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之后，中国国内出现了一些比较乐观的预期，认为特朗普上台后将会调整亚太“再平衡”战略，为中国崛起提供更为宽松的国际空间。但特朗普政府逐渐浮出水面的核心决策班底，以及特朗普本人在台湾、南海等问题上的言论和行动，使越来越多的人感到，特朗普政府上台给我国带来的挑战要远多于机遇。特朗普执政之后，我国面临的军事威胁和压力也很可能会上升。
纵观美国历史，几乎每个新任总统上台之后——哪怕与上任总统同属一个党派，都会对前任政策作出调整。早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就对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因此特朗普上台之后必将对之进行调整。但是，特朗普批评的是奥巴马的亚太政策过于“软弱”。有理由认为，特朗普虽可能抛弃“再平衡”的提法，但其不会减轻对我国的军事压力。
从执政团队来看，特朗普政府“军味”十足。特朗普政府中许多关键职位都由退役军人担任：海军陆战队退役上将詹姆斯·马蒂斯将出任国防部长;将出任国土安全部部长的约翰·凯利同样曾是海军陆战队的上将;退役中将迈克尔·弗林将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在海豹突击队服役长达23年的瑞安·辛克将任内政部长;此外，拟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的基思·凯洛格也是退役陆军中将。如此多的退役军人进入特朗普政府的核心决策团队，在20世纪以来的美国历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虽然“军味”十足的政府并不意味着更倾向于发动战争，但也会或多或少地增强特朗普政府政策的军事倾向。
从外交政策工具来看，军事仍是美国具有明显优势且最为划算的手段。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外交政策呈现明显的军事化倾向。美国军事理论家理查德·科恩明确指出：“今天的美国外交压倒性地依赖军队，因为它如此强大，如此有效，而且如此轻易地招之即来。”就中美关系来看，与经济和金融手段相比，美国在军事方面对我国拥有的优势更为巨大，军事手段仍将是美国政府对华施加压力和影响的重要政策工具。假使特朗普对中国的经济和金融“攻势”无法取得预期效果，他很可能通过强化军事压力来迫使中国作出让步。
特朗普习惯于不按常理出牌，其对外政策的突出特点就是一个“变”字，因此他的亚太政策将如何调整还很难说。但综合分析特朗普的性格特點及其核心决策班底，以下几个政策趋势值得高度关注：
一是大力推进军备建设。特朗普的一个重要竞选口号就是“使美国再次强大”，军事强大自然是美国再次强大的重要方面，重建美国的绝对军事优势将成为特朗普的重要政策目标。2011年出台的《预算控制法》导致近五年来美国国防预算一直处于紧缩状态，制约了美国军力的发展，遭到了美国军方及部分战略学者的严厉批评。例如，即将接任国防部长的马蒂斯指出：“愚蠢的财政紧缩对美军造成的破坏远比战场上的任何一个对手都要严重。”竞选期间，特朗普团队提出了大规模军备建设计划，包括将海军舰艇由现在的272艘增加至350艘。近期，特朗普又强调美国必须大幅增强核能力。可见，特朗普政府大力推进军备建设的总体趋势比较明显，美国强化亚太地区军事存在和军事布势的总体趋势不会改变。
二是积极发挥盟国作用。特朗普大选期间强调要让盟国分担更多的防务责任和费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将弱化与盟国的关系。我们看到，特朗普当选之后，其对日本和韩国领导人都表达了对联盟关系的重视。即将出任国防部长的马蒂斯在2016年发表的文章中描述了美国联盟政策的走向，他认为：“我们的战略必须是恢复与盟国稳固的军事联系”，应加强与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传统盟国的关系，同时积极发展与印度、越南等国关系，拓展美国的联盟;更注重发挥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的作用，让盟国分担更多的责任，共同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美国还应积极构建新型同盟伙伴关系，通过沟通与互动消除与伙伴国的分歧和差异;此外，他还强调，“构建联盟的核心是言必信，行必果”，美国必须采取措施增强承诺的可信度。可见，马蒂斯主导下的美国国防政策，仍将以强化亚太盟国为重要内容。
三是冒险性增强。竞选期间和当选之后，特朗普先后多次在南海和台湾问题上发表挑衅性言论，2016年12月2日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打破近40年来的中美默契，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通电话，这“表明他有玩边缘政策（brinkmanship）的偏好”。特朗普此举既是一种试探，也表明他有更多地打“台湾问题”这张牌的可能。方式包括利用台湾问题向中国施加压力，甚至不排除利用台湾在南海地区的特殊地位，在南海问题上向我方发难。
总而言之，特朗普政府虽然可能将当前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弃之一边，但其仍会延续增强亚太军事存在、加大对我国军事压力的总体政策趋向，甚至不排除采取更加强硬、更具冒险性军事政策的可能。对此，我们需要做好充分准备。既要做好在关系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针锋相对的准备，又要稳妥地处理矛盾与争端，加强危机防范与管控，积极维护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
（作者为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副教授）
即将到来的对华战争？
2016年12月初，英国一部纪录片一时间占据了世界各大媒体的版面，也引发了国人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因为它有一个极具震撼效应的名字——《即将到来的对华战争》。这部纪录片认为，美国针对中国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成为现实。结论有些耸人听闻，但拍摄纪录片的澳大利亚记者约翰·皮尔格绝非汲汲于名利的小记者，而是一位已经成名的调查记者，他曾两度荣获英国新闻界最高荣誉“年度记者”，还曾获“年度国际记者”和“联合国媒体和平奖”等众多奖项。记录片的风格也以平淡叙事为主，其目的是告诉观众：“中美或许会走向战争，并且核战争也不是不可能的。”
无独有偶，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兰德公司2016年也发布了名为《与中国的战争：仔细思考难以想象之事》的研究报告。报告明确指出：“美国与中国爆发战争对两个国家、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的破坏如此之大，似乎是难以想象的。但其并非是不可能的：围绕几个地区问题，中国和美国正激烈交锋，这可能导致军事对峙甚至暴力冲突”，“中美战争——一场可能耗费巨大的大规模战争——并非只是想象。”实际上，2012年以来，在西方学界，中美战争已经由一个不可想象的问题，逐渐上升为一个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愿意拿当前中美关系与一战之前的英德关系作类比，用以揭示中美之间冲突或战争的风险。以“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新美国安全中心”等为代表的一些智库，更是加紧研究在“空海一体战”作战构想的基础上破解美国所谓的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战术和战法，大有一副中美战争即将到来的态势。
冷静观察当前中美关系大势，可以说，虽然媒体和智库对于中美战争的关注和研究大幅增加，但并不意味着中美战争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毕竟这样的战争必将给两国乃至世界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并不符合两国根本利益，也绝非明智选择。即便如此，这种趋向也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因为它至少反映了中美军事领域竞争日趋激烈的现实，也表明军事压力和军事手段正日益成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重要选项。
中美军事领域竞争趋于激烈的根本原因在于两国结构性矛盾的不断上升。对于中国的快速崛起及其对美国的影响，美国战略界日益占据主流的观点是：“中国现在和未来几十年里都是美国最重要的竞争者。中国的崛起已经在地缘政治、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上构成了对美国力量及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挑战。”
美国尤为关注的是中国军事力量的快速发展。长期以来，强大的军事力量一直是美国世界霸权的主要支柱，被视为美国“最重要、最显赫的战略资产”。因此，中国不断推进的军事能力建设，尤其是 “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发展，直接刺痛了美国霸权最为敏感的神经，成为美国政府、军方及智库集中关注并着力应对的“问题”。我们看到，美军日益明确地把中国锁定为西太平洋的主要威胁和挑战。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历次的《国家军事战略》报告或是把中国作为潜在对手，或称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在2015年的《国家军事战略》中，美国明确将中国定性为“修正主义国家”，宣称中国“修改国际秩序的关键方面，并以威胁我们国家安全利益的方式行事。”2016年，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其《防务态势声明》中更是明确将中国与俄罗斯、伊朗、朝鲜及“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并列为美国面临的五大安全“挑战”。这无疑进一步激化了两国的结构性矛盾，强化了军事竞争态势，进而直接导致了近年来中美军事和战争问题热度的不断上升。
从“再平衡”到“第三次抵消战略”
总的来看，“再平衡”和“抵消战略”是奥巴马政府在军事方面应对中国崛起的两大战略。前者主要加强针对中国的军事力量布势，后者着眼重新打造美军的绝对技术优势。
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之初，美国正面临着类似20世纪70年代初那样的重大战略困境：深陷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泥潭，世界金融危机重创美国经济，政府面临强大的财政紧缩压力。困境之下，奥巴马总统选择了“战略收缩”，加快了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的撤军步伐，减少了在欧洲地區的军事部署，设定自动减支程序大幅削减国防预算。但奥巴马政府的战略调整绝非全面收缩，与全球尤其是欧洲地区相对收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不断加大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关注和投入。2011年下半年美国政府正式推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2012年1月，美国国防部发布了防务战略指南《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的国防优先事项》，确立了美军“向亚太地区再平衡”的基本调整方向。同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重点阐述了美军亚太“再平衡”的主要举措。
根据设想，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等多个方面的“再平衡”。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军事方面无疑是最高调，也是最扎实的。不断强化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亚太地区传统盟国的军事联盟，强调以“地理上更加分散、行动上更有弹性、政治上更可持续”的方式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力争在2020年前把60%海空力量及相同比例的太空和网络作战力量部署至亚太地区，优先将F-22、F-35、“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等最先进的作战平台部署至该地区。针对设想中的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和能力，美国还提出了“空海一体战”作战概念并积极付诸实践和操作。 然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不断推进，并没有取得美国预想的效果。该战略直接导致了东海和南海争端急剧升温，虽给中国制造了麻烦，却也“刺激”了中国，促使中国更加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更加自信地展示力量。不仅如此，美国亚太盟国及军事基地和军事存在面临的“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却没有丝毫减轻，美国的绝对军事优势正快速流失，“空海一体战”构想也缺乏足够的军事能力支撑。2014年11月为了在财政紧缩和国防减支的背景下，加强美国的军事能力建设，巩固绝对军事优势，奥巴马政府推出了“第三次抵消战略”。
冷战期间，美国针对苏联先后提出过两次“抵消战略”，核心都是利用技术优势抵消苏联军事力量的数量优势。美国认为前两次“抵消战略”都取得了成功。当前的“第三次抵消战略”明显继承了前两次“抵消战略”的理论逻辑，仍然强调以非对称方式，充分发挥美国的技术优势，通过创新尤其是颠覆性技术创新，“谋求把竞争的轴线转至美国拥有重大而持久优势的领域，增加对手应对美国行动的成本，帮助美国建立长期的竞争优势。”
但当前的“抵消战略”又区别于前两次“抵消战略”：其“抵消”对象主要是中国;依赖的技术基础更加广泛多元，颠覆性更强，其着力点包括超智能无人武器系统等在内的十余项颠覆性技术，涉及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等多个不同领域，如此大量的颠覆性技术应用于军事领域，产生的颠覆性效果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想象;军事威慑更加突出，强调通过构建“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向美国的“对手”实施“拒止式威慑”和“惩罚式威慑”，以较小的成本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可以想象，“第三次抵消战略”的推进实施将给我国军队建设和国家安全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和威胁。
总体上看，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相对较为克制，但其亚太“再平衡”战略和“第三次抵消战略”也给中美关系带来了深远的战略影响：一是导致中美关系中军事竞争的成分不断增加，并促使包括南海在内的西太平洋地区快速成为中美角力的焦点。尤其是2015年以来，在南海问题上，美国由幕后走上台前，导致南海问题由中国与其他声索国之间的较量，演化成为中美两国在南海地区的博弈。二是扩大了中美军事竞争的领域，导致两国军事竞争从传统领域不断向太空、网络和深海等新兴领域拓展。“第三次抵消战略”重点发展太空、网络、深海等领域的技术，试图强化美军在这些领域的优势，这将给中国的国家安全带来新的威胁和挑战，也不可避免地会把两国的军事竞争引向这些新型领域。
特朗普的亚太政策：超越“再平衡”？
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之后，中国国内出现了一些比较乐观的预期，认为特朗普上台后将会调整亚太“再平衡”战略，为中国崛起提供更为宽松的国际空间。但特朗普政府逐渐浮出水面的核心决策班底，以及特朗普本人在台湾、南海等问题上的言论和行动，使越来越多的人感到，特朗普政府上台给我国带来的挑战要远多于机遇。特朗普执政之后，我国面临的军事威胁和压力也很可能会上升。
纵观美国历史，几乎每个新任总统上台之后——哪怕与上任总统同属一个党派，都会对前任政策作出调整。早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就对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因此特朗普上台之后必将对之进行调整。但是，特朗普批评的是奥巴马的亚太政策过于“软弱”。有理由认为，特朗普虽可能抛弃“再平衡”的提法，但其不会减轻对我国的军事压力。
从执政团队来看，特朗普政府“军味”十足。特朗普政府中许多关键职位都由退役军人担任：海军陆战队退役上将詹姆斯·马蒂斯将出任国防部长;将出任国土安全部部长的约翰·凯利同样曾是海军陆战队的上将;退役中将迈克尔·弗林将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在海豹突击队服役长达23年的瑞安·辛克将任内政部长;此外，拟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的基思·凯洛格也是退役陆军中将。如此多的退役军人进入特朗普政府的核心决策团队，在20世纪以来的美国历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虽然“军味”十足的政府并不意味着更倾向于发动战争，但也会或多或少地增强特朗普政府政策的军事倾向。
从外交政策工具来看，军事仍是美国具有明显优势且最为划算的手段。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外交政策呈现明显的军事化倾向。美国军事理论家理查德·科恩明确指出：“今天的美国外交压倒性地依赖军队，因为它如此强大，如此有效，而且如此轻易地招之即来。”就中美关系来看，与经济和金融手段相比，美国在军事方面对我国拥有的优势更为巨大，军事手段仍将是美国政府对华施加压力和影响的重要政策工具。假使特朗普对中国的经济和金融“攻势”无法取得预期效果，他很可能通过强化军事压力来迫使中国作出让步。
特朗普习惯于不按常理出牌，其对外政策的突出特点就是一个“变”字，因此他的亚太政策将如何调整还很难说。但综合分析特朗普的性格特點及其核心决策班底，以下几个政策趋势值得高度关注：
一是大力推进军备建设。特朗普的一个重要竞选口号就是“使美国再次强大”，军事强大自然是美国再次强大的重要方面，重建美国的绝对军事优势将成为特朗普的重要政策目标。2011年出台的《预算控制法》导致近五年来美国国防预算一直处于紧缩状态，制约了美国军力的发展，遭到了美国军方及部分战略学者的严厉批评。例如，即将接任国防部长的马蒂斯指出：“愚蠢的财政紧缩对美军造成的破坏远比战场上的任何一个对手都要严重。”竞选期间，特朗普团队提出了大规模军备建设计划，包括将海军舰艇由现在的272艘增加至350艘。近期，特朗普又强调美国必须大幅增强核能力。可见，特朗普政府大力推进军备建设的总体趋势比较明显，美国强化亚太地区军事存在和军事布势的总体趋势不会改变。
二是积极发挥盟国作用。特朗普大选期间强调要让盟国分担更多的防务责任和费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将弱化与盟国的关系。我们看到，特朗普当选之后，其对日本和韩国领导人都表达了对联盟关系的重视。即将出任国防部长的马蒂斯在2016年发表的文章中描述了美国联盟政策的走向，他认为：“我们的战略必须是恢复与盟国稳固的军事联系”，应加强与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传统盟国的关系，同时积极发展与印度、越南等国关系，拓展美国的联盟;更注重发挥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的作用，让盟国分担更多的责任，共同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美国还应积极构建新型同盟伙伴关系，通过沟通与互动消除与伙伴国的分歧和差异;此外，他还强调，“构建联盟的核心是言必信，行必果”，美国必须采取措施增强承诺的可信度。可见，马蒂斯主导下的美国国防政策，仍将以强化亚太盟国为重要内容。
三是冒险性增强。竞选期间和当选之后，特朗普先后多次在南海和台湾问题上发表挑衅性言论，2016年12月2日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打破近40年来的中美默契，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通电话，这“表明他有玩边缘政策（brinkmanship）的偏好”。特朗普此举既是一种试探，也表明他有更多地打“台湾问题”这张牌的可能。方式包括利用台湾问题向中国施加压力，甚至不排除利用台湾在南海地区的特殊地位，在南海问题上向我方发难。
总而言之，特朗普政府虽然可能将当前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弃之一边，但其仍会延续增强亚太军事存在、加大对我国军事压力的总体政策趋向，甚至不排除采取更加强硬、更具冒险性军事政策的可能。对此，我们需要做好充分准备。既要做好在关系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针锋相对的准备，又要稳妥地处理矛盾与争端，加强危机防范与管控，积极维护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
（作者为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