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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中国文化的创新突围之路,可以用9个字归纳——“不唯上、不唯人、只唯我”。
2008年快结束时,“山寨”这个涵义模糊而暧昧的词汇忽然走红。首先是在中国手机品牌几乎全军覆没的时候,以深圳华强北为中心冒出一大批地下工厂生产的“山寨手机”,以酷似西方品牌手机的外表和难以置信的低价走村串乡,畅销中国。然后是山寨平板电视、山寨笔记本,再到山寨网络剧、山寨开心网……一时间,神州无处不“山寨”。其标榜的草根精神和反叛精神背后,是中国传统的江湖文化和现代盗商文化相结合而生下的一个怪胎,以一种挑战的方式表现着对知识产权概念的消解和对真正的原创意识的嘲讽。
从2005年10月自主创新成为国家战略,到2008年中国企业界流行的“山寨”,这是中国企业正在走过艰难的创新之路的一个极富象征意义的写照。
中国非常清楚地属于要素驱动阶段的国家,不仅不是创新驱动阶段的国家(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属于该阶段),连效率驱动阶段国家(大多数拉美和中东欧国家都属于该阶段)都算不上。
当原创蜕变为山寨
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大致而言,取决于我们企业的产品研究开发能力和品牌营销能力。
品牌营销能力的三个境界可以用“品质、品位、品格”来概括,首先是可靠的性能和质量,然后是设计和工艺,最后是代表现代商业精神的永不逾越的经营伦理。然而,在中国,品牌营销却成为企业利用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和不理性的思维方式来误导和欺骗消费者的各种形形色色的所谓“营销创新”。
与品牌创新能力相比,研发创新属于更基础性的能力,没有产品基础的品牌创新,是沙上筑塔,缘木求鱼,迟早要暴露言过其实甚至是名不副实的真相。但从产品研发创新能力来看,偌大一个中国,却几乎找不到一个亮点。到处都是同质化竞争导致的一片片血海,不要说激进创新、建构创新,连渐进创新的例子都不容易找到。
外向型产业因为两头(研发和营销)在外,习惯了用手而不是用脑挣钱。它们一时还转变不过来,倒也还可以理解。蹊跷的是,很多面向中国市场、中国消费者的内向型产业似乎也同样普遍丧失了脚踏实地、从客户出发、从消费者出发的思考能力。盗版变得理直气壮,原创蜕变为山寨,风气之盛,几乎要把整个中国变成一个山寨版的美国或者欧洲才会停下来。
世界经济论坛编制的《2006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中,中国的全球竞争力在125个国家中排名第54位,比上一年度第48名下降了6个位次,落后于印度的第43位,印尼的第50位,更落后于新加坡(第5位)、日本(第7位)、中国香港地区(第11位)、中国台湾地区(第13位)和韩国(第24位)。三大类别的指标(基础条件、效率提升和创新因素)中,中国基础条件排名第44位,效率提升排名第71位,创新因素排名第57位。创新因素中,拖后腿的指标中包括“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可得性”,排第86位;“科学与研究机构的质量”,排第63位。三大类别的指标分别对应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要素驱动阶段、效率驱动阶段和创新驱动阶段。
中国非常清楚地属于要素驱动阶段的国家,不仅不是创新驱动阶段的国家(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属于该阶段),连效率驱动阶段国家(大多数拉美和中东欧国家都属于该阶段)都算不上。
中国的这种发展阶段解释了很多大家困惑的与创新有关的问题。一位著名文化界策划人士曾私下对我讲,很多领域,在商言商,在中国做生意,还是不要去搞什么创新更保险一些,什么东西在国外特别受欢迎,在中国一般也会特别受欢迎。全球化的大潮之下,在大多数国人丧失自我、丧失身份、丧失自信,甚至连自己要什么都不清楚的情况下,谈得上什么自主创新?
也许,这就是我们过去30年那种慌不择路追逐式的现代化过程中,不得不付出的一个沉痛代价?更进一步,这种只管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暂时把方向问题搁置的做法,也许是我们在面临与别人巨大的客观差距时的一种不得已?
达到任何目标,都要付出一定程度的代价,关键是如何使之最小化,并避免不必要的代价。我们需要做的是在追逐的过程中停下来,仔细想一想,这些我们早就该想清楚的问题:自己到底要去哪里,目标是否需要调整一下;如何到达该目标,是否有多种途径;怎样选择一条代价最小的途径,避免走回头路等。
如何走出一条自主创新之路,绝不仅仅是与技术有关的问题,没有高尚的人格,不可能有优秀的专家;没有贯通历史、文化和思想的广阔人文视野,我们将难于期待我们能够在技术上孤军深入,一骑绝尘。
妨碍创新的三大因素
大家很容易看出的是,自主创新也绝不仅仅是中国企业的问题,没有教育、科技和文化等创新支持部门的深层次改革,一方面我们强调的人文底蕴无从依托,无从传承;另一方面,我们的企业的自主创新也将失去知识储备和战略纵深。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大多数企业将继续困在全球价值链的底端,无可奈何。
道理非常简单。没有美国的研究性大学的成功,就不会有来自太平洋彼岸一波又一波的新技术浪潮;没有法兰西、意大利灿烂的文艺复兴,就不会有这几个国家几乎是坐地数钱的奢侈品行业。没有日本文化、日本教育对团队精神的千锤百炼,就不会有丰田式的日本制造的奇迹。中国改革开放30年,在经济界、企业界为30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欢呼不已的时候,教育、科技和文化界依旧是铁板一块,不知不觉间,已经成为了旧体制最难以突破的堡垒。他们对企业层面创新支持的乏力,将迟早把中国企业、中国经济拖入一个深不见底的深渊。
如何走出一条自主创新之路,绝不仅仅是与技术有关的问题,没有高尚的人格,不可能有优秀的专家;没有贯通历史、文化和思想的广阔人文视野,我们将难于期待我们能够在技术上孤军深入,一骑绝尘。结合中国企业界和其他各相关领域种种不尽如人意的现状,我将中国文化中妨碍创新的主要因素总结为三个方面:权力文化,关系文化与现世文化。
权力文化
很难想象在权力的巨大阴影之下,在各种严章峻法的控制下,在人情关系的复杂网络中,一个人还能进入这种心物一体,神游天外的研究境界。
权力文化从不同角度也可叫做官本位文化、等级文化、面子文化、专制文化、奴才文化,这也许是了解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一把钥匙。
文化人类学用权力距离这个概念来测量人们的地位区别,权力在不同国家文化中的重要性,中国文化中权力的重要性自然是首当其冲。但是,与同样属于高权力距离的日本、韩国文化相比,一方面,中国人在权力面前自我贬损、甘为驱使、人身依附等方面登峰造极,另一方面,中国人对权力拥有者又鲜有真正发自内心的尊重和敬畏感。人们表现出来的对权力的那种无比驯服的态度,完全出于一种务实的考虑,用吴思的话说,他们真正在意和害怕的是上司掌握的“合法伤害权”。这一点,拥有权力的人又何尝不知道,所以要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最大化地享受权力给自己带来的物质上和心理上的收益。
公共行政领域出现一些官本位文化,是很自然的情况。可是,如果把这种官本位文化原版搬到学术界,问题就复杂化了。官大就学问大,甚至只要官大,根本就不在乎学问大不大的结果,是资源分配向学术体系中并不直接创造价值的各种“学官”集中,浪费资源是小事,关键是其错误的导向作用:大家的聪明才智全部用来竞争怎么成为“学官”了。
学术研究、产品开发、创新是一种建立在自由思考、独立探索基础上的活动,需要一种身心协调,无牵无挂、半游戏半工作的优游状态。很难想象在权力的巨大阴影之下,在各种严章峻法的控制下,在人情关系的复杂网络中,一个人还能进入这种心物一体,神游天外的研究境界。
市场是一种天生的民主机制。市场化企业的研究部门通过绩效考核和职业生涯管理能够比较容易地解决官本位产生的错误导向问题。例如,跨国公司的中国研发中心一般都实行两条职业发展道路:一条是管理职业发展道路,从工程师到项目经理,到部门经理,到总监等;另一条是从专业发展道路,从工程师到高级工程师,到主任工程师,到研究员等。两条职业发展道路在国外是很成熟的制度,对于很多优秀的工程师来说,专业发展道路的吸引力至少是和管理发展道路一样强。
笔者在一家跨国公司中国研发中心工作时,给中国工程师们讲解这个政策,有意思的是很多中国工程师对这种制度的怀疑:什么专业发展道路?管理级别上去了才是硬道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哪行哪业,都是一样。彻底消除官本位思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关系文化
一个人在专业技术上的造诣往往与他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能力成反比,很少创新者是属于那种非常善于处理各方面人际关系的社会化性格。
中国企业创新的第二个障碍是关系文化。权力文化是协调上下之间的关系,关系文化是协调内外之间、远近之间的关系,从不同的角度看,关系文化也可以叫做圈子文化、江湖文化、义气文化、游民文化、痞子文化。权力机关文化与关系文化加起来,就是费孝通所谓的“差序格局”,在社会上与任何人打交道,首先辨亲疏,然后是定尊卑,最后决定与这个人打交道的方式,是自己人,还是外人,是长辈、小辈还是平辈。
如果说等级文化是了解中国的第一把钥匙,圈子文化则是了解中国文化的第二把钥匙。
关系文化属于学术界探讨的集体主义文化的一种子类型。与个体主义文化相比,关系文化的特点是:1.秉持相互依赖的自我观;2.个体是完成集体目标的手段;3.注重外在行为规范而不是内在的价值观;4.注重关系和谐而不是任务完成。
典型的关系文化中,一个人的关系网定义了这个人的自我,标志了这个人的社会地位,决定了这个人所能发动的资源。离开了这个关系网,关系文化中的人往往非常难于适应。而且,与群体型集体主义相比,关系型文化中的个体因为没有抽象的组织身份的庇护,往往更容易在离开具体的关系网之后丧失自我认同和自我定位。
与劳动密集的农业生产和互通有无的商业相比,科学和技术大多是孤独人在寂寞中的玩物自得的结果。创新本质上是一种个体行为,是一种沉浸在对客观规律的敬畏、热爱、痴迷之情中的探索状态,一种心与物驰、物我两忘的境界。所以,创新不是简单的出风头,争一口气,做“人上人”,因为真正的创新者本质上其实并不在乎旁人对他们行为的评价,不管是负面的批判还是正面的鲜花与掌声。
一个人在专业技术上的造诣往往与他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能力成反比,很少创新者是属于那种非常善于处理各方面人际关系的社会化性格。从这个意义上讲,创新其实就是一种低社会化、非社会化的行为。所以需要社会努力塑造一种相对单纯的环境,给他们一定的科研资源,在较长的时间内排除各种外在的干扰。而且,越是基础科学的研究,越需要这种非社会化的制度环境的保护。英文中有jeek,nerd,knowbie等描述各种技术天才的词汇,整个社会都知道他们这种人的价值,通过各种制度设计保护他们,创造一个能让他们发挥特长的环境。而关系文化本质上属于一种社会化程度极强的制度环境,需要一种很强的社会化性格才能在其中生存,更不用说如鱼得水一般的左右逢源了。在这方面,一般的技术性人才不可能是那种八面玲珑,两头通吃的混混学者的对手。
现世文化
中国文化中最薄弱的还是灵魂之心。没有灵魂之心主导下的高度自我意识,就不会有人类探索大千世界和面对宇宙万物时的万丈雄心与怡然自足,自然不会有科学和技术的大发展。
权力文化与关系文化,一个是庙堂,一个是江湖。庙堂是合法化的江湖,江湖是还没有取得合法地位的庙堂。它们相辅相成,形成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两极主轴。
比权力文化、关系文化更内在的一个创新障碍是指中国文化注重现世、注重功利、注重物质、缺乏超越性、缺乏对抽象原则的坚守、缺乏从抽象原则坚守中汲取生命价值的倾向。
如果说权力文化是与上司打交道,关系文化是与朋友打交道,出世文化看起来是与上帝打交道,与神打交道,目的是探寻生命的本质、意义与价值,其本质是与自我打交道。反躬而思,自己与自己对话,自我观照,孜孜以求的是“无权者的权力,无产者的财富,无家可归者的家园”,一种澄澈清明、烛照通透的境界。
这种形而上学的求索精神是文学、艺术、科学、甚至是每行每业达到最高境界的孤独求败者的共同精神内核。然而,在我们的现世文化的熏陶下,大多数人根本意识不到这个心灵层面的存在。关于这一点,丰子恺说得很贴切:“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三层楼。”
中国文化缺乏超越性、自省性,反省性的一个表现是一般中国人自我表现意识的缺乏,以此形成对比的是西方文化自我意识之强。典型的中国人,因为我们的教育方式和文化背景,碰到任何事情,首先是看别人的看法,不习惯从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原则出发,去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所以,多少中国人活了一辈子,其实都是在为别人的看法、为别人而活着。
梁漱溟把文化分为处理人与他人关系的文化(人文),处理人与世界关系的文化(自然科学),处理人与自我关系的文化(宗教)。他认为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第二种文化不发达,第三种文化更不发达。
中国文化中最薄弱的还是灵魂之心。没有灵魂之心的支撑,一方面,以感情之心维系的人际伦理、道德原则也非常容易塌陷,往往不容易经得住现实中的种种诱惑:中国人的道德是社会性的道德,一旦脱离“自己人”的圈子,就可能为所欲为,而上帝无所不在,其威慑力自然不是自己人的监督所能相比。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没有灵魂之心主导下的高度自我意识,就不会有人类探索大千世界和面对宇宙万物时的万丈雄心与怡然自足,自然不会有科学和技术的大发展,思考之心就不会太发达。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华人走到哪里,往往都把重视教育的传统带到哪里。然而,“唯有读书高”的原因却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完全是一种功利和现世的考虑,而不是出于对知识本身的兴趣,也不是出于人类探索世界万物的好奇心和雄心。
只可惜,中国企业界,能在任正非这个层次上认识到西方管理的价值,并放下身段向西方企业学习,从而让自己的企业与国际接轨,从容地走向世界,像华为一样成为“世界的华为”的人实在太少。
不唯上、不唯人、只唯我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2009年初公布了一个令人振兴的消息,在2008年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合作协议申请专利的申请人排名榜上,来自中国的华为公司2008年共递交了1737件申请,从上一年的第四位跃升为递交申请最多的公司。
虽然国际专利只是衡量一个国家或企业创新能力的一个指标,但这个得之不易的世界第一足以令关注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为之鼓舞。
数据还显示,2008年美国仍是世界上申请国际专利最多的国家,申请了5.3万多件,占所有申请的32.7%,而中国(6089件)位列第六。华为一家国际专利申请数就占了中国的28%,但在自主创新的道路上,他们很大程度上是孤军深入,一枝独秀。后援力量如果长时间跟不上,局面同样不容乐观。
《华为的世界》一书中描述了华为以巨大的代价,通过向IBM等西方公司学习,实现对“华为特色”管理的自我否定,建立起与国际接轨的管理体系的过程。据华为内部人士估计,整个变革项目的费用不低于10亿元。
只可惜,中国企业界,能在任正非这个层次上认识到西方管理的价值,放下身段向西方企业学习,从而让自己的企业与国际接轨,从容地走向世界,像华为一样成为“世界的华为”的人实在太少。到处可见的是那种引经据典,大论中国式管理的好处,管理学的精髓中国古已有之,我们不需要向他人学习,西方人不比我们高明,假以时日,中国企业必然独步天下之类的老板。这种老板的企业往往做得并不大,但却颇有天下商道尽在掌握的自得之态。仔细了解,他们的所谓生意,却多半是那种神神鬼鬼的官商(权力化的商业)、盗商型(江湖化的商业)的买卖。
令人欣慰的是,伴随着华为在知识产权方面的突破,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势头,标志着中国企业在创新方面的进步。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编制的《2008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在创新方面的指标已经有所改观,创新支柱在全球的排名从2006年的46名上升到28名。“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可得性”从86位上升到52位,“科学研究机构的质量”从63位上升到37位,“创新能力”从43位上升到25位,“公司在研究开发上的投入”从39位上升到24位。从发展阶段上看,中国也终于开始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转型。2007年的人均发明专利排名,中国虽然以0.6件/百万人占第54位,但以270.4件/百万人占据榜首的台湾地区至少让我们看到了大陆企业前进的方向。
在创意方面,中国在设计和广告领域也有一些宝贵的突破。例如,以设计界最负盛名的红点奖为例,中国从2006年进局,开始拿到一些奖项以来,到2008年,已经以44个奖项(共1294个奖项)进入了红点奖的第一集团,位于德国、韩国、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之后而列第五名。广告界的情况也类似,2008年的戛纳广告大奖中,中国获得所有奖项(共420项)中的9项。
中国企业、中国文化的创新突围之路,可以用9个字归纳——“不唯上、不唯人、只唯我”。
“不唯上”是打破权力文化的窠臼,把教育还给教育家,把科学还给科学家,把创新还给创新者。在企业层面,重要的是努力建设一种平等、宽松、充满信任感的企业文化,让研究工作者能够充分把潜力发挥出来。
“不唯人”是努力建设一种低社会化、高自由度、高容忍度的环境,创造充分的、有安全感的个人空间,私人空间,鼓励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的个体主义价值观,从而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企业层面,最重要的是通过创业投资机制(中小企业)和绩效考核机制(大企业)保障对创新者和冒险者的超额回报。
“只唯我”,这里“唯我”不是妄自尊大,自我中心,利己主义,而是对内心的原则、底线和信仰的坚守。坚守的程度,决定了自我成就的程度,自我突破的程度,自我实现的程度。在企业层面,是努力把企业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把企业文化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联系起来,让员工在企业文化中感受到国家实现文化突破和文化新生所带来的那种深沉的、持久的成就感。当然,这种对国家与民族的认同不是狭隘民族主义的、排它性的。归根到底,伟大的企业肯定是要把企业的命运与更普遍的人类的命运,与人类文明的更生联系到一起的。
变革很难,文化的变革更难,中国文化的变革更是难上加难。不是难在技术难度高,而是难在时间花得太长,太慢,超过了我们大多数人的耐心。我们只有做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个人都是后人的垫脚石的思想准备,才有可能平心静气地接受我们在这个超越我们每个个体生命的变革中的位置。
杜维明历经千山万水后用《论语》的第一句话“学而时习”的第一个字“学”来概括中国文化,认为中国文化的内核就是这种学习精神,这个风雨如晦的时代,也许我们最需要的就是继承这种平和、扎实而坚韧的学习精神。■
[编辑 陈 力]
E-mail:chinacbr@vip.163.com
2008年快结束时,“山寨”这个涵义模糊而暧昧的词汇忽然走红。首先是在中国手机品牌几乎全军覆没的时候,以深圳华强北为中心冒出一大批地下工厂生产的“山寨手机”,以酷似西方品牌手机的外表和难以置信的低价走村串乡,畅销中国。然后是山寨平板电视、山寨笔记本,再到山寨网络剧、山寨开心网……一时间,神州无处不“山寨”。其标榜的草根精神和反叛精神背后,是中国传统的江湖文化和现代盗商文化相结合而生下的一个怪胎,以一种挑战的方式表现着对知识产权概念的消解和对真正的原创意识的嘲讽。
从2005年10月自主创新成为国家战略,到2008年中国企业界流行的“山寨”,这是中国企业正在走过艰难的创新之路的一个极富象征意义的写照。
中国非常清楚地属于要素驱动阶段的国家,不仅不是创新驱动阶段的国家(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属于该阶段),连效率驱动阶段国家(大多数拉美和中东欧国家都属于该阶段)都算不上。
当原创蜕变为山寨
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大致而言,取决于我们企业的产品研究开发能力和品牌营销能力。
品牌营销能力的三个境界可以用“品质、品位、品格”来概括,首先是可靠的性能和质量,然后是设计和工艺,最后是代表现代商业精神的永不逾越的经营伦理。然而,在中国,品牌营销却成为企业利用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和不理性的思维方式来误导和欺骗消费者的各种形形色色的所谓“营销创新”。
与品牌创新能力相比,研发创新属于更基础性的能力,没有产品基础的品牌创新,是沙上筑塔,缘木求鱼,迟早要暴露言过其实甚至是名不副实的真相。但从产品研发创新能力来看,偌大一个中国,却几乎找不到一个亮点。到处都是同质化竞争导致的一片片血海,不要说激进创新、建构创新,连渐进创新的例子都不容易找到。
外向型产业因为两头(研发和营销)在外,习惯了用手而不是用脑挣钱。它们一时还转变不过来,倒也还可以理解。蹊跷的是,很多面向中国市场、中国消费者的内向型产业似乎也同样普遍丧失了脚踏实地、从客户出发、从消费者出发的思考能力。盗版变得理直气壮,原创蜕变为山寨,风气之盛,几乎要把整个中国变成一个山寨版的美国或者欧洲才会停下来。
世界经济论坛编制的《2006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中,中国的全球竞争力在125个国家中排名第54位,比上一年度第48名下降了6个位次,落后于印度的第43位,印尼的第50位,更落后于新加坡(第5位)、日本(第7位)、中国香港地区(第11位)、中国台湾地区(第13位)和韩国(第24位)。三大类别的指标(基础条件、效率提升和创新因素)中,中国基础条件排名第44位,效率提升排名第71位,创新因素排名第57位。创新因素中,拖后腿的指标中包括“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可得性”,排第86位;“科学与研究机构的质量”,排第63位。三大类别的指标分别对应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要素驱动阶段、效率驱动阶段和创新驱动阶段。
中国非常清楚地属于要素驱动阶段的国家,不仅不是创新驱动阶段的国家(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属于该阶段),连效率驱动阶段国家(大多数拉美和中东欧国家都属于该阶段)都算不上。
中国的这种发展阶段解释了很多大家困惑的与创新有关的问题。一位著名文化界策划人士曾私下对我讲,很多领域,在商言商,在中国做生意,还是不要去搞什么创新更保险一些,什么东西在国外特别受欢迎,在中国一般也会特别受欢迎。全球化的大潮之下,在大多数国人丧失自我、丧失身份、丧失自信,甚至连自己要什么都不清楚的情况下,谈得上什么自主创新?
也许,这就是我们过去30年那种慌不择路追逐式的现代化过程中,不得不付出的一个沉痛代价?更进一步,这种只管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暂时把方向问题搁置的做法,也许是我们在面临与别人巨大的客观差距时的一种不得已?
达到任何目标,都要付出一定程度的代价,关键是如何使之最小化,并避免不必要的代价。我们需要做的是在追逐的过程中停下来,仔细想一想,这些我们早就该想清楚的问题:自己到底要去哪里,目标是否需要调整一下;如何到达该目标,是否有多种途径;怎样选择一条代价最小的途径,避免走回头路等。
如何走出一条自主创新之路,绝不仅仅是与技术有关的问题,没有高尚的人格,不可能有优秀的专家;没有贯通历史、文化和思想的广阔人文视野,我们将难于期待我们能够在技术上孤军深入,一骑绝尘。
妨碍创新的三大因素
大家很容易看出的是,自主创新也绝不仅仅是中国企业的问题,没有教育、科技和文化等创新支持部门的深层次改革,一方面我们强调的人文底蕴无从依托,无从传承;另一方面,我们的企业的自主创新也将失去知识储备和战略纵深。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大多数企业将继续困在全球价值链的底端,无可奈何。
道理非常简单。没有美国的研究性大学的成功,就不会有来自太平洋彼岸一波又一波的新技术浪潮;没有法兰西、意大利灿烂的文艺复兴,就不会有这几个国家几乎是坐地数钱的奢侈品行业。没有日本文化、日本教育对团队精神的千锤百炼,就不会有丰田式的日本制造的奇迹。中国改革开放30年,在经济界、企业界为30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欢呼不已的时候,教育、科技和文化界依旧是铁板一块,不知不觉间,已经成为了旧体制最难以突破的堡垒。他们对企业层面创新支持的乏力,将迟早把中国企业、中国经济拖入一个深不见底的深渊。
如何走出一条自主创新之路,绝不仅仅是与技术有关的问题,没有高尚的人格,不可能有优秀的专家;没有贯通历史、文化和思想的广阔人文视野,我们将难于期待我们能够在技术上孤军深入,一骑绝尘。结合中国企业界和其他各相关领域种种不尽如人意的现状,我将中国文化中妨碍创新的主要因素总结为三个方面:权力文化,关系文化与现世文化。
权力文化
很难想象在权力的巨大阴影之下,在各种严章峻法的控制下,在人情关系的复杂网络中,一个人还能进入这种心物一体,神游天外的研究境界。
权力文化从不同角度也可叫做官本位文化、等级文化、面子文化、专制文化、奴才文化,这也许是了解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一把钥匙。
文化人类学用权力距离这个概念来测量人们的地位区别,权力在不同国家文化中的重要性,中国文化中权力的重要性自然是首当其冲。但是,与同样属于高权力距离的日本、韩国文化相比,一方面,中国人在权力面前自我贬损、甘为驱使、人身依附等方面登峰造极,另一方面,中国人对权力拥有者又鲜有真正发自内心的尊重和敬畏感。人们表现出来的对权力的那种无比驯服的态度,完全出于一种务实的考虑,用吴思的话说,他们真正在意和害怕的是上司掌握的“合法伤害权”。这一点,拥有权力的人又何尝不知道,所以要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最大化地享受权力给自己带来的物质上和心理上的收益。
公共行政领域出现一些官本位文化,是很自然的情况。可是,如果把这种官本位文化原版搬到学术界,问题就复杂化了。官大就学问大,甚至只要官大,根本就不在乎学问大不大的结果,是资源分配向学术体系中并不直接创造价值的各种“学官”集中,浪费资源是小事,关键是其错误的导向作用:大家的聪明才智全部用来竞争怎么成为“学官”了。
学术研究、产品开发、创新是一种建立在自由思考、独立探索基础上的活动,需要一种身心协调,无牵无挂、半游戏半工作的优游状态。很难想象在权力的巨大阴影之下,在各种严章峻法的控制下,在人情关系的复杂网络中,一个人还能进入这种心物一体,神游天外的研究境界。
市场是一种天生的民主机制。市场化企业的研究部门通过绩效考核和职业生涯管理能够比较容易地解决官本位产生的错误导向问题。例如,跨国公司的中国研发中心一般都实行两条职业发展道路:一条是管理职业发展道路,从工程师到项目经理,到部门经理,到总监等;另一条是从专业发展道路,从工程师到高级工程师,到主任工程师,到研究员等。两条职业发展道路在国外是很成熟的制度,对于很多优秀的工程师来说,专业发展道路的吸引力至少是和管理发展道路一样强。
笔者在一家跨国公司中国研发中心工作时,给中国工程师们讲解这个政策,有意思的是很多中国工程师对这种制度的怀疑:什么专业发展道路?管理级别上去了才是硬道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哪行哪业,都是一样。彻底消除官本位思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关系文化
一个人在专业技术上的造诣往往与他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能力成反比,很少创新者是属于那种非常善于处理各方面人际关系的社会化性格。
中国企业创新的第二个障碍是关系文化。权力文化是协调上下之间的关系,关系文化是协调内外之间、远近之间的关系,从不同的角度看,关系文化也可以叫做圈子文化、江湖文化、义气文化、游民文化、痞子文化。权力机关文化与关系文化加起来,就是费孝通所谓的“差序格局”,在社会上与任何人打交道,首先辨亲疏,然后是定尊卑,最后决定与这个人打交道的方式,是自己人,还是外人,是长辈、小辈还是平辈。
如果说等级文化是了解中国的第一把钥匙,圈子文化则是了解中国文化的第二把钥匙。
关系文化属于学术界探讨的集体主义文化的一种子类型。与个体主义文化相比,关系文化的特点是:1.秉持相互依赖的自我观;2.个体是完成集体目标的手段;3.注重外在行为规范而不是内在的价值观;4.注重关系和谐而不是任务完成。
典型的关系文化中,一个人的关系网定义了这个人的自我,标志了这个人的社会地位,决定了这个人所能发动的资源。离开了这个关系网,关系文化中的人往往非常难于适应。而且,与群体型集体主义相比,关系型文化中的个体因为没有抽象的组织身份的庇护,往往更容易在离开具体的关系网之后丧失自我认同和自我定位。
与劳动密集的农业生产和互通有无的商业相比,科学和技术大多是孤独人在寂寞中的玩物自得的结果。创新本质上是一种个体行为,是一种沉浸在对客观规律的敬畏、热爱、痴迷之情中的探索状态,一种心与物驰、物我两忘的境界。所以,创新不是简单的出风头,争一口气,做“人上人”,因为真正的创新者本质上其实并不在乎旁人对他们行为的评价,不管是负面的批判还是正面的鲜花与掌声。
一个人在专业技术上的造诣往往与他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能力成反比,很少创新者是属于那种非常善于处理各方面人际关系的社会化性格。从这个意义上讲,创新其实就是一种低社会化、非社会化的行为。所以需要社会努力塑造一种相对单纯的环境,给他们一定的科研资源,在较长的时间内排除各种外在的干扰。而且,越是基础科学的研究,越需要这种非社会化的制度环境的保护。英文中有jeek,nerd,knowbie等描述各种技术天才的词汇,整个社会都知道他们这种人的价值,通过各种制度设计保护他们,创造一个能让他们发挥特长的环境。而关系文化本质上属于一种社会化程度极强的制度环境,需要一种很强的社会化性格才能在其中生存,更不用说如鱼得水一般的左右逢源了。在这方面,一般的技术性人才不可能是那种八面玲珑,两头通吃的混混学者的对手。
现世文化
中国文化中最薄弱的还是灵魂之心。没有灵魂之心主导下的高度自我意识,就不会有人类探索大千世界和面对宇宙万物时的万丈雄心与怡然自足,自然不会有科学和技术的大发展。
权力文化与关系文化,一个是庙堂,一个是江湖。庙堂是合法化的江湖,江湖是还没有取得合法地位的庙堂。它们相辅相成,形成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两极主轴。
比权力文化、关系文化更内在的一个创新障碍是指中国文化注重现世、注重功利、注重物质、缺乏超越性、缺乏对抽象原则的坚守、缺乏从抽象原则坚守中汲取生命价值的倾向。
如果说权力文化是与上司打交道,关系文化是与朋友打交道,出世文化看起来是与上帝打交道,与神打交道,目的是探寻生命的本质、意义与价值,其本质是与自我打交道。反躬而思,自己与自己对话,自我观照,孜孜以求的是“无权者的权力,无产者的财富,无家可归者的家园”,一种澄澈清明、烛照通透的境界。
这种形而上学的求索精神是文学、艺术、科学、甚至是每行每业达到最高境界的孤独求败者的共同精神内核。然而,在我们的现世文化的熏陶下,大多数人根本意识不到这个心灵层面的存在。关于这一点,丰子恺说得很贴切:“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三层楼。”
中国文化缺乏超越性、自省性,反省性的一个表现是一般中国人自我表现意识的缺乏,以此形成对比的是西方文化自我意识之强。典型的中国人,因为我们的教育方式和文化背景,碰到任何事情,首先是看别人的看法,不习惯从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原则出发,去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所以,多少中国人活了一辈子,其实都是在为别人的看法、为别人而活着。
梁漱溟把文化分为处理人与他人关系的文化(人文),处理人与世界关系的文化(自然科学),处理人与自我关系的文化(宗教)。他认为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第二种文化不发达,第三种文化更不发达。
中国文化中最薄弱的还是灵魂之心。没有灵魂之心的支撑,一方面,以感情之心维系的人际伦理、道德原则也非常容易塌陷,往往不容易经得住现实中的种种诱惑:中国人的道德是社会性的道德,一旦脱离“自己人”的圈子,就可能为所欲为,而上帝无所不在,其威慑力自然不是自己人的监督所能相比。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没有灵魂之心主导下的高度自我意识,就不会有人类探索大千世界和面对宇宙万物时的万丈雄心与怡然自足,自然不会有科学和技术的大发展,思考之心就不会太发达。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华人走到哪里,往往都把重视教育的传统带到哪里。然而,“唯有读书高”的原因却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完全是一种功利和现世的考虑,而不是出于对知识本身的兴趣,也不是出于人类探索世界万物的好奇心和雄心。
只可惜,中国企业界,能在任正非这个层次上认识到西方管理的价值,并放下身段向西方企业学习,从而让自己的企业与国际接轨,从容地走向世界,像华为一样成为“世界的华为”的人实在太少。
不唯上、不唯人、只唯我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2009年初公布了一个令人振兴的消息,在2008年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合作协议申请专利的申请人排名榜上,来自中国的华为公司2008年共递交了1737件申请,从上一年的第四位跃升为递交申请最多的公司。
虽然国际专利只是衡量一个国家或企业创新能力的一个指标,但这个得之不易的世界第一足以令关注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为之鼓舞。
数据还显示,2008年美国仍是世界上申请国际专利最多的国家,申请了5.3万多件,占所有申请的32.7%,而中国(6089件)位列第六。华为一家国际专利申请数就占了中国的28%,但在自主创新的道路上,他们很大程度上是孤军深入,一枝独秀。后援力量如果长时间跟不上,局面同样不容乐观。
《华为的世界》一书中描述了华为以巨大的代价,通过向IBM等西方公司学习,实现对“华为特色”管理的自我否定,建立起与国际接轨的管理体系的过程。据华为内部人士估计,整个变革项目的费用不低于10亿元。
只可惜,中国企业界,能在任正非这个层次上认识到西方管理的价值,放下身段向西方企业学习,从而让自己的企业与国际接轨,从容地走向世界,像华为一样成为“世界的华为”的人实在太少。到处可见的是那种引经据典,大论中国式管理的好处,管理学的精髓中国古已有之,我们不需要向他人学习,西方人不比我们高明,假以时日,中国企业必然独步天下之类的老板。这种老板的企业往往做得并不大,但却颇有天下商道尽在掌握的自得之态。仔细了解,他们的所谓生意,却多半是那种神神鬼鬼的官商(权力化的商业)、盗商型(江湖化的商业)的买卖。
令人欣慰的是,伴随着华为在知识产权方面的突破,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势头,标志着中国企业在创新方面的进步。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编制的《2008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在创新方面的指标已经有所改观,创新支柱在全球的排名从2006年的46名上升到28名。“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可得性”从86位上升到52位,“科学研究机构的质量”从63位上升到37位,“创新能力”从43位上升到25位,“公司在研究开发上的投入”从39位上升到24位。从发展阶段上看,中国也终于开始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转型。2007年的人均发明专利排名,中国虽然以0.6件/百万人占第54位,但以270.4件/百万人占据榜首的台湾地区至少让我们看到了大陆企业前进的方向。
在创意方面,中国在设计和广告领域也有一些宝贵的突破。例如,以设计界最负盛名的红点奖为例,中国从2006年进局,开始拿到一些奖项以来,到2008年,已经以44个奖项(共1294个奖项)进入了红点奖的第一集团,位于德国、韩国、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之后而列第五名。广告界的情况也类似,2008年的戛纳广告大奖中,中国获得所有奖项(共420项)中的9项。
中国企业、中国文化的创新突围之路,可以用9个字归纳——“不唯上、不唯人、只唯我”。
“不唯上”是打破权力文化的窠臼,把教育还给教育家,把科学还给科学家,把创新还给创新者。在企业层面,重要的是努力建设一种平等、宽松、充满信任感的企业文化,让研究工作者能够充分把潜力发挥出来。
“不唯人”是努力建设一种低社会化、高自由度、高容忍度的环境,创造充分的、有安全感的个人空间,私人空间,鼓励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的个体主义价值观,从而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企业层面,最重要的是通过创业投资机制(中小企业)和绩效考核机制(大企业)保障对创新者和冒险者的超额回报。
“只唯我”,这里“唯我”不是妄自尊大,自我中心,利己主义,而是对内心的原则、底线和信仰的坚守。坚守的程度,决定了自我成就的程度,自我突破的程度,自我实现的程度。在企业层面,是努力把企业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把企业文化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联系起来,让员工在企业文化中感受到国家实现文化突破和文化新生所带来的那种深沉的、持久的成就感。当然,这种对国家与民族的认同不是狭隘民族主义的、排它性的。归根到底,伟大的企业肯定是要把企业的命运与更普遍的人类的命运,与人类文明的更生联系到一起的。
变革很难,文化的变革更难,中国文化的变革更是难上加难。不是难在技术难度高,而是难在时间花得太长,太慢,超过了我们大多数人的耐心。我们只有做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个人都是后人的垫脚石的思想准备,才有可能平心静气地接受我们在这个超越我们每个个体生命的变革中的位置。
杜维明历经千山万水后用《论语》的第一句话“学而时习”的第一个字“学”来概括中国文化,认为中国文化的内核就是这种学习精神,这个风雨如晦的时代,也许我们最需要的就是继承这种平和、扎实而坚韧的学习精神。■
[编辑 陈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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