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言是用比喻性的故事来寄寓意味深长的道理，给人以启示的一种文学体裁。其运用的修辞手段是比喻，黑格尔认为 “寓言归根到底是一种比喻的艺术” 。而假说则是根据已知的事实和原理，对自然和社会现象及其规律性提出的推测和说明，得到一个暂时性但是可以被接受的解释。寓言式假说，即以寓言故事的形象方式来表达自己思想学说的某种假设。在此，所谓“某种假设”通常是作者核心观念的表达，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创新性。由于其学说的抽象、深奥、难解，所以寓言故事的形象介入使得其所要表达的思想观点通俗易懂，达到了积极的思想修辞效果。这里，介绍几个西方思想家寓言式假说的故事。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认为，国家应当由哲学家来统治，因为哲学家可以看到世界的真相 —— 理念。柏拉图哲学的核心概念是“理念”，故其哲学亦被称为“理念论”。所谓理念，就是能够代表某一类事物或思想的观念，其特点有三：一是先验抽象性，理念代表的是事物的共性，是对实际事物的一种概括和抽象，理念是一切事物的原型，它是最完美的、真实的、永恒不变的本质。二是它不依赖具体事物而存在，它既存在于事物产生之前，也存在于其消亡之后。三是理念在最初存在于具有最高和谐的精神原则之中。如床、桌子、桥、大、小、真、善、美等，这些理念存在于出生之前，后天的学习和认知不过是对这些先天理念的回忆而已。理念是世界的真相，但理念很深奥，一般人意识不到，也就难以看到世界、事物的真相，他们看到的只是事物的影子。为了说明这个道理，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有这么一个著名的洞穴比喻来解释“理念论”：
　　那些缺乏哲学理念的人可以比作是关在洞穴里的囚犯，他们只能朝一个方向看，因为他们是被锁着的；他们的背后燃烧着一堆火，他们的面前是一座墙。在他们与墙之间什么东西都没有；他们所看见的只有自己和他们背后的东西的影子，这些都是由火光投射到墙上来的。他们不可避免地把这些影子看成是实在的，而对于造成这些影子的东西却毫无观念。最后有一个人逃出了洞穴来到光天化日之下，他才第一次看到了实在的事物，才察觉到他此前一直是被虚幻的影像所欺骗。如果他是适于做卫国者的哲学家，他就会感觉到他的责任是再回到洞穴里去，回到他从前的囚犯同伴那里去，把真理教给他们，指示给他们出来的道路。但是，他想说服他们是有困难的，因为离开了阳光，他看到的影子还不如别人那么清楚。（伯特兰？罗素：《西方哲学史》）

　　雷特？哈定（1915—2003）是美国著名的生态学家，他创立了世界上第一部《生态法》，其成名之作为1968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论文《共有地悲剧》。文章揭示了一种人类共有资产的集体困境，哈定指出：“在共享公有物的社会中，每个人，也就是所有人都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这就是悲剧的所在。每个人都被锁定在一个迫使他在有限范围内无节制地增加牲畜的制度中。毁灭是所有人都奔向的目的地。因为在信奉公有物自由的社会当中，每个人均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最后“公有物自由给所有人带来了毁灭”，这就是所谓的“共有地悲剧”，或“哈定悲剧”，也称“集体陷阱”“零和博弈”。集体陷阱，或“零和博弈”，有三个基本假设：（1）参与行为者都是理性人。（2）理性人在行动时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3）追逐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最终会导致集体利益的损失。
　　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曾说：“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为说明这个抽象的道理问题，哈定在《公共地悲剧》中“虚构”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片茂盛的公共草场，政府把这块草地向一群牧民开放，这些牧民可以在草场上自由地放牧他们的牛。随着在公共草地上放牧的牛逐渐增多，公共草地上的牛达到饱和。此时再增加一头牛就可能会使整个草场收益下降，因为这会导致每头牛得到的平均草量下降。但每个牧民还是都想再多养一头牛，因为多养一头牛其增加的收益归这头牛的主人所有，而增加一头牛带来的每头牛因草量不足的损失却分摊到了在这片草场放牧的所有牧民身上。于是，对于每个牧民而言，增加一头牛对他的收益是比较划算的。在情形失控后，每个牧民都会不断增加放牧的牛，最终由于牛群的持续增加，使得公共草场被过度放牧而造成退化，从而不能满足牛的食量，并导致所有的牛因饥饿而死，因此成为一个悲剧。”
　　哈定寓言式的悲剧揭示了：在每个人都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社会，其结局必然是悲剧性的。其深刻之处在于，这种灾难是群体的而非个人的，是大家都能看得到，却又难以避免的，是普遍存在的，而非仅仅是局部的个案。例如世界气候变暖和愈演愈烈的雾霾现象。
　　又如李普曼在《公共舆论》中指出，新闻舆论是一种“拟态环境”。由于多种原因，我们作为一般读者很难直接“看到”真相，新闻报道构成了一种“虚拟环境”，塑造着我们头脑中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左右着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他指出：“回过头来看，对于我们仍然生活在其中的环境，我们的认识是何等的间接。我们可以看到，报道现实环境的新闻传给我们有时快，有时慢；但是，我们总是把我们自己认为是真实的情况，当作现实环境本身。…… 在所有这些实例中，我们必须特别注意一个共同的要素，那就是在人与他的虚拟环境之间的插入物。他的行为是对于虚拟环境的一种反应。……但因为在社会生活的层次上，所谓人对于环境的调整当然是通过各种虚构作为媒介来进行的。这里所说的虚构，我并不是指撒谎，我指的是不同程度地由人们自己描绘的环境。由于真正的环境总起来说太大、太复杂，变化得太快，难于直接去了解它。我们没有条件去对付那么多难以捉摸、那么多的种类、那么多的变换的综合体。然而我们必须在那种环境中行动，我们必须先把它设想为一个较简单的模式，我们才能掌握它。”为了说明这一道理，李普曼在《公共舆论》一书中“虚构”了一个故事 ： 　　“1914年，有一些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住在一个海岛上。那个海岛不通电报，英国的邮船六十天才来一次。9月里，邮船尚未来到，岛上的居民仍在谈论不久前报纸上报道的关于即将审判凯劳克斯夫人枪击加斯顿？卡尔默特的事。因此，9月中旬的一天，全岛的居民都聚集在码头上，比往常更急于想从船长那里知道判决的情况。可是，他们了解到的却是英国已经和法国订立了神圣同盟，向德国开战已六个多星期了。在这不可思议的六个多星期中，岛上的英、法居民和德国居民实际上已是敌人了，但他们相处得还是像朋友一样。……当他们还没有从任何方面得到会打乱他们生活的消息以前，在这一段时间，人们仍然根据他们对欧洲的旧有认识来处理事物。每一个人都有一段时间照旧在适应环境，而实际上这种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
　　另一例证，是英国著名动物学家、人类行为学家德斯蒙德？莫里斯的代表作《人类动物园》。在书中，作者从动物学观点为出发，对现代都市生活和现代人行为进行了批判性的考察，并将人类社会比作一个庞大的动物园。其云：

　　此外，从边沁到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也为我们理解什么是“寓言假说”提供了一种佐证。“全景敞视”建筑，是英国哲学家耶利米？边沁（1748—1832）构思的一种由“权力技术”构成的建筑。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对边沁“全景敞视”建筑构造的基本原理做了介绍：“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瞭望塔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形建筑。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囚室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各囚室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里面，与塔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能使光亮从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然后，所需要做的就是在中心瞭望塔安排一名监督者，在每个囚室里关进一个疯人或一个病人、一个罪犯、一个工人、一个学生。通过逆光效果，人们可以从瞭望塔的与光源恰好相反的角度，观察四周囚室里被囚禁者的小人影。这些囚室就像是许多小笼子、小舞台。在里面，每个演员都是茕茕孑立，各具特色并历历在目。敞视建筑机制在安排空间单位时，使之可以被随时观看和一眼辨认。总之，它推翻了牢狱的原则，或者更准确地说，推翻了它的三个功能 —— 封闭、剥夺光线和隐藏。它只保留下第一个功能，消灭了另外两个功能。充分的光线和监督者的注视比黑暗更能有效地捕捉囚禁者，因为黑暗说到底是保证被囚禁者的。可见性就是一个捕捉器。”
　　其后，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将边沁的这一思想延伸，把其从具象的监狱建筑延伸到抽象的社会学范畴，提出了 “全景敞视主义”的概念：
　　“但是，全景敞视建筑不应被视为一种梦幻建筑。它是一种被还原到理想形态的权力机制的示意图。它是在排除了任何障碍、阻力或摩擦的条件下运作的，因此应被视为一种纯粹的建筑学和光学系统。它实际上是一种能够和应该独立于任何具体用途的政治技术的象征。如果说西方的经济起飞始于导致资本积累的技术，那么或许也可以说，人员积聚的管理方法导致了一种脱离传统的、讲究仪式的、昂贵和粗暴的权力形式的政治起飞。那些陈旧的权力形式很快就被废弃了，被一种巧妙的、精致的征服技巧所取代。我们可以说，规训（纪律）是一种能够用最小的代价把肉体简化为一种‘政治’力量同时又成为最大限度有用的力量的统一技巧。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造成了规训权力的特殊方式。它的征服各种力量和肉体的一般公式和技巧，即‘政治解剖学’能够运用于极其多样化的政治制度、机构和体制中。”
　　“微观权力”观念及其分析方法，是福柯思想中最有价值的理论遗产。福柯认为，权力分析应从国家机器、王权、司法权等传统观念中走出来，要“砍掉国王的头颅”，而代之以一种多元性、多极化的“微观权力”观。他指出：“权力无处不在。这并不因为它有特权将一切笼罩在它战无不胜的整体中，而是因为它每时每刻、无处不在地被生产出来，甚至在所有关系中被生产出来。权力无处不在，并非因为它涵括一切，而是因为它来自四面八方。” 因此，他认为边沁的“全景敞视”道出了权力之“政治技术”的本质，指出：“这是一种重要的机制，因为它使权力自动化和非个性的权力不再体现在某个人身上，而是体现在对于肉体、表面、光线、目光的某种统一分配上，体现在一种安排上。这种安排的内在机制能够产生制约每个人的关系。…… 因此，由谁来行使权力就无所谓了。……全景敞视建筑是一个神奇的机器，无论人们出于何种目的来使用它，都会产生同样的权力效应。” 但是福柯的创新在于，他沿用边沁的“全景敞视”观念，但又有所延伸。他认为，所谓“全景敞视”不应仅仅局限于特定空间，如监狱，而是延展、弥漫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例如：
　　“它在使用上具有多种价值。它可以用于改造犯人，但也可以用于医治病人、教育学生、禁闭疯人、监督工人、强制乞丐和游惰者劳动。它是一种在空间中安置肉体、根据相互关系分布人员、按等级体系组织人员、安排权力的中心点和渠道、确定权力干预的手段与方式的样板。它可以应用于医院、工厂、学校和监狱中。凡是与一群人打交道而又要给每个人规定一项任务或一种特殊的行为方式时，就可以使用全景敞视模式。除了做必要的修改外，它适用于‘建筑物占用的空间不太大，又需要对一定数量的人进行监督的任何机构’。”
　　这样，所谓“全景敞视”就印证了他“权力无处不在”的观点，使得权力变成一种“关系中的存在”，它具有渗透性、生产性与创造性，可以延伸到任何地方，这又明显超越了边沁的“全景敞视”，福柯说：“为了行使这种权力，必须使它具备一种持久的、洞察一切的、无所不在的监视手段。这种手段能使一切隐而不现的事物变得昭然若揭。它必须像一种无面孔的目光，把整个社会机体变成一个感知领域：有上千只眼睛分布在各处，流动的注意力总是保持着警觉，有一个庞大的等级网络。按照巴黎市长的意见，巴黎的这个网络应包括48名警察分局局长，20名视察员，定期付酬的‘观察员’，按日付酬的‘密探’，领赏钱的告密者，另外还有妓女。这种不停的观察应该汇集成一系列的报告和记录。在整个18世纪，一个庞大的治安文本借助于一种复杂的记录组织愈益覆盖了整个社会。”
　　综上，柏拉图、哈定、李普曼、莫里斯、福柯等几位学者，时代不同，国籍各异，其思想（理念论、共有地悲剧、拟态环境、人类弱点、微观权力）无疑是深刻的，但是，抽象高深的论述毕竟不容易理解，于是思想家们运用了类似比喻修辞的方法，让寓言式假说参与到思想活动中来，用一个通俗易懂的故事使其观点形象化，使读者更加容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