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虽然摘掉了“文革”期间戴在头上的一个“臭”字，但依然是“老九”。那时他们很穷，但学术风气好。回顾一下这个“好”的原因，对于今天或许是有益的。
　　那时候老师穷到什么程度呢？有贼为证：当时大钟寺一带尚属荒凉之地，常有劫匪出没，据说，防范劫匪的一个有效方法是：当遇到劫匪的时候，只要说一句“我是师大的老师”，你便可以安然而归。不肖说，那劫匪的脸上一定堆满了失望的表情。至于学习风气，那就不用说了，吃完饭后几乎没有人呆在宿舍里，去处自然是阅览室。在那里可以看到一张张如饥似渴的脸。
　　同学们学习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求知。那时候就业状况比较好，不用太考虑将来的前途。这是造成当时良好学术风气的外在原因。就学术和学校内部来说，那时候没有奖励措施，没有鼓励发表论文的制度，也没有严格的学术规范，所以，论文的写作纯粹是出于创作的冲动。不为获奖，不为拿钱，不为名誉。总之，没有功利性的动机。
　　现在情况截然不同：知识分子的待遇有了很大提高，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学术研究课题的经费日益增多；经过多年的改革，学术方面的管理制度越来越多，学术研究也似乎越来越规范；学生方面，有各种鼓励学生进行学术研究的措施和奖励。然而，不争的事实是：学术研究的风气却越来越糟，剽窃、抄袭现象仅屡禁不止，学生的毕业论文质量日益堪忧；学术研究的水准未见有提高，只是徒然增加了论文的数量；用金钱堆砌起来的课题，也未见有让人能够读得下去的著作出现。
　　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与八十年代一比，可以一目了然，这就是管理方式的错位。管理层把管理经济的模式挪来管理学术，讲投入产出比，实在是大错特错了。经济活动可以讲投入与产出，思想活动是绝对不可能有什么投入与产出比的，试问：有谁能够在年初制定出今年的思想产量？有谁能够把金钱的数量转化为思想的产量？在这里，物质与精神之间不具有正比关系。现在的管理方式对于学术干预太多，学术活动本来是个人活动，而这种管理方式非要使它变成公共活动，从而纳入到经济计量过程：我给你多少钱，你得给我多少思想。于是乎，学术研究也成为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八十年代之所以学术风气活跃，就在于管得比现在少，因而人们的学术活动还不那么功利；现在相反，学术活动功利化，为了巨额的课题经费和奖金，或者是为了完成每年规定的思想产量，因为你如若完不成，饭碗就难保。学术活动成了一种谋生的活动。
　　当然不能由此就说是金钱惹的祸。提高知识分子待遇是理所应当的，而且现在知识分子的待遇还不够高，因为我们知识分子的待遇尚远不能与非洲相比，更不用说与发达国家比了。问题在于提高的方式。提高待遇的方式不应当是功利的，要求他们完成多少任务，相反，把这些提高放到工资里就可以了，不必直接干预具体学术研究。只有这样才是符合思想发展规律的：待遇的提高可以使知识分子们在生活方面高枕无忧，从而专心地从事自己喜欢的学术研究；如果再辅以思想的自由，那么学术想不繁荣发展都难。
　　从学术史上来看，学术上的进展都是出于个人的兴趣，是自由的创作，没有一篇是为了金钱而写成的。那些伟大的著作没有一本是朝夕写就的，也没有一本是为了完成任务而被迫写的。康德的伟大著作《纯粹理性批判》是十二年悠久沉思的产物，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则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在思考。如果他们在我们现在这种学术管理体制下，是否还能够产生这些思想呢？起码，他们的教授位子是保不住的，因为他们在研究期间几乎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爱因斯坦虽然发表了几篇，但还不是他的“专业”，因而按我们的规定是不算“成果”的。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家，也没有人是从什么尖子班里出来的。
　　学者只有在非功利的状态中才有可能产生出伟大的思想，写出伟大的作品。反之，我们现在的管理体制，则如同在悠闲的鱼群中撒下了一把诱人的食物，那群鱼便一下子失去了宁静，纷纷去争夺主人扔下来的美味，于是乎，池塘里的水便再也不平静了。
　　（选自《我的北师大情怀——献给建校110周年》。严春友，教授，博士生导师。1983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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