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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主张非常符合人们通常的信念:积极思维能够带来好的结果。然而,在实际当中,真的是这样吗?一些心理学家在过去二十多年里所进行的相关研究给出了与我们直觉相反的结果。今年发表的一项最新研究甚至给出不可思议的结论:积极思维与宏观经济下行之间存在关联。
在今年2月发表的这项研究中,德国汉堡大学心理系的蒂姆尔·斯文瑟与合作者使用计算机程序分析了历史资料中的积极思维与当时的经济走势。他们发现,在2007年到2009年的美国金融危机之中,报纸《今日美国》的经济版面上出现越多的对未来的积极思维,那么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和一个月之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就会下降得越厉害。
不仅如此,他们还分析了1933年到2009年之间全部21个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说。他们发现,总统在演说中越是表现出对未来的积极想象,那么在他的任期中,失业率就会越高,经济增长也会放缓。
对于这样的现象,斯文瑟等人表示,从研究设计上讲,他们是无法得到因果关系的,因而,积极思维与经济下行之间的关系有三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报章和演说中的积极思维并不只是当时社会氛围的表现,它们还会培育一种能够影响经济的积极思维。另一种可能性是.报章和演说中的积极思维直接就是导致经济下行的因素之一。第三种可能性是,经济下行会培育出积极思维。但从数据上看,第三种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因为没有发现经濟下行会预示积极思维的出现。
研究者们计划接下来在更大的范围内探索这样的规律是否存在。包括考察更多类型的材料,比如教科书、商业报告和博客的内容,更多的国家,比如英国、德国和中国,以及更多的历史时期,比如工业革命和欧元危机。
纽约大学的心理学家加布里尔·厄廷根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一直致力于研究积极思维的影响。她认为,在欧洲和美国的文化中,解决问题的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积极思维之上的。
比如在减肥这件事情上,积极思维会带来什么样的实际效果呢?厄廷根及同事在很多年前就进行过一次实验。
在一个减肥项目中,他们找到25位患有肥胖症的女性,请她们对自己的减肥期望进行理性估计。接下来,实验人员请她们对四个关于减肥以及食物的未来场景进行情节填充,被试同时要想象自己在该场景中的身材苗条程度,并对自己可能的身材苗条程度进行打分。认为自己身材越苗条的被试将视为有越高的积极幻想。
在心理学家看来,人们对未来的积极憧憬不仅是基于现实对未来的合理想象,还可能是对未来的不合理想象,包括幻想、白日梦,以及与任务无关的神游,甚至是反事实的想法。
在减肥项目进行到17周和52周的时候,研究者对被试的减肥成果与其在减肥项目开始前的理性期待与积极幻想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理性期待相同的情况下,对自己减肥结果拥有越多积极幻想的肥胖症患者最后的减肥结果越差。
在人们的普遍观念中,面对疾病时积极思维会产生积极的效果。大量的研究文献也支持这一观点。然而,英国拉夫堡大学的心理学家苏·威尔金森发现事情并不是表面看上去的样子。她和同事认为乐观与疾病治愈的关系可能被过分解读甚至错误解读了。
他们采用了一种不同于其他学者的方法,分析乳腺癌患者的访谈记录,来探讨癌症患者的“积极思维”的本质。结果显示,乳腺癌患者话语中表现出的积极话语并不能等同于积极思维或者正向期待。
在访谈中,受访者往往将“积极地向前看”这类积极的话语作为访谈中的总结语;也就是说,这类积极的语言往往是在受访者表达完对疾病的恐惧与悲伤后的激励性话语,它们被用来帮助缓解话题的沉重性。而受访者在表达积极思维时,往往也伴随着消极情绪的表达。
因此威尔金森与同事认为,并不是积极思维本身帮助了患者,而是在谈论积极思维时伴随的消极表达与压力释放对患者产生了帮助。
一部分癌症和生理学研究者甚至认为过分强调积极思维会使病人背上“必须要积极”的道德包袱,从而起到反作用。一个不会憧憬疾病痊愈的病人被看做是不负责任的以及自暴自弃的。这种强求式的积极思维使得不允许病患面对现实或是为未来的死亡与伤痛作准备。
相关研究显示,这种矛盾的状态在重大疾病患者身上显得尤为突出。当医学方法无法保证患者拥有一个积极的未来,患者却要按照社会道德规范对自身疾病抱有积极幻想,这更容易引起患者产生抑郁等消极心理状态。
在今年2月发表的这项研究中,德国汉堡大学心理系的蒂姆尔·斯文瑟与合作者使用计算机程序分析了历史资料中的积极思维与当时的经济走势。他们发现,在2007年到2009年的美国金融危机之中,报纸《今日美国》的经济版面上出现越多的对未来的积极思维,那么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和一个月之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就会下降得越厉害。
不仅如此,他们还分析了1933年到2009年之间全部21个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说。他们发现,总统在演说中越是表现出对未来的积极想象,那么在他的任期中,失业率就会越高,经济增长也会放缓。
对于这样的现象,斯文瑟等人表示,从研究设计上讲,他们是无法得到因果关系的,因而,积极思维与经济下行之间的关系有三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报章和演说中的积极思维并不只是当时社会氛围的表现,它们还会培育一种能够影响经济的积极思维。另一种可能性是.报章和演说中的积极思维直接就是导致经济下行的因素之一。第三种可能性是,经济下行会培育出积极思维。但从数据上看,第三种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因为没有发现经濟下行会预示积极思维的出现。
研究者们计划接下来在更大的范围内探索这样的规律是否存在。包括考察更多类型的材料,比如教科书、商业报告和博客的内容,更多的国家,比如英国、德国和中国,以及更多的历史时期,比如工业革命和欧元危机。
纽约大学的心理学家加布里尔·厄廷根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一直致力于研究积极思维的影响。她认为,在欧洲和美国的文化中,解决问题的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积极思维之上的。
比如在减肥这件事情上,积极思维会带来什么样的实际效果呢?厄廷根及同事在很多年前就进行过一次实验。
在一个减肥项目中,他们找到25位患有肥胖症的女性,请她们对自己的减肥期望进行理性估计。接下来,实验人员请她们对四个关于减肥以及食物的未来场景进行情节填充,被试同时要想象自己在该场景中的身材苗条程度,并对自己可能的身材苗条程度进行打分。认为自己身材越苗条的被试将视为有越高的积极幻想。
在心理学家看来,人们对未来的积极憧憬不仅是基于现实对未来的合理想象,还可能是对未来的不合理想象,包括幻想、白日梦,以及与任务无关的神游,甚至是反事实的想法。
在减肥项目进行到17周和52周的时候,研究者对被试的减肥成果与其在减肥项目开始前的理性期待与积极幻想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理性期待相同的情况下,对自己减肥结果拥有越多积极幻想的肥胖症患者最后的减肥结果越差。
在人们的普遍观念中,面对疾病时积极思维会产生积极的效果。大量的研究文献也支持这一观点。然而,英国拉夫堡大学的心理学家苏·威尔金森发现事情并不是表面看上去的样子。她和同事认为乐观与疾病治愈的关系可能被过分解读甚至错误解读了。
他们采用了一种不同于其他学者的方法,分析乳腺癌患者的访谈记录,来探讨癌症患者的“积极思维”的本质。结果显示,乳腺癌患者话语中表现出的积极话语并不能等同于积极思维或者正向期待。
在访谈中,受访者往往将“积极地向前看”这类积极的话语作为访谈中的总结语;也就是说,这类积极的语言往往是在受访者表达完对疾病的恐惧与悲伤后的激励性话语,它们被用来帮助缓解话题的沉重性。而受访者在表达积极思维时,往往也伴随着消极情绪的表达。
因此威尔金森与同事认为,并不是积极思维本身帮助了患者,而是在谈论积极思维时伴随的消极表达与压力释放对患者产生了帮助。
一部分癌症和生理学研究者甚至认为过分强调积极思维会使病人背上“必须要积极”的道德包袱,从而起到反作用。一个不会憧憬疾病痊愈的病人被看做是不负责任的以及自暴自弃的。这种强求式的积极思维使得不允许病患面对现实或是为未来的死亡与伤痛作准备。
相关研究显示,这种矛盾的状态在重大疾病患者身上显得尤为突出。当医学方法无法保证患者拥有一个积极的未来,患者却要按照社会道德规范对自身疾病抱有积极幻想,这更容易引起患者产生抑郁等消极心理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