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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999年5月7日（北京时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射的5枚导弹从天而降，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史称“五八事件”。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遭遇类似袭击，那时那刻的愤怒，已成为许多中国人挥之不去的集体回忆。
胡锡进：“我是国内第一个得到这个消息的人”
“今天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20周年。20年前的今天，我是中国国内第一个得到这个消息的人。”2019年5月8日，《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微博上发文回忆20年前的“炸馆”经历：
那天一大清早，我家的电话突然响起，我一接电话，对方在话筒里喊：“我是小吕，北约把咱们的大使馆炸了！”
我迷迷瞪瞪地问：“你是谁呀？”
对方说：“老胡，我是小吕啊，吕岩松啊！北约把咱们的大使馆给炸了，大使馆正在着火。”
我一个激灵反应过来，这是我的好朋友、当时《人民日报》驻贝尔格莱德记者吕岩松打来的。我要求他把消息再说一遍，他说大使馆被轰炸了，正在着火、救人。我对他说：“兄弟，这事可得百分之百准确啊，我这就把消息给你传出去，万一有一点儿闪失，咱俩都完了。”
他说：“这怎么能是假的，我就在现场啊。”我听到他突然哭起来，他说是发现新华社记者邵云环遇难的遗体了。
当时，吕岩松、邵云环（新华社记者），还有许杏虎（《光明日报》记者），三个家庭因为战争都搬到了大使馆去住，以为那里安全，但后两名记者都遇难了，吕岩松成为跑出来的唯一幸存记者。他跑出来后第一个电话打给了我（我是吕岩松的前任驻南斯拉夫记者），我也因此成为中国国内第一个知道这件事情的人。
上面的对话是我隐约记得的，可能不是很准确。
放下吕岩松的电话，我立即拨通当时外交部南斯拉夫处处长李满长的电话，他在我任驻南斯拉夫记者期间是使馆二秘。他的反应和我一样：“老胡，这个消息可得绝对准确啊，否则我给你传递上去，有一点儿差错，我就完了。”我的回答是：“兄弟，我相信吕岩松，你相信我，立即传给你们部里。”事后，李满长告诉我，几分钟之内整个国家的机器运转了起来，当时连CNN、BBC这样的西方大媒体都还没有报道。
吕岩松：北约发射的导弹正好落在我们刚刚坐过的地方
“5月7日是中国外交史上、也是中国国际新闻报道史上最黑暗的一天。”这是吕岩松对“五八事件”的评价。作为当时身处轰炸中心的亲历者，多年后吕岩松依然记得当时的惊心动魄：
5月7日晚，北约再次摧毁了南斯拉夫供电系统，贝尔格莱德一片漆黑。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只能通过无线电关注事态发展。大家坐在院子里，一边看北约飞机轰炸和南联盟防空炮火的还击，一边讨论形势。
说起来也是不幸中的万幸。晚上11时半，潘占林大使见天色已晚，而且天气又变得很凉，就劝大家早点儿休息，第二天好早点儿起来工作。于是大家返回楼上宿舍。没想到潘占林大使的这句话救了我们十几个人的命，因为北约随后发射的导弹正好落在我们刚刚坐过的地方，如果我们晚一步上楼的话，大家肯定就都没命了。
大家听了大使的话，陆续回楼休息。我和夫人小赵刚刚上楼没有一分钟，就听到了一声巨响。当时屋里漆黑一片，我们还没来得及点蜡烛，小赵刚刚走进卫生间洗手，我正好站在卫生间的门外和她说话。我们还没对那声巨响有所反应，就看到前面的屋顶轰然塌落，钢筋水泥的碎块从我眼前十几厘米的地方落下。紧接着，第二次爆炸声又响起，只见整个大使馆大楼内一片白光，不是红光，而是爆炸近在眼前时发出的那种刺眼的白炽灯一样的白光。这时我意识到，大使馆大楼被击中了。
我们来不及多想，出于一种本能，迅速走到窗前拿起照相机、摄影包和海事卫星电话朝门口冲。这时，住在同一楼道的三个人中有两个也出来了，大家手拉手，互相搀扶着迈过废墟。这时门都已经炸掉了，什么都看不清，滚滚浓烟散着涩涩的苦味，呛得我们眼睛都睁不开，也喘不过气来。当时没有水，也根本找不到毛巾捂嘴，只能用手捏着鼻子往楼下走。可楼梯已经炸毁了，有的楼梯栏杆已经没了，我们只能抓着从房顶掉下来的、被炮火烧得烫手的钢筋一步一步往下挪。
下来后，我们发现整个使馆的院子正燃着熊熊大火。使馆地下室的车库里面有很多战备储备汽油，厨房里还有一些煤气罐，也在陆续地爆炸。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根本没办法进去救人，只好在浓烟中摸着栅栏绕过弹坑，然后翻出院墙，打电话叫救援人员。
南斯拉夫方面的救援人员赶到后，当时使馆跑出来的人很少，还不到10个人，一些人拿着床单和窗帘系着绳往下爬，有一个同志下到一半的时候床单断了，从高处跌下来，造成骨盆破裂。院子里的伤员越来越多。使馆一秘曹荣飞和另一名外交官郑海峰满面鲜血。其中曹荣飞已经神志不清，当我问他：“老曹，邵云环（曹荣飞的妻子、新华社记者）在哪儿？”他却一点儿反应都没有，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边哭边说：“我的鞋子呢？我没有穿鞋，我没有穿鞋。”救援人员在二楼找到了邵云环的遗体，她应该是在被炸后的第一时间内死亡的人。凌晨3时多，救援人员找到了《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的遗体。又过了一个小时，许杏虎的妻子朱颖的遗体也被找到，她去世时年仅28岁。
李肇星：逼克林顿写“检讨”
轰炸事件一经报道，在国内引起群情激愤，多地爆发了大规模反美示威活动。很多大学生到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驻北京、上海等地的大使馆及领事馆前示威游行，中国政府强烈抗议北约军队的这次粗暴、野蛮的行为，并向美国等北约国家发表声明，要求其必须严惩凶手并道歉。
起初，美方轻描淡写地将事件说成“意外事故”，且没有说一句公开道歉的话，这让时任驻美大使李肇星十分愤怒。8日晚，在与时任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会面后，他严肃地要求美方道歉，奥尔布赖特则答复说，克林顿总统和她本人愿分别同江泽民主席和唐家璇外长通话，向中方道歉。这时，记者们已纷纷赶到，围在会客室外。奥尔布赖特得知这一情况后，问李肇星：“大使馆有没有后门？”李肇星答道：“在中国大使馆，你的安全是有保障的，我们没有后门。”
会见一结束，李肇星立刻回到办公室向国内汇报，奥尔布赖特则在一群中国记者的围堵下，被迫退回会客室，并发表简短声明：“我今天来这里，是要重申美国政府早些时候对中国人員在贝尔格莱德的死难所表达的深深歉意……”美国政府主要官员在“五八事件”后的第一次公开道歉，就是这样被“逼”出来的。
据李肇星回忆当时那段“最难的日子”：
那天下午我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上看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召开会议，分析形势，研拟对策，就下一步工作作出部署，包括成立应急小组、收集各方面信息。
克林顿为表示诚意，决定在白宫会见中国大使。5月13日，我和刘晓明公使、何亚非公参一起去白宫。出发前，我们带了一本吊唁簿。
一坐下来，克林顿就郑重地要求我转达其对遇难者家属的道歉和慰问。我允予转达，但又明确表示：“总统先生还应该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道歉。中国人特别重视白纸黑字，所以请总统先生将道歉写下来。”
克林顿沉默片刻，在吊唁簿上写下了一句话：“对死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对其家属和中国人民表示真诚的歉意。”
这件事不知为何被美国报纸知晓并予以报道。报道说，克林顿在吊唁簿上写了道歉词，且附有照片为证。有一家报纸还添油加醋，评论说李肇星逼克林顿写“检讨”，美国总统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在老师面前写检讨。
这次轰炸及之后的形势发展，使原本由于中美两国元首互访而正处于上升阶段的两国关系骤然恶化。直到1999年底，双方关系才逐渐恢复，北约对死伤的受难者进行经济赔偿，并对中国被损坏的馆舍进行赔偿。
20年来，每逢清明节和5月7日都会有中国人和塞尔维亚人自发来到被炸中国使馆旧址，也就是目前在建的中国文化中心所在地，悼念当年在轰炸中遇难的3位中国记者——邵云环和许杏虎、朱颖夫妇。
胡锡进：“我是国内第一个得到这个消息的人”
“今天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20周年。20年前的今天，我是中国国内第一个得到这个消息的人。”2019年5月8日，《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微博上发文回忆20年前的“炸馆”经历：
那天一大清早，我家的电话突然响起，我一接电话，对方在话筒里喊：“我是小吕，北约把咱们的大使馆炸了！”
我迷迷瞪瞪地问：“你是谁呀？”
对方说：“老胡，我是小吕啊，吕岩松啊！北约把咱们的大使馆给炸了，大使馆正在着火。”
我一个激灵反应过来，这是我的好朋友、当时《人民日报》驻贝尔格莱德记者吕岩松打来的。我要求他把消息再说一遍，他说大使馆被轰炸了，正在着火、救人。我对他说：“兄弟，这事可得百分之百准确啊，我这就把消息给你传出去，万一有一点儿闪失，咱俩都完了。”
他说：“这怎么能是假的，我就在现场啊。”我听到他突然哭起来，他说是发现新华社记者邵云环遇难的遗体了。
当时，吕岩松、邵云环（新华社记者），还有许杏虎（《光明日报》记者），三个家庭因为战争都搬到了大使馆去住，以为那里安全，但后两名记者都遇难了，吕岩松成为跑出来的唯一幸存记者。他跑出来后第一个电话打给了我（我是吕岩松的前任驻南斯拉夫记者），我也因此成为中国国内第一个知道这件事情的人。
上面的对话是我隐约记得的，可能不是很准确。
放下吕岩松的电话，我立即拨通当时外交部南斯拉夫处处长李满长的电话，他在我任驻南斯拉夫记者期间是使馆二秘。他的反应和我一样：“老胡，这个消息可得绝对准确啊，否则我给你传递上去，有一点儿差错，我就完了。”我的回答是：“兄弟，我相信吕岩松，你相信我，立即传给你们部里。”事后，李满长告诉我，几分钟之内整个国家的机器运转了起来，当时连CNN、BBC这样的西方大媒体都还没有报道。
吕岩松：北约发射的导弹正好落在我们刚刚坐过的地方
“5月7日是中国外交史上、也是中国国际新闻报道史上最黑暗的一天。”这是吕岩松对“五八事件”的评价。作为当时身处轰炸中心的亲历者，多年后吕岩松依然记得当时的惊心动魄：
5月7日晚，北约再次摧毁了南斯拉夫供电系统，贝尔格莱德一片漆黑。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只能通过无线电关注事态发展。大家坐在院子里，一边看北约飞机轰炸和南联盟防空炮火的还击，一边讨论形势。
说起来也是不幸中的万幸。晚上11时半，潘占林大使见天色已晚，而且天气又变得很凉，就劝大家早点儿休息，第二天好早点儿起来工作。于是大家返回楼上宿舍。没想到潘占林大使的这句话救了我们十几个人的命，因为北约随后发射的导弹正好落在我们刚刚坐过的地方，如果我们晚一步上楼的话，大家肯定就都没命了。
大家听了大使的话，陆续回楼休息。我和夫人小赵刚刚上楼没有一分钟，就听到了一声巨响。当时屋里漆黑一片，我们还没来得及点蜡烛，小赵刚刚走进卫生间洗手，我正好站在卫生间的门外和她说话。我们还没对那声巨响有所反应，就看到前面的屋顶轰然塌落，钢筋水泥的碎块从我眼前十几厘米的地方落下。紧接着，第二次爆炸声又响起，只见整个大使馆大楼内一片白光，不是红光，而是爆炸近在眼前时发出的那种刺眼的白炽灯一样的白光。这时我意识到，大使馆大楼被击中了。
我们来不及多想，出于一种本能，迅速走到窗前拿起照相机、摄影包和海事卫星电话朝门口冲。这时，住在同一楼道的三个人中有两个也出来了，大家手拉手，互相搀扶着迈过废墟。这时门都已经炸掉了，什么都看不清，滚滚浓烟散着涩涩的苦味，呛得我们眼睛都睁不开，也喘不过气来。当时没有水，也根本找不到毛巾捂嘴，只能用手捏着鼻子往楼下走。可楼梯已经炸毁了，有的楼梯栏杆已经没了，我们只能抓着从房顶掉下来的、被炮火烧得烫手的钢筋一步一步往下挪。
下来后，我们发现整个使馆的院子正燃着熊熊大火。使馆地下室的车库里面有很多战备储备汽油，厨房里还有一些煤气罐，也在陆续地爆炸。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根本没办法进去救人，只好在浓烟中摸着栅栏绕过弹坑，然后翻出院墙，打电话叫救援人员。
南斯拉夫方面的救援人员赶到后，当时使馆跑出来的人很少，还不到10个人，一些人拿着床单和窗帘系着绳往下爬，有一个同志下到一半的时候床单断了，从高处跌下来，造成骨盆破裂。院子里的伤员越来越多。使馆一秘曹荣飞和另一名外交官郑海峰满面鲜血。其中曹荣飞已经神志不清，当我问他：“老曹，邵云环（曹荣飞的妻子、新华社记者）在哪儿？”他却一点儿反应都没有，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边哭边说：“我的鞋子呢？我没有穿鞋，我没有穿鞋。”救援人员在二楼找到了邵云环的遗体，她应该是在被炸后的第一时间内死亡的人。凌晨3时多，救援人员找到了《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的遗体。又过了一个小时，许杏虎的妻子朱颖的遗体也被找到，她去世时年仅28岁。
李肇星：逼克林顿写“检讨”
轰炸事件一经报道，在国内引起群情激愤，多地爆发了大规模反美示威活动。很多大学生到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驻北京、上海等地的大使馆及领事馆前示威游行，中国政府强烈抗议北约军队的这次粗暴、野蛮的行为，并向美国等北约国家发表声明，要求其必须严惩凶手并道歉。
起初，美方轻描淡写地将事件说成“意外事故”，且没有说一句公开道歉的话，这让时任驻美大使李肇星十分愤怒。8日晚，在与时任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会面后，他严肃地要求美方道歉，奥尔布赖特则答复说，克林顿总统和她本人愿分别同江泽民主席和唐家璇外长通话，向中方道歉。这时，记者们已纷纷赶到，围在会客室外。奥尔布赖特得知这一情况后，问李肇星：“大使馆有没有后门？”李肇星答道：“在中国大使馆，你的安全是有保障的，我们没有后门。”
会见一结束，李肇星立刻回到办公室向国内汇报，奥尔布赖特则在一群中国记者的围堵下，被迫退回会客室，并发表简短声明：“我今天来这里，是要重申美国政府早些时候对中国人員在贝尔格莱德的死难所表达的深深歉意……”美国政府主要官员在“五八事件”后的第一次公开道歉，就是这样被“逼”出来的。
据李肇星回忆当时那段“最难的日子”：
那天下午我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上看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召开会议，分析形势，研拟对策，就下一步工作作出部署，包括成立应急小组、收集各方面信息。
克林顿为表示诚意，决定在白宫会见中国大使。5月13日，我和刘晓明公使、何亚非公参一起去白宫。出发前，我们带了一本吊唁簿。
一坐下来，克林顿就郑重地要求我转达其对遇难者家属的道歉和慰问。我允予转达，但又明确表示：“总统先生还应该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道歉。中国人特别重视白纸黑字，所以请总统先生将道歉写下来。”
克林顿沉默片刻，在吊唁簿上写下了一句话：“对死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对其家属和中国人民表示真诚的歉意。”
这件事不知为何被美国报纸知晓并予以报道。报道说，克林顿在吊唁簿上写了道歉词，且附有照片为证。有一家报纸还添油加醋，评论说李肇星逼克林顿写“检讨”，美国总统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在老师面前写检讨。
这次轰炸及之后的形势发展，使原本由于中美两国元首互访而正处于上升阶段的两国关系骤然恶化。直到1999年底，双方关系才逐渐恢复，北约对死伤的受难者进行经济赔偿，并对中国被损坏的馆舍进行赔偿。
20年来，每逢清明节和5月7日都会有中国人和塞尔维亚人自发来到被炸中国使馆旧址，也就是目前在建的中国文化中心所在地，悼念当年在轰炸中遇难的3位中国记者——邵云环和许杏虎、朱颖夫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