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以来，中东地区始终处于一种更加混乱的状态，埃及的民主政治就是这场政治大戏中最跌宕起伏却始终在人们意料之中的一幕。正如亨廷顿所说，世界上诸多地区是不适用于民主的，尤其是民主还会给相当多的地区带来混乱。实际上，中东地区在历史上也诞生过可以媲美中华帝国的伟大帝国，换言之，人民在接受统治上的忍耐性是经历过历史考验的。明眼人都知道，这其中最深刻的原因在于地方历史，在于其政治制度的根源。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东地区始终存在着部落忠诚与国家忠诚的对立，伊斯兰教仅仅在穆罕默德统一阿拉伯半岛时一定程度上压制了这一总矛盾的爆发时间。在先知去世之后，各族血亲杀伐依旧，由此才衍生出所谓的逊尼派和什叶派。显然，部落曾经是人类历史上所有有人类生活聚居地区的基本生活单位，随后其中相当一部分形成了国家，比如中国形成了绝对大一统的帝国，比如印度，形成了以印度教为核心、以地方部落实际上自治的松散统治，而世界上最为古老的中东地区则始终以部落为基本单位，实行着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提出的“表亲的专横”，即以家族为核心的部落制。在其逐渐过渡到国家的过程中，战争和伊斯兰教起到了直接作用。这就是本文所要为大家描述的中东地区以部落忠诚和伊斯兰教信仰为核心建构起的政治制度。
　　部落过渡到真正国家的桎梏
　　先知穆罕默德诞生于阿拉伯半岛西部的古莱什部落，他通过自己的个人魅力运用伊斯兰教的传播逐渐统一了麦地那部落，随后是麦加，从而建立起国家层次的社会。伊斯兰教的崇拜对象也是上帝，这与部落忠诚相抵触，但是非如此不足以稳固自己的统治，也不足以建立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伟大帝国（实际上也仍然只是部落联合体）。伊斯兰教对于帝国的首要贡献是打破家族制，取代部落忠诚来换取民众对国家和统治者的忠诚。
　　维持政治统一是一场持久战，而在公元632年穆罕默德去世。依靠自身超凡魅力的统治者总使得自己创建的帝国与之同寿，这是一种必然的历史现象。穆罕默德属于古莱什部落的哈希姆血统，另有一支名为倭马亚血统与其竞争继承权，而两者则共享同一位曾祖父。穆罕默德在世时通过自己的游说成功使倭马亚血统信仰伊斯兰教，但却始终未能彻底解决这两个宗族间的仇恨与竞争。先知去世之后，共有四位哈里发先后继位，并宣称自己为正统，其中的前三位均属于倭马亚血统，并且均把自身的亲戚带入了权力中心，最终也都死于行刺。穆罕默德一直无子，其女儿嫁给了他的表亲阿里，即第四位哈里发。但是阿里也很快死于另一个部族哈瓦立吉派的刺杀，随后阿拉伯帝国爆发了一系列的内战。最终倭马亚血统得以稳固政权，并演变成今天的逊尼派，而只承认阿里，信奉所谓正统主义，认为阿拉伯帝国只属于穆罕默德的直系亲属的人则被称为什叶派。
　　由此我们发现，仅仅是伊斯兰教根本无法使得强大的部落社会演变成相对统一的国家，新的政治制度必须被开发出来。而就在几百年之后，奥斯曼土耳其作为阿拉伯帝国的继承者、中东地区最强大的伊斯兰帝国几乎战无不胜，1453年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成为土耳其苏丹的囊中之物，1526年，奥斯曼的铁蹄征服匈牙利，直到1529年维也纳的城墙才勉强阻止了他们。松散的部落永远无法完成如此强度的军事征服，那么奥斯曼土耳其的苏丹使用了什么巫术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即军事奴隶制。
　　军事奴隶制的兴亡
　　在帝国的巴尔干半岛行省，总会有很多骑着高头大马、不可一世的官员四处搜寻强壮聪慧的年轻男子，这些官员就好比今天的球探，四处发掘着帝国的未来。而孩子的父母则担惊受怕，作为优秀孩子父母，他们很可能无人养老。基督教的牧师则被迫交出男孩儿的洗礼名单。这种强行征召对于亲人来说十分残酷，对于男子来说则是一条不归路，尽管他们的命运已经注定不会是卑微和耻辱。最优秀的孩子会在宫廷长大，受到伊斯兰世界最好的培训，最终成长为帝国的高级官员，最优秀者甚至可以成为帝国的宰相。其余的人则被抚养成讲土耳其语的穆斯林，加入著名的土耳其禁卫军，他们伴随苏丹左右，在欧亚大陆上南征北战。
　　但是这些孩子终身不得见到父母，他们永远只是苏丹个人的奴隶，他们被晋封的职位和被赐予的庄园则不是个人财产，既不可以出售也不可以传于子女。实际上这些孩子中的大部分终生不娶。由此形成了帝国统于苏丹一人的局面，所有的官员都只是奴隶，他们无法单独构建派系，更无法积累世代的实力，尤其重要的一点是他们不属于任何穆斯林的部落。
　　这种制度并非奥斯曼土耳其的独创，早在9世纪中期的阿拔斯王朝就得以兴起，其目的正是克服穆斯林军队基于部落征召的重大弊端。阿拔斯王朝属于哈希姆血统，早期一直在尽量灭绝倭马亚血统，随后又开始镇压最初协助阿拔斯王朝的什叶派，这一切都是为了最大程度上加强国家的中央集权，消除部落威胁。随后哈里发马赫迪开发了一套使用奴隶来当军事和行政助手的系统，即为军事奴隶制。随后，这一系统不断发展，每次帝国军事征服的结果就是大批俘虏变成哈里发之手，即便他们是突厥人。当外国人充当国家军事力量核心成为惯例之后，哈里发发现，帝国的军事征服变得高效，帝国的基础变得稳固起来。这一制度最终在奥斯曼土耳其时期被完善起来，从而彻底打破家族制，建立其真正意义上的帝国。
　　军事奴隶制也是埃及自1250至1517年主要采用的政治制度，近三百年间被称为“马穆鲁克”的奴隶们接管了国家，但是没有未来的将军们不会一直满足于奴隶的身份，尤其是贵不过一代的长期延续显然有悖人性。这些人最终不愿接受文官的控制，进而接管国家。这预示着埃及在20世纪发展的军事专政，同樣意味着埃及这个国家军人干政的历史根源。
　　奥斯曼土耳其也未能幸免，随着其武力征服极限的到来而出现了重大经济和人口增长危机。因此，苏丹们开始改变严格的军事奴隶制以笼络和安抚作为应对危机的主要力量或者本身就是危机的“马穆鲁克”们。先是允许禁卫军结婚和组织家庭，随后又接受了禁卫军子承父业的现实，并废除了前文所描述的奴隶招募制。奥斯曼土耳其衰落于17世纪，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解体，即便是作为苟延残喘的老大帝国，军事奴隶制对于其延长的生命仍然有重大作用。
　　奥斯曼土耳其的沉重政治遗产
　　福山认为，奥斯曼土耳其是穆斯林世界最为成功的政权，尤其是他们在异常短暂的时间内，从部落过渡到国家层次的社会，然后发展了具有显著现代特征的国家制度。他们不仅建立起由中央直接管控的官僚制度和军队，也缔造了省级行政制度。显然，比起不同时期的欧洲和印度次大陆上建立起来的国家，这一帝国的运作更接近中华帝国。但是，奥斯曼帝国存在立法的宗教机构，至少在理论上独立于国家。在任何时候，一个穆斯林国家的律法都是《古兰经》，这是伊斯兰教对于国家权力的最后限制。
　　奥斯曼土耳其的成功对于伊斯兰世界可能是一种灾难，因为其核心制度——军事奴隶制和立国之本——不断军事征服不可复制。穆斯林世界之外的人从未认可其合法性，福山认为即便不讨论其合法性，单就奴隶变成高官一点，欧美人就无法认同了。但是奥斯曼土耳其的政治遗产是如此沉重，以至于当其解体之后所有的中东国家都必须直面政治发展问题，因此我们看到的是多少年来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十分有限，因为其主要精力都用在了维护国家稳定上，而政治发展则与政治衰退循环地出现在世人面前。
　　福山做了一个有趣的比较，与军事奴隶制是一条死胡同相比，中华帝国为了打破家族制，建立德才标准也同样推行了一种制度——科举制，其实这两种制度均源于对王权集中稳固的渴望。但是今天，中国科举制的实用等同物都在应用之中，不论是现代欧洲和亚洲的官僚招聘，还是美国的学术能力评估测试又或者是法国的高中毕业会考，甚至我们中国自己的高考制度也是一样的。如此说来，隋文帝真心比300年之后的哈里发马赫迪聪明多了。
　　阅读链接：
　　2013年第10期《古代中国——早熟的现代国家》
　　2013年第11期《印度的弯路——社会关系极致发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