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从个人意义，还是在社会意义来说，规矩都维持着一定的秩序。所有组织和社会都自有一套针对“不规矩”的那些行为的“惩罚”机制。这些机制未必是强制性的，却在规范人们的行为方面发挥着难以忽略的作用。
　　“不规矩”的后果有大有小，代价也有多有少。比如，两年前，贵州兴仁县的一个团县委驾驶员，就因为没有积极“认领”组织派下的任务而遭处分——某水塘发生一起溺水身亡事件，由于这个驾驶员的妻子和死者是亲戚关系，他便两次被要求参与死者家属的情绪安抚工作。但组织得到的回应却是一种“事不关己”的态度：“不关我的事，你不要拿党员来压我，大不了退党。”
　　对于建党以来就一直在强调”党性”“组织性”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这种消极的言论和态度自然不合规矩。
　　党内有党内的规矩，行业有行业的规矩，社会有社会的规矩。小到家庭，可能还有“家规”“家训”。总之，规矩往往无形，却深藏于人心。
　　“熊孩子”和“栅栏社会”
　　对于规矩，我们的焦虑仿佛在加深。我们越是谈论它，越是说明我们害怕坏了它、没了它。
　　两年前，郭德纲曾经发过一条关于生活中的老规矩的微博，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全家人围坐用餐，大人不动孩子不能动。吃饭坐哪就不能再换，端着碗满处跑那是要饭的。不许用筷子敲盘碗，有乞丐之嫌疑，在外吃饭这叫骂厨子。喝汤不许吸溜，吃饭不许吧嗒嘴，要闭上嘴嚼。夹菜只许夹前面的，不许过河。”……这些琐碎而具体的规矩，确实很少再在教育孩童的饭桌边上被提起。
　　于是人们发出和老郭一样的感慨：現在的孩子，太没规矩了。
　　没规矩到了一定程度，则是人见人怕的“熊孩子”。曾几何时，那些支招治理“熊孩子”的网帖像雨后春笋般冒出，后来又消失在信息的洪流中——不过，关于”熊孩子”的吐槽，却从未停止。这仿佛隐隐暗示着一件我们都不愿承认的事：“熊孩子”们没得治，再华丽的网帖也没辙。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规矩帮我们减少了周围环境的不确定性因素，让我们可以对自己和别人的行为后果有一个大致的预判，如此，我们便可以相对理智地生活下去。我们讨厌“熊孩子”，不仅因为他们造成的破坏，还因为他们完全不或者很少按常理出牌，他们打乱了我们应对身边环境的节奏。
　　当某种规矩出现了越来越多被破坏的迹象，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不去死守。为什么？在一个人人不守规矩的环境里，守规矩的成本比较高，而不守规矩的成本更低。试想一下，当大家都围在早点铺旁争抢着买包子，你想老老实实排个队，却不知从何排起。于是，与其费劲巴拉劝说众人排队，不如自己也加入乱上添乱的行列——反正包子一到手就迅速抽身。
　　买包子事小，店家顶多立个“请排队”的牌子在铺子边上，却无法强制顾客守规矩。而对于另一些事来说，当不守规矩的现象多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出现更加严厉的硬性约束或惩罚机制。比如，越来越多的公路违章摄像头。最极端的情况，就是形成一个处处被强制力量干预的“栅栏社会”。此时，一部分人能获得更加稀缺的资源，成为他们寻租的更大筹码。在道德方面，人们则备受外力的压制，自律弱于他律，鲜有人能做到“慎独”。
　　在“栅栏社会”里，人们用破坏规矩的方式去寻求自由，好似缘木求鱼。它的源头，既可能是强权，也可能是那个不珍惜自由的社会。总之，这是一条葬送自身活力的路。
　　不断变化和形成中的规矩
　　每个社会都会有规矩，但每个社会的规矩并不都一样。社会的变革，常常也是从坏了某些规矩开始。有些规矩被坏了的后果，却让人感觉庆幸。
　　曾经，在中国，“天地君亲师”是规矩，“无才便是德”也是一种对女人的规矩;曾经，在英国，女人穿裙子是规矩，穿裤子是离经叛道。女人走出家门，参与社会活动，穿上越来越丰富而充满想象力的时装，都多亏那些离经叛道者走出“坏规矩”的第一步。
　　旧的规矩坏了，会有新的规矩补上。坏了种族隔离的规矩之后，平等越来越成为各类规矩的必要要素，最后形成一种“政治正确”。在心底不认同这种平等观念的人，也无法轻易说出种族主义的言论。在这里，平等就是最重要的规矩，以至于坏了它，代价很大——即使是在无心的情况下。
　　今年年初，英国演员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就犯下这样的无心之失。由于他在回应黑人落选奥斯卡表演奖提名时使用了“有色人种”一词，遭到反种族歧视组织的抨击——作为一个欧洲人，他并不像美国人那么清楚“有色人种”中的歧视含义。最后，他不得不为自己的失言公开道歉。
　　规矩当然不是一夜之间凭空冒出来的，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它多是人与人相互妥协的结果。我们越是不懂得妥协，规矩就越是难以形成。
　　当网络已经和我们的现实生活融为一体，我们会将线下那些隐藏在礼仪皮囊中的更加真实的个性挪到线上。在网上看到吵架、人身攻击的几率要比在现实生活中碰见骂街的高出许多倍，而当我们还无法期待线下的人用开放、包容的心态面对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我们如何能期待人们遵守网络辩论的某种“规则”？即使是再“理中客”的辩手，也难免捎上夹酸的“题外话”。
　　曾亲耳听到一个学者在公开场合表示，自己从不参加论战，因为一旦进入论战，就意味着你的目的不是真理，而是赢过对方。
　　公共辩论的规矩尚未形成，但似乎却也在形成之中。而在其中，公平的环境显得尤为重要——一个处处拉偏架的裁判，会招致更加不理智的情绪，拖延规矩的出生时间。所以，那些能在当下的辩论环境里仍旧保持平和心态和理性头脑的，几乎已算是圣人。
　　也许，我们一些人的头脑中已有某种“规矩”的雏形，但要实践它，却如此困难——最终的结果就是，符合我们现实需求的规矩难产。规矩形成过程所带来的这种痛感，或许是每个转型社会都将经历的。
　　人情规矩也是规矩吗
　　在人情社会里，人情上的规矩显得很重要。人情上的规矩和另外一些规矩是有相冲突的可能的。守住了规矩，却可能丢掉情商和人脉。
　　一个可以设想的情况是，只要“走后门”的陋习一直没有被根除，就总会遇上这种两难的选择。国人讲究个礼尚往来，曾经帮过你一把的人找你“走后门”，你给不给走？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对于多数人而言，能走的，应该都会走。走不了的，那是确实被硬性制度给束住了手脚。
　　问题在于，人情规矩，它是规矩吗？或者说，它是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守的一种规矩吗？
　　对“人情”的迷恋甚至在高校扩散。前些日子，中央民族大学教师萨茹拉被指向学生索要钱物、推销自己的书籍，引发众怒。而萨茹拉的解释则是，中国是个人情社会，而学生送的礼物则是“出于感恩和自愿”。查看萨茹拉从前的授课内容，便知她一直提倡的就是要让学生在大学时就懂得一些“社会上的规矩”，也就是“人情”。
　　网友们当然不买帐，但不知有多少人在心里默默承认她对中国社会所下的论断？从一些支持她的学生表达的观点来看，他们认为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可他们却没有提到改变。作为高校教师的萨茹拉，也没有提出改变，而是将这个“现实”全盘接受下来。
　　需要“走后门”来确认亲疏远近的人情规矩是一种前现代的规矩，它是一种基于“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所形成的规矩。当它和现代社会的另一些规矩，比如恪守职业伦理、尊重程序正义，相互冲撞的时候，这种人情规矩常常战胜后者。一方面，我们信奉”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古训，另一方面，我们在不逾“人情之矩”的同时，却常常逾了很多其他的矩。
　　但这样的“不守规矩”，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觉悟”问题。它涉及的是整个社会结构和文化内涵的变动。只不过，只要没有合理、有远见的制度存在，“觉悟”就无法提高。当我们增加破坏公平的成本，也将是对行为人的一种有效的教育——当尊重程序、尊重职业成为习惯，它也就成了规矩。
　　人情的存在当然合理，与之相关的规矩亦然。只是，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也许我们该试着重新丰富它的内涵，并且重新找寻它在我们各类规矩中间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