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一个人老了，就爱怀旧。其实就是我辈，也不再是当年那种纯情男女了。正是因为与时俱老了，才恍觉当年之我的青春热血值得凭吊。这个时代，你看网上男女，大约真像王朔所云——一点正经没有。很多原本神圣庄严的东西，都被庸俗地消解了，都变成嘻哈疯癫了。”野夫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剖析自己的心理。这也是他对1980年代的眷恋与自省，在野夫写作《1980年代的爱情》的时候，他一直沉浸在这样的思绪中。
　　这位51岁、曾经纵情诗酒的鄂西土家族男人，也开始不无伤感地回望他的青春，属于1980年代的青春。在那个充满希望、理想与幻灭的年代里，野夫曾经是诗人、警察和罪犯。

真实与虚构中的故乡

　　在1980年代结束之后，野夫出狱、北上，成为北京小有成就的书商。此后又散尽家财栖居云南，专注写作，成为一名作家。现在他受邀在德国莱茵河畔写作，难得出国的他，借机在欧洲各处闲逛，“看看欧洲文明的积淀与成就。”同时在微博上点评时事。
　　但实际上，野夫从未离开过80年代，如同他从未离开过鄂西利川这片偏远的土地一样。1980年代与鄂西山野，构成野夫的精神江湖，让他得以抵御纷扰不堪的当下现实。
　　身在欧洲，野夫的微博发得频繁，言辞激烈地回应当下这个时代。同时，他也用伤感的文字，为过去作祭。
　　他把近年的一些散文收进了《身边的江湖》，同时还出版了小说《1980年代的爱情》。野夫以自己在80年代经历过的爱情故事为原型，尝试用小说的方式，记录自己经历过的爱情与时代。
　　《1980年代的爱情》虽然是小说，但其中“百分之六七十”的内容都是野夫的亲身经历。散文化的语言和第一人称的叙述，让这本书显得真切而柔软。
　　故事很简单，“我”是偏远中学里唯一考入大学的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回老家的镇上任职，在这里与高中时一直暗恋的对象“雯”不期而遇。古朴偏远的小镇上，爱情终于生根发芽，但雯深情而隐忍，最终将“我”推向了外面更广阔的世界。野夫原本以为年轻人读这本书会“隔膜较大”，但出乎他的意料，年轻读者的反馈很积极，书出版后，他每天收到的微博反馈至少有几十条，而“百分之九十九都持赞扬的态度，”野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野夫老家鄂西利川，那里山重水隔，与湘西凤凰同属武陵山地区。鄂西地区和湘西一样，民风淳朴彪悍，构成了野夫写作和为人的精神世界。这个尚气豪侠的写作者经常在文章里不惜笔墨地回溯自己作为“巴人”的源头，书写自己对边民传统的认知。
　　对于武陵山区稍通文墨而又心怀抱负的年轻人来说，出走或者回归，成为永恒的纠结。入山，意味着放弃前程，而走出武陵山脉，进入外面的平原世界，才谓之“入世”。有抱负而又思乡心切的人，常在天平的两端徘徊。熊希龄、沈从文、黄永玉如此，1980年代时的野夫也如此。这种情绪也弥漫进《1980年代的爱情》一书之中，甚至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叙事主线。小说的故事，简单到只剩下欲说还休、欲走还留的情绪。没有大开大阖的故事结构。“我”想留，但“雯”一次又一次地把“我”推向大山外的世界。“我”出狱后，尽管有机会在一起，但雯的态度依然坚决。
　　关于鄂西利川的故乡情结，成为野夫最隐秘的内心一角。正如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野夫一步三回头，被爱情，也是被时代推着向前，离开了那个生养他的故乡。

1980年代

　　“看似还能拼酒约架，但内心是真的已经沧桑了。”现在的野夫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1978年，野夫16岁，上恩施师专，现在的湖北民族学院。他是班上最惹是生非的学生。爱读书，不爱上课，但考试成绩一般还好。流行喝酒打群架的时代，野夫是一群学弟们的孩子王，经常帮人出头担事儿。“性格比今天火爆，”野夫这样评价当年的自己。身上随时带着匕首，爱打抱不平，很受同学喜欢。
　　“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刘叉这首《偶书》，是野夫名字的由来。事实上，来自湘西和鄂西地区的人，自称“山野村夫”的人并不少。胸有文墨而自称山野村夫，既是自嘲，也是另一种方式的自傲。
　　1982年，恩施师专一群学生成立剥枣诗社，是湖北最大的诗歌社团，野夫是发起人之一。大家在一起油印诗刊，每月一期，写的是新诗，但野夫当时已经能娴熟地写旧体诗。
　　野夫的江湖习气，多少来自土家山民的彪悍作风。大家闺秀的外婆给他讲故事，教他习古文诗礼，成为野夫的启蒙教育。成年以后，剥枣诗社和武汉大学旁听的经历，为野夫打下了更深厚的文学功底。
　　野夫时常在文章中提起凤凰作家沈从文，他希望利川之于自己，就像凤凰之于沈从文，山水故乡的滋养是文学最好的养料。“《边城》这个故事比我的更简单，它为什么魅力十足？”野夫用沈从文打比方。他认为，文学的终极目的和意义，在乎语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不是别的。“好的纯文学，不是去拼虚构能力和复杂情节的。”
　　沈从文构建了他的神秘湘西。虽然同为武陵山区，但野夫的利川却并非如一个世纪前的纯净、完美。“文革”开始时，野夫四岁，刚刚开始有记忆。最清晰的一幕就是父亲被戴高帽子押着游行的场景。此后的漫长十年，他亲眼目睹了社会的天翻地覆。野夫甚至认为，自己骨子里好斗的性子，“也许就是在这时种下的”。
　　但在《1980年代的爱情》中，野夫却又写出了单纯而美好的味道。“十年”喧嚣后的鄂西山野，只剩下重创后的死寂。两个年轻人的爱情就在这样静谧的环境里展开。在野夫心中，写爱情的目的依然在于写时代，“写史”。他将这样的写作称为“招魂的过程”。

以小说纪史

　　2003年，野夫在做自己的影视公司，他忽然想寫自己的故事，甚至想自己投资、自己导演，“就想做一个纯粹自己的影视作品”。野夫善于尝试，他认为中国的文艺片“缺乏经典”，但搁了十年后，野夫不再想做电影了，但舍不得想写的那个故事，于是改写成了小说——就是今天的《1980年代的爱情》。“就当是对自己青春和那个年代的一个祭奠吧。”野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藉由这本小说，更重要的是，野夫梳理了那个纯真、充满理想的时代。
　　野夫并不认为《1980年代的爱情》是自己的代表作。他更愿意将之描述为关于文体的实验。虽然也写过小说《父亲的战争》，但他将《1980年代的爱情》描述为自己“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对于野夫来说，散文是最见长的文体。在《尘世挽歌》《江上的母亲》《乡关何处》收录的文章里，他以“史记”的笔法，每篇文章寥寥几千字，写尽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悲欢故事。为身边人“作传”，记录家族的历史。
　　野夫的散文里，处处可见对故乡、故人的留恋。写得最多的是鄂西利川的家族史。被打成右派、性格倔强最后投河，“至今不知曝尸在哪一片月光下”的母亲，至死也隐忍不提家人一个字的父亲，被投监二十多年、回家后都忘了自己罪名的“伯父”，一根绳子上吊死的大伯母二伯母。野夫用笔如刀，将自己的伤口割得鲜血淋淋，是为“纪史”，而纪史，是为了拒绝遗忘。这是野夫的理想。
　　野夫逐渐认识到，散文由于完全真实，“因而会影响一部分想象力的发挥”。而小说一样是自己经验世界的一部分，但因为是虚构，“可以更加逼真地表现一些残酷的生活”。因而跟他的散文一样，“也是一种招魂的过程”。 现在，身在欧洲的野夫正在写作新的长篇小说。
　　“我们本人也与时代同流合污着，但这似乎又不是我们的真我，就像垮掉派的诗歌所说——我们并不是我们污脏的外表，我们的内心也盛开着一朵圣洁的向日葵。基于这样的一些伤悼，所以开始写一点这些忆旧。”野夫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剖析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