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黑救人
　　“文革”初期，湖南城步一中我的班主任张世兰老师，因反对县城“造反派”的行动，还批评“造反派”影响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被城步一中及县城各厂矿的“造反派”多次批斗，并被挂黑板游街、跪砖渣、挨棍棒，导致身上多处受伤，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1967年，“文革”进入高潮，我们也进入高中二年级。学校“红卫兵”组织发给我一个红袖章，动员我参加“造反”。我找个借口回到乡下老家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但是当时的乡村也是“造反派”的天下，大队里的“造反派”头目见我回村，也发给我一个印有“造反派”字样的红袖章，要我跟他们一起参加“造反”。我将两个袖章放进抽屉里，心想日后可能会派上用场。
　　一天下雨无法出集体工，生产队决定放假，我趁机进城走亲戚。在亲戚家的酒席上，一个与我同桌、手臂上戴有“造反派”袖章的醉汉喷着酒气大声说道：“今晚9点钟有好戏看了，各厂的造反派要出动10台卡车、300多人血洗一中，主要目标是抓捕大臭老九张世兰。张世兰的死期到了！”
　　我听了大吃一惊，不管是真是假，得赶快告诉张世兰老师才行！于是放下饭碗趁黑朝一中校园跑去。
　　校园内的电线早已被人剪断，四周一片漆黑。我摸到张老师的房门口，只见张老师正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写“交代书”。我来不及向他详细说明情况，拉着他的手就走：“张老师，有紧急情况，快跟我走！”张老师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急忙吹熄灯，跟我从校园的后门溜出来，躲在一位王姓同学家中。
　　冒险护送
　　10分钟后，果然传来汽车马达声，校园被人包围，叫骂声、踢门声响成一片，手电的光芒划破夜空。折腾了两个多小时，他们抓了几个老师，方才开车离去。
　　王同学家离校园太近，张老师无法长期藏身，怎么办？当晚12点多钟，我趁夜深人静，将张老师带到离校10公里远的我家，把他藏进后房。我父母最崇拜老师，我与父母商议：他是我的班主任老师，因有人要害他，只好让他暂时藏在我家，对外绝对要保密。我们一日三餐将食物送进后房，让他吃喝拉撒全在房中解决。父亲上山采苗药为他治疗内外伤，母亲负责做饭。
　　到了第五天，我进县城探风声，只见沿街刷满了“动员起来，抓捕臭老九张世兰”等内容的标语；又听说“造反派”在县城掘地三尺找不到张老师，就四处设卡盘查，并派出大批人马全副武装下乡追捕“逃犯”。
　　我回到家将所见所闻向张老师汇报，他十分焦急。为了安全起见，张老师决定当晚动身“转移”到他的老家西岩张家寨避难。我家四周都是本村“造反派”的骨干成员，听说县城的“造反派”已全副武装从邻村向我村逼近，本村“造反派”成员五十多人积极响应，准备迎接县城“造反派”入村搜查。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万一走漏风声，将前功尽弃。
　　动身前，我给张老师化了妆：穿上我父亲的一套最烂的衣裤，戴一顶破斗笠，脸与手上用锅底灰抹黑，把他装扮成一个又脏又臭又哑的麻风病人。当时的麻风病比瘟疫还要可怕，传播迅速，若遇到关卡，只要自报是麻风病人就没有人敢仔细盘查。不过，让张老师单身一人走五十多公里夜路实在不放心，万一撞进他们设好的“天罗地网”中，张老师只有死路一条。送佛送到西，救人救到底，我决心再次冒险护送张老师从小路回张家寨避难。出门前，我装满一书包干粮，师生俩各持一根杂木拐杖做打狗棍，我又将两派的红袖章装在衣袋里以备急用。
　　红袖章闯关
　　苗山的夜晚一片漆黑，阵阵秋风送来几分寒意。我们深一脚浅一脚摸索前行，心惊胆战地走了三十多公里后，只见不远的山隘口燃有火堆，凭借火光可见到有几个扛枪的人在站岗，我俩的心一下子紧张起来。这处山隘口是从小路通往张家寨的唯一通道，果然有人在此设卡，说明“造反派”头头们十分“高明”。
　　这时，附近村庄中隐约传来鸡啼声，再过两个小时天就亮了。怎么办？正在进退两难之际，我突然摸到衣袋里的两个红袖章，脑子里顿时冒出“凭证闯关”的念头。我轻声告诉张老师：“我先走，前面的一切我去应付。成功了更好，万一不成功，你赶快往山下跑，不要管我。”
　　我把两派的红袖章分别放在左右两边的衣袋里，沉住气，大模大样地朝火堆走去。那几个站岗的见有人朝他们走来，立即端着枪将我包围，厉声喝道：“什么人？站住！”我借助火光，看清他们手臂上戴有县城“造反派”的红袖章，便不慌不忙地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红袖章递给他们看，说：“老兄不要慌，自己人。我有个患大麻风病的哑巴表兄，昨天从麻风病医院跑出来，溜到我家。我们害怕传染麻风病，只好连夜将他送回家去。请几位老兄帮个忙！”
　　他们看了红袖章后深信不疑，又见我身后不远处果然站着一个特别难看的“大麻风病人”，吓得像躲避瘟神一样慌忙朝两边山上后退五十多米远，高声喝令我：“赶快把背时鬼‘大麻风’带走！”
　　后面的路上，我又用同样的方法闯过两关。当东方现出五彩霞光时，我们俩终于到达了西岩张家寨。
　　张世兰老师在老家一躲就是七年多，直到“文革”结束才回到县城，后平反恢复工作，还被提拔为县文教局局长，后又调县人大，直到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