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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新闻是易碎品，但要把它当成艺术品去雕琢。”梅尔文·门彻这样说过。新闻除了当时记者的精深叙述外，还有一个外在的雕琢力量——时间。
在记录20世纪中期以来信息化变革浪潮的浩瀚文字中，有一些特质在熠熠闪亮，这些亮点不一定总是成功的荣耀，一些走过的弯路、失败的技术和品牌，同样是人类发展史上光辉的实践。记录他们一闪而过的瞬间，是本专栏开设的初衷。
让我们在这里重温历史，汲取经验。
栏目撰稿人：姜洪军
jhj@vip.sohu.net
“盖茨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但他在公司里经常令我头痛。”MITS创建者爱德华·H·罗伯茨回忆说，“你无法和他理论，他要么按自己的方式做事，要么就根本不做。”
“盖茨不像我们，面对罗伯茨，他从不退缩胆怯，”前MITS公司雇员大卫·巴纳尔这么说，“当他们两个人有分歧的时候，就会引起摩擦。”
激情的火花
1974年12月底，在一个冰冷刺骨的日子，盖茨和艾伦踩着残雪和冰碴路过哈佛广场。途中，他们停下来在报摊上买了一本封面有牛郎星电脑照片的《大众电子》。
20年后，盖茨在《未来之路》一书中描述了自己第一次看到牛郎星时的感受：“那天我和保罗·艾伦正站在哈佛大学广场上忘情地阅读《大众电子》上有关一台小计算机的描述文章。在保罗和我兴奋地阅读这篇有关第一部真正的个人计算机的文章时，我们还不大清楚这种计算机会得到怎样的具体应用。但我们确信，它将会改变我们和整个计算机世界。”
“天呀！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了，却没有我们的份！而人们就要为它编写真正的软件了。”盖茨认识到需要有人为这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机器编写软件，他希望由自己完成这个工作。他迅速给罗伯茨打电话，说自己的公司已研发出BASIC语言，略作改动就可以用在牛郎星上。显然，盖茨不是第一个给罗伯茨打电话的人。之前，罗伯茨至少接到了50多个这样的牛皮电话，因此，他反应冷淡。
盖茨决定抓住这一历史机遇，但由于手上并没有牛郎星电脑，他们便对照着《大众电子》上的描述，用大学机房里的一台大型机进行模拟开发。
他知道有无数的潜在竞争者在干着同样的活，于是便和艾伦夜以继日地进行程序开发。有些日子里盖茨甚至忙得不吃饭，常常睡在书桌旁或地板上。
“在深夜编程的时候，我有时会遇见盖茨睡在终端机前。他正打着一行编码，接着身体渐渐向前倾倒，直到鼻子碰上了键盘。睡上一两个小时后，他睁开眼睛，斜着眼看看屏幕，眨巴眨巴眼，再从他刚刚停下来的地方继续下去。”艾伦回忆。
贝弗里奇在《科学研究的艺术》中写道：“人们最出色的工作往往是处于逆境的情况下做出的。思想上的压力，甚至肉体上的痛苦都可能成为精神上的兴奋剂。”
随后，研发中出现了一个程序问题，盖茨和艾伦一筹未展。这一天，他们在餐厅吃饭，并谈论如何解决它。这时一个鬈发的大一新生路过他们身边，尖声说：“我以前写过这个程序。”盖茨和艾伦迅速把他“抓”到自己的宿舍，让他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大一新生是蒙特·大卫杜夫。《微软坏小子鲍尔默》的作者弗雷德里克·艾伦·马克斯韦尔认为：“大卫杜夫没有从他帮助创造的东西上得到任何好处，虽然他后来为微软做了些工作，但是盖茨忘记了他对公司的创建做出的贡献。”
五周以后，盖茨的BASIC语言编写完成。在这段时间里，盖茨和MITS联系时用的是交通数据公司负责人的头衔。他通过电话和书信给罗伯茨留下的印象是：这是一家有实力、成熟的公司。当然MITS公司在盖茨的心目中也很“高大”。
“鱼传尺素，鸿雁传书。”最后双方决定会面，由于没有更多的钱出差，盖茨只能让艾伦一人坐飞机前往MITS演示BASIC语言。
然而在初次见面时，双方在对方心目中的形象顷刻间坍塌了。
暗伏玄机的合同
膀大腰圆的罗伯茨开着一辆旧货车到机场接艾伦，这个形象让艾伦大失所望。
MITS也不是盖茨、艾伦想象中那样的一家大公司，而是一家挤在按摩院与自助洗衣店之间的一个小门脸，公司的门牌设在一个不起眼的小商店橱窗一角。艾伦心想他和盖茨会不会明珠暗投？
罗伯茨把满腹狐疑的艾伦送到镇上最好的旅馆，一晚的住宿费用为50美元。而未来的亿万富翁此时所带的钱根本负担不起这样的房租，“真不好意思，”艾伦结结巴巴地说，“我没那么多钱。”
罗伯茨看了他一眼，说：“没事，算在我账上。”
然而，随后的测试工作让双方都感到惊喜。之前留在哈佛的盖茨很担心，因为这个程序从未在牛郎星电脑上运行过，他后来回忆：“只要有一个小错误，程序就不会运行。我们首次试用是在MITS，而把它拿回来之后也没发现一丁点缺陷。”
罗伯茨说：“那情景永远令人难忘。牛郎星是一套复杂的组合系统，而两位小伙子以前从未见过它。他们所完成的工作远远超过人们对他们的正常期望，我自己也曾经参加过许多计算机系统程序的研究，但从没有像这一天那么伟大。”
随后，艾伦被MITS正式聘用。不久，盖茨也赶过来，为这家公司编制程序。此时盖茨、艾伦与罗伯茨的关系很奇特，盖茨、艾伦身在MITS公司，但同时又在运营自己的微软公司。有人评价在这段时间里，微软是“寄生”在MITS公司中。盖茨回忆：“艾伦实际已为MITS工作，并担任软件副总裁，但我本人并没有正式到MITS工作。”
“他们是在MITS为我工作，是他们使用在MITS开发的软件创办了微软！”罗伯茨后来这样回忆，“盖茨在MITS是一个相对次要的角色。在我遇到他之前，我们已卖出数千台机器；在我遇到他之前，我们就已经拥有软件。”
《君王论》的作者、战略大师马基雅维利曾经说过：“有一种没有好处的军队就是外国援军……这支军队本身或许是能征善战的，可是相对于邀请他们的人而言，却是十分危险的，因为要是他们失败了，你依然孤立无援；要是他们胜利了，你将会像囚徒一样困于其权力之中。” 不过这份危险是罗伯茨的。作家史蒂文·利维在《黑客》一书中描绘了盖茨当时的感受：“他那时的心情就好像是毕加索突然发现了一块如大海般广阔的空白画布一样——这里的计算机干净、彻底，里面什么实用程序也没有。”
1975年7月下旬，盖茨、艾伦与罗伯茨就BASIC的使用签署了一份合作协议。盖茨回忆：“协议规定，MITS每售出一套BASIC程序，微软将获得相应版税。”
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盖茨在合同中加入了这样一条：“乙方公司同意尽最大努力将本软件发放许可、推广及商业化，若未尽到以上义务，软件持有人有足够依据终止本合同。”
合同放到罗伯茨面前，他大大咧咧地说：“合同不用看了。我信任你们，马上就签。”
盖茨问他：“你不找个律师帮你看看吗？”罗伯茨大手一挥：“不用，肯定没事。”作家萨克雷在《名利场》一书中曾写道：“人生一世，有些阶段当时看看无关紧要，而事实上牵动了大局。”
蓝天鹅跳舞小组中的盖茨
随后，罗伯茨带着盖茨，开始了蓝天鹅市场活动，他们开着一台装着牛郎星电脑的车，周游全国并进行演示。盖茨回忆说：“这是通用汽车公司制造的一种住房汽车。我们开着它在全国各地转悠，每到一地，我们就让某个人建立一个计算机俱乐部。而我则是旅途中唱歌跳舞小组的成员。”
蓝天鹅市场活动取得了成功，客户争着把钱汇给MITS公司。其间发生了这样一则故事：一位客户向MITS公司抱怨，说自己一年前就给了他们1000元，要买一台牛郎星，但从此没了下文。他愤怒地说：“你们这不是明抢吗？连钱也不退给我！”MITS公司高管埃迪·库里劝他别着急，称马上让财务处给他开一张支票，原款返还并附上利息。那个客户的态度立刻变得和缓起来，称自己不想要钱，只想要一台电脑。“大家都是这种心理，”库里回忆，“人们想要得到牛郎星的迫切心情简直令人难以相信。”
盖茨的BASIC也水涨船高，知名度大增。随后，双方的一些不和谐声音逐渐传了出来 。
盖茨认为所有的好主意在MITS公司只实行了一半，他说：“这家公司是在一个奇怪的轨道上运行，所有的人市场感觉都是那么贫乏，这是一个领导者水平的问题。虽然我从未真正领导过一个下属而只是编我的程序，但我还是感觉到有许多合适的必需的事情需要推动，可是在这家公司，除罗伯茨以外的人都噤若寒蝉，这让人非常困惑不解。”
盖茨还回忆：“罗伯茨处世态度坚定，因此MITS员工都有点害怕他。当MITS员工认为罗伯茨在一些事项上处理有误时，他们就找到我，让我去同罗伯茨谈，原因是我本人态度也非常坚定，而且最不害怕罗伯茨。”
罗伯茨对盖茨他们的工作风格也无法接受。当时盖茨、艾伦、大卫杜夫和查理斯·托尔森蜗居在一座公寓里，在激昂的摇滚乐中编程。 盖茨他们经常到附近一家餐馆吃饭，一天，服务员看着脸色苍白的他们，问道：“你们在飙车？”“不，”大卫杜夫回答，“我们编程。”
由于盖茨形象另类，罗伯茨经常告诉他的员工可以把客户带去见艾伦，但要离盖茨他们远点。不过，罗伯茨仍很看重他们，他曾对一个朋友说：“我管不了这帮家伙，但他们太厉害了，我得留住他们。他们对自己的专业太擅长了。”
随后，有程序开发者告诉罗伯茨，他们开发出一些程序，准备卖给MITS公司，而软件部主任艾伦却把他们带到盖茨处。盖茨用5000美元从他们手里买下程序，随后一倒手，把程序以15000美元外加一笔版权使用费，卖给了MITS公司。
不过，盖茨对罗伯茨也心生怨气，按他对合作协议的理解，MITS应尽“最大的努力”销售BASIC语言，可MITS的市场重点未放在这上面，只是一味地推销自己的电脑，盗版BASIC随蓝天鹅市场活动推广而蔓延。
盗版风波后的决裂
“硬件必须要付款购买，可软件却变成了某种共享的东西。谁会关心开发软件的人是否得到报酬？这合理公平吗？如果你们偷盗软件，当遇问题时，你们就不能要求MITS公司解决问题……”1976年1月的一天，盖茨用印有MITS标志的信纸，写了那封软件史上著名的《致软件爱好者的公开信》。
公开信激怒了许多电脑爱好者俱乐部的成员，他们发起了抵制牛郎星电脑的举动。《Micro-8新闻通讯》的编辑海拉·辛格写道：“最合理的做法就是把这封信撕个粉碎，就当什么事也没发生。”
罗伯茨对盖茨发表公开信之前没有和自己协商很恼火，这显然进一步恶化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成员史蒂夫·东皮耶说：“事与愿违，盖茨对盗版的抱怨根本阻止不了BASIC的传播，人们依旧坚信：‘如果你得到了一款软件，你就可以运行它。’这与大庭广众之下播放音乐磁带没啥区别。BASIC传遍了整个美国，也传遍了整个世界。这种情况反过来也帮了盖茨的大忙，现在每个人都有了牛郎星BASIC，他们知道了BASIC的工作原理，甚至知道如何修正软件中的缺陷。这就是说假如有新的电脑公司需要BASIC，他们就会和盖茨的公司合作，盖茨的BASIC成了事实上的标准。”
罗伯茨是PC产业伟大的先驱者，推出了光耀千秋的牛郎星，但却没打造出一个伟大的公司。1977年5月22日，罗伯茨以600万美元价格把公司卖给了佩特克公司。
在他卖出公司前，为了制衡竞争对手，曾逼着盖茨停止向其他PC制造商发放BASIC许可证。在卖出公司后，罗伯茨又取消了盖茨接到的两笔大单。
“微软随后同佩特克公司发生了争执，原因是对方将我们的 BASIC授权协议解释为排他性协议……”盖茨回忆说。
佩特克扬言如果这批交易不包含这批软件，那么它就取消这笔买卖，这样MITS公司就会破产。“他们打出了这张王牌。”盖茨说。
如果这样，罗伯茨的权益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于是他站在佩特克一边。“佩特克公司认为他们是把软件作为整笔交易的一部分买过来的，”盖茨说，“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这批软件的所有权应该属于我们。” 佩特克公司随后与盖茨就BASIC语言归属权打了一场官司，这场官司对年轻的盖茨压力很大，因为诉讼期间，法官禁止盖茨他们销售BASIC。盖茨曾回忆：“他们想把我们饿死，我们甚至付不起律师费，他们想以此逼迫我们就范。”
过了一段时间，微软的流动资金耗尽了。“我们没有钱了，”一天，艾伦对盖茨说，“跟他们和解吧！”
“不，”盖茨眼里闪耀着铁一般的光芒，“这次你一定要听我的，我跟父亲谈过了，他认为我们有很好的机会赢得诉讼。”
官司打了半年多，当年罗伯茨没有仔细检查的合同条款成为盖茨最后获胜的依据。裁决中说：“证词毫无疑义地表明，MITS公司从未真正履行尽最大努力推销软件的义务。”裁决还认为MITS和佩特克公司拒绝盖茨向别的PC厂商卖软件的行为“实质上违背了他们的责任和义务”。
罗伯茨认为法官没有理清事实真相，因而做出了错误的判决。“真倒霉！”他坚持认为，“这个裁决结果是完全错误的。”
盖茨后来也认为这个裁决对罗伯茨并不太公平。“我与罗伯茨的关系完了，”他说，“这样做确实伤害了他的感情。”
鳌鱼脱却金钩去
盖茨和他的微软获得了BASIC语言的所有权，与MITS彻底脱钩，艾伦和一批原MITS公司骨干追随盖茨，回到盖茨的家乡西雅图，开始了微软帝国的创建。
正所谓“鳌鱼脱却金钩去，摆尾摇头更不回”。
（本文摘自《极客：改变世界的创新基因》一书，科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手记
制造时钟而非报时
《基业长青》书作者吉姆·柯林斯曾称：“伟大公司的创办人，通常都是制造时钟的人，而不是报时的人。他们主要致力于建立一个时钟，而不只是找对时机，用一种适销对路的产品打入市场；他们并非致力于领袖人物充满魅力的人格特质，而是致力于构建高瞻远瞩的公司组织特质，他们最大的创造物是公司本身及其代表的一切。”
罗伯茨是PC产业伟大的先驱者，推出了光耀千秋的牛郎星电脑，但却没有打造出一个伟大的公司。牛郎星电脑在IT史上影响深远，它不仅仅给微软一个起步的平台，而且推动了英特尔转向计算机领域。
英特尔联合创始人、当时的掌门人鲍伯·诺依斯因牛郎星点燃了对PC的兴趣，他认为与大型计算机相比，PC将改变世界的面貌，并成为潮流，所以他也致力推动英特尔全面转向PC领域。而之前，英特尔关注的一个重点方向是数码手表。“（英特尔）开始大步前行，奔向PC的世界”。英特尔联合创始人安迪·格鲁夫这样评价英特尔受牛郎星启发后的战略转型。
牛郎星在照亮英特尔前程的同时，也将它的光芒照进苹果公司的梦想里。1975年3月5日，在《大众电子》发布了牛郎星数月后，对计算机发展史做出重要推进作用的“家酿计算机俱乐部”举办了一次车库聚会，讨论牛郎星和它采用的英特尔8080微处理器。后来成为苹果联合创始人的史蒂夫·沃兹尼亚克被邀请赴会。牛郎星的设计理念验证了沃兹尼亚克的个人电脑构想，随后他研发出了苹果I型电脑，与乔布斯一起开始了苹果传奇。牛郎星隐入历史星河后，罗伯茨也淡出计算机产业 。1982年，他上了医学院，并于1986年修完医学学位，成了乔治亚州乡村小镇的一名医生。
“我觉得我在这里做着实实在在的贡献，”他说，“可能不是为了更大的世界，但是我还是认为我现在做的是很重要的事情。”诗人玛丽·奥利弗在《蓝色牧场》中曾写道：“生命要么如飞瀑怒潮，惊天动地；要么风平浪静，平淡无奇。”
“新闻是易碎品，但要把它当成艺术品去雕琢。”梅尔文·门彻这样说过。新闻除了当时记者的精深叙述外，还有一个外在的雕琢力量——时间。
在记录20世纪中期以来信息化变革浪潮的浩瀚文字中，有一些特质在熠熠闪亮，这些亮点不一定总是成功的荣耀，一些走过的弯路、失败的技术和品牌，同样是人类发展史上光辉的实践。记录他们一闪而过的瞬间，是本专栏开设的初衷。
让我们在这里重温历史，汲取经验。
栏目撰稿人：姜洪军
jhj@vip.sohu.net
“盖茨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但他在公司里经常令我头痛。”MITS创建者爱德华·H·罗伯茨回忆说，“你无法和他理论，他要么按自己的方式做事，要么就根本不做。”
“盖茨不像我们，面对罗伯茨，他从不退缩胆怯，”前MITS公司雇员大卫·巴纳尔这么说，“当他们两个人有分歧的时候，就会引起摩擦。”
激情的火花
1974年12月底，在一个冰冷刺骨的日子，盖茨和艾伦踩着残雪和冰碴路过哈佛广场。途中，他们停下来在报摊上买了一本封面有牛郎星电脑照片的《大众电子》。
20年后，盖茨在《未来之路》一书中描述了自己第一次看到牛郎星时的感受：“那天我和保罗·艾伦正站在哈佛大学广场上忘情地阅读《大众电子》上有关一台小计算机的描述文章。在保罗和我兴奋地阅读这篇有关第一部真正的个人计算机的文章时，我们还不大清楚这种计算机会得到怎样的具体应用。但我们确信，它将会改变我们和整个计算机世界。”
“天呀！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了，却没有我们的份！而人们就要为它编写真正的软件了。”盖茨认识到需要有人为这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机器编写软件，他希望由自己完成这个工作。他迅速给罗伯茨打电话，说自己的公司已研发出BASIC语言，略作改动就可以用在牛郎星上。显然，盖茨不是第一个给罗伯茨打电话的人。之前，罗伯茨至少接到了50多个这样的牛皮电话，因此，他反应冷淡。
盖茨决定抓住这一历史机遇，但由于手上并没有牛郎星电脑，他们便对照着《大众电子》上的描述，用大学机房里的一台大型机进行模拟开发。
他知道有无数的潜在竞争者在干着同样的活，于是便和艾伦夜以继日地进行程序开发。有些日子里盖茨甚至忙得不吃饭，常常睡在书桌旁或地板上。
“在深夜编程的时候，我有时会遇见盖茨睡在终端机前。他正打着一行编码，接着身体渐渐向前倾倒，直到鼻子碰上了键盘。睡上一两个小时后，他睁开眼睛，斜着眼看看屏幕，眨巴眨巴眼，再从他刚刚停下来的地方继续下去。”艾伦回忆。
贝弗里奇在《科学研究的艺术》中写道：“人们最出色的工作往往是处于逆境的情况下做出的。思想上的压力，甚至肉体上的痛苦都可能成为精神上的兴奋剂。”
随后，研发中出现了一个程序问题，盖茨和艾伦一筹未展。这一天，他们在餐厅吃饭，并谈论如何解决它。这时一个鬈发的大一新生路过他们身边，尖声说：“我以前写过这个程序。”盖茨和艾伦迅速把他“抓”到自己的宿舍，让他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大一新生是蒙特·大卫杜夫。《微软坏小子鲍尔默》的作者弗雷德里克·艾伦·马克斯韦尔认为：“大卫杜夫没有从他帮助创造的东西上得到任何好处，虽然他后来为微软做了些工作，但是盖茨忘记了他对公司的创建做出的贡献。”
五周以后，盖茨的BASIC语言编写完成。在这段时间里，盖茨和MITS联系时用的是交通数据公司负责人的头衔。他通过电话和书信给罗伯茨留下的印象是：这是一家有实力、成熟的公司。当然MITS公司在盖茨的心目中也很“高大”。
“鱼传尺素，鸿雁传书。”最后双方决定会面，由于没有更多的钱出差，盖茨只能让艾伦一人坐飞机前往MITS演示BASIC语言。
然而在初次见面时，双方在对方心目中的形象顷刻间坍塌了。
暗伏玄机的合同
膀大腰圆的罗伯茨开着一辆旧货车到机场接艾伦，这个形象让艾伦大失所望。
MITS也不是盖茨、艾伦想象中那样的一家大公司，而是一家挤在按摩院与自助洗衣店之间的一个小门脸，公司的门牌设在一个不起眼的小商店橱窗一角。艾伦心想他和盖茨会不会明珠暗投？
罗伯茨把满腹狐疑的艾伦送到镇上最好的旅馆，一晚的住宿费用为50美元。而未来的亿万富翁此时所带的钱根本负担不起这样的房租，“真不好意思，”艾伦结结巴巴地说，“我没那么多钱。”
罗伯茨看了他一眼，说：“没事，算在我账上。”
然而，随后的测试工作让双方都感到惊喜。之前留在哈佛的盖茨很担心，因为这个程序从未在牛郎星电脑上运行过，他后来回忆：“只要有一个小错误，程序就不会运行。我们首次试用是在MITS，而把它拿回来之后也没发现一丁点缺陷。”
罗伯茨说：“那情景永远令人难忘。牛郎星是一套复杂的组合系统，而两位小伙子以前从未见过它。他们所完成的工作远远超过人们对他们的正常期望，我自己也曾经参加过许多计算机系统程序的研究，但从没有像这一天那么伟大。”
随后，艾伦被MITS正式聘用。不久，盖茨也赶过来，为这家公司编制程序。此时盖茨、艾伦与罗伯茨的关系很奇特，盖茨、艾伦身在MITS公司，但同时又在运营自己的微软公司。有人评价在这段时间里，微软是“寄生”在MITS公司中。盖茨回忆：“艾伦实际已为MITS工作，并担任软件副总裁，但我本人并没有正式到MITS工作。”
“他们是在MITS为我工作，是他们使用在MITS开发的软件创办了微软！”罗伯茨后来这样回忆，“盖茨在MITS是一个相对次要的角色。在我遇到他之前，我们已卖出数千台机器；在我遇到他之前，我们就已经拥有软件。”
《君王论》的作者、战略大师马基雅维利曾经说过：“有一种没有好处的军队就是外国援军……这支军队本身或许是能征善战的，可是相对于邀请他们的人而言，却是十分危险的，因为要是他们失败了，你依然孤立无援；要是他们胜利了，你将会像囚徒一样困于其权力之中。” 不过这份危险是罗伯茨的。作家史蒂文·利维在《黑客》一书中描绘了盖茨当时的感受：“他那时的心情就好像是毕加索突然发现了一块如大海般广阔的空白画布一样——这里的计算机干净、彻底，里面什么实用程序也没有。”
1975年7月下旬，盖茨、艾伦与罗伯茨就BASIC的使用签署了一份合作协议。盖茨回忆：“协议规定，MITS每售出一套BASIC程序，微软将获得相应版税。”
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盖茨在合同中加入了这样一条：“乙方公司同意尽最大努力将本软件发放许可、推广及商业化，若未尽到以上义务，软件持有人有足够依据终止本合同。”
合同放到罗伯茨面前，他大大咧咧地说：“合同不用看了。我信任你们，马上就签。”
盖茨问他：“你不找个律师帮你看看吗？”罗伯茨大手一挥：“不用，肯定没事。”作家萨克雷在《名利场》一书中曾写道：“人生一世，有些阶段当时看看无关紧要，而事实上牵动了大局。”
蓝天鹅跳舞小组中的盖茨
随后，罗伯茨带着盖茨，开始了蓝天鹅市场活动，他们开着一台装着牛郎星电脑的车，周游全国并进行演示。盖茨回忆说：“这是通用汽车公司制造的一种住房汽车。我们开着它在全国各地转悠，每到一地，我们就让某个人建立一个计算机俱乐部。而我则是旅途中唱歌跳舞小组的成员。”
蓝天鹅市场活动取得了成功，客户争着把钱汇给MITS公司。其间发生了这样一则故事：一位客户向MITS公司抱怨，说自己一年前就给了他们1000元，要买一台牛郎星，但从此没了下文。他愤怒地说：“你们这不是明抢吗？连钱也不退给我！”MITS公司高管埃迪·库里劝他别着急，称马上让财务处给他开一张支票，原款返还并附上利息。那个客户的态度立刻变得和缓起来，称自己不想要钱，只想要一台电脑。“大家都是这种心理，”库里回忆，“人们想要得到牛郎星的迫切心情简直令人难以相信。”
盖茨的BASIC也水涨船高，知名度大增。随后，双方的一些不和谐声音逐渐传了出来 。
盖茨认为所有的好主意在MITS公司只实行了一半，他说：“这家公司是在一个奇怪的轨道上运行，所有的人市场感觉都是那么贫乏，这是一个领导者水平的问题。虽然我从未真正领导过一个下属而只是编我的程序，但我还是感觉到有许多合适的必需的事情需要推动，可是在这家公司，除罗伯茨以外的人都噤若寒蝉，这让人非常困惑不解。”
盖茨还回忆：“罗伯茨处世态度坚定，因此MITS员工都有点害怕他。当MITS员工认为罗伯茨在一些事项上处理有误时，他们就找到我，让我去同罗伯茨谈，原因是我本人态度也非常坚定，而且最不害怕罗伯茨。”
罗伯茨对盖茨他们的工作风格也无法接受。当时盖茨、艾伦、大卫杜夫和查理斯·托尔森蜗居在一座公寓里，在激昂的摇滚乐中编程。 盖茨他们经常到附近一家餐馆吃饭，一天，服务员看着脸色苍白的他们，问道：“你们在飙车？”“不，”大卫杜夫回答，“我们编程。”
由于盖茨形象另类，罗伯茨经常告诉他的员工可以把客户带去见艾伦，但要离盖茨他们远点。不过，罗伯茨仍很看重他们，他曾对一个朋友说：“我管不了这帮家伙，但他们太厉害了，我得留住他们。他们对自己的专业太擅长了。”
随后，有程序开发者告诉罗伯茨，他们开发出一些程序，准备卖给MITS公司，而软件部主任艾伦却把他们带到盖茨处。盖茨用5000美元从他们手里买下程序，随后一倒手，把程序以15000美元外加一笔版权使用费，卖给了MITS公司。
不过，盖茨对罗伯茨也心生怨气，按他对合作协议的理解，MITS应尽“最大的努力”销售BASIC语言，可MITS的市场重点未放在这上面，只是一味地推销自己的电脑，盗版BASIC随蓝天鹅市场活动推广而蔓延。
盗版风波后的决裂
“硬件必须要付款购买，可软件却变成了某种共享的东西。谁会关心开发软件的人是否得到报酬？这合理公平吗？如果你们偷盗软件，当遇问题时，你们就不能要求MITS公司解决问题……”1976年1月的一天，盖茨用印有MITS标志的信纸，写了那封软件史上著名的《致软件爱好者的公开信》。
公开信激怒了许多电脑爱好者俱乐部的成员，他们发起了抵制牛郎星电脑的举动。《Micro-8新闻通讯》的编辑海拉·辛格写道：“最合理的做法就是把这封信撕个粉碎，就当什么事也没发生。”
罗伯茨对盖茨发表公开信之前没有和自己协商很恼火，这显然进一步恶化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成员史蒂夫·东皮耶说：“事与愿违，盖茨对盗版的抱怨根本阻止不了BASIC的传播，人们依旧坚信：‘如果你得到了一款软件，你就可以运行它。’这与大庭广众之下播放音乐磁带没啥区别。BASIC传遍了整个美国，也传遍了整个世界。这种情况反过来也帮了盖茨的大忙，现在每个人都有了牛郎星BASIC，他们知道了BASIC的工作原理，甚至知道如何修正软件中的缺陷。这就是说假如有新的电脑公司需要BASIC，他们就会和盖茨的公司合作，盖茨的BASIC成了事实上的标准。”
罗伯茨是PC产业伟大的先驱者，推出了光耀千秋的牛郎星，但却没打造出一个伟大的公司。1977年5月22日，罗伯茨以600万美元价格把公司卖给了佩特克公司。
在他卖出公司前，为了制衡竞争对手，曾逼着盖茨停止向其他PC制造商发放BASIC许可证。在卖出公司后，罗伯茨又取消了盖茨接到的两笔大单。
“微软随后同佩特克公司发生了争执，原因是对方将我们的 BASIC授权协议解释为排他性协议……”盖茨回忆说。
佩特克扬言如果这批交易不包含这批软件，那么它就取消这笔买卖，这样MITS公司就会破产。“他们打出了这张王牌。”盖茨说。
如果这样，罗伯茨的权益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于是他站在佩特克一边。“佩特克公司认为他们是把软件作为整笔交易的一部分买过来的，”盖茨说，“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这批软件的所有权应该属于我们。” 佩特克公司随后与盖茨就BASIC语言归属权打了一场官司，这场官司对年轻的盖茨压力很大，因为诉讼期间，法官禁止盖茨他们销售BASIC。盖茨曾回忆：“他们想把我们饿死，我们甚至付不起律师费，他们想以此逼迫我们就范。”
过了一段时间，微软的流动资金耗尽了。“我们没有钱了，”一天，艾伦对盖茨说，“跟他们和解吧！”
“不，”盖茨眼里闪耀着铁一般的光芒，“这次你一定要听我的，我跟父亲谈过了，他认为我们有很好的机会赢得诉讼。”
官司打了半年多，当年罗伯茨没有仔细检查的合同条款成为盖茨最后获胜的依据。裁决中说：“证词毫无疑义地表明，MITS公司从未真正履行尽最大努力推销软件的义务。”裁决还认为MITS和佩特克公司拒绝盖茨向别的PC厂商卖软件的行为“实质上违背了他们的责任和义务”。
罗伯茨认为法官没有理清事实真相，因而做出了错误的判决。“真倒霉！”他坚持认为，“这个裁决结果是完全错误的。”
盖茨后来也认为这个裁决对罗伯茨并不太公平。“我与罗伯茨的关系完了，”他说，“这样做确实伤害了他的感情。”
鳌鱼脱却金钩去
盖茨和他的微软获得了BASIC语言的所有权，与MITS彻底脱钩，艾伦和一批原MITS公司骨干追随盖茨，回到盖茨的家乡西雅图，开始了微软帝国的创建。
正所谓“鳌鱼脱却金钩去，摆尾摇头更不回”。
（本文摘自《极客：改变世界的创新基因》一书，科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手记
制造时钟而非报时
《基业长青》书作者吉姆·柯林斯曾称：“伟大公司的创办人，通常都是制造时钟的人，而不是报时的人。他们主要致力于建立一个时钟，而不只是找对时机，用一种适销对路的产品打入市场；他们并非致力于领袖人物充满魅力的人格特质，而是致力于构建高瞻远瞩的公司组织特质，他们最大的创造物是公司本身及其代表的一切。”
罗伯茨是PC产业伟大的先驱者，推出了光耀千秋的牛郎星电脑，但却没有打造出一个伟大的公司。牛郎星电脑在IT史上影响深远，它不仅仅给微软一个起步的平台，而且推动了英特尔转向计算机领域。
英特尔联合创始人、当时的掌门人鲍伯·诺依斯因牛郎星点燃了对PC的兴趣，他认为与大型计算机相比，PC将改变世界的面貌，并成为潮流，所以他也致力推动英特尔全面转向PC领域。而之前，英特尔关注的一个重点方向是数码手表。“（英特尔）开始大步前行，奔向PC的世界”。英特尔联合创始人安迪·格鲁夫这样评价英特尔受牛郎星启发后的战略转型。
牛郎星在照亮英特尔前程的同时，也将它的光芒照进苹果公司的梦想里。1975年3月5日，在《大众电子》发布了牛郎星数月后，对计算机发展史做出重要推进作用的“家酿计算机俱乐部”举办了一次车库聚会，讨论牛郎星和它采用的英特尔8080微处理器。后来成为苹果联合创始人的史蒂夫·沃兹尼亚克被邀请赴会。牛郎星的设计理念验证了沃兹尼亚克的个人电脑构想，随后他研发出了苹果I型电脑，与乔布斯一起开始了苹果传奇。牛郎星隐入历史星河后，罗伯茨也淡出计算机产业 。1982年，他上了医学院，并于1986年修完医学学位，成了乔治亚州乡村小镇的一名医生。
“我觉得我在这里做着实实在在的贡献，”他说，“可能不是为了更大的世界，但是我还是认为我现在做的是很重要的事情。”诗人玛丽·奥利弗在《蓝色牧场》中曾写道：“生命要么如飞瀑怒潮，惊天动地；要么风平浪静，平淡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