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看电视,电视里又出现了那位说东北话的总是饰演母亲角色的老演员,妻子说:“这演员真像咱家老太太,老太太真是个心善的人,我想到那个困难的时候,周末为你留的只有一根干瘪的胡萝卜。”她说完这话,一下子弄得我俩都沉默了。老母亲去世多年了,妻子一下子说起干瘪的胡萝卜,又把我引回到40多年前……
　　那时,我和母亲都在大凉山的西昌生活。母亲是从省城下放到大凉山“基层锻炼”的,下放后遇到3年自然灾害,无人过问,母亲就一直在大山里一所师范学校当老师,我也从省城去了西昌,和独自在大凉山的母亲做伴。3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就近上学的“西昌专科附中”只办了一年就撤销了。学校撤销后,农村来的同学就失学回乡,学校里少数有城镇户口的学生便安排到其他学校读书,我去了川兴初级中学。西昌是川西高原中的一块坝子,也就是四周高山围起来的一块小盆地,盆地的中央是叫邛海的湖泊,这使西昌有了高原明珠的美誉。母亲所在的师范学校和川兴中学隔湖相望。在上世纪60年代初,交通十分不便,我从家去学校,只能沿田埂小道走,老乡说,这段路有30多里,我每次回家,都要走3个多小时。
　　这根干瘪的胡萝卜让我又走上了那30多里的田埂小道。学校是周六下午放假。川兴中学是川兴公社办的农村中学,几排干打垒的房子,再加一个平整出来的操场,便是学校。我刚去的时候,学校连围墙都没有,四周都是农田。有一条不长的土路连接进县城的公路,公路也是土路,没有铺柏油,也没有公共汽车。学校到城里有十五六里远。从县城再到母亲所在的师范学校有土石公路,还是十五六里。开始从学校回家,胆子小,走到一半天就黑了,所以要走公路回家,公路上虽然没有灯光,但总有来往的行人车辆给自己壮胆。那时候,不光是怕黑,还怕狼,当地人叫狗豹子。不仅怕狼,还怕山上的彝民,大凉山民主改革在1958年才进行,在此以前奴隶主下山来抢人当奴隶的事,还真让当地老百姓心惊肉跳,家里的小孩一淘气,大人就吓唬:“还不回家,下山抢人的来啰!”那时,我才是一个12岁的孩子,要在荒郊野外走完30多里路,实在是“弟弟你大胆地往前走”,没有人给我唱这支歌,只因为路的尽头就是家,那里有想了一个星期的妈妈。
　　在这路上过了两年,越走越大胆,到后来就不走公路了,沿着湖旁走田埂小道,这样会省两三里路。同时,走小路心里紧张,脚下的步子自然也急,总觉得能早些回到家里。直到今天,还能回想起那些田埂小路,那些蛙鸣和月色。能够为我的心境还有当时感受到的山野风景相呼应的有两本老书,一本是艾芜先生的《南行记》,一本是作家高缨的散文集《西昌月》。艾芜的是经典风光,苍凉而清凄;高缨是在西昌深入生活时之作,浪漫而绮丽。两种情绪揉在一起,就是在大凉山乡村中学读书的我每个周末步行30多里回家的心境。
　　这根干瘪的胡萝卜让我回到了那个漫长而饥饿的乡村中学生活。3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学生有每月27斤粮食的供应,由于没有肉、糖、油、蛋等副食品,27斤粮食分配到每天就是每日三餐共9两食品充饥。到了周六最后一餐的时候,不同家境的同学就会有不同的举动。家境较差的同学,平时吃饭时,常把自己定量的食品让给其他同学,说好周六的时候“偿还”,这些同学到了周六吃饭时,就会“收回”平时省下的米饭,给家人带回去。家境好的同学,就会把这一餐“还给”平时多吃几口“借饭”的同学,空着肚子回家去,吃家里的晚餐。西昌是山区,在3年自然灾害时期,靠湖的农家能偷偷下湖捉鱼,生活比较宽裕。靠山的农家,能上山采蘑菇、拾山货、打野味,过日子也能有点油水。苦的是种粮的农民,还有城镇居民,有钱也买不到吃食。周末回家,母亲总要给我留一点吃的东西。开始还有糕点,后来只有些杂粮饼干,到了最困难的时候,我记得母亲从抽屉里拿出来的是一根干瘪的胡萝卜。胡萝卜都放干瘪了,可以想得出来,母亲早早地就留着它,给周六回家的儿子。
　　母亲是个不平凡的女人,她出生在东北大粮商家庭,不愿当亡国奴,到北平参加“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