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民间需求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就开始进入相对不足的状态，我国的内部需求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也长期处于相对不足的状态，经济的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拉动。民间需求增长乏力与我国政府经济职能转变迟缓直接相关，政府的经济职能不仅没有能够领先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其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体制环境，反而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滞后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最终造成了“国富民穷”、“官富民穷”、民间需求不足的局面。
　　我国政府在经济职能方面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越位”和“缺位”并存，该政府管的没有管好或没有管，政府又管了许多不应该管的事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现代政府首要的和主要的职能是提供公共服务，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一个交易成本尽可能低的制度环境，也就是一个尽可能好的“游戏规则”。我們知道，市场经济不是可以无条件正常运行的，也不是无条件地就能够成熟起来的。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选择了市场经济制度，但真正建立起能够正常运转的、有秩序的、所谓“好”市场经济的国家不超过30个。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如果没有一个能够保护产权、保障自由竞争、平等竞争的制度系统，没有一个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系统，最终得到的市场经济必然是低效率的市场经济、混乱的市场经济、残酷的市场经济和权贵的市场经济。我们在1993年就提出要建立“多层次、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时至今日，16年过去了，这个极端重要的社会基础设施还没有建立起来，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还得不到制度性的保证。
　　我们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中小民营企业，产权还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合同的执行得不到有力的保障，得不到平等的经济机会，难以按照同一个游戏规则得到国有银行控制的金融资源，还不允许民营企业自己集资，因为那叫“非法集资”。
　　同时，政府又控制着四分之三以上的资产性财富以及这些不断增值的资产所带来的越来越多的巨大收益，掌握着金融系统和金融资源，掌握着巨大的、没有受到有效约束的权力，进行着大量的微观层次上的调控，基础性经济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格局始终没有形成。
　　面对一个既“缺位”又“越位”的政府部门，企业家无法把主要精力放在经营企业上面，只能同时围着市场和官场转，把许多的资源放在结交官府，摆平官员上面。政府经济职能不到位就是造成“国富民穷”，“官富民穷”局面的一个根本原因。
　　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的研究表明，中国在1951年的时候，民间的消费占到了当年GDP的68％，政府的消费仅为GDP的16.5％，而到了2007年；民间的消费降到了GDP的937.5％，政府的消费则上升到了GDP的28％，收入和财富逐渐地转移到了政府的手中。与我们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韩国、日本这三个很有代表性的近邻，分别代表了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中的“一年级新生”、发达国家中的“老生”，2007年他们的民间消费分别占到了GDP的55％、52％、55％，美国的比例是71％。
　　我们还可以和美国在生产性资产的结构方面做一个对比。中国的生产性资产四分之三掌握在政府手中，国资委和财政部是中国最大的“资本家”，只有四分之一掌握在私人手中，中国的老百姓和土地增值几乎没有什么关系。而美国的政府几乎没有什么生产性资产，只有少量土地，大量的资产都掌握在私人手中。所以，美国的经济增长率虽然只有3％，但老百姓的储蓄率几乎为零甚至是负的，美国老百姓的消费那么足，不仅是因为他们有社会保障系统这个“社会安全网”，还因为老百姓除了劳动性收入以外还有不断增加的资产性收入，还能享受到资产升值带来的好处。所以，他们敢消费，敢借钱。
　　因此，政府的经济职能不转变，“国富民穷”、“官富民穷”的格局就改变不了，内需不足、准确地说是民间需求不足的格局就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转变政府职能就是要建立一个“有限”和“有效”的政府，建立一个既不“越位”、也不“缺位”而是“到位”的政府。未来我们将要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在各个权力主体之间重新配置权力，建立一套现代的政治制度，把我们的国家引向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来。在这个现代的政治制度下，公民的基本权利要得到保障，公民对政府要能够实行有效的监督和控制，政府的权力要受到法律有效的约束，包括政府和政府官员在内的所有机构和社会成员都要在社会主义法律的框架内行事。当政府的经济职能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相一致了，财富主要掌握在人民手中了，不合理的经济管制取消了，人民创造财富的活动得到保护和鼓励了， “国富民穷”格局转变为“民富国强”了，制度性的内需不足问题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这时，经济增长才是有效率的经济增长、健康的增长、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才是所有人的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够和经济同步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