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美国经历了一个所谓的“镀金时代”。这一时期，美国的工业产值迅速赶超英法德等欧洲强国，与此同时社会财富急剧积累。但这个时代恰恰也是美国历史上政治最腐败的时期，政党分赃、官商勾结、以权谋私的现象滋生蔓延，最终激起社会强烈的改革要求。
“贪污与无法无天的风气，乃是美国风气”
1905年，有一名法国人绘制了一幅美国“腐败地图”，对美国45个州的政治状况进行了区分，结果只有6个州政治清明，13个州属于部分腐败，25个州完全腐败。还有学者专门考察了美国1815年～1975年间的腐败现象，描绘了一条“腐败指数”曲线，显示美国历史上有三段腐败高发期，分别是1840年前后，1857年～1861年，1868年～1876年（腐败指数最高）。
与腐败浪潮相伴的是整个社会浮躁不安，追逐财富成为一切的中心。1873年，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镀金时代》，讽刺这个时代：“浮华而铜臭弥漫，奢靡的泡沫背后，只剩下一堆冰冷的金子，就连空气中都充满阴谋的味道。”著名记者林肯·斯蒂芬斯则针对当时的社会氛围写道，“人民并非纯洁无过”，“贪污与无法无天的风气，乃是美国风气”。
这一时期的腐败席卷美国行政、司法和立法机构，其中行政腐败最为常见，分肥制、盗窃国库、违规特许经营等比比皆是。著名参议员乔治·霍尔对那时美国官场的腐化堕落作过精彩描述：“我在政界听到政客们厚颜无耻地讲述做官的秘诀：在美国获得权力的真正方式是贿赂那些任命官员，获得官职后则利用职权实现自我野心和满足个人报复欲望。”较之中央政府的政治分肥，地方上的腐败更直接，纽约民主党组织坦慕尼协会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腐败大案不了了之
19世纪70年代初，纽约州和纽约市的议会选举处于政治组织坦慕尼协会的控制下，它垄断的市政职位多达4万个。该协会的老板特威德担任过纽约市议员和国会议员，他通过立法，推动有利于自己的新城市宪章通过，接着控制了纽约市政工程项目的提案批复大权，借此大收回扣。承包纽约市政工程的商人，有时甚至需要送上65%的工程款才能拿下一个项目。特威德还曾担任纽约市长，他在主持建造纽约政府办公大楼的时候，大肆贪污，40张椅子和3张桌子就折价17.9万美元，一只寒暑表报价7500美元。
其实1861年时，特威德还一文不名，但不过10年他就集聚了2500万美元的超级财富，有人甚至认为他的不义之财多达2亿美元。特威德和坦慕尼协会被曝光后，受到很多质疑，甚至被调查、控告，但一直安然无事。因为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卡尔多佐等人，也是坦慕尼协会的成员。在这种情况下，上百名与特威德集团有瓜葛的罪犯，即使证据确凿，也被减刑或赦免。不仅纽约一地如此，据统计，1860年～1900年，美国市政债务由200万美元猛增到14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都与城市老板及其党徒中饱私囊相关。当时的舆论这样评价：
“美国的城市政府是基督教世界中最糟糕的政府——最奢侈、最腐败、最无能。”
这一时期还有一起腐败大案值得一提。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主要股东、马萨诸塞州众议员爱米斯于1867年组建了莫比利尔信用公司，并从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和联邦政府诈骗了数千万美元。为了预防和阻止外界调查，爱米斯不惜巨资扶植代理人进入国会，同时又将若干股票以每股100美元优惠价格卖给共和党为主的国会议员。这些股票每股一年的红利就有数百美元之多。当时的美国副总统科尔法克斯就持有大量铁路股票。
1872年，事情终于败露，结果显示被骗取的工程款达9400万美元，实际工程仅使用4400万美元，其余全被公司高层和大小政客瓜分。由于国会由共和党控制，涉案议员又众多，这一沸沸扬扬的“莫比利尔信用丑闻”最终竟不了了之。不过，在1876年的总统竞选中，这一丑闻事件极大地扯了共和党人的后腿。索官不成谋害总统
庆幸的是，伴随着社会财富的扩张，美国的政治社会文明也在前进，反腐败进程缓慢而有成效。在这一过程中，行政系统反腐走在了前列，而这与一位不幸的美国总统、共和党人加菲尔德有关。
加菲尔德当选总统前就立志废掉政党分赃制，但在1881年。7月2日，即入主白宫不到4个月，他就遭一名求官未遂者刺杀。这名凶手认为加菲尔德当选总统有他的功劳。两个多月后，加菲尔德与世长辞。
加菲尔德之死引起美国举国愤慨。“每个阶级和阶层，每天都怀着忧虑、羞辱和憎恶的心情议论这一事件”，历史学家保罗·范里普在《美国文官制度史》中写道。改革派趁机加强舆论引导。美国《民族周刊》发表社论称，“我们看到的报刊，没有不在某种程度上认为这种犯罪是‘分赃制’的产物的”。很快，一场改革运动的高潮到来。1883年1月，美国国会通过《彭德尔顿联邦文宫法》，即《一项管理与改善美国文官制度的法令》，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以能力与功绩作为录用官员的依据，文宫不得因为政党关系等政治原因被免职。此后，美国通过一系列反腐法律，比如1907年的《提尔曼法案》，首次规定禁止公司和全国性银行向竞选公职的候选人提供捐款；1910年通过《联邦反腐败行为法》，开启美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先声。
除此之外，新闻媒体对美国反腐也贡献很大。1870年～1920年间，美国独立性城市报纸的比例从11%上升到62%，而腐败是新闻热点中的热点，吸引了记者们的普遍关注。著名记者林肯·斯蒂芬斯曾从密苏里城出发，沿路调查明尼阿波利斯等6个城市的政治状况，将政商狼狈为奸的现实发表于自己任主编的《麦克卢尔》杂志上，1904年又汇编成书《城市的耻辱》，在美国热销。斯蒂芬斯等一批黑幕揭发者通过自己的调查和文章，让全社会意识到了腐败的严重和危害。
多方努力使美国反腐出现了积极的成果。文首所提的美国1815年～1975年间的“腐败指数”曲线显示，美国在1914年前后曾经一度出现0.16的最低水平，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又增至0.274，但是之后，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大体在0.2的水平上，美国刹住了腐败之风。
摘自《环球时报》
“贪污与无法无天的风气，乃是美国风气”
1905年，有一名法国人绘制了一幅美国“腐败地图”，对美国45个州的政治状况进行了区分，结果只有6个州政治清明，13个州属于部分腐败，25个州完全腐败。还有学者专门考察了美国1815年～1975年间的腐败现象，描绘了一条“腐败指数”曲线，显示美国历史上有三段腐败高发期，分别是1840年前后，1857年～1861年，1868年～1876年（腐败指数最高）。
与腐败浪潮相伴的是整个社会浮躁不安，追逐财富成为一切的中心。1873年，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镀金时代》，讽刺这个时代：“浮华而铜臭弥漫，奢靡的泡沫背后，只剩下一堆冰冷的金子，就连空气中都充满阴谋的味道。”著名记者林肯·斯蒂芬斯则针对当时的社会氛围写道，“人民并非纯洁无过”，“贪污与无法无天的风气，乃是美国风气”。
这一时期的腐败席卷美国行政、司法和立法机构，其中行政腐败最为常见，分肥制、盗窃国库、违规特许经营等比比皆是。著名参议员乔治·霍尔对那时美国官场的腐化堕落作过精彩描述：“我在政界听到政客们厚颜无耻地讲述做官的秘诀：在美国获得权力的真正方式是贿赂那些任命官员，获得官职后则利用职权实现自我野心和满足个人报复欲望。”较之中央政府的政治分肥，地方上的腐败更直接，纽约民主党组织坦慕尼协会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腐败大案不了了之
19世纪70年代初，纽约州和纽约市的议会选举处于政治组织坦慕尼协会的控制下，它垄断的市政职位多达4万个。该协会的老板特威德担任过纽约市议员和国会议员，他通过立法，推动有利于自己的新城市宪章通过，接着控制了纽约市政工程项目的提案批复大权，借此大收回扣。承包纽约市政工程的商人，有时甚至需要送上65%的工程款才能拿下一个项目。特威德还曾担任纽约市长，他在主持建造纽约政府办公大楼的时候，大肆贪污，40张椅子和3张桌子就折价17.9万美元，一只寒暑表报价7500美元。
其实1861年时，特威德还一文不名，但不过10年他就集聚了2500万美元的超级财富，有人甚至认为他的不义之财多达2亿美元。特威德和坦慕尼协会被曝光后，受到很多质疑，甚至被调查、控告，但一直安然无事。因为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卡尔多佐等人，也是坦慕尼协会的成员。在这种情况下，上百名与特威德集团有瓜葛的罪犯，即使证据确凿，也被减刑或赦免。不仅纽约一地如此，据统计，1860年～1900年，美国市政债务由200万美元猛增到14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都与城市老板及其党徒中饱私囊相关。当时的舆论这样评价：
“美国的城市政府是基督教世界中最糟糕的政府——最奢侈、最腐败、最无能。”
这一时期还有一起腐败大案值得一提。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主要股东、马萨诸塞州众议员爱米斯于1867年组建了莫比利尔信用公司，并从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和联邦政府诈骗了数千万美元。为了预防和阻止外界调查，爱米斯不惜巨资扶植代理人进入国会，同时又将若干股票以每股100美元优惠价格卖给共和党为主的国会议员。这些股票每股一年的红利就有数百美元之多。当时的美国副总统科尔法克斯就持有大量铁路股票。
1872年，事情终于败露，结果显示被骗取的工程款达9400万美元，实际工程仅使用4400万美元，其余全被公司高层和大小政客瓜分。由于国会由共和党控制，涉案议员又众多，这一沸沸扬扬的“莫比利尔信用丑闻”最终竟不了了之。不过，在1876年的总统竞选中，这一丑闻事件极大地扯了共和党人的后腿。索官不成谋害总统
庆幸的是，伴随着社会财富的扩张，美国的政治社会文明也在前进，反腐败进程缓慢而有成效。在这一过程中，行政系统反腐走在了前列，而这与一位不幸的美国总统、共和党人加菲尔德有关。
加菲尔德当选总统前就立志废掉政党分赃制，但在1881年。7月2日，即入主白宫不到4个月，他就遭一名求官未遂者刺杀。这名凶手认为加菲尔德当选总统有他的功劳。两个多月后，加菲尔德与世长辞。
加菲尔德之死引起美国举国愤慨。“每个阶级和阶层，每天都怀着忧虑、羞辱和憎恶的心情议论这一事件”，历史学家保罗·范里普在《美国文官制度史》中写道。改革派趁机加强舆论引导。美国《民族周刊》发表社论称，“我们看到的报刊，没有不在某种程度上认为这种犯罪是‘分赃制’的产物的”。很快，一场改革运动的高潮到来。1883年1月，美国国会通过《彭德尔顿联邦文宫法》，即《一项管理与改善美国文官制度的法令》，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以能力与功绩作为录用官员的依据，文宫不得因为政党关系等政治原因被免职。此后，美国通过一系列反腐法律，比如1907年的《提尔曼法案》，首次规定禁止公司和全国性银行向竞选公职的候选人提供捐款；1910年通过《联邦反腐败行为法》，开启美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先声。
除此之外，新闻媒体对美国反腐也贡献很大。1870年～1920年间，美国独立性城市报纸的比例从11%上升到62%，而腐败是新闻热点中的热点，吸引了记者们的普遍关注。著名记者林肯·斯蒂芬斯曾从密苏里城出发，沿路调查明尼阿波利斯等6个城市的政治状况，将政商狼狈为奸的现实发表于自己任主编的《麦克卢尔》杂志上，1904年又汇编成书《城市的耻辱》，在美国热销。斯蒂芬斯等一批黑幕揭发者通过自己的调查和文章，让全社会意识到了腐败的严重和危害。
多方努力使美国反腐出现了积极的成果。文首所提的美国1815年～1975年间的“腐败指数”曲线显示，美国在1914年前后曾经一度出现0.16的最低水平，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又增至0.274，但是之后，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大体在0.2的水平上，美国刹住了腐败之风。
摘自《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