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15日20时，101岁的史学泰斗、教育家何兹全先生，在北京二炮总医院驾鹤西去。作为当年史语所最后一位老人，何兹全的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我生的时代，是世界、中国千载不遇的大变动的时代，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时代，”何先生曾说，“我是‘幸运’的，也是‘悲剧’的。”
　　北师大教授、历史学家瞿林东从1959年起就是何兹全先生的学生。他说，何先生的儿子、北京大学前副校长何芳川2006年去世，对何先生夫妇打击很大。不久，何先生的老伴郭良玉也先去了，这对何先生又是一个打击。
　　“何先生听力不好，但脑子到去世前一直很清醒，”瞿林东说，“他本来一直在写文章，直到老伴去世后才不再写了。”
　　去年此时，我曾去北师大红楼访问何兹全先生。我清晰地记得，何先生坐在电视机前，看冬奥会滑雪比赛的情景。那天刚下过一场雪，何先生颇有兴致，想去外面看雪景。他的学生——北师大历史系教授宁欣推他出去，摄影师还给他们拍了照。我还记得，那天何兹全先生给我们讲述过往的人事。平淡的语气，去除了一切跌宕起伏与惊心动魄。
　　何先生几乎经历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所有动荡，他本人也与中国现代史上很多重要人物有过交往。他曾给投靠汪精卫的陶希圣写信：“在重庆百万大军的基础上，对日本人才有和可谈；离开重庆，就只有投降，没有和平。”1950年回国之前，胡适曾和他谈起国内对他的批判：“国内这些人写的文章，其实不是真的在批判我，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一点我心里是清楚的。”
　　何先生的学生苏小华说，何先生上课总是天马行空。本来是在谈“魏晋封建说”、“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问题，谈着谈着，就谈到伊拉克战争、非典、东北亚的国际形势、国民党的历史，或者就谈到胡适、傅斯年、何柄棣、启功去了。
　　“何先生跟他们亲自交往过，见解往往不同流俗。” 苏小华说，“比如，说启功先生是道家，是庄子的道，不是老子的道。先生将这句话讲给启功之后，启先生说，我以后就管你叫哥了，这个哥叫得有点晚。”尽管何先生一生中的朋友形色各异，但他一直中间偏左，为人处事也始终保持中庸的态度——进步，但不过激。这是何先生一生的写照。
　　1927年，正值北伐战争。15岁的何兹全已是一名注意政治形势发展的学生。北伐军的胜利让他兴奋，他加入国民党，不久又读到陈公博主编的《革命评论》。何兹全曾说，在政治思想方面，陈公博给予他的影响很大，他加入国民党改组派，读《革命评论》，是人生长途上的一个结点。自此以后，三民主义成为他的信仰。
　　1931年，何兹全考入北平大学。北大自由的学风令何兹全受益匪浅。“那时，讲课最受欢迎的是胡适、傅斯年、陶希圣和钱穆，不仅讲课生动，而且见解独到，”何兹全说，“老一代的学者，学问基础都很扎实，前四史、十三经都可以背诵。傅斯年引用古书，要找出处，就整篇整篇地背诵，背完不在这篇，又背另外一篇。”
　　学术上，何兹全受陶希圣的影响很大，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国农民战争》和考茨基的《基督教之基础》则让他接触到了辩证法和唯物论。
　　1944年何兹全进入史语所。史语所由傅斯年于1928年创办，是当时中国最权威的学术机构，集中了陈寅恪、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李济、董作宾等一批学者。战争年代，史语所铸造出辉煌的学术成就，堪称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在史语所，何兹全写出了《东晋南朝的钱币使用和钱币问题》、《魏晋的中军》和《魏晋南朝的兵役》3篇文章。晚年，何先生回顾自己一生的学术之路时曾说，史语所的经历奠定了他一生学术研究的基础。
　　当年，傅斯年、陶希圣等人迁往台湾，爱国心切的何兹全却放弃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职位，回到大陆，落户于北师大历史系。
　　1950 年代，他写出《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一文，与毛泽东所倡的“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的论点相距甚远。尽管如此，他还是继续写出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正式提出“汉魏之际封建说”。
　　不久，史学界就开始了对魏晋之际封建社会说的批判。“文革”开始，何兹全被贴上“特务”和“反动学术权威”的标签。1970年，他被分配到临汾干校劳动两年。
　　经历了“文革”的风雨，何兹全不再与人争辩，埋头于自己的学问。1989年，标志他史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中国古代社会》出版了。这部书的主旨思想，发端于北大求学期间，历经半个多世纪，终于得以呈现在世人面前。此时的何兹全已是须发皆白的老人。
　　10年前，在《九十自我学术评述》里，何兹全写道：20 世纪30 年代初学写文章，到现在已近70 年。回头看看自己的成就，虽然有时也曾“骄傲”、“委屈”，但基本上大多时间还是虚心和甚或心虚的。客观、公平地评估自己的一生，有四字可用：“贫乏”但不“浅薄”。
　　 如今，这位谦逊的老人走了，留下的是一套六卷本的史学著作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