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中的“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在后世经学阐释中逐渐开启了“狂”与“圣”之间的分野，宋代以降屡有对“狂”“圣”分野的质疑与重释，明代关于“狂”与“圣”的讨论开始往“心学”之路上走。王阳明在致良知的思想框架中阐释“狂”及“狂者胸次”，“圣”及“圣人气象”。王阳明认为，狂者依良知真是真非而行，在行为上“嘐嘐圣人而行不揜”，有“凤凰翔于千仞气象”。他提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将成圣的根据牢牢安置于人的内心，“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将圣人之道与自己的致良知之学绾合起来，高屋建瓴地提出“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在他的思想中“狂”与“圣”渐趋弥合，在他的人格上“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也渐趋融合。“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趋融的关捩就在于“裁”。以“致良知”裁之，“狂”之资与“圣”之质在阳明的人格上趋于圆融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