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政，战国时期四大刺客之一。
　　论名气，聂政远不及同行荆轲。原因很简单，聂政最后一“刺”的对象是默默无名的韩国丞相侠累，而荆轲刺的是大名鼎鼎的秦王嬴政。
　　不过在有影响力的人群中，聂政名声一点不逊于荆轲。
　　蔡邕在《琴操》一书中对聂政大加赞赏；嵇康弹奏的《广陵散》让他名声远播；到了当代，郭沫若还根据聂政的故事写了部历史剧《棠棣之花》。
　　聂政很好地诠释了“士为知己者死”。
　　《史记》中相关记载很简单：韩大夫严仲子因与韩相侠累廷争结仇，潜逃濮阳，闻聂政侠名，献巨金为其母庆寿，与聂政结为好友，求其为已报仇。
　　三年后，聂政刺杀侠累成功，之后持剑自破其面，挖眼，最后剖腹自杀。
　　因为死前毁了容，韩国刑侦部门无法知道凶手是谁。聂政的姐姐一眼认出弟弟的尸体，痛哭后，撞死在聂政尸体前。
　　聂政刺一个小人物侠累，却能流芳百世，原因就在于结尾让人撕心裂肺，展现出一种东方独特的悲剧美。
　　聂政震撼人心之处在于刺杀成功后，面对重围，他首先想到的是死后不连累他人，用自己的剑毁自己的容。
　　东汉文人蔡邕在《琴操》一书中也记述过这个故事，内容改动很大。
　　聂政刺杀的对象变成了韩哀侯，刺杀原因变成了聂政之父为韩哀侯铸剑，因为超了工期被杀害。聂政长大成人后发誓为父报仇。首次行刺未果，聂政逃入泰山习琴。聂政漆身为厉，吞炭变其音，还击落所有牙齿，直到没有人认得出他。
　　苦练十年，聂政重回韩国，藏利刃于琴内入宫，最后手刃仇人。
　　之后的情节与《史记》描述相似，聂政自毁面容后自杀，其母认尸。
　　两个版本的故事，大多数人觉得《史记》是真实的。可是为什么蔡邕要对史实进行那么大的改动？有人分析可能是为了避祸。
　　聂政刺韩国丞相，容易被人误认为影射当时的董卓，所以改成刺韩哀侯。也有人觉得蔡邕是出于艺术感染力的考虑，让故事一波三折，更为吸引人。
　　蔡邕死了这么多年了，这个问题根本无从考证。不过，蔡邕的改编至少修补了“原著”的一些漏洞。
　　嚴仲子与侠累，谁是忠臣？谁是奸臣？史料中很模糊。他们之间的斗争似乎无关国家民族利益，纯属私人恩怨。而且严仲子其实并没有把聂政当做知己。
　　严仲子结交聂政意图明确，是一种投资，为的是让其日后为自己卖命。因此，聂政刺侠累更像黑社会性质的买凶杀人。改编成为父报仇，聂政单方面的“义”变成了纯正的“孝”，形象恐怕更为正面。
　　两个版本结尾的点睛之笔都是“毁容”。从故事情节看，《史记》中聂政毁容恐怕不仅仅为了姐姐，也是为了严仲子。聂政的姐姐认尸而自尽，固然令人钦佩。可是通过已经暴露身份的聂政尸体，很容易顺藤摸瓜抓出幕后主谋严仲子，这样一来，岂不是枉费了聂政的苦心？《琴操》中没有了严仲子这个人物，也堵住了这个逻辑漏洞。
　　看得出，蔡邕非常欣赏聂政的为人。
　　历史和蔡邕开了个玩笑，他最终也遇到了自己的“严仲子”董卓。董卓当然是个坏东西，不过他对于蔡邕却有知遇之恩。
　　当初董卓招聘蔡邕是霸王硬上弓，明确表示不去上班就诛九族。蔡邕的身份之一是史学家，他的前辈司马迁为了争取到继续写史的机会，宫刑都可以忍受。蔡邕去给董卓当差干活，当然没有宫刑难堪，所以他就去了。
　　蔡邕到了董卓手下，三天之内三次高升，官至中郎将，封高阳乡侯。
　　大凡文人，身份是老百姓时常常清高。不过其中相当一部分，给他个科长当当就能“招安”，立马变得“积极向上”。蔡邕骨子里看来也是渴望施展抱负的，所以虽然是被迫当官，虽然知道董卓不是个好鸟，却没有消极应付差事，而是时常进谏。
　　然而一介文人，有多少政治手段？进谏效果很差。后人认为董卓是扶不起的烂泥，其实蔡邕除了道德意义的规劝，也没有什么建设性的施政措施可以贡献。假如蔡邕在这一时期，一心研究他的史学、一心写他的文章、弄他的音乐，不那么卖力地参政议政，结局也许好得多。
　　后来董卓被干掉了。王允欢天喜地，众多“墙头草”也跟着“随喜”，唯有蔡邕垂头丧气，怀念对他很够意思的董卓。结果被激进分子王允杀了。
　　既然死已经不可避免，蔡邕如果痛痛快快，慷慨赴死，那么后世之人虽然会觉得他迂腐，不该这样效忠董卓，起码也会敬他是个“纯爷们”，与聂政有得一比。然而蔡邕却可怜巴巴乞求王允，只要留他一命，黥首刖足都可以，以便让他续写汉史。
　　这个请求吓着了王允，担心他在史书中把自己写成反面人物，于是杀心更坚决了。
　　蔡邕之死，非常窝囊，是一种很书呆子的死法。虽然都是“士为知己者死”，但他死后的名声远不及聂政。除了受董卓牵连，他身上着实缺一种气质。聂政展现出了震撼力很强的悲剧美，蔡邕的悲剧，只是悲剧而已。■